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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夏驚鳴,華夏基石高級合伙人、業務副總裁,華夏基石首席人才官CHO導師
來源:華夏基石e洞察(ID:chnstonewx)
根據華夏基石大型專業直播課《優秀CHO應該掌握的40門技術方法》第三十八講“真高管團隊打造
”授課內容整理,文章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我們首先需要理解一點:高層組織是驅動組織的核心引擎。
比如戰略解碼,很多企業花費了很多時間,學習了很多工具模型,戰略規劃與執行依舊是脫節的,為什么?真正的原因在于“刀譜不能告訴你怎么殺人”——工具模型無法直接給出答案,而是“人”本身具有判斷力。判斷力是領導力的核心能力,若沒有打勝仗的判斷力/領導力,再漂亮的戰略工具也不能進行正確的戰略思考。
再如績效管理,其核心并非績效管理工具,什么KPI、OKR、平衡計分卡等等,而是各級管理干部想清楚“要打什么仗”“戰況如何?”“如何打贏”,“需要完成那些任務?如何衡量”。指標本質是“贏的邏輯”的表達,績效管理不僅是機制建設與責任傳導的工具,其有效落地的核心需要領導力支撐。
同時,文化管理、流程建設、干部選任等等工作的背后,本質也都依賴于干部的領導力。
由此可見,領導力是管理體系的核心。
而高層組織作為“領導中的領導”,是組織的核心引擎,是驅動組織的源頭。(需要明確的是,高層組織并非局限于公司核心決策層的少數人,凡是承擔某一經營單元整體責任的團隊,均可界定為高層組織)。
理所當然的,組織的諸多問題,源頭也在于高層組織。很多企業困惑于戰略與執行脫節、部門墻林立、績效流于形式等問題,究其根源,其實都可歸于高層組織問題。
01
高層組織的深層問題與根源分析
近年來,“偽高管”一詞熱度漸升,不僅成為行業熱議的“網紅詞”,更尖銳地暴露出企業高層組織存在的深層問題。其中官僚主義、攬功推過、空談理論等問題被反復提及,這些描述之所以能得到廣泛共鳴,根源在于此類現象在不少企業已成沉疴——我在咨詢實踐中,也深切感受到部分企業高管身上的這類現象。
但真的只是這些問題嗎?
如果真的只是這些問題,那就好解決了。這些問題本質上屬于底線層面的低級問題,解決起來并不復雜,反而無需過度焦慮,換人即可。
但現實是,企業高層組織的問題遠不止這些。很多企業嘗試了多種解決方案:從學習華為EMT模式、推行輪值制度,到組織各類培訓課程(當然,培訓也有其價值,但問題沒這么簡單),花費大量時間精力折騰,最終收效甚微。
為什么呢?
這背后的核心癥結,在于我們尚未找準高層組織的“真問題” 與問題背后的“真原因”。甚至可以說,偽高管不可怕,偽問題、偽原因才真正可怕。
因此,我們需要回歸本質思考:
企業高層組織還存在哪些更為普遍的真實問題與現象?
問題背后的核心根源究竟是什么?
只有先把這兩個問題界定清楚,解決問題的邏輯與方法才有可能切中要害。否則,方向偏差之下,再多的努力也只會事倍功半,甚至遲遲得不到解決。
一、高層組織存在的三大核心問題及現象
(一)行為失范:底線層面的顯性問題
現在大家講的基本都是這一類問題。這類問題本質是高管的底線性要求的素質和品行問題,也是“偽高管”最簡單的問題,具體表現為:
不擔當:不決策、避重就輕,遇事推諉扯皮,只愿做“傳聲筒”而非“決策者”。
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為忙而忙、流于形式,官僚主義與形式主義盛行,重表面功夫輕實際成效。
內部政治:報喜不報憂、攬功推過,“語言賄賂”成風,說話繞彎、相互討好,缺乏坦誠溝通。
心胸狹隘:玻璃心,刻意“裝逼”過官癮,部分企業甚至出現鋪排場面、追求虛名等現象;為凸顯自身地位和權威,山頭主義、部門墻的始作俑者等等。
為什么將這類問題是簡單的問題呢?因為這類問題解決的邏輯簡單直接——本質是“選錯人”的問題,若高管觸碰此類底線,直接調整更換即可。
如果高層組織都是這些問題,那就麻煩了,說明企業犯的都是小兒科的錯誤,也說明我們的人才隊伍太差了。
事實上,那么多企業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不可能高層組織都是這些問題。高層組織還有更普遍,更難解決的問題。這有定義出這些真問題,再找出其真原因,我們才能真正有效的建設高層組織。否則“偽高管”這種網紅語只是討好企業老板的語言賄賂,這種簡單的歸納與歸因,根本就不解決問題,你相信了,只會延誤、帶偏高層組織問題的解決。
那么,高層組織還存在哪些問題?
(二)認知割裂:高層組織的核心共識困境
在很多企業,高層組織存在的一個普遍問題是認知割裂。
所謂認知割裂,老大認為團隊的認知和自己的鴻溝越來越大,但大家一方面覺得老大的思路越來越難理解,另一方面,出問題時,老大認為都是團隊能力問題,所以有時團隊感覺也很委屈。這種認知割裂、認知鴻溝,是企業戰略搖擺、戰略執行力缺乏、組織行動激情衰敗、組織協同困難的一個重要因素。
認知割裂具體表現為四種典型現象——
1.表面共識與各行其是:“會議室里全同意,走出門卻各行其是”
這一點尤其在民營企業中,創始人往往擁有天然權威,開會時“老板英明” “完全同意”,看似達成共識,實則是“偽共識”。背后核心原因包括:老板缺乏耐心傾聽不同意見、喜歡搶先定調,或動輒對他人觀點“蓋帽子”,導致團隊成員不愿深入探討、不敢表達真實想法;久而久之,組織形成“思想懶惰”,成員不愿主動思考,開會時附和、“雙手贊同”,但散會后仍按自己的固有邏輯行事,最終,也導致企業很多關鍵性問題始終未能得到實質性探討,自然,很多問題就遲遲得不到解決。
2.戰略認知偏差:“老板覺得執行力差,員工覺得戰略不清”
這一現象在轉型期、升級期企業尤為突出:老板認為自己的戰略方向清晰明確,問題出在團隊執行力不足;但員工卻反饋“指哪打哪、執行力沒問題”,核心癥結是戰略不清楚,老板只是提了一個概念或者一個方向,戰略本身未被真正理解,或缺乏可落地的路徑。最終因雙方站在不同視角,有不一致的理解,形成認知偏差,導致戰略與執行脫節。
3.整體整合與分裂梗阻:“分工明確但協同失效,高層難以擰成一股繩”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出的“分工”,是現代組織的基本特征,而分工的另一面恰是“協同”。組織的核心命題,也在于“如何協同”,即如何將分割的個人能力、部門力量協同于戰略目標、市場需求和客戶價值,形成整體力量。而這一責任的核心承擔者,正是高層組織(而非基層員工),各級高層需對本責任單元的整體責任負責。但在現實中,企業最難協同的恰恰是高管群體,高層組織的不協同、零散,正是分裂、沖突與內耗的源頭。
4.個人英雄與群體智慧:“個人英雄抑制群體智慧、群體責任”
創一代企業家往往是企業的“天然英雄”,創業成功后積累了極高的權威,加之其操心最多、掌握信息最全面,決策正確性被過去一再證明。但隨著企業規模擴大,單一決策者的信息覆蓋面、精力分配都難以應對復雜局面,此時更需要激發團隊的群體智慧。然而,若老板威權主義過重,會導致兩個后果:一是團隊成員不敢表達不同意見、不愿主動擔責;二是授權不足,導致員工“不能擔責”。最終,企業變成“沼澤地”:很多問題推不動、難解決、無人負責,出問題后全推給老板——本質是“個人英雄主義”壓制了“群體智慧”,抑制了群體責任承擔,導致組織決策效率、行動效率與容錯氛圍、開拓創新氛圍下降。
