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文 || “罐窺”海洋——西太平洋—印度洋海洋考古發現的“廣東罐”與珠江口灣區的外銷瓷

“罐窺”海洋——西太平洋—印度洋海洋考古發現的“廣東罐”與珠江口灣區的外銷瓷

李慶新

摘要：在西太平洋—印度洋海洋考古發現的8—12世紀波斯、阿拉伯、東南亞和中國沉船中，常見一些廣東珠江口灣區等地民窯生產的陶瓷遺物，學界稱之為“廣東罐”（Kuantung Jar）。這類“廣東罐”是船上的日用器具、儲存容器或包裝物料，服務于航海活動與遠洋運輸，具有非常特殊的實用功能。其主要生產于珠江口灣區周邊的新會官沖窯、三水窯、鶴山窯、高明窯以及粵東梅縣水車窯。這種專門服務于國際貿易、航海運輸的民間窯業，是古代珠江口灣區外向型經濟的組成部分。10世紀以后，隨著東西方海洋貿易的發展，南漢國陶瓷行業出現轉型升級，除了繼續生產服務于國際貿易的各類低檔陶瓷產品外，開始大批量生產專供出口的高檔外銷瓷，成為中國外銷瓷的新興產區；至大航海時代，廣州成為國內各地的商品，包括江西、福建諸窯口生產的瓷器集散地；清康熙開海以后，廣州陶家專門從景德鎮訂制素身瓷器（瓷胚），然后按樣加工，以洋畫技法繪制素瓷，加釉燒制三彩或五彩，稱為“廣彩”。至此，南海石灣窯業異軍突起，形成技術精湛、產品精良的陶瓷新產業，成為中國面向全球的外銷瓷生產與出口基地。

關鍵詞：珠江口灣區 “廣東罐” 外銷瓷

在東南亞地區的考古遺址或古代沉船打撈上來的器物遺存中，不時可以看到一些古代廣東等地民窯生產的陶瓷器，在韓國、日本乃至印度洋東非地區，也發現此類陶瓷遺存。由此可見瀕臨南海的嶺南等沿海地區，陶瓷生產很早就與海外市場發生關聯，隨著海上交通、國際貿易進入遙遠的西太平洋—印度洋世界。此類器物以往鮮少受到關注，近年驟然走進許多學者的視野中，成為海洋考古、藝術、經濟、社會乃至宗教信仰等多學科領域共同關注的熱門話題，其被稱為“廣東罐”（Kuantung Jar）。

2012年，筆者參加在廣東省博物館舉行的“海上瓷路——古代南海貿易與陶瓷外銷”國際學術研討會，作了“從‘黑石號’沉船發現‘廣東粗瓷’看唐代廣東外銷瓷”的專題報告，就注意到黑石號沉船與唐代廣州的關系，透過沉船發現的來自內地的眾多外銷瓷器，思考市場經濟的力量如何通過海上貿易、海路—水陸交通網絡，從沿海深入到內陸腹地，帶動湖南、河南、河北、浙江乃至安徽的瓷器大量外銷，改變著與海洋經濟相關的地域社會與部門結構。帶著這些問題，本文以東南亞海域考古發現為切入點，進一步觀察古代珠江口灣區民間陶瓷業在海外貿易刺激與國際市場需求的引領下，在傳統手工業經濟中成長出專門服務于國際貿易、海上航運的附屬型生產，復從附屬型生產升級轉型，分化出以出口為導向的外向型高端產業，展示瀕海地區海洋性經濟發展與全球貿易越來越緊密的關聯性與長期的互動趨勢。

一、從東南亞考古的印紋陶與“廣東罐”看南海貿易對廣州的“路徑依賴”

在東南亞古代海洋考古中，不時發現到中國漢代陶瓷器物等遺物遺存，學界認為其較大可能來自于較早與海外世界建立聯系、瀕臨海洋的南方沿海地區。泰國南部發現的馬來半島三喬山（Khao Sam Kaeo）古港口遺址，年代大約在公元前5世紀至前1世紀，出土了一批中國漢代陶器殘片。這個城市遺址的年代相當于中國秦漢時期，與南越國時期“番禺都會”遺址考古較為接近，對研究公元1世紀前后西太平洋—印度洋海上交通與貿易歷史具有特殊價值。在對中南半島其他相近年代的港口城市遺址的考古中，例如馬來西亞柔佛州等地出土過大量古代陶片，其上有印紋和刻劃紋。有些地方出土的陶片紋飾為編織紋、重疊菱形紋，并有在印紋基礎上加戳印的記號，這些陶片的紋飾與越南清化省出土漢代陶片的紋飾極其類似。從中國東南沿海考古看，柔佛州等地出土的印紋硬陶和刻劃紋陶，特別是在一般印紋基礎上加戳印的手法，普遍出現在中國兩廣地區漢墓出土的陶器上，是南越國時期創造的特有的藝術手法。馬來半島柔佛州等地的陶器，與我國漢代嶺南地區有交通聯系，受中國印紋陶文化影響。20世紀40年代，越南南部湄公河中下游發現的公元1—9世紀扶南國印度化時代港口俄厄（Oc Eo）遺址，越南中部年代在公元1世紀的茶喬(Tra Kieu)遺址中，都發現中國東漢風格的方格或菱格印紋陶器殘片。這些考古遺址處在歷史上西太平洋—印度洋海上交通沿線地區，顯然與國際性海洋貿易、海上交往有密切關聯。這些遺址發現的中國陶器殘存，估計不是作為一般意義上的貿易商品“外銷瓷”輸出，而是作為航海交通和海上貿易的船上非貿易用品輸出，具有特殊日常用具的功用，其價值和意義不宜忽視，是中國古代南方中外海上交通與貿易、陶瓷生產與涉海輸出的歷史文化遺存。

20世紀70年代以來，廣東省博物館等機構在西沙群島做過多次水下考古調查，其中70年代的水下探查是在西沙群島海域采集到明確來自南朝時期廣東生產的綠釉陶罐和陶杯（圖1）。該海域處在海南島東部海域，古代南海交通的主航道上，綠釉陶罐和陶杯可能是沉船遺留或航經此處的海船遺落，為探討漢代以降南海交通航路變遷、廣東陶瓷生產與海上傳播，提供難得的實物證據。

圖1左：南朝時期廣東產六耳綠釉陶罐；右：南朝時期廣東產陶杯，均為1975、1976年在西沙群島北礁采集

同一時期，東南亞海域也發現了數十艘古代沉船，遺址分布在古代海上交通的主要航線和貿易區域上，例如中國南海北部珠江口、北部灣海域及西沙群島海域、越南東部海域、泰國暹羅灣、馬來西亞與新加坡馬六甲海峽、印度尼西亞爪哇海域、菲律賓西海域等等。這些古代沉船發現了數量巨大、種類繁多的遺物。值得注意的是，幾乎每一條沉船中，都發現有廣東窯口生產的不同規格、類型的陶瓷器，即所謂的“廣東罐”。這些器物是屬于一般意義上作為出口商品的“外銷瓷”？還是屬于船上的日用必需器具或運輸所需儲存包裝物料？如何認識此類沉船遺物？下文做辨析。

2013年發現于泰國曼谷西南部沙沒沙空省(Samut Sakhon）Wat Wisut Warawas紅樹林海灣灘涂的波斯木帆船“帕儂—蘇琳沉船”（Phanom-Surin Shipwrick），是迄今為止亞洲海域發現年代最早的古代國際貿易商船。沉船遺物有磨制茶葉的石磨、古暹羅孟族土陶罐、波斯雙耳儲物罐及尖足儲物陶罐殘片等，還有13件來自廣東窯口制作的青釉罐及殘件，其中2件刻有“陳”“吉”字（圖2、3）。該沉船應該是一艘8世紀下半葉前往唐朝貿易，返航時經停廣州，航經暹羅灣時沉沒的波斯商船。

圖2 泰國暹羅灣公元8世紀“帕儂-蘇琳沉船”出水廣東窯口生產的青釉罐及刻畫文字

圖3 泰國暹羅灣公元8世紀“帕儂-蘇琳沉船”出水廣東窯口生產的青釉罐殘件

1998年在印度尼西亞勿里洞海域發現的勿里洞沉船，又稱黑石號沉船，是一艘從唐朝揚州出發，經停廣州后返回波斯灣航程中沉沒的阿拉伯三桅船。沉船出水文物6.7萬余件，以中國陶瓷器為多，來自長沙窯、越窯、邢窯、鞏縣窯以及廣東窯口，其中廣東產青釉粗瓷罐有700多件。這些廣東生產的、在出口貿易中用作容器的大陶罐/甕，具有高身、窄頸特征，肩部有柄，覆蓋一層不規則的薄綠彩（圖4），它們的燒造與珠江口灣區周邊一些窯口關系較大。美國約翰·蓋伊（John Guy）教授認為，這些廣東生產的、在出口貿易中用作容器的大陶罐/甕在海上貿易路線的沿岸都有出土，被稱為Dusan罐。沉船中發現的一件長沙窯碗上刻有“寶歷二年七月十六日”字樣，“寶歷”（825—827）為唐敬宗年號，二年即826年，說明該沉船年代不遲于9世紀20年代。

