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昌：我與高銘暄教授師生情誼的不解之緣

高銘暄老師走了，享年98歲。高老師是學界公認的刑法學第一泰斗，也是第一壽星。98歲是高壽，但高老師成為百歲老人一直是大家共同的期待。高老師生前自律自立，他那矯健的步伐、洪亮的聲音、精力過人的狀態，一直成為后輩們為之羨慕和傳為佳話的偶像。

高老師的離世出乎意料，令人痛心，也喚起了我多年來難以忘懷的一些深刻記憶。我雖然不是高老師的親學生，但“不是親學生，勝似親學生”是我在高老師眾多親授弟子面前常常自夸的一句口頭禪。

前些年我出版論文選集《與法治同行》時，高老師為該書撰寫的序言情真意切、語重心長。他的親學生盧建平不無疑惑的說，高老師的親學生都難求到這種傾情關愛的“親序”，高老師為什么對你如此厚愛？你真是太幸運了！

圖為高銘暄老師為《與法治同行》所作序言

2023年高銘暄學術館開館典禮時，我看到一樓展廳中最顯著的位置并擺放著我1987年出版的生平第一篇論著《刑罰目的論》的手抄稿和高老師序言的手稿，我著實為之一震！那篇手稿我自己都沒有了，高老師竟然保存了幾十年，而且將他為我作序的手稿一并展出，又擺放在最顯著的位置。當時在場的姜偉、胡云騰等人羨慕忌妒地說，連我們這些親學生都沒有這種待遇，可見高老師對你是何等厚愛！感動之余，我又情不自禁地對他們說出了“我不是親學生，卻勝似親學生”的那句口頭禪。事后，我復制了展廳里的那部原稿和序言手稿珍藏起來。

圖為高銘暄老師序言手稿原件、《刑罰目的論》手抄稿復印件以及田文昌的現場照片

我與高銘暄老師的師生情緣要從40多年前說起。1980年至1983年我在西北政法學院（西北政法大學前身）讀研的時候，曾有一段國人少有的“游學”經歷。當時我利用寒暑假時間在我兩位導師的支持和引薦下，拜訪了國內五院四系加社科院法學所和公安大學的刑法學界的諸多前輩學者。其中，人民大學的高銘暄教授、王作富教授，北京政法學院（中國政法大學前身）的曹子丹教授、武漢大學的馬克昌教授是我拜訪次數最多、受教最深的幾位恩師。當時的條件較差，教授們沒有單獨的工作室，都是在家中接待我。前輩們那些不吝賜教的諄諄教誨，我至今記憶猶新。其中，我向高銘暄老師的求教次數最多也受益最深，而最令我感動且終身難忘的是我撰寫學位論文時的一次拜訪。我當時寫的論文題目是《論刑罰的目的》，但與此題目相關的參考書在國內極少。我那一次到高老師家中去求教，正值老人家腰病發作，不能下床。高老師忍著病痛躺在床上跟我深談了兩個多小時，而我則因求教心切而忘了時間和高老師的健康，至今還為我當年的少不更事而追悔。臨別時，高老師躺在床上用手指著他的書架上的兩本厚厚的關于刑罰學的俄文專著，讓我帶回去作為撰寫論文的參考書。后來，我如獲至寶般將這兩本書全文復印裝訂成冊，正是這兩本俄文專著成了我撰寫學位論文的唯一的參考資料。高銘暄學術館建館后，我在家中找到了其中一本的復印件，送給了學術館作為永久的紀念。

高老師不僅為我撰寫論文給予指導，還在我論文評審時予以支持。在當時的環境下，學術氛圍是比較保守的，關于刑罰目的的問題尚無人論及，而我論文中的觀點在當時看來又顯超前。所以在西北政法學院評審時遭到了質疑，雖然我得到導師的支持，卻難過領導的評審關。而在此關鍵時刻，又得到了高老師的鼎力支持。高銘暄、曹子丹、馬克昌三位老師都對我的論文做出了肯定的評價，高老師的評語更是中肯、明確、不容置疑。我的學位論文在校內終能獲得通過,離不開高老師的教誨和支持。

1983年碩士研究生畢業后，我分配到中國政法大學任教。本來有機會去做高老師的博士生，但因年齡和家庭的原因需要盡早工作而放棄了這個機會。雖然如此，我與高老師的情誼并未淡漠且日益加深。

1985年，我到中國政法大學將近兩年時。因房屋拆遷使家屬陷入住房困境，按照當時的政策，中國政法大學五年之內又不能解決家屬戶口進京問題。正在無奈之中，我聞知深圳大學要設立法律系，并聘請高銘暄老師幫助組建。于是，我就斗膽去找高老師，想請他推薦我去深圳大學并解決家屬調動問題。而高老師竟欣然允諾，并把我帶到即將去深大擔任系主任的人民大學李澤佩教授家中做好了安排。

這種雪中送炭般的支持與關愛使我終生難忘。后來，當我懷揣高老師的承諾，底氣十足的回到中國政法大學請求調動時，卻被時任校黨委書記的陳卓部長以破格調家屬進京的厚愛而強力挽留了。我于是因禍得福而留在了中國政法大學并提前調來了家屬，但對高老師的關愛和支持仍然不能忘懷。在百般無助的困境之中，那種關愛的溫度是可以想象的。

1987年我的第一本論著《刑罰目的論》出版是高老師作序，就是學術館展示的那部手稿抄本和高老師的序言手稿。

2017年我的學術論文選集《與法治同行》出版，又是高老師作序，就是被他的親學生羨慕的那個“親序”。

從80年代初我讀研期間向高老師拜師求教開始，直到如今，幾十年來高老師對我的教誨與支持從未間斷過。在我1995年從中國政法大學辭職做律師以來，高老師不僅一直做京都律師所的專家顧問，更是對京都所關愛備至，對京都所的活動有請必到。可以說，我個人的成長離不開高老師，京都所的發展也離不開高老師。

回顧與高老師這種不解的師生情緣，感慨萬千！作為一名高老師的編外學生，我尚能深得高老師的如此厚愛。可以想象，高老師對那些眾多的親授弟子一生中傾注了多少心血。這就是大愛無疆！

高老師的一生不僅教書，而且育人。他的言傳身教潛移默化的影響帶動了一代又一代的法律學子。而這些人正在各種不同的崗位，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推動著中國的法治進程。

高銘暄老師無愧于“人民教育家”這個稱號。這種“無愧”不僅在于官方的認可，更在于人們發自內心的認同！

高銘暄老師的精神永存！

田文昌于2026年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