美法官文件塵封40年曝光！羅伯茨白紙黑字：國會無權叫停戰爭！

這樣的案件可能會讓保守派大法官有機會允許總統在沒有限制或授權的情況下發動戰爭。

“你認為總統有權在未獲民眾和美國國會批準，且無法證明國家安全面臨迫在眉睫的威脅的情況下，于明日出兵入侵伊朗嗎？”

在獨立新聞機構《杠桿》即將推出的新一季播客節目《總體規劃》中，重溫了這極具張力的一幕。在全國電視轉播的確認聽證會上，時任美國參議員喬·拜登向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塞繆爾·阿利托拋出了這個尖銳的問題。這一幕發生的近二十年后，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在伊朗挑起了新的戰火。

“這恐怕是一個尚未定論的問題，”阿利托當時回應道。“總統擁有三軍統帥的權力。我認為普遍的共識以及過往判例都支持，在國會來不及反應的緊急狀態下，總統有權自行采取軍事行動。”

如今，阿利托的這番回答已不再是塵封的歷史。本周，美國國會可能會就一項援引《戰爭權力決議》的決議案進行投票，試圖阻止或限制特朗普在伊朗發動的最新戰爭。這場戰爭既沒有國會的正式授權，也缺乏迫在眉睫威脅的明確證據。

圍繞開戰權的所有交鋒，無論是通過新的戰爭決議，還是強制執行現行法規，最終都不可避免地要對簿公堂。這樣的案件，無疑將為保守派大法官提供他們期盼已久的契機，從而徹底終結國會限制總統開戰權的能力，并明確廢除這部在后越南戰爭時代確立、卻一直備受右翼勢力質疑的法律。

頒布的《戰爭權力決議》明確規定，只有在出現正式宣戰，特定的法定授權，或美國遭到攻擊而引發的國家緊急狀態”這三種情況時，總統才能“將美國武裝部隊投入敵對行動，或投入到根據情況明顯即將卷入敵對行動的局勢中”。

自從國會推翻時任美國總統理查德·尼克松的否決并強行通過該法律以來，保守派便一直試圖對其加以限制，甚至將其架空。

在這場針對該法律的攻勢中，除了阿利托，現任美國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也扮演了關鍵角色。

在一份題為“戰爭權力問題”的備忘錄中，當時還在羅納德·里根政府白宮法律顧問辦公室擔任助理的羅伯茨，建議政府反對一項向參與黎巴嫩未授權軍事部署的退伍軍人提供稅收優惠的法案。羅伯茨的理由非常直接：政府應反對該法案，僅僅因為它提及了國會擁有宣戰的憲法權力。

“我認為我們不想承認國會在終止黎巴嫩軍事行動方面具有任何決定性作用，即便是通過向總統提交聯合決議的形式，”羅伯茨在備忘錄中寫道。就在他撰寫這份備忘錄的幾個月前，國會剛剛通過了一項關于黎巴嫩的戰爭權力決議，意圖限制總統維持軍隊部署的權力。

盡管里根最終簽署了這項決議，但他當時公開發表聲明稱，“施加這種武斷且不靈活的最后期限，是對總統為了美國國家安全利益而部署武裝部隊權力的不智限制”。

羅伯茨隨后寫道，該法案“將被修改，從而刪除任何提及國會在終止黎巴嫩行動中作用的表述”。

在最高法院提名確認聽證會上，立法者曾直截了當地詢問羅伯茨，國會是否擁有阻止戰爭的權力。羅伯茨始終沒有正面回答，只是敷衍稱國會“掌握著錢袋子”，并表示他無法回答一個假設性問題。

“我認為這個問題無法在抽象層面給出答案，”羅伯茨稱，“你需要了解具體的背景、確切的事實以及立法的具體內容……行政部門的論點將依賴于總司令的權威以及由此衍生的任何權力。因此，這不是一個可以脫離實際來回答的問題。”

在限制總統戰爭權力的議題上，美國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布雷特·卡瓦諾的態度似乎有些搖擺不定。在一份上訴法院裁決中，這位保守派法官寫道，“在可受司法審查的案件中，法院不應在執行對戰時活動的憲法和法定約束上有所遲疑”。

但卡瓦諾同時補充說，法院不應“單方面施加限制美國官員戰時活動的新邊界”，并引用了最高法院此前的裁決，稱法院“應給予最寬泛的解釋空間，以維持”總統在國家安全方面的權威。

此外，保守派大法官克拉倫斯·托馬斯也曾對國會是否有權限制總統涉及國家安全的權力提出過質疑。在最高法院一起案件的反對意見中，托馬斯寫道，憲法賦予總統在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上的“主要責任”。

“因此，本法院……曾裁定總統擁有保護國家安全的憲法權威，并且這種權威伴隨著廣泛的自由裁量權，”托馬斯寫道。“誠然，國會在外交事務和國家安全方面都扮演著重要且不可或缺的角色。但必須認清一點，司法干預這些領域，將破壞把主要責任賦予單一行政官的初衷。”

在協助挑選保守派最高法院大法官方面，聯邦黨人學會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其前執行副總裁倫納德·利奧在這一進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他利用數十億美元的隱秘資金網絡，幫助富裕的財團和個人隱匿他們對保守派事業的政治獻金。

《杠桿》的一份調查報道曾揭露，與利奧有關聯的隱秘資金網絡，是如何暗中協助億萬富翁、化石燃料帝國和軍火商，為那些鼓吹對伊朗開戰的反穆斯林智庫提供資金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