圖4黑石號出水廣東窯口生產的各類型青釉罐（筆者拍攝）

1997年，印度尼西亞雅加達以北150公里海域發現的印坦沉船，船長約30米，寬10米，采用V型龍骨。出水文物1.1萬件，包括金飾、青銅器、銅器、錫塊、鐵器、鉛塊、南漢銀錠、“乾亨通寶”鉛錢、爪哇金幣、玻璃珠（245顆）、中國與東南亞的陶瓷以及44具人類骨骸等，瓷器數量達7309件，廣東地方窯口燒制的青黃釉小罐有4855件，其余以浙江越窯青瓷為主，還包括少量安徽繁昌窯白瓷和青白瓷、東南亞產的細陶器和中東產陶器。經考證，該沉船是一艘9世紀60年代前后從南漢國興王府（廣州）貿易歸航的東南亞商船。

2003—2005年發現于印度尼西亞爪哇北岸外海100海里的井里汶沉船，以蘇門答臘和西加里曼丹的木材制造，船身或龍骨長度約為28米，可能是一艘三佛齊商船。出水文物極為豐富，器物種類多樣，包括15.5萬余件完整器物、7.8萬余件可修復器物、26萬余片殘片，有近20萬件五代末或宋初的越窯秘色瓷和青瓷、4000余件邢窯或定窯的白瓷、7000余枚南漢“乾亨重寶”鉛錢、20余件晚唐風格的青銅鏡和三佛齊國爪哇風格的青銅鏡和金首飾、600余件泰國細陶器、200多件中東琉璃香水瓶、幾十枚阿拉伯風格的水晶國際象棋棋子和1件水晶魚、馬來西亞錫錠和錫條，以及來源地不詳的4000顆紅寶石和400顆暗紅色藍寶石、1萬多粒黑白珍珠、1000千克青金石原料、樹脂香料、水晶原料、玻璃原料和磚瓦建材等。沉船上出水的“乾亨重寶”鉛錢為五代十國時期南漢國所鑄錢幣，數量相當大，此外還有一批廣東產青釉瓷罐（圖5），這明該沉船與印坦沉船一樣，可能是前來吳越國貿易、在南漢國廣州完成生意、歸航至爪哇海域沉沒的。該沉船出水一件越窯刻花蓮瓣碗，上書“戊辰”墨書紀年。戊辰年當為南漢后主劉鋹大寶十一年（968），即北宋太祖趙匡胤乾德六年，可見該船沉沒于南漢末年。

圖5印度尼西亞爪哇海域井里汶沉船出水廣東窯口生產的青釉罐

在東南亞海域，發現多艘年代相當于宋代的沉船。在印度尼西亞林加海峽區域發現的林加沉船（Lingga Wreck）,為一東南亞商船，年代相當于北宋時期，出水大量宋代廣州西村窯、南海諸窯及福建磁灶窯等窯口產品，包括奇石窯生產的各類大罐及醬黃釉印花盆。林加群島海域還發現鱷魚島沉船（Pulau Buaya Wreck），出水器物與林加沉船類似，以陶瓷器為大宗，主要為宋代廣東、福建窯口生產。馬來西亞沙巴海域發現的飛魚沉船（Flying Fish Wreck），年代為12世紀早期，出水船貨主要為鐵器和福建窯口瓷器，也有廣東陶瓷產品。這些考古發現，說明上述沉船在完成中國貿易后返航路程中，曾經停靠廣州，船上的廣東陶瓷器主要來自珠江口灣區民間窯場。

圖6南海I號出水奇石窯醬釉罐（筆者拍攝）

1987年發現的“南海I號”南宋沉船，是迄今為止東亞海域發現的中國古代最早的貿易商船，打撈出水文物在16萬件以上，其中包括福建德化窯、磁灶窯、景德鎮窯系、龍泉窯及廣州民窯。據肖達順、李灶新研究員等最新研究，宋代南海奇石窯、文頭嶺窯等窯場出產的醬釉罐也大批出現在“南海1號”沉船（圖6），與廣州南越國宮署遺址宋代廣州公使酒庫遺址發現、印有“酒墱”等文字的醬釉罐類同，此類印醬釉罐應該是用于盛酒儲水的容器。據此推斷，南海I號可能從浙江港口出海后經福建泉州沿海而下，曾經在廣州及其附近海域停靠，補給飲食所需酒水、裝載貨物，在離開廣州航向東南亞航程中，沉沒在上川島海域。

上述年代相當于唐宋時期的中外沉船，有波斯船、阿拉伯船、東南亞商船和中國商船。從出水遺物看，都發現有廣東民窯生產的陶瓷器，成為古代海上生活中一種有趣的現象，這就產生一個不能不關注的問題：如何解讀這個現象？不容置疑的基本事實是這些沉船——無論是前來中國貿易的外國商船，還是前往海外貿易的中國商船，在“中國段”往返航程中都曾經在廣州海域經停，廣東生產的各類青釉罐或醬釉罐，因為各種需要被搬到船上，否則，就無法解釋上述沉船為什么都有來自廣東的陶瓷器。可以這么說，南來北往的中外商船在“中國段”往返海航中，廣州港是必經的或首選停靠的港口。

自不待言，秦漢時期廣州就憑靠地理、區位和區域政治中心優勢，成為南中國面向南海的主要門戶城市，對東南亞各國海路交往的管理中樞，為南中國著名的商業都會，南海北岸最大的商品集散地與國際性貿易中心。《史記》記載，番禺“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漢書》亦謂，粵地“處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湊，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會也。”公元1世紀前后為海上絲綢之路的發端，廣州與馬來半島東海岸的三喬山（Khao Sam Kaeo）、暹羅灣的俄厄（Oc Eo）、北部灣的交趾等港口，構成西太平洋—印度洋貿易的中心性或區域性樞紐，是早期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發祥地。

吳晉六朝至隋唐時期，東西方海上交通進入繁榮發展的黃金時代，唐代廣州不僅是面向南海的首位性中心城市，也是東西方海洋貿易的東方大港。“廣州通海夷道”往北連接起東南沿海各個主要港口乃至東北亞的日本和朝鮮半島，往南聯結中南半島、室利佛逝、南印度、斯里蘭卡，抵達西亞—波斯灣地區的港口巴士拉、尸羅夫諸港，乃至遙遠的東非海岸。廣州市舶貿易體系覆蓋了國內與國際兩個市場，是南海北岸商賈云集、商貨聚集的國際都會。《隋書》記載：“南海、交趾，各一都會也，并所處近海，多犀、象、瑇瑁、珠璣，奇異珍瑋，故商賈至者，多取富焉。”唐代文獻記載：“南海，有國之重鎮，北方之東西，中土之士庶，宗連轂擊，合會于其間者，日千百焉。”廣州是中外商賈云集、貿易繁盛、財富聚集的大都會。阿拉伯文獻也多次宣稱：廣州是“尸羅夫商人聚集之地”“阿拉伯商人的薈萃之地”。唐末廣州蕃坊聚集的外國商民據說多達12萬人（一說20萬人）。9世紀新羅僧人慧超說，阿拉伯人“常于西海汎舶入南海，向師子國取諸寶物，所以彼國云出寶物。亦向昆侖國取金。亦汎舶漢地，直至廣州，取綾、絹、絲、綿之類。”確實如美國漢學家薛愛華（E. H. Schafer）所說：“南方所有的城市以及外國人聚居的所有的鄉鎮，沒有一處比廣州巨大的海港更加繁榮的地方，阿拉伯人將廣州稱作‘Khanfu’，印度人則將廣州稱作‘China’。”所以，上文提到的帕儂—蘇琳沉船、黑石號沉船等波斯、阿拉伯商船，曾經停廣州做生意，就不足為奇了。

