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第一冤案——韓侂胄

南宋一朝，力主抗金北伐、收復故土的主戰派官員均命運多舛、結局悲慘，輕者被貶謫流放，如辛棄疾、李綱，重者殺頭，如岳飛。岳飛因力主抗金被冤殺于風波亭，已廣為人知，然而，相比之下，還有比岳飛命運更悲慘的人，這就是韓侂胄。他不僅因主持“開禧北伐”被非法殺害（岳飛不管怎樣還是經過司法審判程序被殺的，韓侂胄則完全是被非法誘殺的），死后頭顱被割下來送給金國，而且，被誣以奸臣的惡名，一直保持到今天。

韓侂胄像

出身外戚，以政變上臺，主慶元黨禁

南宋紹熙五年（公元1194年），宋孝宗亡。當時主政的宋光宗是位間歇性精神病患者，再加上受其妻李皇后的挑唆，對于做了太上皇的父親孝宗，生前就不去朝拜，死后又拒不出面服喪，朝政更是亂成一團糟。是年七月，當時任知閤門事的韓侂胄和知樞密院事趙汝愚通過太皇太后（宋高宗吳皇后），強迫光宗讓位給趙擴，是為宋寧宗。顯而易見，寧宗總要比一個精神病人強多了，在他即位之初，“天下翕然望治”。韓侂胄當時的官位并不高，“知閤門事”只是個管朝廷宴席禮儀的閑官，其能參與此事，是因為他母親是高宗吳皇后的妹妹，他又娶了吳皇后的侄女，算是吳皇后的親戚。

寧宗即位后，趙汝愚作為右相掌握了朝廷大權，他推薦當時的道學家朱熹為侍講，為寧宗講解和灌輸道學理論，并借機干預政務。趙、朱二人相互勾結，陰謀將韓侂胄排擠出朝。然而，寧宗對道學不感興趣，認為“朱熹所言，多不可用。”在韓侂胄的支持之下，寧宗免去了朱熹的侍講之職，不久趙汝愚被罷相，同時，韓侂胄被加開府儀同三司，他的支持者京鏜被任為右相，以他們為首的一派在宋廷中取得了主導地位。一些曾受趙汝愚壓制的人紛紛起來揭露道學的虛偽和欺詐，稱道學為“偽學”。慶元二年（公元1196年），寧宗下詔禁止道學，并再次貶斥朱熹及其門徒，甚至要求官員升降調動的奏折上都要表明是不是“偽學”門徒。兩年后，訂偽學逆黨籍，趙汝愚、朱熹、留正等59人被列為偽學逆黨。這次抑道活動持續了四年之久，史稱“慶元黨禁”。

韓侂胄整治了朱熹，卻留下了千古罵名。元脫脫修《宋史》，尊崇理學，為道學立傳，而把韓侂胄列入“權奸”行列。明清都尊崇理學，朱熹的地位日高，韓侂胄的罵名更是逃不了了。

推崇岳飛，貶低秦檜，興開禧北伐

南宋時，不管出于什么動機，朝臣實際上分為兩派，一派主張小心翼翼地侍候好北方的金國，維持眼下的和平局面，是為主和派；另一派則主張揮師北伐，收復失地，是為主戰派，韓侂胄是著名的主戰派官員。

韓侂胄的抗金情結是由來已久的，為了為北伐造輿論，韓侂胄上臺不久就進行了“崇岳貶秦”。對待南宋初岳飛、秦檜這兩個歷史人物的評價，一直是南宋“戰、和”兩派官員爭論的一個焦點。公元1141年，岳飛被趙構、秦檜迫害至死。孝宗臨朝，為岳飛平反昭雪，追復原官，并加謚武穆，但并未清算秦檜的罪行。寧宗嘉泰四年（公元1204年），韓侂胄主政，南宋朝廷追封岳飛為鄂王，從政治上予其高度褒獎。寧宗開禧二年(公元1206年)，在韓侂胄的主持下，朝廷正式作出決定，削去秦檜的王爵，并把謚號改為繆丑(荒謬、丑惡)。韓侂胄崇岳貶秦，大大鼓舞了主戰派的士氣，沉重打擊了投降、妥協勢力，一時大快人心，上下抗金情緒極度高漲。