(三)能力瓶頸:從“事務能手”到“戰略領導者”的轉型困境
高層組織的第三個普遍問題是“能力瓶頸”。
過去,很多高管在企業初創期是“功臣”,是“能手”,但隨著企業做大,其能力未能同步升級,陷入“過去的英雄,今天的狗熊”的困境,具體表現為三個層面——
1.事務執行能力強,戰略思考能力弱
企業初創期,一個團隊圍繞一個山頭:只需聚焦與某一個市場,某一個機會,某一個產品,進行研產銷。可以說,就是一個項目,創業團隊就是高管,核心能力就是一個山頭的研產銷的具體事情搞定,是“事務能手”,或者講是“項目團隊能力”。但企業在第一次成功,逐步發展壯大后,角色、任務、能力、責任會發生質的變化。需要從“項目管理”、“搞定具體事務”,要轉向“戰略管理、組織管理、跨系統協同”等。比方說,原來的研發體系可能只是創始人幾個人,現在則需要搭建上百人的研發團隊;原來只需關注一個明確的產品,現在要洞察市場,預判未來的市場機會(新山頭)、應對競爭變化,甚至考慮技術創新、供應鏈優化和供應鏈伙伴的創新等系統性問題,制定技術、產品戰略,規劃產品線迭代與組合等。但很多高管仍停留在“單一山頭”的事務性思維中,沒有及時形成戰略思維和系統性思考能力,難以適應新時期的角色與責任。
2.單項專業能力強,綜合管理能力弱
初創期的高管多是“單項冠軍”:可能是技術專家、銷售尖子,帶領“突擊隊”“尖刀連”就能打勝仗。但企業規模擴大后,對高管的要求從“單項突破”轉向“全能統籌”:不僅要會“做事”,還要會“戰略思考”;不僅做好自己的事,還要激發團隊、指導團隊、凝聚團隊并將責任層層分解;不僅要懂業務,還要懂流程建設、人才梯隊建設;不僅要管好自己系統的事情,還要去端到端的拉通。很多高管未能完成從“單項冠軍”到“全能選手”的轉型,導致戰略思考的責任、系統建設的責任、隊伍建設的責任、組織協同拉通的責任缺位。從而導致管理建設遲滯,團隊凝聚力不足、成長緩慢,戰略落地斷層等局面。
3.領導很多,領導力很少
企業做大后,隨著組織層級的增加,“當官”的人越來越多,很多高管只享受職位帶來的“官味”,卻忽視了領導力的核心要求——帶領團隊打勝仗。部分高管甚至陷入“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比如老板原來很少接觸政府,企業做大后受到政府重視,參加正式會議后,便盲目模仿“排排坐、定流程、搞預約”等表面形式,認為這是“大企業的標配”,這才是領導。但這是領導嗎?何為領導力?何為領導力?其核心就是戰略判斷力、團隊凝聚力、問題解決力、目標達成力!也就是帶領團隊打勝仗的能力,不是把精力浪費在無關緊要的形式上,出現“領導”很多,“領導力”缺乏的局面。
二、高層組織失效的核心原因
那么,上述行為失范、認知割裂、能力瓶頸三大問題,其背后的本質原因是什么呢?
(一)行為失范的核心根源:底線標準錯誤
行為失范的本質,是企業在高管選拔環節未能明確并堅守核心底線要求——正直、有胸懷、有格局、有事業心,這是高管崗位的“必備素養”,而非“加分項”。
高管作為承擔組織整體責任、凝聚團隊力量的核心角色,其核心價值不僅在于專業能力,更在于能否以正直的品行贏得信任、以開闊的胸懷包容差異、以長遠的格局支撐戰略、以強烈的事業心驅動組織。若選拔時忽視這些底線,讓缺乏此類素養的人走上高管崗位,即便其專業水平再高,也難以扛起整體責任,反而會因個人操守、心態問題滋生官僚主義、推諉扯皮等行為失范現象,結果往往是企業“自挖陷阱”。
因此,解決行為失范的關鍵,在于將具有“正直、有胸懷、有格局、有事業心”的人明確為高管選拔的“否決項”——不符合這些品行底線要求的候選人,則寧缺毋濫,及時淘汰,做到從源頭規避行為失范的風險。
(二)認知割裂的核心根源:邏輯不透,共識不真
認知割裂的核心癥結,并非簡單的“溝通不暢”或“意見不合”,而是團隊對戰略的核心——“戰略邏輯”未能想透,未能達成真正共識。
因此,下面我將對戰略進行解釋,把戰略拆解為三個層面:戰略方向、戰略邏輯、戰略行動,三者缺一不可——
1.戰略方向:即“做什么、做成什么樣”,比如“成為全球領先企業”“打造一核兩翼業務布局”,這類方向性表述相對容易界定,往往依靠核心決策者的智慧即可確定。
2.戰略行動:即“具體干什么”,比如“今年做50場直播”“搭建IPT體系”“培養人才梯隊”,這類任務式表述也容易羅列,其本質就是一個“做事清單”。
3.戰略邏輯:這是連接方向與行動的核心,也就是選擇這個方向的邏輯是什么——為什么有必然前途;實現方向的邏輯是什么——如何“贏”,是任務背后的“為什么”,如果不想清楚這個,為什么要做,做的事情對不對,都是不清楚的。有一句話——不要用戰術的勤奮去掩蓋戰略的懶惰,大概講的是這種情況。
因此,其核心邏輯就是先要回答我們事業的終局藍圖,即為什么有前途?我通常把它叫做必然前途,要想清楚趨勢的底層邏輯、行業的本質、客戶的獨特價值以及深寬的護城河。其次,我們選擇的業務如何才能贏?我通常把它叫做必勝邏輯。核心是想清楚怎么才能 “贏”,贏的核心又是“優勢”,不然客戶為什么選擇你?這就涉及到目標市場、目標客戶定義,獨特價值與獨特優勢的定義和成功要素,成功要素的戰況,成功要素的目標和策略任務等等。
很多企業的“戰略清晰”確實僅停留在“方向明確”層面,戰略邏輯并未想透,導致戰略行動缺乏底層支撐——老板認為“方向已明確,而團隊執行力不行”,團隊卻覺得“行動已落地,戰略本身不清晰”,造成分歧的原因本質是雙方對“如何從方向落地到行動”的邏輯認知存在鴻溝。加上部分企業存在威權型領導,老板動輒搶先定調、隨意主觀評判他人觀點,導致團隊成員不愿說、不能說、不敢說,集體智慧被壓制,形成的“共識”只是表面附和,最終結果是“會議室里全同意,走出大門各行其是”的偽共識,認知割裂進一步加劇,障礙了團隊成長。
我經常遇到一些企業,不是不成功,也不是這些企業做的都是錯的,但如果不清晰自己的成功邏輯和戰略邏輯,一遇到波動就會偏離自己正確的邏輯,容易受到干擾,另一個方面,就是今天做的符合戰略邏輯,這個事情做的符合戰略邏輯,但明天做的又是偏離戰略邏輯,或那件事情做的偏離戰略邏輯,是一種憑著感覺走的狀態,腳踩西瓜皮的狀態。
這類企業的一個核心癥狀就是缺乏戰略定力和戰略一致性,甚至遇到疑難問題時,不是去想清楚自己的戰略邏輯,而是在表面措施上不斷“創新”,或者去外面找神招,神招失敗,就茫然不知所措。想清楚戰略邏輯,確保在“正確的因”上使力。
這也是為什么轉型期、升級期企業尤其需要“頂層設計”——當企業陷入迷茫、糾結,怎么做都覺得不對勁時,核心不是急于制定更多行動任務,而是要組織核心團隊群策群力,把“成功的邏輯”、“贏的邏輯”想明白、想透并形成共識,才能具備強大的戰略定力和戰略執行力。
曾經也有人跟我說,邏輯有什么用,過去我們的某個決策不是挺有邏輯的,但是最終還是失敗了!那么,他講的對不對呢?這一點當然是對的,但是我們必須承認科學有正確與否之分,邏輯同樣也是。有的無邏輯的策略失敗了,有的有邏輯的策略也失敗了,但這都不是證明邏輯沒有用,而是沒有找到對的邏輯!不認識到這一點,企業團隊或者個人往往都會感到迷茫與無措,會相信神招,會遲遲找不到正確的“因”上施力!