五代十國是中國歷史上的分裂割據時期之一，但也是唐宋時期海洋發展史上十分重要的一個階段。瀕臨海洋的南漢、閩、吳越、南唐諸國，為鞏固其國家政權與疆域地盤，抗衡后梁、后唐、后晉、后漢、后周等中原政權，均相當重視海洋經略，開拓海貿之利，汲取財政來源，海上交通與海外貿易均有長足進展。南漢立國嶺海，承繼唐代貿易發展勢頭，杜希德(Denis Twitchett)、思鑒(Janice Stargardt)教授認為，“不但恢復了與南海國家的跨海交流，而且繼續使用唐代政府管理舶來品交易的系統。”印坦沉船、井里汶沉船的考古發現揭示了東南亞國家商船在興王府（即廣州）進行大規模貿易的史實。他們提出一個觀點：沉船所載的貨品是一個大規模國際貿易網絡的生動例證，在宋中晚期及元代出現一個組織完善且規模更大、支持南部中國制造和外銷產品的產業經濟相當部分的海上貿易網絡之前，也就是10世紀后半段，這些經濟發展已經在南漢展現啟端。另外，印坦沉船、井里汶沉船考古發現還糾正一個流傳甚廣的不準確的觀點，就是唐末黃巢軍隊占領廣州后，殺害大批外國商民，外國商人一時不敢前來廣州，改在馬來半島的箇羅與中國商人貿易，“從尸羅夫港到中國的航運也中斷了”。實際上，無論文獻記載還是考古發現都顯示，黃巢軍隊離開嶺南北上后，唐朝很快恢復了對嶺南的統治，廣州貿易也很快恢復舊觀。唐末文獻記載：“南海實筦榷之地，有金、珠、貝、甲、修牙、文犀之貨”。廣州“漲海奧區，番禺巨屏，雄蕃夷之寶貨，冠吳越之繁華”。劉隱、劉巖相繼擔任清海軍節度使，坐鎮廣州，鼓勵通商，把控南海貿易之利。南漢建國后，興王府蕃坊長期聚居著眾多的外國僑民，與官府、民眾保持和睦關系，一直到宋代仍然存在。史書記載南漢高祖劉巖向后梁進獻大量海外奇珍異寶，中宗、后主殘暴奢靡，背后都體現了繁榮的海外貿易帶來了巨額的珍寶財富。印坦沉船、井里汶沉船就是中宗、后主時先后來興王府做貿易的東南亞商船。

北宋延續唐代重視中外通商政策，鼓勵與海外諸國發展關系，在廣州、明州、杭州、泉州、溫州、秀州和密州等沿海港口設置市舶司，開拓財源。廣州貿易長期居全國首位。神宗熙豐年間，明、杭、廣三市舶司博買乳香，共354449斤，其中廣州收到348672斤，占總數的98%。宋人朱彧曾說，崇寧初，兩浙、福建、廣南三路各置提舉市舶官，“三方唯廣最盛”。南宋廣州貿易仍甚繁盛，“寶貨錢物浩瀚”“收課入倍于他路”。洪適《師吳堂記》說：“嶺以南廣為一都會，大賈自占城、真臘、三佛齊、阇婆涉海而至，歲數十柁；凡西南群夷之珍，犀象、珠香、流離之屬，禹不能名，卨不能計。”“南海I號”南宋沉船考古顯示，這艘商船可能從浙江港口啟航、經停福建港口，進入廣東海域后停靠廣州。這些新資料展現的新問題，對以往的市舶制度研究提出顛覆性認知，相關問題有待進一步深化和拓展研究。元朝繼承宋朝市舶制度，大力經營陸上與海上絲綢之路。大德年間（1297—1307），廣州與140多個國家和地區有貿易往來。確實如陳高華先生所言，從宋代到元代，廣州港的發展雖然有過挫折，但總的來說，是處于持續繁榮狀態，在西太平洋—印度洋貿易中占有重要地位。

所謂“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壌壌，皆為利往。”精明的中外商客追逐財富，每一次航程都追求利益最大化，盡量減低貿易成本與風險，獲取高額利潤，這是市場發展的規律與經濟理性的抉擇。商人南來北往，航海貿遷，穿越于沿海港口與內地通都大邑，遵循貿易理性的抉擇，從而形成另類的海上交通貿易的“路徑依賴”（Path-Dependence）。一般而言，古代自印度洋向東航行的商船，穿越馬六甲海峽和所謂的“中國之門”，進入南海“中國段”海程，通常會先至交廣地區，在廣州登陸，繼而循北江而上，越大庾嶺輾轉進入內地；或沿東南海路北上福建、江南地區，登陸其他港口，進行貿易。在中國完成貿易后，返程最后一站經停廣州，采購貨物，補給遠航所需用水與食品等物資。自西太平洋往印度洋方向航行，反其道而行之，道理則一樣。此類海上到訪或經停，為海上航行之習慣與常態，大概率可以提高貿易收益，降低成本，使貿易收益最大化，體現了遠距離、跨區域、跨國境貿易的理性抉擇、路徑依賴與貿易收益的多重正向關系。

正常情況下，這種常態與理性是遵循官方制度，在規范管理下進行的，但是不排除可能不按照制度規定的要求，在官府管制不到或疏于防控的海域空間，違規停泊，違禁走私販私，形成體制外非常態的灰色經濟。所謂“海上無王法”，在灰色地帶，海上常有不按牌理出牌之舉。如果說按照官方制度進行的貿易為常態，則違禁走私可視為非常態，但這種非常態貿易是海洋貿易整體結構中不可忽視的組成部分，此點不可不知，尤其沉船遺物后面蘊藏著眾多經濟社會問題，不可不究。最近學界熱議南海I號沉船，提出該船從浙江、福建港口出發后經停廣州，再從廣州出發，航向海外目的港，大概就屬于上面提到的后一種非常態情況。南海I號沉船出水了大量宋代禁止出口的銅錢、鐵器之類物品，屬夾帶違禁私貨和走私行為，顯然是有違于當時的市舶管理制度，但是受利益驅動和路徑依賴影響，商船在中國沿海最后一個航程還是理性地選擇了停靠廣州，裝載了大量成品或半成品的鐵鍋、鐵條以及其他違禁物品。可惜剛駛出珠江口、開啟駛向海外的新航程，就沉沒在上川島海域。

二、尋常之物及其非常之用：“廣東罐”的功能分析

在傳統帆船時代，以舟船為基本交通運輸工具的航海活動，利用季風與洋流為動力，漂洋過海，費時費日，頗多風險，充滿艱辛。一般而言，“去以十一月、十二月，就北風；來以五月、六月，就南風。”唐代“廣州通海夷道”，從廣州啟航到波斯灣和東非地區，經歷東南亞—印度洋世界90余個國家和地區，航期89天（不計沿途停留時間），是8、9世紀世界航程最長的遠洋航線。宋代采取指南針等技術，航海技術與能力提高，廣州、泉州等港口與南海諸國形成了比較固定的海上航線。中南半島中部的占城，位于南海交通要沖，“廣州發舶，順風八日可到”“自泉州至本國，順風舟行二十余程。”真臘國，“自泉州舟行，順風月余日可到。”闍婆國又名蒲家龍，在今印尼爪哇，“廣州自十一月十二月發舶，順風連昏旦，一月可到。”三佛齊（都城在印尼蘇門答臘占卑）到廣州，順風20天可達，至泉州則要月余。在東南亞各國之間，自單馬令至凌牙斯加國，“風帆六晝夜可到”；自凌牙斯加至佛羅安，四日可到；從三佛齊到監篦國，風帆半月可到；藍無里國，北風二十余日到南毗；阇婆為南海大國，從阇婆至南海各國乃至印度洋-波斯灣地區，“泛海半月至昆侖國。南至海三日程，泛海五日至大食國。西北泛海十五日至渤泥國。由十日至三佛齊國，又七日至古邏國，又七日至柴歷亭，抵交趾，達廣州。”印度洋古國故臨，其地即印度半島西南部之奎隆（Quilon），遠離中國,鄰近大食，“廣舶四十日到藍里住冬，次年再發舶，約一月始達。”波斯灣地區的麻離拔國，今阿曼德拉矛（Hadramaut）海岸，“廣州自中冬以后發舶，乘北風行，約四十日到地名藍里，博買蘇木、白錫、長白藤。住至次冬，再乘東北風六十日順風方到。”總而言之，航海貿易動輒數月經年，甚至更長時間。航程遙遠，輾轉接駁，其間不得不居留暫住，長期不歸者，則成為外國僑民。故宋人有如下說法：“北人過海外，是歲不還者謂之‘住蕃’；諸國人至廣州，是歲不歸者，謂之‘住唐’。”

在漫長而充滿艱辛的航海旅程中，無論去程還是返程，每一次航程均需要進行周密的謀劃，配備足夠的船上生活資源和設施，保障船上餐飲、消遣娛樂、疾病救治、祈神祭祀等。在南海I號南宋沉船上，考古工作者發掘出雞、鵝、豬、牛、山羊、綿羊、淡水龜、蛙等骨骸遺存，還有用醬釉罐裝的咸鴨蛋（圖7），這說明船上攜帶了禽畜之類的活體動物，為船上人員提供伙食，也印證了史書有關海船攜帶或養殖禽畜的記載。考古發掘還顯示，船上保存10多種植物果實，有果核類、堅果類、漿果類、荔枝類、瓜類、谷物類、香料類，包括梅、檳榔、橄欖、棗、滇刺棗、南酸棗、錐栗、銀杏果、香榧、松子、葡萄、荔枝、冬瓜、稻殼、花椒、胡椒等。這些熱帶、亞熱帶植物果蔬，大多產于東南沿海地區，這說明船上食物種類甚多且雜，未必如一般想象那樣單調乏味。很自然，船上攜帶的食物如此之多，也需要配置足夠的存儲容器。