韓侂胄執政，光宗朝被排斥的主戰官員，再被起用，尤其是將閑居在家的辛棄疾重新任命為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在決策伐金的過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當時，金朝統治下的北方各族，正在陸續發動抗金斗爭，各族人民的反金起義，也在各處興起。金朝統治者日益陷于內外交困的局面之中。困居鉛山（今江西省鉛山縣西南）的辛棄疾，隨時在密切注視金國內部的動向。他被寧宗、韓侂胄再度起用后，力陳“金國必亂必亡”，本來準備北伐的寧宗、韓侂胄，得到辛棄疾等人的建言，更加激起了北伐的緊迫感，堅定了抗金的決心。

公元1205年，韓侂胄加封平章軍國事，總攬軍政大權，即下令各軍密做行軍準備，取朝廷封樁庫金萬兩作軍需。公元1206年，任命四川宣撫副使吳曦兼陜西、河東路招撫使，郭倪兼山東、京、洛招撫使，趙淳、皇甫斌兼京西北路招撫使、副使，以收復失地。是年四月，宋軍先后收復泗州、虹縣、新息縣、褒信縣，初戰告捷，形勢大好。五月間，韓侂胄請寧宗正式下詔，出兵北伐，“開禧北伐”全面爆發。伐金詔下，群情振奮。辛棄疾作詞贊頌韓侂胄：“君不見，韓獻子，晉將軍，趙孤存。千載傳忠獻（韓琦謚號），兩定策，紀元勛。孫又子，方談笑，整乾坤。”

但是，不利因素隨之不斷出現。張浚符離兵敗后，宋廷妥協投降派竊取要職，從此軍備松弛，軍紀渙散，多年沒有作戰。另外，決策出兵前，寧宗、韓侂胄解除偽學逆黨籍，重新任用一些在籍的官員，爭取他們一致對外，但其中的某些人并不真誠合作。甚至，韓侂胄部署北伐時，宋軍中已出了內奸。早在寧宗下詔伐金前一月，吳曦已在四川里通金朝，圖謀叛變割據。其派遣門客去金軍，密約獻出關外階、成、和、鳳四州（今甘陜一帶），求金朝封他作蜀王。宋出兵伐金，金朝指令吳曦在金兵臨江時，按兵不動，使金軍東下，無西顧之憂。吳曦叛變，對宋軍伐金的部署破壞極大。公元1206年六月，韓侂胄又用丘崈為兩淮宣撫使，丘崈受命伊始，就放棄已占領的泗州，退軍盱眙，宋軍退守，金兵分九路進攻，戰爭形勢，由宋軍北伐變為金軍南侵了。是年底，金軍又秘密派人去見丘崈，示意講和，丘崈密送金使北歸，從此，丘崈多次遣使與金軍談和，暫行停戰。

西線吳曦叛變，東線丘崈主和，韓侂胄日益陷于孤立了。開禧三年（公元1207年）正月，韓侂胄罷免丘崈，改命張巖督視江淮兵馬，又自出家財二十萬，補助軍需，但戰勢對宋方不利，只能派遣使臣方信孺到開封同金朝談判。方信孺帶回消息，金要求割兩淮、增歲幣、賠軍銀，還要北伐首領韓侂胄的人頭，方可議和。韓侂胄大怒，決意再度整兵出戰。寧宗下詔，招募新兵，起用辛棄疾為樞密院都承旨。六十八歲的辛棄疾這時得病家居，任命下達后，還沒有去就任，就在家中病死。