(三)能力瓶頸的核心根源:認知須升維,成長要對癥
能力瓶頸的本質,是高管的個人認知與成長速度未能跟上企業發展和崗位升級的需求,具體可歸結為兩個核心原因——
1.認知未隨角色升維:很多高管在企業初創期是“業務能手”“功臣”,但隨著企業規模做大、自己晉升為高管,其使命追求、職責定位、核心任務已發生根本性變化——從“聚焦單一事務執行”轉向“統籌戰略布局”,從“個人沖鋒陷陣”轉向“帶領團隊作戰”,從“關注短期結果”轉向“兼顧長期價值”,過去式“被拉通”,現在要承擔“端到端拉通”責任等等。但部分高管未能意識到這種變化,仍以過去的思維模式、能力標準要求自己,導致“角色升級了,認知還停留在原地”,自然難以勝任高管崗位職責。
這種認知升維并非“不可實現”——只要高管能清醒認識到崗位對自己的新要求,他自然或主動去調整思維模式和工作重心,能力提升往往會很快(但如果涉及性格、秉性等底層素質問題,這個改變很難,難以通過后天調整改變,此時就需要通過選拔環節篩選出具備相應底層素質的人才)。
2. 成長不對癥:企業從小做到大的過程,也同樣需要高管能力持續迭代,這就像從小學到中學、再到高中,若不通過持續的學習、培訓和實踐積累,則很難直接應對更高階段的挑戰。但企業在創業期,大家只有一個心思“業務”,在戰略思維、系統思維、綜合能力歷練很難有序的去培養。
但企業往往沒有認識到高管能力瓶頸問題的本質到底是什么?沒有意識到高管團隊能力瓶頸的本質,盡管很多企業非常重視培養,結果效果不佳,事倍功半,高管的“能力瓶頸”突破顯得異常困難。
綜上,高層組織失效的核心原因是行為失范、認知割裂、能力瓶頸,而這三大問題的根源分別是: “選拔底線錯誤”; “戰略邏輯共識缺失”; “認知須升維+成長要對癥”。找準這些真問題、真根源,后續的企業解決方案自然就能有的放矢、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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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高層組織建設的邏輯與抓手
基于以上高層組織問題本質原因的剖析,高層組織建設的核心邏輯可凝練為三大關鍵環節:一是選拔,二是班子,三是成長的核心抓手。
一、選擇的底層邏輯:以“能打勝仗+有格局”為核心公約數
“人對事成”是高層組織建設的核心前提。但現實中,很多企業在選拔高管時容易陷入誤區:比如企業從小做大后,覺得“缺管理”,就盲目從大廠挖來中層甚至部門主管,直接任命為總經理,他們認為“大廠的管理經驗足以應付小公司”——這種情況在多年前十分普遍,本質是對高管選拔的核心標準認知不清。
那選拔高管到底該看什么?是經驗、能力、潛質,還是價值觀?
實質上答案遠不如此,這些結論都太抽象,總的來說,選拔高管的底層邏輯可以歸結為一個核心公約數:贏的能力+格局。
無論是高管還是好的中層,甚至是好的一般員工,都要有“贏”的能力。 “贏”對管理者來講,包含了判斷力、決斷力和組織力——帶領團隊打勝仗的能力閉環。其次是格局,決定了高管與其他人不同所在,是高管區別于普通管理者的核心門檻,也是選拔中最關鍵的瓶頸。那何為高管的格局呢?我把格局這個概念做了泛化,包含三個方面——有厚度:使命感/事業心、胸懷;有高度:戰略思維;有寬度:綜合能力/系統思維。而且越是高層,對這三個方面要求也越高。
下面,我也將逐一解釋高管需具備的“贏”的能力與格局:
(一)帶領團隊打勝仗的能力閉環,即“贏”的能力:判斷力、決斷力、組織力缺一不可
1.判斷力:看透本質、找準關鍵的核心能力
決策是高管的核心功能,判斷力是高管的基礎能力,沒有判斷力就無法做出正確決策,而判斷力的核心是“悟性”,具體體現為事實思維、目的思維,再加上強大的聯系能力、挖掘底層因果的能力。事實思維與目的思維很好理解,將不再贅述,重點說一下后面兩個能力。
(1)聯系能力:聰明的核心是“建立聯系”
一個人的聰明程度,不僅取決于記憶存儲的信息量,更取決于信息的“活性”——也就是聯系能力。就像初高中做數理題,聰明的人能從條件A聯想到條件B、條件C,甚至是條件D,最終推導出結果;再比如林彪從胡家窩棚戰場俘獲的長短槍、官兵比例、車輛數量等零散信息中,聯系到與其他戰場存在顯著差異,從而得出胡家窩棚是廖耀湘指揮所的關鍵作戰結論等例子,這些都是聯系能力的體現。
判斷人的能力也是聯系能力。你不能只聽他的自我標榜,而是要通過接觸、交流等各類經歷,從他的具體表現中建立聯系、綜合判斷。甚至學術創新、市場分析,本質都是聯系能力的運用。
所以有的人為什么會敏銳?歸根結底就是能夠迅速對各類信息建立聯系并作出判斷,而有的人對此卻是熟視無睹,反應遲鈍,這也就是所說的信息“活性”, “建立聯系”的能力較差。
但為什么有的人在某一領域是很聰明的,甚至可以稱為天才,但在其他方面卻顯得十分平庸。比如,他是一個技術天才,但卻在“人”方面顯得很笨呢?那么,他的信息活性和建立聯系的能力到底是好的還是差的呢?
每個人信息活性、建立聯系能力的不同,根源在于關注力。這也是為什么有些技術天才懂技術卻管不好人,不是他學不會管理學,而是長期以來他的關注力只聚焦技術,對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和反應,包括組織運作毫不關心,導致人際相關的信息在他腦中是“死的”。反之,若一個技術天才不僅關注技術動向,還關心國家大事、歷史政治、人際關系,那么,他的綜合能力必然更強。
這也提醒我們,選拔時要觀察候選人的關注領域:只關注單一專業、不關注組織和個人的人,那么,他的專業能力很強,但會缺乏綜合能力,任用時要注意放在合適的地方;而對多領域保持敏感、愿意主動關注跨界信息的人,才具備更綜合的聯系能力和領導力潛力。
(2)底層因果、核心因果:抓住本質、抓住核心的思維能力
光有聯系能力還不夠,判斷力的關鍵在于從關聯信息中找到底層因果和核心因果關系。底層因果好理解,就是穿透本質。那么核心因果如何理解呢?