圖7“南海I號”沉船上發現罐裝的咸鴨蛋（筆者拍攝）

用水為船上最不可或缺之資源之一。茫茫大海，海水咸苦，不堪飲用，飲之不利健康，故海舶出海，必備足用水，以水倉容器存儲，保潔衛生。沿途定點汲水，換水補給。9世紀日本僧人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記載，當時海船上淡水實施定量供水：“今日始主水司，以水倉水充舶上人，官人已下每人日二升；傔從已下水手已上日每人一升半。”宋人朱彧《萍州可談》記載：“廣州市舶亭枕水有海山樓，正對五洲，其下謂之小海，中流方丈余，舶船取其水，貯以過海，則不壞。逾此丈許取者并汲水井水，皆不可貯，久則生蟲。”明人鄭若曾在《籌海圖編》中記述明中葉“倭船”上的人員、物料配置情況，大船載人三百，中等船載人一二百，小船亦四五十、或七八十人，船上亦有儲水。

日本造船與中國異，其大者容三百人，中者一二百人，小者四五十人，或七八十人。凡倭船之來，每人帶水三四百斤，約七八百碗。每月（日？）用水五六碗，常防匱乏也。水味不同，海水咸而不可食，食則令人泄。故倭國開洋，必于五島取水。將近中國，過下八山、陳錢山之類，必停舶換水，所以欲換者，冬寒稍可耐久，若五六月，蓄之桶中，二三日即壞，雖甚清冽，不能過數日也。海洋浩渺，風濤叵測，程不可計，遇山而汲，亦其勢也。

倭船規制與中國船有異，但船上人有用水之需則理同。

有意思的是，南海1號沉船發現一批南海奇石窯、文頭嶺窯等窯場生產的醬釉罐，估計是用以盛酒。這些醬釉罐帶有“酒”“酒墱”等字，與廣州南越國宮署遺址出土的有“百花春”“玉液春”“真珠紅”“小槽紅”等印文的南海窯醬釉罐殘件，香港九龍宋元時期圣山遺址出土的有“狀元春”“香醪”“美酒”“清河”引文的南海窯醬釉罐一樣，應該都是用以盛酒的容器。當然，南海I號沉船上裝運的酒，究竟是供船上人員自用，還是當作商品運往海外，或者兼而有之，有待進一步求證。

在遠程航海運輸中，船上沒有一寸空間是多余的，也沒有一件物料是無用的。講究合理裝載，充分利用船上空間，增加船載貨物運量，輕重結合，減少貨物在運輸過程中破損，保證船舶在海上航行安全，是減低成本、減少風險、提高收益的基本要求和操作規程。宋人朱彧說：“海舶大者數百人，小者百余人，……舶船深闊各數十丈，商人分占貯貨，人得數尺許，下以貯貨，夜臥其上。貨多陶器，大小相套，無少隙地。”20世紀70年代，海南島陵水縣海灘發現一批唐代廣東青瓷碗，多為10個一捆，相信是沉船遺留下來的。這種“大小相套”的裝運方法，將同一規格的碗捆綁結實，一方面方便運載裝船，防止航行中松動損壞，降低損耗；另一方面顯然可以充分利用船上空間，提高貨物船載率。從考古發掘現場看，南海Ⅰ號沉船上的瓷器也都采取“大小相套”、捆綁裝運方法，整齊地放置在船艙（圖8），說明宋代外銷瓷裝運繼承了唐代方法。1998-1999年，中國水下考古工作者對西沙海域進行系統調查，發現“華光礁1號”南宋沉船瓷器整齊地套疊排放在船艙內（圖9）。

圖8 “南海I號”沉船上的瓷器（筆者拍攝）

圖9 “華光礁I號”南宋沉船上的瓷器（孫鍵提供）

“大罐裝小罐”是“大小相套”裝運方法的變通升級。黑石號沉船發現一些廣東生產的大體型青綠釉罐，罐內套裝器型較小的長沙窯碗、罐（圖10），這種方法不僅充分利用了大罐內部空間，而且大罐也起著保護小罐的作用，有利于海上長途運輸與裝卸搬運。秦大樹教授從更多樣化的功能角度考察黑石號沉船上的各種類型的廣東罐，發現包含了儲物和包裝的兩種用途：一是作為包裝物，用以裝載出口貨物，以帶系罐、壺最常見。二是作為容器，裝載船上人員所需的食物和飲用水。用大罐盛儲船貨，是這個時期船運裝載貨物的特殊現象。從黑石號出水器物可知，這些大罐內裝載的貨物包括以下幾類：一為耐用器，如瓷器，包括長沙窯釉下彩碗和部分北方白瓷；二為可腐壞的有機貨物，如盛產于中國南方及越南的香料八角（又稱大茴香）；三為液體，一些空罐子，特別是短流壺，可能用作存放液體，如葡萄酒類，因為壺嘴較小，并安裝在肩部一個不太合適的位置，液體難以倒出，推測壺嘴可能是作透氣孔之用；四為一些中、小型罐子，裝著兼具壓倉物和出口原料功能的鉛條。可見此類壇罐功用不單純是用作液體和有機物品的容器和包裝用品，而是盛裝了無所不包的所有船貨。

圖10 “黑石號”沉船出水廣東產青釉大罐及罐內長沙窯陶瓷

（資料來源：

Shipwrecked, Tang Treasures and Monsoon Winds

其實，“大罐裝小罐”方法也是國際海運的通常做法。1993年在菲律賓巴拉望主島南端與潘達南島之間海域發現的潘達南島沉船，是一艘14、15世紀在菲律賓進行貿易的東南亞貨船，發現越南北部、泰國宋加洛（sawankhalok）、素可泰（sukhotai）和中國的陶瓷等貨物，其中越南陶瓷約占72.4%，主要來自越南中部和南部，尤其是平定省窯場，有些大碗套疊放置在大罐里（圖11）。

圖11 菲律賓潘達南島沉船出水15世紀占婆風格陶罐，越南平定省博物館藏

總的看來，上面提到的各類儲物陶瓷容器，在傳統陶瓷手工業中屬日用低端產品，制作工藝乏善可陳，紋飾釉色簡樸單一，與出口外銷的高端精致瓷器不可同日而語，然而正是此等尋常之物，因服務于航海活動與遠洋運輸，被賦予非常特殊的實用功能，成為船舶生活必備的日用器具，所以秦大樹教授稱之為“海上貿易的關鍵性器具”。

在貨物裝船運輸過程中，存儲裝運的包裝物料選擇非常重要。上述各類廣東罐大派用場，發揮了多樣功能和不可缺少的作用。可以肯定地說，這些不值錢的陶瓷器具，日用性與實用性大于商品性，主要不是用以出口外銷的商品。當然，因其具備實用價值，不排除在輾轉販運或日常使用中被當做商品轉賣。往常將之歸入外銷瓷，籠統視為外銷商品，是不妥當的。

應該指出，上述發現于古代中外沉船上的儲物和包裝陶瓷器具，在航海與貿易活動中屬于普遍現象，并非廣東獨有，其他地區同樣存在。1996—2008年，西沙群島海域發現的華光礁I號南宋時期來自福建的沉船，出水遺物10000余件，包括大批來自福建德化窯、閩清義窯、江西景德鎮窯的青白瓷，來自福建南安窯、松溪窯、義窯、浙江龍泉窯的青瓷，還有一批來自福建磁灶窯的醬黑釉瓷，部分醬黑釉瓷來歷尚不明確。這批醬黑釉瓷來源較為復雜，與其特別功用有關，除了作為外銷貨物外，更有可能是被用作船上日常使用的器物，如一些大罐可能用作儲存淡水的儲水器。

在地中海世界的考古遺址經常發現古希臘、古羅馬沉船上使用的安佛拉（?nfora）雙耳瓶，一般用于存儲與運輸葡萄酒、橄欖油、谷物、橄欖、堅果、蜂蜜、魚類等，也包括飲用水。9世紀阿拉伯商人蘇萊曼游歷廣州，對陶瓷器多有觀察，稱陶碗晶瑩如同玻璃杯，“隔著碗可以看得見碗里的水”，伯希和認為這是“西方關于瓷器的頭一次描述”。蘇萊曼遇到一位從撒馬爾罕徒步來到廣州的商人，攜帶一袋子麝香，談話中提到在國際長途海運中如何妥善保存名貴藥材麝香，避免其在海路運輸中受潮而變質，方法就是把麝香連同腺囊裝在密封的瓷罐里：“如果中國人把麝香保存在腺囊里，裝進小瓷瓶里封閉起來，那就可以同西藏的麝香一樣，完好無損地運到阿拉伯去。”可以看出，阿拉伯商人對遠洋海運中存儲裝運貴重商品頗有經驗，盛裝名貴藥材的容器，小小的瓷罐在東西方長途海運中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