有說法稱，韓侂胄獨攬大權，專政達14年之久，但從“開禧北伐”來看，先有吳曦的叛變，后有丘崈的謀和，恰恰說明了他不夠專權，或是專權無術，他對主和投降派的鎮壓不利和失去警惕，是釀成開禧北伐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嘉定和議”的犧牲品

韓侂胄籌畫再戰，朝中一些官員卻在挖空心思搞議和。開禧三年（公元1207年），主和派中堅禮部侍郎史彌遠率先彈劾韓侂胄，指責北伐以來軍民死亡無數，耗費財資不可勝計，給國家帶來慘重災難。韓侂胄的侄孫女韓皇后死后，公元1202年，寧宗立楊氏為后，韓侂胄曾持異議，楊后對韓侂胄深懷仇怨，在政治上則和兄楊次山一起，主張妥協投降。于是，史彌遠勾結皇后楊氏和皇子榮王，謊稱得到密詔，指使權主管殿前司公事（相當于近衛軍司令）夏震等，在韓侂胄上朝時，突然襲擊，將其截至臨安城南門外玉津園夾墻內害死，事后才奏報給寧宗。

韓侂胄被暗殺，軍政大權全歸楊后、史彌遠所操縱。嘉定元年（公元1208年），投降派完全遵照金朝的無理要求，把韓侂胄的頭割下送去，并且全部接受金朝提出的條件簽訂了“嘉定和議”：增歲幣為三十萬，犒師銀（賠款）三百萬兩，金軍自侵占地撤回。南宋又一次屈膝降金，算是完成了“和議”。當時太學生作詩諷刺說：“自古和戎有大權，未聞函首可安邊。生靈肝腦空涂地，祖父冤仇共戴天。晁錯已誅終叛漢，于期未遣尚存燕。廟堂自謂萬全策，卻恐防邊未必然。”一場轟轟烈烈的“開禧北伐”就以這樣令人心寒的結局收場了。其實，當時的金朝已處于“必亂必亡”前夕，只不過是借南宋統治集團的軟弱和內部矛盾，實施威脅訛詐而已。金主曾喜曰：“除掉了韓侂胄之流，金不足憂也？”如果能如韓侂胄所愿，將北伐堅持到底，打敗金朝是有可能的。

韓侂胄之死及變為奸臣的復雜內涵

從表面上看，韓侂胄是被史彌遠和夏震等人“矯詔”枉殺的，事實上，寧宗皇帝是默許了這件事的，從事后沒有追究史彌遠的責任反而加以重用，便可得到證明。所以，韓侂胄之被殺，事實上是皇上默許、史彌遠與夏震動手、滿朝文武大臣坐視并樂見其成的事件。這一事件表明，當時，主張對金妥協、維持“和平”現狀，所謂“不統、不獨、不武”的政治力量在朝野上下占據主流。南宋一朝，自高宗起，就沒有出現過雄才大略的皇帝，沒有一個皇帝真正懷有抗金的理想并有實現這種理想的實際才干，總的來說，歷任皇帝本心上都是安于這種南北割據的現狀，想在屈辱中過太平日子。這種思想指導之下，朝中主張維持現狀和平的文官和武將便占了大多數，這些人不想打仗，又想要錢，所以，借口準備北伐或邊境防御向朝廷伸手要官要錢，但又借口戰爭準備沒有做好，遲遲不真正付諸行動，在前線的將領，往往與金軍將領暗通款曲，共同維持這種和平的現狀。從上到下、從內到外，宋金兩國實際上共同造就這么一個口頭上備戰、事實上避戰的政治生態。一旦到了真正開戰，就一定會出現韓侂胄在“開禧北伐”時遇到的無人聽從指揮、前線將領互相拆臺扯皮、甚至投敵叛國的情景（當年，張浚北伐也是如此失敗的）。后來有些人將韓侂胄的北伐失敗歸因于準備不充分便草草出兵所致，這實在是對當時的政治生態缺乏深刻的了解，以當時的官員和將領的心態，是無論花多少時間、投入多少錢都做不好北伐準備的，只能越準備越糟，越準備敗得越慘。

