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中式婚姻里，清代文人如何談情說愛？

“同聲若鼓瑟，合韻似鳴琴。”

傳統詩詞里描摹的中式婚姻，總帶著一份相敬如賓的溫柔。可在當下的視角里，提起帝制時代的婚姻，我們總習慣性貼上“禮教束縛””父母之命““包辦婚姻”的標簽，仿佛那些歲月里的夫妻，只剩被規訓的無奈，沒有真實的情感。

漢學家盧葦菁教授的新作《執子之手》，卻打破了這份偏見。她通過對清代現存文人詩文手稿的大量檢索與分析，從一封封書信、一首首唱和詩、一幅幅手卷里，打撈起清代文人夫妻的真實情感世界。書中不談空泛的歷史框架，只講具體的人、具體的事，讓我們看見：在包辦婚姻的外殼下，帝制時代的男女，尤其是那些有才情的女性，如何在禮教的縫隙里，培育愛意、堅守自我，活成了婚姻里的主導者。

這本書從不是為傳統婚姻翻案，也不回避與否認傳統婚姻與帝制時代中個體在宏觀時代背景之下的掙扎與痛苦，而是讓我們跳出非黑即白的評判，看見制度之下，最鮮活的人性與最真實的溫情。

《執子之手》

2026年2月

閨房書案，才女的自我與堅守

明清之際，商品經濟的發展與印刷業的繁榮，使江南地區逐漸形成獨特的“才女文化”，部分女性得以接受系統的家庭教育，一些女性甚至在環境與資源的激勵下開始自學詩文。

文史知識成了她們表達自我的語言工具。在柴米油鹽、婆媳糾葛、禮教規訓交織的閨房里，一方小小的書案，成了她們安放內心、鐫刻情感的專屬天地。

盧葦菁用一個個真實個案，讓我們看見這些知識女性的婚姻模樣：金禮嬴與王曇離群索居，以詩書相伴，把日子過成了獨屬于二人的“隱秘生活”；郭潤玉與李星沅將日常聯吟的詩作匯編成集，文學不僅是愛好，更是二人的人生旨趣。教育搭建起夫妻間深層的精神橋梁，也讓佳偶婚姻，成為清代婚姻里真實存在的模樣。

這份女性的學識，在家庭層面，更有著實實在在的價值：她們能擔起子女的啟蒙之責，也能從醫書中習得護理調理的知識，成為照料家人的重要支撐。而當婚姻出現裂縫，這份才情，更成了她們表達與抗爭的底氣。

徐德音以詩歌調笑諷刺，將對丈夫的勸誡與不滿藏進字句；陳蘊蓮以詩畫記錄自己為夫家的付出，也寫下被辜負的創傷，把私人的悲喜，變成了能被后世看見的歷史。這些文字與圖像，既是情感的出口，也是尊嚴的見證。

當然，盧葦菁也沒有將教育過度浪漫化。她如實記錄著另一種現實：當女性的才情不被丈夫與家庭理解，這份與眾不同的學識，反而可能成為家庭矛盾的導火索。這才是歷史的真實。

禮教之下，夫妻間的相親與相處

傳統文學里，月亮總與失意相伴 —— 是詩人獨酌的孤寂，是游子思鄉的惆悵，是亡國之君的悲嘆。

但在《執子之手》里，月亮卻有了新的模樣：它是清代夫妻間的“浪漫媒介”，照見的是夫婦并肩、共享夜色的溫情。

清代藏書家孫星衍與妻子王采薇，便是在禮教的框架里，尋到了屬于二人的相處之道。

二人常以詩文唱和，在“克己”的道德要求與大家族共居的束縛下，努力探索著彼此舒服的相處方式。大家族里，夫妻的私密空間本就寥寥，偏偏王采薇體弱易失眠，于是每到夜晚，二人便熄燈開簾，伴著月色緩步閑談。片刻的月下相依，成了他們掙脫禮教規訓的溫柔瞬間，月亮在他們的詩作里，褪去了孤清，展現的是相守的暖意。

