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文化】釣魚城臥佛：在風與巖之間醒來的故事‖袁東山

釣魚城臥佛

在風與巖之間醒來的故事

袁東山

乘嘉陵江的風自重慶一路往上，可見釣魚城的山脊把云掰成兩半。山巔云根處九口鍋、釣魚臺西側崖壁上，有一處天然凹龕，臥佛正隱其間。臥佛長11米，右脅而臥，頭西腳東，背北面南。肉髻與右旋螺發清晰，袈裟貼身、衣紋細密，兩足并置，雙龍護體。佛身周圍是翻卷的祥云，下緣一道深裂的巖縫，讓整尊造像宛如“憑虛而臥”。臥佛周邊并見多組題刻與風化得僅存輪廓的小型坐佛群，反映了該處曾經密集的造像與題刻活動。

一、臥佛何古，歲月留痕

臥佛頭頂，王休書“一臥千古”四字，筆力雄健，氣勢開張。字口灰白，韻味十足，動感躍然石上。其刻石工藝與1944年彌勒佛崩塌后巴縣縣令杜兆麟在劈裂處留下的“古釣魚城”四字頗為相近，說是“南宋碑刻”，但更接近民國的刀法與風格。辛亥革命時期，夏之時身邊確有一王休，“一臥千古”疑出其手。1944年崩塌的彌勒佛，21世紀初，竟然在山下被合州的凌澤欣先生尋得，并鳩工建成飛來寺，鑄就一段當代文保的佳話。

九口鍋南崖，現存十余塊宋代題刻，出自宋室宗親、官宦名流、科舉文人，內容多記宴飲餞別，反映了當時真實的觀感與情愫。

這些題記勾起我對臥佛開龕時間的極大興趣。從邏輯—方法—結果三個維度考察，可大體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20世紀50年代至2002年。

當時的認知為：臥佛開龕年代應與護國寺始建時間相同，確認時間點的關鍵信息在于弄清護國寺開山和尚是誰。西南師范學院歷史系師生在1962年初撰寫出版的《釣魚城史實考察》中認為，首任和尚系合川本地“回石頭”，據此推定護國寺的開山與臥佛的開龕均在南宋紹興年間。

第二階段：2003年至2014年。

2003年出版的《合川釣魚城》，直接將“石頭和尚”確定為唐代名僧，即希遷禪師（700—790）。2009年《合川·釣魚城——一座震撼古今的城塞》大致沿襲此說，并據此將南宋紹興年間的相關活動理解為對護國寺的擴建。然而，唐代希遷和尚主要生活于盛唐至中唐，活動區域以湖廣一帶為主，未見至合川的史料記載，故“臥佛唐代說”缺乏堅實依據，不宜采信。至于修建護國寺的“石頭和尚”，《合州志》有載，其為“合州人，俗姓郝，因鑿石而開悟”，并與南宋初年重慶狀元馮時行有詩歌唱和，護國寺始建于紹興年間的可能性較高。

不過，上述推論在邏輯、方法與結果層面仍存在兩個問題：

一方面，自紹興以來，護國寺歷經數度毀壞與重建（至少宋元戰爭、明末均有毀于兵火的間接記載），目前缺乏扎實系統的基礎研究。

另一方面，臥佛與護國寺雖有關聯，并非必然同時代。臥佛的開龕時間在南宋以來皆有可能，具體判定只能回到臥佛本體的系統考察上。

第三階段：2015年至今。

2015年，西華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符永利先生對釣魚城摩崖造像開展較系統的綜合考察與考古類型學研究，推斷臥佛始鑿年代在南宋紹興年間，下限至遲不晚于南宋筑釣魚城之前。該結論較此前更為合理，但仍有繼續斟酌與細化的空間。

近年，筆者引入考古層位學（亦稱考古地層學）的方法，對臥佛周邊摩崖題刻進行系統研究，獲得更清晰的時序。層位學的要點在于：將人類活動遺跡細分為最小單位，觀察單位間的疊壓與打破關系，進而判定其相對早晚。該方法移植至崖壁同樣有效——將每方題刻視為獨立單位，依據完整、殘缺、被打破與否等現象，建立若干早—晚組合；再通過碑刻釋讀獲取可確證的紀年點，即可將相對時序與絕對時間串聯為一條較長的時間鏈。

證據一：臥佛上部巖檐之宋代題記。

在臥佛上部巖檐可見一方宋代題記，其下部在后期開龕時被打破。題刻殘文如下：

“淳祐庚戌……月三日，沔……三……鳯……李佚……緣……講餞……之上……行景……友諒……”

其中，“淳祐庚戌”即淳祐十年（1250），正是余玠治蜀后期，宋元戰爭如火如荼。此外，臥佛四周還有大量南宋文人宴飲游樂的題記，在人文昌盛的宋代，以社會精英的素養，在佛祖涅槃像前設宴的可能性極低。更關鍵的是，該題記在層位關系上被開龕打破，年代早于臥佛本身。此處證據鏈表明：臥佛開龕一定晚于宋元戰爭。

證據二：臥佛頭頂“塔幢圖”部位的三方題記。

通過細致觀察，可辨識出三方彼此打破的題記，且可依字徑大小分為“大字—中字—小字”。

大字題記：面積與字徑均大，現多已模糊，但能確認其被后期開龕打破；

小字題記：字口淺、風化重，仍可辨出“民國”二字；

中字題記：相對清晰，同樣被佛龕打破，尤其“塔幢圖”下“碑”部，在人工鑿平過程中磨平了該范圍內題記的所有文字，而“塔幢圖”是臥佛不可或缺的有機組成部分。可見其題記時代早于臥佛。