韓侂骨之死證明了一個驚人的事實：南宋當時從上到下，從皇帝、官員到士兵、百姓，絕大多數人是想過安穩日子的（哪怕是屈辱的做兒皇帝的安穩日子），即南宋的官民人等絕大多數是主和派、投降派，只有少數人是主戰派。朝野上下，全國官民是痛恨主戰派的，因為這些人破壞了他們寧靜安生的快活日子，將他們推進了戰火之中，所以，殺掉韓侂胄（或放逐張浚）之流的主張，反映了大多數人的心聲，盡管有少數人支持張浚、韓侂胄等，但成不了氣候，反而遭受冷遇和打壓。

對韓侂胄的處理深刻地反映出那個時代南宋皇帝和主要官員的怯懦、卑劣和邪惡。本來金國內部也是矛盾重重，他們提出殺掉韓侂胄只是政治訛詐而已，殺掉韓侂胄他們已如釋重負，很滿意了，可是宋寧宗和史彌遠卻陷入深深的恐懼之中，生怕不按金人的要求去做，會帶來更大的麻煩。所以，竟然把韓侂胄的尸體從棺材中剖出，將其頭顱割下，送給金國人，以表明自己徹底投降的態度。我們見過投降的，但沒有見過這么無恥邪惡的投降的，這應予以千載譴責。

相比之下，金國人對韓侂胄的態度還令人尊重，他們將韓侂胄的首級予厚葬，并給了一個恰當的謚號“忠謬侯”，說他“忠于謀國，謬于謀身”！什么意思？就是說他為國家考慮得太多了，對自己考慮得太少，這個評價是公道的。

與之相比，南宋那些謀殺了韓侂胄的皇帝和大臣就顯得更加卑劣，為了掩飾自己的卑劣行徑，他們開始大肆纂改歷史，篡改當時史官記錄的“實錄”，將韓侂胄打造成十惡不赦的奸臣，這些經過惡意篡改過的史料，被元人修《宋史》不加分析地采用，于是將韓侂胄永遠地定格于“奸臣”的行列之中，而今天有些史書，又不加分析地接受了《宋史》的說法。

其實，如果認真梳理一下關于韓侂胄奸臣惡行的指責，會發現均是出于某種邪惡目的的捏造，歸納下來，韓侂胄的罪狀無非以下四條：

1、身為外戚，參與廢立皇帝。

2、打擊道學，罷黜了朱熹、趙汝愚一黨。

3、獨攬大權，重用親信。

4、重用小人，心安理得地接受下級官員的逢迎奉承。

這方面的例子很多，而且歷來是（直至今天仍是）人們詬病韓侂胄的理由。如韓侂胄把他的弟弟韓仰胄提拔為知閤門事，“頗與密議”，人稱“大小韓”，“求捷徑者爭趨之”。蘇師旦僅僅因為早年在韓侂胄手下任小吏，即被任命為樞密都承旨，并授予安遠軍節度使，以致“近臣皆因之以進”。周筠只是由于從前在韓侂胄家里做過奴仆，便出任浙西兵馬都監，職位雖不算高，但“權任在師旦之亞”。陳自強是韓侂胄的啟蒙老師。韓侂胄得勢后，一見到陳自強，便把他任命為太學錄，幾個月后升任國子博士，剛半年升任御史中丞，不到一個月又升任簽書樞密院事，嘉泰三年（公元1203年)五月拜相，并歷封祁國公、衛國公、秦國公。其升遷速度之快，實在令人吃驚。難怪陳自強作為老師，居然稱韓侂胄這名學生為“恩王”、“恩父”，開口便是：“自強惟死以報師王。”

