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叔同與莎士比亞

（來源：天津日報）

轉自：天津日報

　　李叔同（1880—1942）是中國話劇史上重要的開拓者之一，1906年與曾孝谷等人在日本東京發起成立了“春柳社”，為中國話劇早期重要的藝術團體；1907年2月，他在東京參與演出《茶花女》第三幕，觀眾達兩千多人，這是中國話劇演員首次完整演出西方話劇選段。李叔同之所以在中國話劇史上作出開創性貢獻，與他對包括莎士比亞作品在內的西方戲劇的學習借鑒有密切關系。

　　作為世界一流戲劇大師的莎士比亞（1564—1616），其作品《哈姆雷特》《威尼斯商人》《奧賽羅》《理查三世》《羅密歐與朱麗葉》《麥克白》《裘力斯·凱撒》等，在1860年代就被西方專業劇團、業余劇團等搬上了上海的舞臺并反復上演；還有教會組織、學校團體舉辦的莎士比亞主題晚會、公開講座等，以朗讀、演唱和講座等形式展現，使觀眾直接感受到莎士比亞戲劇的藝術魅力，為中國話劇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劇場效果。多種形式的呈現、推廣，帶動了莎翁戲劇的翻譯、改編，培養了一批表演西式戲劇的人才，李叔同即是受益者之一。

　　李叔同對莎士比亞的了解、學習和借鑒，有跡可循。首先可以明確的是，李叔同在創辦春柳社之前就對莎士比亞的作品有所接受，直接證據是他1904年作于上海的詩《滑稽傳題詞四絕·優孟》：“中原一士多奇姿，縱橫宇合卑莎維。人言畢肖在須眉，茫茫心事疇誰知？”“莎維”下有其自注：“莎士比亞、維白新德。”詩中認為中國古代優孟的才智不在西方莎士比亞、維白新德之下，從“縱橫宇合”“茫茫心事”等句中可見李氏抱負，有心以戲劇振興國家，改良社會。這種情懷既是他從事話劇事業的初衷，也是他日后發起成立春柳社的主旨。

　　另一方面可以確定的是，李叔同對莎士比亞懷有崇敬和仰慕之心。1912年，他曾題寫并設計“沙翁墓志”。關于此事有一個引子，李叔同友人葉楚傖仰慕葉紹袁及葉小鸞，幾經考證后發現自己與他們竟屬同支，于是“泛舟吳江東南隅之汾湖，尋訪位于葉家埭一帶的午夢堂舊址，及大富圩寶生庵之側的葉小鸞塋墳”。蘇曼殊為葉楚傖作《汾堤吊夢圖》，表現其魂牽夢縈之情。李叔同看到此畫后很快就將之發表在其主持的《太平洋報》上，同時還刊出他自己題寫的“沙翁墓志”，當時被人稱為“雙絕”。葉氏所吊為所崇敬之先人，李叔同所吊為仰慕之劇作家，有異曲同工之妙。該圖的中間為莎翁自撰墓志，上面為李叔同所題“沙翁墓志”四字，左上角為李叔同所譯近代英文，右上角為其跋文：“《沙翁墓志》書法古穆，相傳為沙翁自筆。文字亦奧衍，不可猝解。今譯為近代英文如左。”他還將墓志譯為中文：“君亦顧諟天之明命，勿傷吾骨。有保吾之墓者，吾必佑之；有移吾之骨者，吾必殛之。”

　　此外，也有資料表明李叔同曾認真研讀過《莎士比亞全集》英文原著。與其關系密切的學生豐子愷曾說：“李先生在南洋公學時英文學得很好，到了日本，就買了許多西洋文學書。他出家時曾送我一部殘缺的原本《莎士比亞全集》，他對我說，‘這書我從前細讀過，有許多筆記在上面，雖然不全，也是紀念物。’”可見李叔同很重視對莎士比亞原著的學習，在書上留下很多筆記。但豐子愷認為李叔同在南洋公學時才學英語，1905年到日本后才購買并閱讀莎士比亞作品集，卻與事實不甚相符。從李叔同致師友的信中可知，1896年他在天津時即開始學習英語，打下良好的基礎，在去日本之前已經接觸了莎士比亞作品，證據即是前面所舉1904年所作《優孟》之詩。

　　從李叔同對莎士比亞作品的熟稔程度不難推斷，其話劇事業起點很高，始終是在對世界一流戲劇的接受中展開。其接受過程約可分為幾個階段：第一階段，18歲（1898年）之前，李叔同主要生活在天津，1880年代即有多種西方戲劇在天津進行公開性質的商業演出，使他初步接觸到西方戲劇文化。第二階段，自1898年至1905年，李叔同在上海，有更多機會接受莎士比亞戲劇。他熱衷演劇，活動范圍與中國話劇發展軌跡多有重合。如1901年至1902年，他在上海南洋公學學習，該校在中國較早開展話劇演出，他是主要演員之一。1903年，李叔同在上海圣約翰大學任國文教授，該校設有莎士比亞研究會，校內自1896年開始即演出《威尼斯商人》《哈姆雷特》等莎劇片段。李叔同任教這一年，校內曾演出《亨利八世》中的“審判”片段。此外，西方專業劇團在上海的莎劇演出，數量和質量也頗為可觀，形式亦多樣；還有以莎劇為主題的朗讀會、講座等多種公開活動，逐漸獲得國人的關注和參與，李叔同本人更是浸潤其中。

　　1905年8月，李叔同離滬至日本，在東京繼續接觸莎劇，與友人一起創辦春柳社，演出《茶花女》《黑奴吁天錄》等劇，引來觀眾和戲劇界人士的高度贊賞。1908年參加第四次公演后，李叔同漸漸退出春柳社的演出，醉心于油畫和鋼琴。1911年，李叔同回國后，莎劇在天津、上海兩座城市蓬勃發展，西方劇團的莎劇演出達到盛況，其中彭德門劇團1911年6月曾來天津演出，馬西森·朗劇團1912年1月也曾來津演出。莎士比亞受到文化界較為廣泛的關注，如1911年《小說月報》刊發莎士比亞的大幅照片；1913年上海城東女子中學用中文演出由《威尼斯商人》改編的莎劇《女律師》，李叔同曾在此校任教，雖然他已經不再演劇，但對莎士比亞戲劇仍極為關注，1912年為莎士比亞題寫并設計“墓志”，即是最佳證明。李叔同不是孤立地接受莎士比亞作品，而是對西方文學整體有所觀照，他于1913年還撰寫了文章《近代歐洲文學之概觀》，第一章為“英吉利文學”，這使其對莎劇的地位和價值有較為深刻全面的認知。

　　莎士比亞戲劇對李叔同的影響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使其超越書面傳播的局限，直接欣賞到原汁原味的西方戲劇表演藝術，有助于其舞臺實踐的成功；另一方面有助于其向世界一流戲劇看齊，領悟并學習世界經典戲劇精神。今天，在回顧李叔同藝術成就的同時，我們更應學習他的眼光與襟抱——把外來文化的精華與本土文化相融，并以此豐富本土文化，創造性地發展中華傳統文化，構建起具有嶄新內容和形式的高層次文化藝術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