1976—1984年，發現于韓國新安郡的元代沉船，出水陶瓷器20000余件，大部分為中國浙江、江西、福建、廣東等窯口生產的陶瓷，少量為高麗青瓷、日本瀨戶梅瓶；其中廣東陶瓷主要來自南海石灣窯的四耳褐釉罐，肩部刻有“正寶”“清香”銘文，用以裝運酒、香料或茶葉之類商品。而印有“清香”印文的宋元時期南海窯褐釉陶瓷殘片，在廣州南越國公署遺址、香港九龍圣山遺址也有發現（圖12左）。秦大樹教授認為，此類轉運茶葉的儲物罐被海運至日本，在茶道等高貴消費風尚中，當茶葉的飲用走向儀式化的時候，茶具被賦予了特定的含義和高貴的價值，平凡粗賤之物變身為高雅名貴之佳器，被稱為“清香罐”（圖12右）。森達也教授指出，14、15世紀，日本以瀨戶燒為代表的各地窯口，均有仿制石灣四耳壺的產品，在日本是作為儲水的茶道用具。在日本島根縣等地方，也發現元代石灣窯產褐釉罐殘片，應該是裝運酒水、香料或茶葉之類商品的容器（圖13）。

圖12左：南海奇石窯燒制的印款“清香”罐；右：新安沉船出水元代奇石窯產褐醬釉罐（秦大樹教授提供）

圖13 日本島根縣出土的元代石灣窯產褐釉罐殘片，石見銀山博物館藏（筆者拍攝）

在大航海時代，一種被稱為Beardman Jugs（胡須男）的鹽釉罐（Salt-glazed Stoneware），在大西洋、印度洋世界乃至美洲、非洲海域的沉船遺址常有發現（圖14）。丁見祥研究員介紹，這種特別器物的產地中心見于16-18世紀的德國、低地國家乃至波蘭、捷克等國家和地區，這種實用性容器，從其與錢幣、水銀、飲料等應用場景看，其存儲與包裝功能具有多樣性。

圖14 在印度洋發現的17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巴達維亞沉船及鹽釉罐，澳大利亞珀斯沉船博物館藏（筆者拍攝）

作為與航海活動、國際貿易高度關聯的沉船遺物，“廣東罐”與安佛拉罐、“胡須男”鹽釉罐一樣，經常在沉船遺址中出現，成為世界航海活動中到處流動的特殊景觀，蘊涵著極為豐富而有趣的海洋經濟與社會生活內容，值得深入挖掘和探尋思考。循著這些器物的原產地及其在海洋世界的流向，可以發現它們的產地主要分布在南海北部的珠江口灣區，例如唐代新會官沖窯、三水窯、鶴山窯、高明窯，還有粵東地區韓江流域的梅縣水車窯。宋元時期，廣州西村窯、南海奇石窯、文頭嶺窯、石灣窯，粵東梅縣水車窯，潮州北郊筆架山、南郊洪厝埠和竹園墩、西郊鳳山諸窯，通過西江、東江、韓江水路和沿海海路，從廣州、潮州等港口走向海外。海外貿易帶動了廣州周邊地區商品化、外向型、海洋性經濟不斷增長，一些民間手工業例如陶瓷業、紡織業、乃至造船業應運而生，出現專門服務于國際貿易、提供必備產品的商品化生產與產業分工。這種服務型專門經濟長期持續發展，構成了嶺南區域經濟特別是珠江口灣區外向型經濟的一部分，一種海洋特色的手工業新業態、新模式。上述中外沉船中發現的各類“廣東罐”，就是生產于與國際貿易高度關聯的廣州以及潮州地區的民間窯場。有一點值得注意，就是唐代前后廣東窯場生產的上述器物在燒制技術和釉色裝飾等方面均出現明顯變化，唐以前該類器物以青釉裝飾為主，而宋代以后則以醬釉裝飾為主，大概是受內地不同窯系的制作技術影響所致。

當然，這種服務于國際貿易的手工業生產，處在國際性海洋經濟體系的生產-市場-交易鏈條中的低端環節，生產成本低，技術水平與產品質量談不上高端，尚無法與內陸地區外銷瓷著名產區——如唐宋時期的河北邢窯、湖南長沙窯、浙江龍泉窯、江西景德鎮窯等——相比肩。唐人劉恂稱：“廣州陶家，皆作土鍋钁，燒熟，以土油之，其潔凈則愈于鐵器，……斯亦濟貧之物”。可見在唐人看來，廣州這種土鍋钁雖然質量過硬，但也只是尋常百姓之家使用的炊具而已，談不上高雅。

三、從附屬生產到外向主導：廣州陶瓷業的外銷瓷崛起與產業升級

中國自魏晉南北朝開始經濟重心南移趨勢。唐宋時期中國社會經濟發生重大變化，中外學界有“唐代是中世的結束，而宋代則是近世的開始”“中世紀經濟革命”“中世紀城市革命”等說法。隨著國內商業貿易發展、生產水平提高，市場經濟這只“無形之手”通過海洋—長江—大運河等水陸交通網絡，從沿海覆蓋到內陸腹地的廣大市場，海洋經濟不斷改變著相關地域的社會與經濟結構，沿海及內陸陶瓷產區，湖南、河北、河南、江南的一些地區出現按照海外市場需求，采用訂制、加工等方式，承接燒制專供出口的陶瓷的行業，陶瓷行業與國際市場緊密聯系在一起，形成生產與市場互相銜接、互相支撐的新業態和經濟鏈條，陶瓷成為海外貿易大宗商品。兩宋時期中國經濟重心進一步南移，在海外交通與海洋貿易推動下，人口、技術、資金不斷向沿海地區流動，浙江、江西、福建、廣東等沿海地區成為外銷瓷主要產區。由唐及宋，中國外銷瓷主產區大體上呈現由北向南、由內陸向沿海轉移的趨勢。

唐宋時期珠江口灣區、韓江流域下游平原進入比較成熟的開發階段，經濟發展在國內占有一席地位，外向型海洋經濟尤有特色，海外貿易刺激并拉動沿海地區陶瓷業發展。珠江口灣區民窯繼續生產服務于國際貿易的各類陶瓷產品。南海I號沉船出水“乾道直號”“淳熙十年”紀年款醬釉罐，說明直到南宋中晚期，民間窯場仍燒制此類低檔產品。進入五代十國時期，國內分裂割據，全國性經濟交往與物流市場均受阻礙，北方戰亂，南土偏安，促使人口、資金、技術等南流，此為五代十國亂世之一大趨勢。帶有海洋立國傾向的南漢朝廷鼓勵對外貿易，獨擅南海貿易市舶之利，外向型經濟有長足進展，陶瓷業出現技術進步與產業內部升級。1954年，廣州石馬村南漢墓（昭陵）出土陶瓷器182件。2003—2004年，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大學城工地發現了南漢德陵、康陵，出土一批青瓷器和玻璃器等珍貴文物，其中德陵出土青釉瓷罐和釉陶罐272件，康陵出土陶瓷器皆為碎片，計130多件，為五代十國青瓷精品。學者多認為唐五代廣東青瓷窯產品受越窯及湖南長沙窯影響。廣東陶瓷及瓦制品胎料屬于高嶺土-云母區和高嶺石區，黏土礦物以結晶差的高嶺石為主，具有高鋁低硅特征。據胎釉成分檢測分析與制作工藝、器型、風格等研究，南漢二陵出土的大批精致青瓷，應為興王府及附近南海、三水、番禺等窯口生產。從其造型精美、成品質量高和“官”字刻款，可以推定南漢官窯的存在。南漢官窯燒制的瓷器以罐、壺、碗、盒為主，灰胎、釉色青綠或青灰、滿釉，釉層均勻晶瑩，部分有細碎開片，胎釉結合緊密，不少瓷器帶蓋，器表有刻劃、戳印、壓印、淺浮雕等裝飾手法。新近有學者提出，德陵、康陵出土的青釉瓷胎土含有較高的AI2O3，青釉為高溫透明鈣釉，明顯區別于唐代廣東新會官沖窯和五代寺龍口越窯，基本可以排除產于后兩地的可能。通過器物比較，德陵、康陵出土的青釉瓷應該為五代十國時期梅縣水車窯所產。南漢二陵出土的青瓷器不管產自廣東何地，都說明南漢陶瓷業有了巨大提升，生產技術與水平今非昔比，能夠燒制出滿足南漢皇室消費需求的高品質瓷器。值得特別注意的是，部分民窯產品進入國際市場，在東南亞陶瓷市場嶄露頭角，開始成為中國南方新興的外銷瓷產區之一。如果說唐代廣州陶瓷市場主要以轉口貿易、集散全國各地及海外商品為主，同時提供一些本地服務性產品（諸如廣東罐），那么南漢以后，廣州這個轉口型港口中心城市發展轉型為兼具生產型與轉口型功能的綜合性港口中心城市，具備大批量生產專供出口的高端外銷瓷、替代內地外銷瓷業的生產能力，陶瓷行業從低端服務型傳統手工業，升級發展成為高端專業化生產行業，這成為珠江口灣區海洋經濟技術進步、產品高水平發展的契機，推動地區經濟發展。