又如吏部尚書許及之“諂事侂胄，無所不至”。一次，官員們為韓侂胄祝壽，許及之因故遲到，大門已經關閉，他慌忙從狗洞里爬入。許及之任尚書，兩年沒有升官，他向韓侂胄哭訴，膝蓋不禁彎曲。韓侂胄可憐他，把他提拔為同知樞密院事，從而躋身于執政大臣。于是人們給他取了兩個綽號，叫“由竇尚書”、“屈膝執政”。一名趙姓官員因討好韓侂胄，做上臨安知府。韓侂胄過生日，“百官爭貢珍異”，他最后才拿出兩個小盒子．謙恭地說：“愿獻少果核侑觴。”打開一看，原來是“粟金蒲萄小架，上綴大珠百余”。禮物如此珍貴，官員們皆“慚沮”。韓侂胄除張、譚、王、陳四夫人之外，愛妾不計其數，其中有名位者即達10人之多。有官員獻上四頂北珠冠，四夫人一人一頂。可是，10名愛妾都爭著要，韓侂胄正頭疼。趙姓官員得知此事，立即用10萬貫銅錢買來10頂北珠冠，慷慨奉送韓侂胄的10名愛妾。這10名愛妾因此都替趙姓官員說好話，韓侂胄不久便把他提升為工部侍郎。一次，韓侂胄與客人們在南園飲酒，他不禁感嘆：“此真田舍間氣象，所惜者欠雞鳴犬吠耳。”誰知話音剛落，便有狗叫之聲。仔細一看，原來是那名趙姓官員學狗叫。趙姓官員之流對于韓侂胄，真可謂百般奉迎，惟恐不及。錢塘（即今浙江杭州）知縣程松，很想巴結韓侂胄。恰逢韓侂胄“有愛妾小故而出”，程松不惜花費重金，將她買回家中，“供饋之禮甚謹”。幾天后，韓侂胄“意稍解”，把程松晉升為諫議大夫。程松擔任此職以后，一年未提拔。他向韓侂胄獻上美女一名，名叫松壽。韓侂胄問：“奈何與大諫同名？”程松的回答是：“欲使賤名常達鈞聽耳！”韓侂胄“憐之”，又把他提升為同知樞密院事。程松靠獻媚取寵，從小小知縣爬到執政大臣，僅僅用了短短4年時間。這類事例太多，就不一一列舉了。

我們認為，上述這些理由均不能成立，身為外戚，參與廢立就一定是壞人嗎？不見得，周公、伊尹不也參與過廢立嗎？衛青、霍去病不也都是外戚嗎？這不都是公認的好人嗎？打擊朱熹、趙汝愚一黨也沒什么大錯，朱熹本來也不是個真有水平、真有原則的學者，他的政治主張保守平庸、學術觀點陳舊（參見本刊2011年第二輯《中國思想能飛多高？》一文，而且私人道德也不像后人宣傳得那么完美，起碼包養尼姑煉房中術這事他本人是承認的，這也是韓侂胄等人參倒他的理由之一）。至于獨攬大權，完全是子虛烏有的攻擊，若韓侂胄真有曹操、諸葛亮那樣獨斷朝綱的權力，也不至于指揮不動下級，四面楚歌，終于被殺了。至于那些官員給他送禮拍馬屁的故事，那是中國官場古往今來治不了的通病，只要你是大官，就會有人給你辦這些事，由不得你不要，那些以清廉著稱的官員，也都一定享受到類似的奉迎和賄賂，人們之所以對此類事津津樂道，恐怕更多的是出于羨慕嫉妒恨的心態，而非確實從心底里認為是一種罪惡。

看清楚了這一切，我們就能明白，韓侂胄不僅死于南宋多數投降派之手，而且也死于流傳千載的某種民族劣根性，而今人依然沿著《宋史》的窠臼繼續以這些任何官員都有的所謂“道德”缺陷來指責韓侂胄的行為，也正是這種劣根性一直流傳到今天的表現。

韓侂胄之死，讓我們警誡！

《南宋第一冤案——韓侂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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