核心因果的一個方面就是為“核心目的”服務的核心因果關系(要有目的思維去思考因果關系)。
以2019年光伏平價上網為例,行業報告普遍認為這意味著“從補貼驅動向經濟性驅動、技術驅動轉型”,這一結論是正確的,似乎也觸及到了本質。但對于一個企業做戰略決策來講有什么用呢?基本上是一句廢話。既然企業做戰略決策,核心目的就應該圍繞定義機會、定義競爭力,到這里如果你有這個思維,你就有可能馬上敏銳的洞察到——光伏平價上網的核心影響是“市場空間邊界被徹底打開”:因為沒有經濟性,光伏的市場此前依賴補貼或高電價,市場僅局限于中國和西歐;而具備經濟性后,沙特、印度、南美等全球市場都成為增量空間。看透這一底層因果,企業自然會加快國際化布局,這就是底層因果和核心因果的判斷力帶來的戰略價值。
其次,核心因果的另外一點就是在系統因素中“抓關鍵、找牛鼻子”——要么是“引擎點”(像鑰匙開鎖一樣,解決一個問題就能帶動全局)。
比如農業的引擎點是終端渠道,因為農產品非標不耐儲,銷售確定性能夠直接決定企業存活,這就是很多農產品企業的困境所在;要么是“突破點”,比如新業務、新市場中容易打開局面的目標客戶。
2.決斷力:敢于擔當、勇于拍板的魄力
判斷力是“看清事”,決斷力是“敢做事”,其核心是擔當力,是在正確判斷的基礎上,敢于管理、敢于挑戰、敢于扛旗的魄力。
高管必須做到敢于獎優罰劣、懲惡揚善,面對復雜局面不猶豫、不推諉。在關鍵時刻能果斷拍板,團隊迷茫、畏懼時敢扛起大旗。而沒有擔當的判斷力除非是參謀、助手,否則,是沒有價值的。這也是選拔高管時的核心底線之一。
3.組織力:凝聚團隊、排兵布陣、整合資源、必達目標的指揮能力
能看清事、敢拍板,還要能把事做成——這就需要組織力。
因此,組織力就是將分散的個體、資源整合起來,凝聚團隊、整合資源,圍繞目標、排兵布陣,協同作戰、必達目標的能力,也是高管從“俠客”轉向“司令”的關鍵。
對高管而言,組織力不僅是帶好自己的團隊,更要打破部門墻,推動跨部門協同,讓整個組織形成合力,為戰略目標和市場成果服務。
(二)格局:高管的核心門檻與最大公約數
如果說判斷力、決斷力、組織力是“能打勝仗”的基礎,那么格局就是決定高管潛力的“天花板”。格局的核心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使命感、胸懷與大局觀
高管不能斤斤計較個人得失,要具備“先人后己”的胸懷,凡事以組織整體利益為先,而非局限于個人或部門利益。再者,高管最好有使命感/事業心,這樣才能有更強大驅動組織的影響力。
2.戰略思維
高管不能只關注短期結果,更要具備長遠規劃的戰略思維。哪怕是負責技術的高管,也不能只盯著單個產品的研發,而要思考“產品競爭力的核心邏輯是什么”“技術如何支撐企業長期戰略”,始終以整體責任為導向。
3.系統思維(綜合能力)
說到系統思維,絕大多數人都會認為自己有系統思維,但實際情況又恰好相反,而且現實中很多問題又是經常出在“系統思維”這方面。原因是什么呢?
一般來說,系統思維分成兩類,一類是完全沒有系統思維;還有一類是有“系統思維”,但他是自己那“一畝三分地”的系統,沒有看到自己這個“小系統”還有關聯的大系統。
比如研發人員的很多問題不是出在不懂自己的專業,而是出在要了解市場客戶需求、生產工藝標準、銜接公司既有的產品平臺和標品體系,甚至供應鏈方的創新。
系統思維還反映在你不僅要考慮業務系統,還要考慮人員系統,還要考慮到內外部生態等等。
上述系統思維,就反映在一個人具備什么樣的綜合能力。當然,一個人不是全才,因此,綜合能力是一個關鍵要素,要根據這個人綜合能力的特點,有哪些長板,進行合適的安排。當然,對于一個高管,“帶領團隊”“打勝仗”是最起碼的要求,因此,帶領團隊能力,業務決策能力是最起碼的了。
(三)標桿參考:華為對高層管理者的核心要求
華為的高管選拔標準,恰好印證了上述邏輯,其核心要求包括:
戰略思維與戰略風險承擔意識:能看透行業趨勢,敢于在關鍵領域布局。
系統性思維:具備全局觀,能整合內外部資源。
把握灰度、善于妥協協作:不偏執于個人觀點,能在復雜局面中尋求最優解。
組織能力建設與激勵發展:能帶隊伍、育人才,激活組織活力。
責任結果導向:以成果為核心,不搞形式主義。
這些要求本質上都是“能力閉環 + 格局”的具體落地,既強調“能做成事”,也注重“能帶好組織、謀好長遠”。
(四)理論支撐:孔茨的三層能力模型
美國學者孔茨將管理者的能力分為三個層次,也能用來解釋高管選拔的核心邏輯:
1.專業能力:完成具體業務的技能,是基礎要求。
2.人際能力:與人溝通、協同的能力,是團隊協作的關鍵。
3.概念能力:抽象概括、總結規律并形成指導方針的能力,這也是這三項能力中最重要的一項,對高管尤為重要——它不是“會寫文章”,而是能從具體事務中提煉出普遍規律,從而具備策略化能力和組織化能力。這也說明了為什么具備概念能力的人更容易勝任高管崗位。
綜上,選拔高管的底層邏輯并不復雜:核心就是選“能帶領團隊打勝仗(判斷力、決斷力、組織力閉環)+有格局(使命感、胸懷、戰略思維、系統思維)”的人。
二、班子:從“形”到“實”的核心運作邏輯
解決高層組織問題的第二個關鍵是形成“班子”。
很多人會覺得“這不是理所當然嗎?哪家公司沒有董事長、總經理、人力副總裁、財務副總裁、營銷副總裁、研發副總裁這樣的組織架構?” 問題是,形式上的班子不等于真正的班子,如果缺乏班子化運作機制,那么就只是徒有其表的 “偽班子”。
從組織結構上看,企業必然具備班子的框架,但不恰當的領導方式和運作模式,會讓“班子”淪為單純的行政架構,無法形成真正的班子運作模式。就像我畫的示意圖:左邊叫線狀組織,主要是一對一的溝通與指揮;右邊叫塊狀組織,核心是高層組織就重大命題、策略、政策與目標進行討論、群策群力,把問題想透,達成共識,然后各司其職去落地。
真正的班子運作,是要從這種“線狀指揮”轉變為“塊狀協同”——即便結構不變,目的依然是通過群策群力,讓大家把問題想透,形成共識。所以班子的核心價值,就是解決“想透”與“共識”的問題,是激發群體智慧的載體,是共識的載體,也是班子成員成長的載體。
形成“班子運作狀態”的班子不僅僅提升戰略思考、推動戰略落地的關鍵,也是解決高層組織“認知割裂”和“能力瓶頸”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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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完班子的核心價值,再然后就是思考“班子化的運作”。
為什么“班子化運作”如此重要?