處在唐宋之間的五代十國時期，在動亂分裂表象后面，涌動著不易覺察到的社會經濟變革的新動向，南漢、閩、吳越等近海國家活躍的對外貿易在國民經濟中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這種變動一直持續到兩宋，不自覺地擔當起中古“社會變遷”和“經濟革命”承前啟后的橋梁，海洋因素在中國歷史發展中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杜希德、思鑒先生對印坦沉船的研究，提出沉船所載的貨品證明了一個大規模國際貿易網絡的存在，宋中晚期及元代存在一個組織完善且規模更大、支持南部中國制造和外銷產品的產業經濟的海上貿易網絡。事實確實如此，10世紀后半段南漢王朝經濟發展與海外市場有高度關聯，并引起相關領域的連鎖反應，面向海外市場的陶瓷業的轉型與升級，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迨至宋代，珠江口灣區、粵東平原陶瓷行業進一步發展，出現產業分化和區域分工，專事生產受海外市場歡迎的高端出口產品，廣州西村窯應運而興。西村窯位于廣州城外西北部，窯址主要分布在皇帝崗一帶。唐宋時期城西有浮邱碼頭，為廣州往來西江、北江和盧苞水道的停靠之所。城西北的蘭湖有水道與珠江相通，水面寬廣，亦有碼頭。晚唐大中年間嶺南節度使李玭建“余慕亭”于此，“使舟楫避風雨皆泊此。”此外，中外客商匯聚的蕃坊，距離該處也不遠。因而西村窯所處地理位置相當優越，水路交通方便，鄰近廣州商貿核心區域。1957年廣州考古工作者對西村窯址進行了清理發掘，發現北宋時期燒造器類以青瓷、青白瓷、黑瓷等瓷器為主，有碗、盞、碟、洗、盆、盂、杯、小瓶、大小執壺、鳳頭壺、軍持、罐、盒、唾赤、注子、凈瓶、燈、熏爐、燭臺、爐、枕等日用器，還有雀食罐、塤、狗、馬、碾輪、漏斗等各式用具，其中又以青釉鳳首壺、刻花折沿大盤、青釉蓮瓣紋爐、頸部帶螺旋紋小口瓶、刻花彩繪大盤、青釉印花大盤、青釉褐彩彩繪紋盆、青釉印花碗和彩繪軍持等最具特色。在裝飾方法上，西村窯有刻劃花、印花、彩繪、點彩和鏤刻等多種，有些為西村窯所獨有，有些則借鑒陜西耀州窯、江西景德鎮窯，在模仿中有創新。從國內外考古發現與文物收藏情況看，西村窯產品主要外銷到東南亞及西亞市場。在印度尼西亞，曾出土西村窯長頸闊口瓶、醬釉和青釉點彩瓶、青白釉喇叭口軍持、青白釉繪花碗、青白釉花瓣口碗、青白釉劃花加彩繪碗、青白釉乳丁紋點彩小罐、青白釉瓜形點彩小罐、青釉鳳首壺、青釉點彩水注、青釉鴛鴦刻花點彩雙聯盒等眾多瓷器；在雅加達博物院，也收藏有點彩小瓶、點彩小罐、繪花瓷碟等西村窯產品。此外，在馬來西亞砂勞越地區發現不少西村窯產品，在西亞阿曼出土過西村窯刻花碟。在中國西沙群島海域，發現點彩瓶、點彩罐、刻花大碗等西村窯典型產品（圖15、16）。近年來，東南亞海域沉船考古不斷有重大發現，印度尼西亞林加沉船（Lingga Wreck）、鱷魚島沉船（Pulau Buaya Wreck）等出水了大批宋代廣州西村窯產品。研究發現，西村窯不僅輸出產品，還輸出技術，陶瓷工藝和燒造技術對東南亞窯業生產也有直接影響，柬埔寨荔枝山窯器帶有西村窯特色。可見，廣州西村窯善于模仿創新，制瓷技術相當嫻熟，生產能力提高，工藝達到較高水平，產品市場影響廣泛，為五代十國以來中國新興外銷瓷之代表，在亞洲陶瓷貿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圖15 印度尼西亞爪哇海域出水北宋西村窯青釉褐彩書“至和元年”款盤，廣州海事博物館藏

圖16 印度尼西亞爪哇海域出水北宋西村窯瓷器，廣州海事博物館藏

元明鼎革之后，明朝厲行海禁，唐宋以來蓬勃發展的海洋貿易受到遏制，沿海地區外向型手工業生產及產品輸出均大受影響。相對于唐宋至元朝中國陶瓷生產及其在國際市場上風生水起的歷史，明前期中國瓷器在整個東南亞市場的表現實在乏善可陳，折射出在中國對外經濟交往中最有影響、最有活力的陶瓷生產處在衰退狀態。在東南亞陶瓷市場，由于中國陶瓷輸入的短缺，或被其他國家瓷器取代，出現所謂的“明代空白期”（Ming Gap）。“明代空白”這一概念1958年由馬來西亞沙撈越博物館館長哈里森（Tom Harrison）提出，指的是婆羅洲西南角至沙撈越三角洲東北上百英里的海岸線范圍內，沒有發現任何明代人們活動的痕跡，也沒有見到明代瓷器碎片，但發現上百萬件明以前的瓷器殘片。而這一不尋常現象在菲律賓考古調查和發掘中也存在。這一概念經泰國曼谷大學東南亞陶瓷館館長布朗（Roxanna Brown）進一步推演，認為在1567年明朝政府取消海禁政策以前，中國生產的青花瓷基本上無法由正常渠道銷往海外，在市場需求嚴重供需失衡情況下，刺激了泰國、越南和緬甸等地生產外銷瓷，作為明朝瓷器的替代品，這造成東南亞本地陶瓷生產和外銷長達200余年的興盛。不過，15世紀歐洲人的全球商業殖民與海洋擴張，深刻改變了世界政治、社會、經濟格局。在走私浪潮沖擊、商業貿易推動與海外市場牽引下，明朝貿易逐漸從朝貢體制向商舶體制轉型。16世紀中葉澳門開埠，17世紀月港開港，國內市場網絡通過廣州、澳門、月港伸展到全亞洲、歐美，海外貿易成為拉動明中后期中國市場擴張、經濟增長的有力因素，促進商品化農業生產與專業性商品生產發展，紡織業、陶瓷業、蔗糖業、冶鐵業、茶業、蠶桑業、以及外銷工藝品加工業等與國內外市場構成發達的交通、市場網絡，瓷器作為中國出口量最大的外銷產品，其生產的外向性、海洋性不斷增強，在全球瓷器貿易中的份額也不斷增大。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著名的浙江龍泉窯，至明中葉以后趨于衰落，然而在福建、廣東（圖17-20）乃至越南，“仿龍泉”窯業卻發展起來。“仿龍泉”異地再造，是龍泉技術的對外傳播與資金流動，也包含著技術型人力資源的外流與溢出，產品具有明顯的外銷屬性，在國際瓷器市場上某種程度是“新龍泉”替代了“舊龍泉”。

圖17 饒平余里窯窯址，為廣東已知最早的仿龍泉青瓷窯口，大致年代為明早中期，規模宏大，制瓷技術和燒成技術高超，在廣東同類產品中極為罕見（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圖18 明代饒平余里窯產青釉菊瓣碗（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圖19 明代惠東白馬窯窯址，為廣東規模較大的仿龍泉青瓷窯場，產品外銷東南亞各地（筆者拍攝）

圖20 惠東白馬窯窯址及青瓷碗殘件（筆者拍攝）

景德鎮瓷業在大航海時代獲得迅猛發展的契機，這與明中葉以后國內市場聯系不斷加強，長江流域與珠江流域、海外世界的經濟交往日趨緊密有重大關聯，連接江南、嶺南與海外的交通要道大庾嶺路發揮重要的紐帶作用。唐宋時期粵北韶州大庾嶺路成為南方經濟腹地與嶺南交通的大動脈。宋人余靖稱：“廣之旁郡一十五，韶最大。……唐漢之西都也，由湘衡而得騎田，故武水最要；今天子都大梁，浮江淮而得大庾，故真（湞）水最便。”明代大庾嶺路為“朝貢之所途”，在國內交通體系中的地位進一步加強，“凡朝廷達官顯人有事于廣東，及使海外諸國，廣之任使者如京師，與夫諸夷之奉職貢效臣順者，未有不由于此。”明中葉以后國內市場經濟繁榮，商業聯系緊密，“賈人趨厚利者，不西入川，則南走粵，以珠璣金碧材木，或當五，或當十，或至倍蓰無算也。”海禁時期江南商人“竊買絲綿、水銀、生銅、藥材一切通番之貨，抵廣變賣，復易廣貨歸浙”，名曰“走廣”。故往來大庾嶺路的商賈如云，貨物如雨。嘉、萬時人王臨亨說：梅嶺“獨以橫截南北，為百粵數千里咽喉，犀、象、珠、翠鳥、綿、白氎之屬，日夜輦而北，以供中國用，大庾嶺之名遂滿天下”。萬歷二十年（1592），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從肇慶來韶州傳教，往來于南雄，在《致羅馬總會長阿桂委瓦神父書》中指出：“南雄是一商業城市，水陸交通極為方便。歐洲、印度、麻六甲、摩鹿加與其它地方的貨物，這里可說應有盡有。它和中國各地大半皆有往來，許多貨物經此而輸往他省，因此船只往來不絕，以我看來，它的面積和裴冷翠差不多。”“裴冷翠”（Firenze）為意大利佛羅倫薩之舊譯，文藝復興時期地中海世界著名的工商業城市，擁有發達的呢絨制造業、印染工業和轉口貿易，當然也是詩人、作家、畫家和雕刻師匯聚的藝術之都。在利瑪竇眼里，南雄是可與佛羅倫薩相比擬的大城市。可以這么說，韶州、南雄是明后期粵北地區兩個重要交通樞紐和商業中心，大庾嶺路是江南與嶺南海陸對接、雙向互動、走向世界的一條橋梁和紐帶。