這正是《執子之手》最動人的地方：它關注的，正是那些“發生在禮教之內，卻不被禮教定義”的婚姻實踐。

清代的文人夫妻，從不是禮教的被動接受者。他們在詩文唱和、聯吟治印、結伴同游的日常里，悄悄建立起屬于二人的情感聯結。官方的儒家話語，總強調夫妻有別、內外分工、等級秩序，可在煙火日常里，夫妻二人會在有限的空間里協商、調整，把規訓，變成適合彼此的相處方式。這些溫柔的努力，未必會被寫進正史，卻真實地藏在每一個平凡的日子里。

作者通過本書提醒著我們：封建時代的禮教壓力、性別不平等、大家族的利益糾葛，從未消失。但正是在這些重重限制之下，那些夫妻對情感的追求，才更顯珍貴——他們從未放棄認知自我的情感需求，也從未停止探索屬于自己的婚姻形態。

以文寄情，那些說不出口的愛與怨

費孝通在《生育制度》談到，自古以來，中國傳統社會將婚姻置于一種宏觀的功能之中，而回避、甚至壓抑著夫妻之間個體的情感需求，夫妻之間的相處與情感被加諸了許多的規范。

但是夫妻間的情感，并非不能抒發，而是被要求”合乎規范“。于是，書寫，便成了這份情感最合法、也最溫柔的出口。

清代的文人夫妻，將說不出口的愛與怨、思念與遺憾，都寫進了詩里、信里、畫冊里。相守時，一句詩文唱和，便是日常的溫情；當陰陽相隔，一篇悼亡詩、一方墓志銘，便成了思念的延續，讓情感跨越生死。

而男性文人，也會將這份情感書寫追溯至經典，為自己的真情流露找到文化依據，讓“言情”，不再是逾矩的行為。

書寫，從來不止是情感的表達，更是普通人的身份實踐。

對男性而言，一篇情真意切的悼亡詩，是對亡妻的思念，也是塑造自身深情形象的方式；對女性而言，書寫的意義則更為厚重：它是婚姻失意時的情感宣泄，是試圖扭轉婚姻局面的工具，更是為自身行事正名的策略。

就像陳蘊蓮，用詩句清晰地寫下自己為夫家的所有付出，也寫下丈夫的負心之舉，她要的，從來不是一句道歉，而是讓后世看見自己的堅韌，為自己的人生，寫下最有力的注腳。

在那個不鼓勵直白言情的時代，情感從未消失。它只是被人們認真地書寫下來，藏在字里行間。如今，借助文字，我們得以看見普通人如何將自我情感融入歷史之中，讓后世之人能夠透過這些情感，觀照宏大歷史敘事下個體的鮮活。

打破刻板，清代五光十色的“包辦婚姻”

提起清代的包辦婚姻，我們腦海里最先浮現的，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盲婚啞嫁，是父權制下女性的身不由己，是貞節、孝道裹挾下的悲劇。

這些傷痛，的確是傳統婚姻的真實切面，但絕不是全部。本書用一個個被忽略的細節告訴我們：包辦婚姻，從來不是單色調的陰幽脈絡，而是一幅足夠復雜、五光十色的社會鏡像。

作者盧葦菁搜集了清人夫妻結伴出游的記載，字里行間，皆是年輕夫妻對小家生活的向往，他們早已察覺儒家禮教對女性的空間禁錮，并用自己的方式，悄悄反抗；

在父權濃厚的時代，男性三妻四妾是社會常態，可當時的社會，也有對忠貞不二的“義夫”大加推崇，讓“忠貞”，成為夫妻雙方的雙向道德期許；

在生育被視為婚姻核心功能的年代，有些佳偶夫妻，也將二人的情感放在首位——他們的詩文里，滿是彼此的相處日常、心意相通，卻幾乎不提后代，于他們而言，或許，兩個人的生活才是重要的。

這些細節，一點點穿透了我們對傳統包辦婚姻的刻板認知，也正是《執子之手》的創作初心：讓我們看見，規訓之下的包辦婚姻里，也藏著鮮活的個人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