我經常打一個形象的比喻,很多企業領導方式就像影視劇中的諸葛亮,作為核心領導,分別把張飛、趙云、關羽各自叫過來,附耳吩咐,單獨下達指令。結果往往是,關羽會疑惑“張飛你做的這事,怎么和我手頭的工作沖突?”張飛卻只能回應“這是諸葛亮交代的”,關羽便無從反駁。由此,可以看出,當團隊成員之間缺乏統一認知,協同困難,甚至行動相互沖突導致出了問題時,責任都可以上移,比如張飛說的“都是諸葛亮交代的”。然而真正的班子,必須是大家坐在一起共同討論,明確目標、理清戰況,敲定策略方針和任務分工后再行動——除了絕密任務,每個人都該對全局心中有數。
所以說,班子不僅是群體智慧的載體、共識和行動力的載體,同時也是團隊成長的載體。如果只有班子的 “形”,沒有對應的運作模式,就無法激發群體智慧,既做不到“想透”,也達不成“共識”,最終會導致偽行動力,也就是呈現出大家都很忙、很累,但沒有成效,漸而也影響了團隊成長。
因此,想要打造真班子,核心要抓住三個關鍵:領導方式、議事方式、分權機制。這三者直接決定了班子能否從“形式”走向“實效”,其中最高負責人的領導方式,是影響班子形成的核心因素,下文也將對此展開論述。
(一)創始人領導方式的三大成功陷阱
1.敲鐘人習慣:慣性主導下的管理困局
這類陷阱源于創始人的創業底色——多數創業者是從0到1一手打拼出來的,習慣了親力親為、直接解決問題,久而久之形成了“敲鐘人”的行為模式。其典型表現有三個核心特征:
(1)直接給答案、直接指揮:當下屬請示“這個問題該怎么辦”時,創始人會下意識地立刻給出解決方案,甚至直接部署執行細節。
(2)形成單向依賴:下屬逐漸習慣等待領導拿主意,認為“領導喜歡親自指揮”,即便創始人并非不愿放權,這種習慣也會讓團隊產生“領導不愿放權”的錯覺,下屬也會養成“不用主動思考”的惰性。
(3)責任與權力雙重架空:長期的直接指揮,會讓管理干部的思考力逐漸退化,既沒有實際決策權,也無需承擔決策責任,出了問題就推脫“這是領導讓我這么干的。因此,整個組織形成不愿擔當的氛圍,很多問題久久得不到解決,而且問題原因有很容易歸結到老大身上。
除此之外,創始人還有一些其他現象:
點式溝通造成組織混亂:創始人可能單獨對“張飛”“趙云”(或不同部門的核心成員)下達同類任務指令,卻沒有明確牽頭部門,導致大家困惑“這類事到底該誰負責”,最終打亂組織秩序。
急于求成的管理誤區:創始人意識到管理的重要性,但往往急于看到效果,希望“今年搞一招就立竿見影,明年再換一招快速見效”。但卻忘記了管理本身就是一套系統工程,絕非孤立的 “招數”。就像大家常說“華為的成功是分錢的成功”,實際背后的邏輯遠比想象中復雜:分錢涉及分配依據,這就需要明確企業鼓勵什么、反對什么;而分配依據又離不開科學的評價體系,評價體系則又要依托目標管理;目標管理的落地,又需要匹配對應的領導力 ——要想清楚“打什么仗、怎么打贏、衡量標準是什么”一系列相關聯。而領導力的提升,又和績效管理體系相互作用,通過持續復盤倒逼團隊思考、不斷成長。所以說,管理建設需要時間沉淀,急于求成只會導致“囫圇吞棗”,看似快實則慢,就像反復揭開傷疤或在衣服上打補丁,永遠形成不了穩定的機制。
業務偏愛與管理迷信:很多創始人多是業務起家,一談市場、產品、生意就兩眼放光,但一旦涉及到理論,一聊管理就坐不住;其次,另一種極端是“過度管理”。把管理搞得過于復雜,公司里到處都是“警察抓小偷”的管控氛圍,扼殺團隊活力和創新力;再次,還有的創始人陷入“管理迷信”,把華為的BLM模型、DSTE模型等工具神化,認為是“偉大的神招”,殊不知這些工具有效,是要理解其本質,盲目的套用只會被工具綁架,喪失獨立思考的能力。
這些行為并非創始人有意為之,而是創業過程中形成的習慣使然。只有意識到這些問題的存在,才能有針對性地調整和改進。
2.威權與責備:壓抑活力的文化陷阱
很多創始人憑借自身能力把企業做大,天然具備權威地位,比較容易形成“威權式管理”,而責備則是這種管理方式的常見表現,通常會引發一系列副作用。
從人性需求來看,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指出,人有生理、安全、歸屬、尊重和自我實現的五種需求。在企業中,如果團隊成員長期處于負面評價中,做任何事都得不到反饋、認可,毫無成就感,創新能力就會被嚴重壓抑。久而久之,大家要么變得疲憊麻木,要么對批評習以為常、無動于衷,最后都變得不愿主動承擔責任與義務。具體來說會出現三種典型反應:
(1)報喜不報憂:因為害怕犯錯被責備,大家只敢匯報好消息,即便遇到問題也不愿主動提及,直到“火燒眉毛”才被迫暴露,導致問題越積越嚴重。
(2)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為了規避責任,團隊會制定越來越復雜的流程制度,做事只求“符合規定、遵循上級指示”,哪怕過程冗余也不愿靈活變通。核心心態變成“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求不出錯,不求有突破。
(3)推諉扯皮:因為“做多錯多、錯多挨罵”的緣故,遇到問題時大家第一反應是推卸責任,而不是主動解決,漸而導致團隊協作氛圍蕩然無存。
相比上面企業創始人管理團隊失敗的案例,有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同樣是“追求完美、嚴苛要求”,為什么有的領導者(比如彭德懷、任正非)的“罵”不會引發負面效應,反而能推動團隊進步呢?