20世紀6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珠江口西部的上川島進行考古調研，在紀念耶穌會傳教士沙勿略的小教堂附近海濱發現明代外銷瓷碼頭遺址即大洲灣花碗坪遺址。2016年，對該遺址進行考古發掘，到處可見景德鎮窯瓷片，種類有青花、青花紅綠彩、紅綠彩三種；器型以碗、盤為主，另有少量罐、壺等，這些瓷器殘片的紋飾，有花鳥紋、龍獅紋、八卦紋和人物故事等中國傳統紋樣，有些瓷片帶“正德年造”款。正德前后正是明朝海外貿易轉型、“廣中事例”確立時期，也是以葡萄牙人為代表的歐洲人進入中國海域，在川山群島等海島頻繁走私的時期。上川島遺址發現青花圣十字架紋飾瓷片，為葡萄牙“基督圣教”(Order of Christ)的標記；還發現葡文瓷片，與法國吉美博物館藏明代嘉靖年間瓷瓶銘文“ISTO MANDOU FAZER JORGE ALVRZNA ERA DE 1552 RENA”完全相符，可證該瓷器殘片為葡萄牙人Jorge Alvarse 于1552年（嘉靖三十一年）所訂制瓷瓶之遺存，說明上川島遺址為中葡早期瓷器貿易的一個據點。

2022、2023年，水下考古學者在南海西北坡西沙群島1500米海底發現I號、II號沉船，采集了海底沉積物及底部水樣，提取出水文物標本約600件（套），后來又陸續發現鐵錨、箱子等，這是我國繼南海I號沉船發現之后水下考古又一里程碑式重大發現。I號沉船遺址遺物器類十分豐富，以青花瓷為主，包括陶器、瓷器、銅器、鐵器、竹木器等，估計數量超十萬件，所出瓷器與景德鎮湖田窯、落馬橋窯址等所出的瓷器相似。初步判斷I號沉船是一艘滿載景德鎮外銷瓷器等貨物出航的由豪門巨商及中小商人共同組織的私人商舶，年代約為明正德年間（1506—1521）。II號沉船遺址核心區為大量碼放整齊的源自印度洋地區的烏木，及少量陶器、瓷器、蠑螺殼等，瓷器也產自景德鎮，是一艘返航中國的商船，年代約為明弘治年間（1488—1505年）。目前，南海西北坡I號、II號沉船正在進行考古發掘與研究，存在諸多未知問題，不過可以肯定，這兩艘沉船處在明中葉貿易制度轉型，“廣中事例”初步開啟時期，也是中葡早期接觸并在官方默許下開始走私交易的時期。綜合沉船船型、體量、貨物種類，宋建忠先生認為，I號沉船從廣州出發的可能性最大，目的地應是連接南海與印度洋的最大貿易中轉港馬六甲。II號沉船可能是從馬六甲裝載了來自印度洋地區的烏木后返回廣州。筆者認為，結合葡萄牙人托梅·皮雷斯的《東方志》、埃維拉《廣州來信》等史料記載，南海西北坡I號、II號沉船在南海走私，被西人稱為“貿易之島”的上川島可能是關聯度最高的地點。澳門開埠之前，上川島是中葡商人在景德鎮—廣州—馬六甲之間走私貿易的主要據點。

正德、嘉靖間，葡萄牙人在珠江口走私貿易中，通過中國商人向景德鎮訂制瓷器，從景德鎮起運，通過鄱陽湖、贛江水路，經南安（大庾、大余）越過梅嶺，到達嶺南的南雄，在南雄再度上船，由湞水入北江，水運到廣州及其附近的走私據點，再海運至葡人占據的馬六甲，轉口遠銷印度洋乃至歐洲。顯然，從江西景德鎮到珠江口灣區，再到東南亞乃至印度洋—歐洲市場，中外建立起跨區域、國際性的運輸網絡與區域分工合作機制。這種外向型生產—貿易新機制，顯非短期所能形成，關涉區域與部門也不是單一的，從而帶動了內陸地區與貿易港口之間的商品性農業、手工業生產的多方面發展和互相促進，成為明中葉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點。澳門開埠以后，廣州與澳門構成廣東貿易的“二元”中心結構，葡萄牙人通過參加每年一到兩次的廣州“交易會”，經營包括景德鎮瓷器在內的轉口貿易，獲利甚厚。

明清時期廣州不僅輸出本地產品，而且集散來自國內其他地區的商品，包括江西、福建諸窯口生產的瓷器。嘉靖三十五年（1556）葡萄牙傳教士克魯士在《中國志》里記述了當時廣州瓷器市場的情景：“瓷器有極粗的，也有極細的；有的瓷器公開售賣是非法的，……盡管這樣，瓷器的最大市場仍在城門，每個商人都在他的店門掛一塊牌子，寫明他店內出售的貨物”。

清康熙開海以后，為滿足外國商人的要求，廣州窯廠專門從景德鎮訂造素身瓷器（瓷胚），然后按樣加工，有些采用西洋繪畫工藝和材料，以洋畫技法繪制素瓷，加釉燒制三彩或五彩，稱為“廣彩”，亦稱“廣東彩”、“廣州織金彩瓷”。劉子芬《竹園陶說》說：

海通之初，西商只來中國者，先到澳門，后則徑趨廣州。清代中葉，海舶云集，商務繁盛，歐土重華瓷，我國商人投其所好，乃于景德鎮燒制白器，運至粵垣，另雇工匠仿照西洋畫法，加以彩繪，于珠江南岸之河南開爐烘染，制成彩瓷，然后售之西商。蓋其器購自景德鎮，彩繪則粵之河南廠所加者也，故有河南彩、廣彩等名稱。此種瓷器始于乾隆，盛于嘉道，今日粵中出售之饒瓷尚有于粵垣加彩者。

這里提到的經營景德鎮與廣州之間陶瓷生意的“我國商人”，應即廣州官府許可經營的“攬頭”“鋪行”之類。明末顏俊彥《盟水齋存牘》收錄一份名為《各鋪行答應照依舊規詳》的“公移”稱：“審看得鋪行答應，原有成規。物之產于外夷者，夷商供之；物之出于內地者，內商供之。”史書記載，清季景德鎮的“火窯”生產與銷售，“每年產瓷約值六百萬元。其輸出多由瓷行掌之，總數五十家。銷路以湖廣為最多，年約二百萬元，由湖南、湖北、廣東各瓷行掌之。……除由瓷行輸出外，有在該鎮零售者，計瓷器店三百余家。”文中之“內商”，應該包括景德鎮經營外銷瓷的“廣東瓷行”。

瑞典隆德大學圖書館收藏的一套50幅的瓷器燒造圖，描繪了瓷器從采集原材料到裝運出洋的整個制作過程。這套50幅水彩畫冊，是18世紀30年代由瑞典東印度公司的科林·坎貝爾（Colin Campbell）在廣州做生意時購買并帶回瑞典的。據研究，該畫冊之39至50圖，描繪了從瓷器生產地到瓷器外銷口岸廣州的整個過程，展示了外銷瓷產地、口岸城市（廣州）與海外市場緊密聯系的生動畫面。這套圖冊完整再現了“景德鎮瓷器工廠——瓷器商人——廣州鋪商——西洋商人”的瓷器生產“前店后廠”式的“產—供—銷”全過程，其間可以看到工人們辛勤的勞作，瓷器商人的精打細算，以及西洋商人的貿易活動，也可以看到清政府從產地到出口地對瓷器貿易的控制和管理。此類不同年代、但相同題材的紙本水彩畫，在英國維多利亞阿伯特博物館等亦有收藏，形象地再現了清代景德鎮與廣州之間的瓷器產銷體系與市場網絡。

