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惡的勞務派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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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委員建議廢止勞務派遣制度，在輿論場引發強烈共鳴。這一提議之所以一呼百應，不僅因為它戳中了無數勞動者長期以來的痛點，更在于其背后蘊含著深刻的政治哲學邏輯——正如美國政治哲學家約翰·羅爾斯在《正義論》中所言：“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勞務派遣早已偏離“靈活用工”的初衷，異化為一套權責割裂、成本轉嫁、身份歧視的用工機制，廢止它，不是激進之舉，而是讓勞動關系回歸公平與正義的必然選擇。

勞務派遣的設計初衷，本是為企業應對臨時性、輔助性、替代性崗位提供彈性補充，是兼顧效率與靈活的制度嘗試。可在現實中，這條底線被屢屢突破：從工廠車間到寫字樓，從基層服務到機關事業單位輔助崗，大量本該長期穩定的崗位，紛紛披上“勞務派遣”的外衣。它不再是用工的“補充項”，反而成了規避責任的常規操作，這恰恰印證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深刻判斷：資本會不斷變革勞動過程的技術條件和社會組合，以提高剝削率，而勞務派遣正是資本實現去勞動關系化、追求剩余價值最大化的精巧裝置。

這套制度最核心的問題，是人為把完整的勞動關系一分為三：用工單位只管用人、管人，卻不直接承擔雇傭責任；派遣公司只管簽合同、抽管理費，卻不真正保障勞動者權益；而身處其中的勞動者，干著最實在的活，卻頂著“非正式”的身份。同工不同酬、社保差異化、晉升無通道、維權無人管，一旦出現糾紛，兩方主體互相推諉，勞動者往往陷入投訴無門的困境。

這種“用人不養人、雇人不負責”的格局，本質上是對羅爾斯“機會平等原則”的背離——羅爾斯強調，社會和經濟制度應確保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所有職位和地位都應在公平的機會下對所有人開放，而勞務派遣所制造的身份壁壘，恰恰讓千萬勞動者被排除在公平機會之外，淪為職場“二等公民”。

勞務派遣其實不是什么新東西，以前的國營單位就有“正式工”“合同工”之分，而勞務派遣的本質是把這種身份差異通過普遍性的社會制度給正式確立了下來，這是典型的社會性暴行，它在根子上就是非正義的。

深入剖析便會發現，勞務派遣的本質，從來不是提升就業靈活性，而是風險隔離與成本轉移，這一現象背后，更是資本與勞動權力失衡的集中體現。列寧在分析帝國主義時期的勞資關系時曾指出，壟斷資本通過創造不同層次的勞工群體來阻礙階級意識的形成。如今，勞務派遣所制造的正式工、派遣工、外包工的身份分層，正是這一邏輯的當代延續：通過待遇差異、身份區隔，碎片化勞動者的集體認同，讓個體維權在資本編織的權力網絡面前不堪一擊，最終實現資本對勞動的精準控制與深度剝削。

普通人除了在待遇上的巨大差異體感，還存在一個政治哲學上的“隔離效應”——第一階層通過第二階層將自己與第三階層徹底隔離了開來，他只需要與第二階層打交道，實際上執行中產生的各種矛盾，交由第二階層與第三階層去爭斗，他則高枕無憂。勞務派遣，實際上就是這個“第二階層”。它承上啟下，干最吃力的活兒，吞最不是滋味的果兒，挨最多的罵，兩面不是人，可你不干有的是人干，那么多第三階層還想成為勞務派遣呢……

更值得警惕的是，勞務派遣的泛濫，正在侵蝕整個勞動力市場的根基，違背了“正義高于效率”的基本準則——羅爾斯在《正義論》中明確主張，正義是優先于效率的，一個社會即便效率再高，若其基本結構不正義，也無法稱之為合理的社會。當穩定雇傭不再是主流，當勞動者長期處于缺乏保障的狀態，歸屬感、職業技能積累、消費信心都會隨之削弱。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視角來看，這正是勞動異化的新表現：勞動者不僅與其勞動產品、勞動過程相異化，更與獲取勞動報酬的基本權利相異化，勞動不再是人的自由自覺的活動，而淪為純粹的生存手段，這與羅爾斯所追求的“作為公平的正義”的社會理想，形成了鮮明的反差。

委員建議廢止勞務派遣，并非否定合理的靈活用工，而是清除被異化的制度漏洞，讓勞動關系回歸“人是目的，而非手段”的核心價值——這既是羅爾斯正義理論的核心訴求，也是馬克思主義勞動觀的基本主張。真正的靈活就業，應當是權責清晰、保障到位的自愿選擇，而非被迫接受的“二等身份”。

如果社會是一個正式社會，就不該有什么勞務派遣、臨時工、合同工、背鍋人，大家都應該是正式工，是這個社會的正式一員。堂堂正正的社會人，彼此之間即便有齟齬也應當是旗鼓相當、門當戶對，而不是“你們底下自己斗去吧，與我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