我認為主要核心原因有兩點:
獎懲并重、客觀真實:這類領導者雖然要求高、敢批評,但也善于激勵人心,能精準洞察人性需求。哪怕是裁員這樣的敏感事,也能做到讓人心服口服。面對員工取得的成就該表揚時絕不吝嗇,批評也能基于事實,不搞無差別否定。
深耕業務、精準指導:他們雖然要求高、嚴苛,但始終沉浸在業務一線,對實際情況了如指掌,批評的同時會和團隊一起討論解決方案。哪怕是邊罵邊推進,也能找準問題方向,不會讓團隊感到迷茫。
反之,那些遠離業務、對實際情況一無所知,習慣性苛責、責備的創始人,只會“蓋帽子”式批評——既不知道問題所在,也提不出解決辦法,更不愿組織團隊討論,只是“不了解情況的批評”。這種情況下,責備文化只會導致報喜不報憂,缺乏擔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壓抑創新與活力等等。
3.胸懷過度:無原則包容的導向混亂
企業能成功,往往離不開創始人的優秀品性——要么是市場嗅覺敏銳,要么是善于成就他人,愿意給別人機會,樂于合作。但“胸懷”一旦過度,就會變成無原則的包容,反而阻礙企業班子建設。這類創始人的典型表現有三個:
(1)用人猶豫:遇到不適合崗位的人,礙于情面不愿調整,導致“人崗不匹配”的問題長期存在。
(2)議而不決:討論問題時過度追求“民主”,遲遲無法形成明確決策,導致組織行動力遲緩,很多問題都在“等”。
(3)目標松散:制定目標時不較真,目標沒實現也不追究原因,最終讓團隊形成“無所謂”的心態。
這種無原則的包容,會讓企業的價值導向變得混亂——該處理的問題不處理,該批評的行為不批評,該堅決反對的做法不制止。員工無法準確知道公司鼓勵什么、反對什么,必然導致組織渙散,不可能形成高戰斗力的組織氛圍。
綜上,其實這些陷阱的背后,都有其內在邏輯:“敲鐘人習慣”是創業期“親力親為”的路徑依賴;威權源于創始人“把企業做大”的“一貫正確自信”和掌控欲(或害怕失去的風險意識);過度胸懷則是源于“成就他人才能獲得合作機會”的成功經驗。
老大的領導方式是班子建設的一個關鍵因素,理解這些邏輯,才能更好地針對性調整,才能事半功倍地建設班子。
(二)完善領導方式:從“獨斷”到“群智”的轉變
創始人的性格或許難以徹底改變,但打造真班子的核心公約數必須堅守:激發團隊智慧,重視決策與共識的價值。讓團隊成員共同參與思考的過程,本身就極具價值——只有真正想透、形成共識,企業才能擁有堅定的戰略定力,才能不斷提升團隊的思考力、判斷力。
因此,也能夠回答為什么很多企業一遇到市場波動就搖擺不定?核心就是沒有想透自己的“成功邏輯”。所以,經常出現:不少企業成功了,卻不知道自己為什么成功。因此,一旦遇到市場攪局者,就容易偏離自身的成功要素,在焦慮中盲目跟風,最終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爛。而那些真正想透成功邏輯的企業,即便短期遇到困難,只要在核心成功要素上持續發力,就不會出現根本性問題。正如我們所說的“大事不糊涂”,就是要把成功的底層邏輯想清楚并堅守住,至于具體方法,可以在實踐中試錯并優化。
但有人說了,誰能保證所有問題都能“百分百想透”呢?理解以下兩個方面就理解了這個問題。其一,是底層邏輯的思考。底層邏輯思考是可以想透的,思考清楚底層邏輯,就是以底層邏輯的確定性應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其二、這不是一個時點的問題,是一個持續過程。想不清楚的可以持續想,到明朗一些條件后,能想清楚時在明確;另外,需要持續復盤,想錯的,可以糾正完善。
因此,對創始人來說,調整領導方式可以從這幾點入手:
1.先聽后說、多問少答:鼓勵團隊充分討論,不要急于下結論,給大家留出思考和表達的空間,“讓子彈飛一會”而后表述。
2.以目標、原則、邏輯、事實牽引決策:不要陷入具體事務的細節,而是聚焦“目標是什么、實現目標的邏輯是什么、決策原則和事實依據又是什么”。只要大方向沒錯,既可以允許團隊在執行形式上創新,也包容過程中的試錯。
3.借鑒經典管理智慧:毛主席在《黨委會的工作方法》中,早就講透了班子運作的核心邏輯,值得所有創始人研讀:
黨委書記要善于當“班長”——明確一把手的核心職責是統籌協調,而非個人獨斷。
要把問題擺到桌面上來——所有分歧和疑問公開討論,不搞背后溝通。
互通情報——確保團隊成員信息對等,避免因信息差導致的協作障礙。
不懂的東西要多問——不輕易表態贊成或反對,不恥下問,慢一點下結論。
學會彈鋼琴——兼顧各項工作的節奏與協同,避免顧此失彼。
抓緊抓關鍵、盯落地——對核心任務心中有數,確保決策能落到實處。
安民告示——開會前明確目的和事實依據,讓大家帶著方向參與討論。
精兵簡政——管理流程不要過于復雜,避免冗余低效。
力戒驕傲——保持謙遜,避免因自負導致決策失誤。
(三)班子運作的核心:“合”與“分”的辯證統一
班子的形成,離不開“合”與“分”的雙重支撐——“合”是共識與協同的基礎,“分” 是責任與效率的保障,二者缺一不可。
1.“合”:以共識為核心的協同機制
“合”的關鍵在于統一的意識觀和規則體系,核心是激發團隊智慧,實現“決策與控制的協同”。尤其在戰略規劃、重大投資、組織建設、人力配置等“重大不緊急”的事務上,必須重視民主意識,充分調動群體智慧,形成集體共識。但遇到“火燒眉毛”的業務時,則要服從權威,該誰決策就誰決策,避免過度討論延誤時機。
如華為的ST團隊和AT團隊(兩個團隊人員有重合,也有不同)就是“合”的典型實踐:ST團隊聚焦業務指揮,AT團隊專門負責人事決策(包括晉升、激勵等核心事項)。AT團隊的準入門檻不是“職位高低”,而是“管理成熟度”——必須具備管人經驗,且能做到客觀公正。對于該崗位選拔人員時其方案是:有管理潛質但缺乏經驗的成員,會先安排作為“觀察員”學習;如果破格提拔沒有管理經驗但能力突出的人擔任核心職務,會讓其前任擔任AT團隊主任,自己擔任副主任,通過過渡期確保決策質量。這種機制的底層邏輯,就是在重大事務上通過民主討論形成共識,再以集中決策保障執行,同時通過動態調整和定期復盤持續優化,既激發了群體智慧,又保證了決策效率。
2.“分”:以放權為核心的分權邏輯
很多人認為“班子天然是分權的”——董事長管全局、總經理抓執行、各副總裁分管對應領域,這不就是分權嗎?但問題的核心在于:形式上的分權不等于真正的放權。如果各分管領導凡事都要向一把手匯報,沒有實際決策權,也不承擔對應責任,這是一種“偽分權”,班子可能會淪為“傳聲筒”,集體智慧也無從談起。
但幾乎所有創始人都表示“愿意放權”,緊接著會補充一句“放不下去,一放就亂”。其實這種擔心大可不必,真正的放權不是“放任不管”,而是通過科學機制控制風險,讓“將軍在實戰中成長”。具體可以從這幾點落地:
(1)用目標管理把控核心風險:明確“要打什么仗、戰況如何、怎么打贏、必須做好哪些事”,鎖定關鍵目標和核心任務后,定期復盤進展、分析問題、調整策略。大家想想,核心目標不跑偏,打仗的戰況、思考過程是透明的,是不是控制住了主要風險?