廣彩瓷器始于乾隆，盛于嘉、道。1769年（乾隆三十四年），美國人威廉希基到廣州旅行，他參觀河南瓷器工廠后說：在一間長廊里，約200名工人正忙著往瓷器上描繪圖案，并敷以各種色彩，有老年人，也有六、七歲的童工。當時這種工廠竟有100多個。說明盛清時期廣州河南瓷器從業者甚眾，生產規模相當可觀。

四、大航海時代佛山躋身"天下四大鎮"與石灣外銷瓷新業態

佛山位于珠江三角洲核心區，漢代以來就是人煙稠密、經濟發達的農耕區和魚米之鄉，是珠三角水陸交通重要樞紐，有西江、北江干流通往廣州，有西江支流通順德、番禺、東莞、新會諸大邑，直通大海；北溯北江、湞水，可抵兩京、陜洛及荊吳諸省，西沿西江，可至梧桂川滇。明正統以后，佛山“生齒日繁，四方之舟車日以輻輳。”霍與暇指出：佛山為“鐵貨所都，七省需焉。每歲浙直湖湘客人腰纏過梅嶺者數十萬，皆置鐵貨而北。”佛山工商業居民不斷增多，城市規模不斷擴張，為珠江口灣區一大市鎮，經濟以冶鐵、陶瓷等產業見長。清代佛山與朱仙鎮、漢口鎮、景德鎮一起成為舉世聞名的“天下四大鎮”。

明中葉以后佛山陶瓷業迅猛發展，與當時各種生產、市場要素不斷向佛山流動和聚集直接相關。明代佛山石頭霍氏、李氏、金魚堂陳氏、佛山霍氏、綱華陳氏、石灣霍氏、黃氏等，均投資陶瓷、冶鐵等行業，為佛山手工業發展奠定雄厚基礎，陶瓷行業出現了祖堂居、陳粵彩、陳文成、楊名、楊升、可松等陶瓷業良工名號。清代佛山陶瓷業聚集起龐大的從業人員隊伍，“石灣多陶業，陶者亦必候其工而求之，其尊奉一如冶。”嘉慶時人林紹光謂：“石灣六、七千戶，業陶者十居五六”。石灣陶業全盛時期，共有陶窯一百零七座，容納男女工人六萬有奇。陶瓷廠家有兩來正記、文如璧、大昌、黃炳、陳祖、黃古珍、馮秩來等，晚清至民國石灣陶家更多。

佛山陶瓷業在技術上博采國內名窯燒制技術之眾長，推陳出新，形成技術精湛、產品精良的陶瓷新產業。石灣窯仿定窯之“粉定”，仿哥窯之“百土及碎”，仿鈞窯之“青釉夾紫紅斑”，仿景德鎮之“彩瓷”，仿龍泉窯之“梅子青”，仿磁州窯之“白釉與鐵銹花”，仿建窯之“兔毫釉”，模仿逼真，吸收優點，融合變化，仿中有創，青出于藍。尤其善仿鈞窯，以藍色、玫瑰紫、墨彩、翠毛釉等為佳，稱“廣鈞”，兼之先進龍窯的出現，提高了石灣陶瓷產品的質量。佛山陶瓷業與新崛起的廣州“廣彩”均得益于新技術的創新與產業升級，不僅是廣東地區外向型瓷業的兩支標桿，也是清代外銷瓷生產的先進之區。

石灣陶瓷業得天時、地利、人和之便利，匯聚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在國內外都贏得了廣闊的市場。清初屈大均說：“石灣之陶遍二廣，旁及海外之國。諺曰：石灣缸瓦，勝于天下。”有學者認為，明清時期廣州口岸的陶瓷貿易，石灣陶瓷出口僅次于江西景德鎮而居全國的第二位。

1998年夏，越南南部金甌海域發現一艘雍正年間（1723—1735）從中國廣州開出的商船，出水遺物13萬件，包括江西景德鎮窯、福建德化窯、廣東佛山石灣窯等生產的陶瓷，石灣“祖唐居”“梁齊號”窯場燒制的多款彩釉盤相當精致，為研究清代佛山瓷業提供寶貴的實物資料（圖21、22）。

圖21 金甌沉船上石灣窯“祖唐居”款彩釉盤

圖22金甌沉船上石灣窯“祖唐居”款和“梁齊號”款彩釉盤。

[資料來源：Nguyen Dinh Chien（阮庭戰）,

The Ca Mau Shipwreck 1723-1735

結語

世界上不同文明和族群，通過海洋這一紐帶，建立起川流不息的物質與文明交流的渠道和橋梁，豐富世界各地的經濟和文化生活。公元1世紀前后數百年，是人類海洋文明歷史的重要發展階段，連接地中海—印度洋與西太平洋世界的海上航線在南印度—斯里蘭卡海域交匯對接，漢武帝派出的官方船隊遠航至黃支國和己程不國，后人稱這條航路為海上絲綢之路。本文關注的一些中國生產的日用陶瓷產品，很早就通過這條航路被帶到遙遠的海外世界。7、8世紀以后，東西方海洋貿易進入繁盛時期，波斯人、阿拉伯人、印度人、東南亞人、中國人乃至日本人、朝鮮人，四海揚帆，持續經營著從波斯灣—東非海域到印度洋、西太平洋海域的貿易往來，帶動物質、技術、人口的跨海域流動與跨文化交流，堪稱人類海洋史上第一個“大航海時代”。中國陶瓷大規模進入國際市場，成為絲綢之外的大宗貿易商品，此后一直長盛不衰，深刻影響著各國經濟、社會與日常生活，以致于有人認為海上絲綢之路應該更名為海上陶瓷之路。

海洋貿易改變世界。唐宋時期海外貿易成為拉動中國國內生產、市場擴張、經濟增長的有力因素，市場經濟無形之手的力量，不僅沿海地區、內陸地區也能不同程度地感受到其影響力，國內交通與海外交通、水運-陸運與遠洋海運相銜接，國內市場與海外市場相聯系，沿海與內陸地區經濟的發展，出現以市場需求為導向、與海外市場消費互相聯動的新經濟發展方式，以外銷瓷為代表的外向型涉海手工業部門蓬勃興起，絲綢、陶瓷等中國產品源源不斷地被生產出來，運銷海外，傳統地域社會與經濟結構隨之改變。沉船考古及相關研究顯示，魏晉以降、唐宋之間歷時數百年的深刻社會經濟變遷、全國經濟重心南移，既有來自唐宋中國的內部力量與內在邏輯，同時也有來自海洋的外部力量的影響；既有來自中國的內部力量的支撐，同時也有來自海洋世界的外部力量的參與，內外關聯、海陸互動，海洋力量成為影響中國發展不可忽視的要素之一。

海洋貿易推動經濟增長。與之相適應，在沿海貿易中心、港口城市及經濟腹地，服務于航海貿易的各種輔助性行業應運而生，專門生產航海貿易所需的儲存器物、包裝設備等特種產品。這種專門行當具有地區性、專業性、定向性特點和民間性質，處在經濟生產鏈條的低端，成本門檻低，技術含量不高，但它卻是以自然經濟為主體的傳統經濟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生產-市場體系不可或缺的一個部分、一個環節。在面向國際貿易與海外市場的生產-市場-供應鏈中，此類下游低端行業與上游生產出口商品的高端產業互相銜接、互相支撐。本文關注的廣東產陶瓷罐及其生產業態，是自然經濟的一項帶有海洋色彩的新內容、新生產方式，新經濟增長點，在貿易主導的經濟體系中始終占有一席之地。

“罐窺”海洋，從微觀看宏觀，觀察海洋考古撈起的不起眼的古人航海日用陶瓷“廣東罐”，審視古代珠江口灣區民間窯場西村窯、石灣窯、廣彩瓷等精致外銷瓷，可以發現，唐南漢至兩宋時期隨著全國經濟中心南移，海洋經濟發展，南海之濱的珠江口灣區以及粵東濱海平原進入深度開發、高度發展的時期，廣東陶瓷手工業在持續的貿易增長與經濟理性推動下得到升級發展，粵東梅縣水車窯和珠江口灣區廣州西村窯、南海石灣陶業異軍突起，從經營服務于貿易的附屬型生產，分化轉型為以出口為導向的外向型產業。明清時期，在海洋社會經濟領域，民間力量在與官方力量、海外勢力的糾纏博弈中韌性十足，倔強成長，生生不息。以民間外銷瓷業為代表的珠江口灣區經濟高度參與國際貿易與生產分工，引領產業升級、技術創新，在早期全球化時代不斷推進地區經濟增長與近代化進程，成為中國面向全球的外銷瓷生產與出口基地，東亞乃至全球經濟的一個增長極。

【作者簡介】

李慶新：廣東外語外貿大學云山工作室首席專家、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海洋史研究中心研究員

原載《海交史研究》2025年第2期，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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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2期編校人員

陳麗華、陳少豐、李靜蓉、林儀

王麗明、肖彩雅、張恩強、李文慧

圖文編輯：王綺蓉

審核：陳少豐

終審：林 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