中字題記可識片段：“……合州……民……陳……江巖……唐宋……國惠民……”。其中“唐宋”二字并稱，多見于宋代以后的回望式表述，故題記年代為晚于南宋的元明時期。

據此，三方題記的疊壓—打破順序為：臥佛→中字題記→大字題記。綜合以上層位學證據，臥佛的時代不可能早于元明時期。

另外，大量考古與文獻材料顯示，釣魚山在元代一度處于相對荒蕪狀態，至明中期前后始見復興與開發，包括川渝地區的長江流域在明代普遍出現一種“仿宋”文化偏好，無論建筑、書畫，皆追摹宋風。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在釣魚城臥佛保護過程中，新發現了臥佛身上的龍紋，具有較強的明式風格。釣魚城因宋元戰爭的厚重歷史而擁有獨特的文化情結與地方記憶，地方人士很可能借開鑿臥佛來表達對宋風的崇尚與突出地方性的文化取向。于是，釣魚山上遂出現了“具有宋代風格特征的明代佛龕”。這一歷史景觀，形似宋、時屬明，既是時代審美與地方精神的折中，也是記憶政治與文化心理的物化呈現。

二、維修保護，勢在必行

2018年釣魚城臥佛保護性維修以前，走近可見臥佛身上滿是歲月滄桑：砂巖經年受熱、受潮與人為影響，有殘缺、片層剝落、粉化、起翹等現象；彩繪也開始起甲、脫落。2018 年起，一支多學科團隊進場，做了一件功德無量的事：保護性維修。

他們用物理、化學、生物、地質與測繪等方面科技手段，對臥佛的病因、危害進行探測，做出完整的三維模型。在維修時，以水硬性石灰為膠結，摻入當地砂巖粉做灌漿與修補，先脫鹽，再用氟硅材料給酥堿粉化的巖體“補鈣”。彩繪固著則用有機硅乳液，提高顏料與基巖的結合，并采取科技手段對修復后的色差、硬度等指標進行跟蹤。

保護不僅是“修到位”，更是“認識到位”“展示到位”。三維模型與監測數據，為虛擬復原、解說更新、長期管理打下基礎；新見題刻與彩繪，為公眾教育與學術研究提供新的視點。你站在崖前，看到的不是一尊孤立的佛，而是一個被持續理解、持續講述的對象。

三、游徑各異，亮點不同

萬歷《重慶府志·游釣魚山記》，為福建道監察御史何悌告老歸休后的游記，文中有這樣一段描述：“兩崖間有小徑梯石而下，循崖南行，有大像長幾二丈，橫石壁間，曰此臥佛崖也。前行，有石龕，高廣皆二丈余，小像層列，莫可指數，曰此千佛崖也。”

明正德七年（1512）中秋節后第三天，合州知州李汝誨的同鄉好友、重慶知府劉用賓，在何悌的陪同下游覽釣魚城，游覽路線與景點細節被記錄下來，這也是明確記載臥佛及千佛崖的最早文字。

其實，釣魚城的造像不是散亂的碎片，而是可以“分組閱讀”的空間文本。自古以來，其游徑形成三組路線：

第一組，明代造像軸：從“涅槃—千佛—彌勒—三佛”的基本組合開始。它像一條線索，把“終極解脫”“未來導師”“彼岸接引”編織到同一面崖壁上。也是何悌記錄的明正德時期經典游徑。

第二組，宗教—軍事耦合軸：九口鍋平面上，宋代寺廟遺址與宋元戰爭前敵指揮中心、歷任守將紀念祠廟并置，延續到明清的護國寺——宗教活動與軍事功能彼此疊影。這是2011年，考古發掘研究成果與名勝古跡融合后的一條游覽路徑，既有歷史的厚重又有考古支撐下的當代認知。

第三組，水路—城址循環軸：自嘉陵江順流到達釣魚城南水軍碼頭登臨，再從北水軍碼頭順流而下回到合州城。這段“南渡—北歸”，順流而下的奇特動線，被《輿地紀勝》《方輿勝覽》稱作“天下游觀之奇”，為宋明時期的經典游徑。而何悌又給出了更快捷的游徑，即：州子城→東津渡→嘉陵江→東渡碼頭→小河溝古橋→釣魚城山麓奇勝門處→天池→山巔→寺門→釣魚臺→小徑梯石→臥佛崖→千佛崖→摩崖巨碑（王堅紀功碑、千手觀音造像）→石峽小門（牛項頸城門）→石頭和尚塔→護國寺→小巘（護國寺后山丘）→平山（古校場）→石橋、架閣（水閣涼亭）→王張二公祠（皇宮），原路返回州城。

把這三組走完，你會發現：臥佛在“點—線—面—網”的關系中才真正被看懂。

傍晚的風從嘉陵江口吹上來，臥佛下緣那道裂縫在余光里更深，像是把時間也一并裂開。你或許會突然明白：

——保護，是讓它“安全地繼續存在”，最好能一臥千古。

——活化，是讓它“清楚地被人看懂”，由懂而滋生保護意識。

當“時間”被校準、當“空間”被梳理、當“圖像”被讀懂，臥佛就不再只是石上600歲的佛——它是一座城市的記憶接口，是古釣魚城與今天合川彼此握手的地方。

下一次，如果你循著“天下游觀之奇”的水路重來，請在南水軍碼頭回望這面崖：巖色未改，風仍舊，那尊“憑虛而臥”的佛，會在風與巖之間，緩緩醒來。

本文內容系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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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原載《巴蜀史志》2025年第5期“巴蜀石窟文化專刊”）

作者：袁東山（重慶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