(2)依托規則與審計兜底:財務規則、人力規則等既定制度是基礎保障,再加上審計監督,就能有效規避放權后的違規風險;同時,對于可能導致企業顛覆性危機的重大決策,仍保持集權管控,做到“該放的大膽放,該控的堅決控”。
(3)敢于啟用有潛質的人:不要過分糾結于資歷和經驗,就像霍去病——第一次隨舅舅出征時只是“跟著玩玩”,卻意外率領騎兵端了匈奴老巢。雖有偶然因素,但背后的過硬能力、膽識魄力、決策意識等核心潛質,才是關鍵。于是,在他第二次出征時,就被委以重任,獨自率領大部隊作戰。因此,對有悟性、有擔當、能想方設法把事做成的人,要敢于壓擔子,哪怕暫時缺乏經驗,也能在實踐中成長。
3.放權的三大核心原則
有效放權是班子建設的第三個核心問題。那么,如何做到有效放權呢?遵循以下幾個原則,是做到有效放權的關鍵。
原則一:人對事成,優先賦能有潛力的人。如果一個人具備“不等靠要、敢于突破條件限制”的創業精神,有“重視投入產出”的經營意識,能帶隊、有大局觀,即便沒有足夠資歷和經驗,也應該優先壓擔子、放手放權。
原則二:權力是“打出來的”,而非“要出來的”。被放權者不能一味抱怨“老板不放權”,更要先把自己的事做好、做出突出成績——沒有哪個老板會拒絕給能創造價值的人放權。
大家再想想放權與不放權有什么區別?其實似乎沒什么區別,就一個核心區別——“決策拍板”這一個環節。我們來看看一個決策過程:發現問題、提出解決方案、拍板決策、落地執行。你看,這些環節無論放不放權,“發現問題、提出解決方案、落地執行”都是被放權者完成的,沒放權時,就是拍板決策這個環節不在自己手上。那么好了,如果每次你都能把這三個環節做好,第一次匯報方案被認可、落地見效,等到第二次、第三次依然如此,第四次上級自然就會把“拍板權”放給你了。因此,我通常講,權力是打出來的,不是規定出來的。
原則三:既要賽馬,也要相馬,動態調整。不要被“只賽馬不相馬”這類概念誤導,真正的放權是“賽馬中相馬,相馬后再賽馬”:通過實戰檢驗一個人的潛質,再根據潛質賦予更大的權限。但同時也要做好分類管理:運營層面的權限可以快速下放,而戰略目標、品牌定位、產品定位等核心決策權,應傾向于在高層集中,避免因決策失誤影響全局;但如果團隊已經成長為“準企業家群體”,可以逐步下放戰略權限,在前進中完善機制。
再次,面對放權后的“混亂”,不要輕易收回權限——因為一旦收回,后續再想放權就難上加難。正確的做法是:先分析混亂的原因——是職責界面沒說清,還是流程不適應,或是人崗不匹配?職責不清就明確邊界,流程不適就優化調整,人員不行就及時更換。同時對管理者保持高要求,堅持“無功就是過”,用目標管理和審計做好管控,讓放權在有序框架內推進。
4.總結:真班子的三大核心要素
形成真班子,絕不能只停留在組織架構的“形”,更要抓住運作模式的“實”,這需要三大核心要素支撐:
創始人的領導方式:從“獨斷指揮” 轉向“激發群體智慧”,讓班子成為群體思考的載體,共識的載體,成長的載體,是提升戰略定力、戰略行動力的關鍵。
高層組織的議事方式:戰略、政策等重大而不太緊急事務,重視民主討論形成共識,業務指揮等需根據情況快速決策、權變處置的,側重權威決策(也需要團隊智慧)與執行。
真正的分權機制:以目標管理和規則審計為保障,側重潛力,大膽放權,讓“合” 與“分”形成辯證統一。
做到這三點,班子從“形式上的班子”就會變成“實質上的班子”,成為企業共識、成長與行動力的核心載體。
三、成長抓手:推動高管團隊能力升維的三大核心路徑
前面講到,要認識到“能力瓶頸”的本質原因,在正確的“因”上施力,高層組織團隊能力建設的效果才會事半功倍。
高層組織團隊能力瓶頸的關鍵一條是什么呢?格局!要認知到現在的角色和以前角色所需要的格局不同了;要有良好的“高度——戰略思維”;要有良好的“寬度——系統思維”;這是很多企業高層組織團隊能力瓶頸較為普遍的問題。因此,建設高層組織有三大抓手非常核心:角色認知建設——認知到需要不同的格局;戰略與戰略解碼(戰略管理)——培養高度格局戰略思維;頂層設計——培養寬度格局系統思維。
(一) 角色認知建設:破解 “崗位變了,思維沒變” 的核心瓶頸
現在的高管都很聰明,但很多成長瓶頸源于“角色認知不到位”——崗位已經發生變化,思維和行為模式卻還停留在過去,這也是很多組織變革失敗的關鍵原因。
比如:
從營銷總監提拔為事業部總,卻依然只關注“前端造勢引流”,沒意識到自己需“端到端拉通”,把供應鏈、團隊管理、人才梯隊建設都納入思考范圍。
企業推行“鐵三角”組織變革,崗位設置已經調整,但研發人員轉型做售前時,依然只關注“產品技術參數”,沒意識到核心職責是“讓客戶理解產品價值、認同產品優勢”,工作方式和表達邏輯都沒有相應調整。
很多主管把績效管理當成“HR的事”,卻沒認知到自己才是績效管理的第一責任人——要想清楚“打什么仗”,才能制定合理目標;要了解“怎么打贏”,才能做好過程輔導和結果評價。
角色認知建設的核心,是讓高管明確“新角色的核心職責是什么、要履行職責必須做好哪些事,以及如何做好”。具體可以通過以下步驟推動——
1.明確角色定位:針對每個高管崗位,清晰界定“你是誰、核心責任是什么”,避免角色模糊。
2.拆解關鍵動作:圍繞核心責任,梳理出“必須做好的關鍵事”,比如事業部總需要“制定戰略目標、搭建人才梯隊、提升系統效率”等。
3.對照復盤改進:定期組織高管對照角色要求,復盤“過去做得怎么樣、哪里有偏差、未來該怎么改進”,讓角色認知真正轉化為行動指南。
很多時候,高管不是“做不到”,而是“沒意識到要做”。因此,通過系統的角色認知建設,能讓高管從“被動接受任務”轉變為“主動承擔責任”,從“單一職能思維”轉變為“全局綜合能力”,才能真正承擔起崗位責任,跟上企業發展的要求。
(二)頂層設計綱領:構建共識、破解轉型困局的系統藍圖
頂層設計綱領類似于企業的“基本法”,它的核心價值是解決企業從小做大、戰略轉型過程中出現的系統性問題。
現實中,很多企業在轉型期會陷入一系列困境:
創始人決策變來變去,缺乏穩定性。
高管團隊思路不一,內部認知沖突嚴重。
創始人與團隊之間認知鴻溝擴大,總覺得團隊“跟不上自己的思路”。
內部協同效率低,像“沼澤地”一樣使不上勁。
創業精神衰退,文化稀釋異化。
人員臃腫與核心人才缺乏并存。
等等
這些問題的根源,在于企業缺乏一套清晰、系統的“成功邏輯”和行動綱領。而頂層設計綱領,正是通過明確企業的成功邏輯和指導原則,成為破解這些困局的關鍵抓手,具體有四大作用——
1.讓創始人完成系統思考,減少決策搖擺
企業家的思維往往具有兩個特點:一是“跳躍式”。憑借敏銳直覺捕捉關鍵問題,但邏輯系統不清晰,就會導致團隊也不理解,不清楚“為什么”,做不到以不變應萬變,落到具體問題,就會茫然不知對錯。二是“表達不穿透”。每個企業家都有自己的語言風格,甚至是自己的語言體系,他表達的意思,不見得是大家理解的意思,因此,很多核心意圖無法被團隊準確理解。比如有老板提出“111工程”,人力總監只糾結于“怎么安排111個人”,卻沒意識到老板的核心意圖是“搭建人才梯隊”,最終導致執行偏差。
從創始人角度來思考,頂層設計綱領的首要作用,是把企業家的零散智慧和核心意圖“邏輯化、穿透化”——梳理出企業持續成功的底層邏輯,明確每個成功要素的指導原則,讓創始人自己想透、想全,從而減少自己的隨意性和搖擺性。
2.推動高管團隊形成系統性共識,縮小認知鴻溝
成功邏輯一直是企業最大的“公約數”——創始人希望企業成功,高管和員工也沒有理由反對成功。所以,圍繞“企業如何持續成功”這一核心,頂層設計綱領明確了企業的核心理念、基本目標、成長路徑,以及營銷、研發、供應鏈、人力、財務等各模塊的基本原則。
通過共同討論、梳理綱領的過程,高管團隊能在“為什么成功、如何成功”等核心問題上形成統一認知,減少認知沖突和內耗。這種共識不是空洞的“思想統一”,而是基于企業實際的實現持續成功的系統思考,能直接提升高管的系統思考格局和能力。
3.提供變革藍圖,明確轉型路徑
頂層設計綱領不是一份靜態的“培訓材料”,而是企業實現戰略轉型、組織建設和能力建設的“施工圖”。就像華為基本法當年為華為的變革提供了清晰指引一樣。綱領會明確企業的變革方向、關鍵步驟和各模塊的行動原則,讓高管清楚“轉型要往哪里去、該怎么做”,減少轉型過程中的盲目試錯。
4.成為高管團隊建設的核心抓手
頂層設計綱領不是“一寫了之”,而是要成為管理者能力建設的核心抓手,一方面學習思考促進認知提升,另一方面,作為日常工作的“參照系”——遇到問題時對照綱領判斷方向,決策時依據綱領校準行為,定期圍繞綱領復盤改進,不斷內化為自己的思維和能力。通過這種持續的“對照—復盤—優化”,高管團隊的認知、系統思維能力會在潛移默化中不斷提升,真正實現“在建設企業的過程中建設自己”。
(三)戰略管理:在實戰中培養“打勝仗的將軍”
很多人認為,戰略解碼只是“分解戰略目標、傳遞戰略責任”,是績效管理和考核的輔助工具,但其實它的核心價值遠不止于此——戰略解碼是培養將軍的核心抓手,能讓高管在反復思考、推演、實戰復盤的過程中,自然提升打勝仗的能力。
具體來說,戰略管理的過程就是高管團隊共同“打仗”的預演與復盤:
戰略思考:圍繞“我們到底要打什么仗、戰況如何、怎么打才能贏”展開深度討論,明確成功要素、核心目標和關鍵任務。這個過程本身就是在鍛煉高管的戰略思考力——不再局限于自身分管的“一畝三分地”,而是站在全局視角分析戰場、制定策略。
戰略執行:將戰略目標分解為具體的任務,明確各環節的責任與協同要求,定期回顧經營成果與戰略成果,對照當初的設想,分析偏差原因,思考 “下一步該怎么打”。
戰績評估:對戰績進行總結,總結經驗與教訓,沉淀能力,并思考下一年度目標與策略,同時,對將軍們進行盤點和論功行賞。
所以,你看,戰略、戰略解碼與戰略管理這一過程,就是讓高管在“思考打仗、實戰打仗、復盤打仗”的閉環中,真正成長為具備戰略視野、實戰能力的將軍。
高管團隊的成長不是“靠聽課學出來的”,而是“靠實戰練出來的”。通過角色認知建設(明自身定位)、頂層設計綱領(建系統認知)、“戰略與戰略解碼(練戰略思維)” 這三大抓手,形成“認知—行動—復盤—提升” 的閉環,才能讓高管團隊快速實現能力升維,真正支撐企業的持續發展。
03
高層組織建設成功的底層關鍵
前面談到了高層組織的問題、原因,解決路徑,其實,還有一個核心底層因素。
這個底層因素就是——“老大”(創始人/最高負責人)的認知與投入。
一、成功的三大核心支柱
高層組織建設要落地見效,必須牢牢抓住三個核心支柱,缺一不可——
(一)人對事成
成功的前提是選對人,高層組織建設的第一步要先明確 “什么樣的高管能適配企業發展”,并建立科學的選擇標準與機制。這不僅是“篩選能力”,更是“匹配戰略”——所選高管不僅要具備專業能力,更要與企業的核心價值觀、戰略方向同頻,才能真正承擔起推動企業發展的責任。
(二)班子成型
如前文所述,形式上的班子不等于真正的班子。真正的班子需要通過優化領導方式、建立共識機制、實現權責對等的分權,打破“線性指揮”的壁壘,形成“塊狀協同”的運作模式。核心是讓班子成員群策群力、想透共識,避免“形聚而神散”,真正發揮集體智慧的價值。
(三)成長賦能
高管團隊的能力必須與企業發展同頻升維,而角色認知建設、頂層設計綱領、戰略與戰略解碼這三大抓手,正是推動高管能力成長的關鍵:
角色認知建設:解決“崗位變了、思維沒變”的瓶頸,讓高管明確自身定位與核心責任,實現從“單一職能思維”到“全局協同思維”的轉變。
頂層設計綱領:構建企業成功的系統邏輯,推動高管形成共識、縮小認知鴻溝,同時提供轉型藍圖,讓高管在系統思考中提升格局。
戰略與戰略解碼:在“思考打仗、實戰打仗、復盤打仗”的閉環中,培養高管的戰略思維與實戰能力,真正打造“能打勝仗的將軍”。
這三大抓手本質上是通過“明確定位、建立認知、提升戰略思考力”這三大環節,讓高管團隊的能力持續升維,跟上企業發展的步伐。
二、成功的底層關鍵:“老大”的認知與投入
但你看上述解決路徑,最終都要回歸到企業“老大”身上——老大的認知高度和時間投入,是決定這件事成敗的核心變量。
首先,認知到位是前提,如果老大沒有意識到“高層組織建設的核心規律”,沒有認識到“選對人、建班子、育能力”的重要性,就不會主動推動這件事落地。所以,很多企業老大抱怨“高管不行”“團隊跟不上自己”,實際上卻是沒意識到問題的癥結在自己:沒有較真、花時間去選擇;沒有打造真正協同的班子;沒有耐心去做角色認知建設、系統能力建設、戰略思考力建設。因此,只有老大先認知這些核心邏輯,才能從根源上推動高層組織建設。
其次,高層組織建設不是“一招見效”的短期工程,而是需要時間投入去保障,需要長期投入到系統工作——無論是班子磨合、共識建立,還是高管能力培養,都需要時間沉淀。如果老大像前文提到的“急于求成”,希望“搞一招馬上見效”,不愿意在選對人、建班子、育能力上花時間,最終只會半途而廢,只有真正放下“急功近利”的心態,愿意持續投入時間,陪伴班子成長,推動機制落地,高層組織建設才能真正見效。
三、核心總結:高層組織建設的完整邏輯
最后,我們回顧一下高層組織建設成功的核心邏輯,本質是“找準真問題、破解真原因、落地真動作”——
(一)找準真問題:高層組織的核心問題不僅是“偽高管”等底線問題,更核心的是“認知割裂”(班子成員思想不統一)和“能力瓶頸”(高管能力跟不上企業發展)。
(二)破解真原因:偽高管最大的問題是偽原因——缺乏擔當等品性問題關鍵在于選擇;認知割裂的根源是缺乏共識機制,能力瓶頸的核心是沒有有效的成長路徑,而這一切的關鍵在于老大的認知與時間投入。
(三)落地真動作:對應問題的清晰的解決方案:
底線問題(偽高管):通過“人對事成”的選擇機制解決。
認知割裂:通過“建真班子”形成共識的載體。
能力瓶頸:通過“角色認知建設、頂層設計綱領、戰略與戰略解碼”三大抓手推動能力升維。
最終落地:老大帶頭認知到位、持續投入時間,推動所有動作落地。
總而言之,高層組織是企業發展的“核心引擎”,其建設成功的關鍵在于:以“選對人、建班子、育能力”為三大支柱,以老板的認知與時間投入為底層保障,不急于求成、不相互抱怨,找準真問題、遵循真邏輯、持續花時間。只有這樣,高層組織建設的所有問題才能在將來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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