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政府與汪偽政權銀行大血戰內幕

導讀

汪精衛在日本侵略者的扶持下成立傀儡汪偽政府后，為了達到培植自己的經濟命脈，建立偽中央儲備銀行的目的，要求堅守在上海的國民黨政權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大銀行撤離公共租界。這場金融大戰，很快演變成了軍統和汪偽“76號”特務組織的血戰。

01

汪偽強推中儲券，蔣介石派軍統出手阻止

1940年11月30日，大漢奸汪精衛在日本侵略者的扶植下，在南京成立傀儡政權—偽國民政府。汪偽政權為了自身的生存，培植自己的經濟命脈，于翌年1月設立偽中央儲備銀行，由偽財政部長周佛海兼任總裁。汪偽希望以中央儲備銀行為中心，建立全國新金融網，極力推行中儲券。

抗戰初期，淪陷區流通的鈔票有法幣、華新票、聯銀票、“老頭票”等多種，金融行業混亂。當時，重慶國民政府的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大銀行的上海分行仍照常營業。為抵制漢奸政府，上海銀行業一致拒絕與“中儲行”來往，商店統一拒絕使用“中儲券”。

汪偽警政部長李士群，一手持“中儲券”，一手持槍，強行脅迫商家使用“中儲券”；并以“特工總部”名義，向上海銀行、錢莊發恐嚇信，稱不接受“中儲券”就武力對付。這樣一來，“中儲券”逐漸占領了市場，重慶國民政府的法幣被擠出上海，嚴重打擊了重慶國民政府的財政。

鑒于汪偽特務尤其是“76號”（注：汪偽政權的特務組織）總部在上海令人發指的恐怖行徑，為安全起見，中國、交通、農民三行都遷往法租界霞飛路。中央銀行礙于面子，不愿遷移。此時，偽中儲銀行上海分行向四行提出中儲券各10萬元開戶往來的要求，均遭婉拒，由此引起日偽不滿，禍根也就悄悄種下。

與此同時，在重慶的蔣介石焦慮萬分，他深知：四行在滬艱苦支持，與國家整個金融計劃關系至巨，滬四行一旦撤退，不僅法幣、外匯市場將發生劇烈變化，還會立即破壞后方金融經濟之安定，因此，他一面命令四聯總處（注：重慶國民黨政權戰時最高金融經濟管制機構，蔣介石親任四聯總處理事會主席），要求滬四行“堅守立場，不能絲毫讓步”，一面指示戴笠，要求潛伏在上海的軍統特務對偽中儲銀行職員，不惜采取襲擊、恐嚇和暗殺的手段，企圖阻止中儲券的發行。

1941年1月30日，汪偽調查處專門委員李明達被軍統特務暗殺；2月20日，偽中儲銀行上海分行本部遭到兩枚手榴彈的突然襲擊；3月3日，中儲滬分行辦事員富榮炳遭槍擊受傷；3月21日，偽中儲銀行第五次理事會調查處副主任樓侗又被刺斃命……

02

汪偽瘋狂報復，上海銀行業慘案不斷

在此情形下，周佛海大為震怒，公開聲明“如果一人被害，必拿四行十人抵命”，并令汪偽“76號”“力謀反攻”。汪偽特務頭子李士群立即拘捕四行職員作為人質，施以報復。震驚中外的“上海銀行大血戰”由此發端。

1941年3月21日深夜11時許，汪偽“76號”的一批特務分乘兩輛汽車，來到霞飛路賽仲路口江蘇農民銀行宿舍（汪偽特務誤以為這里是中國農民銀行），特務們一涌而入，六七個特務手持二十響快槍，將室內十二人綁至二樓。約十分鐘后，迫使他們分站兩排，突然間，特務向職員舉槍射擊。瞬間，血花飛濺，慘呼連連，僅三人幸免于難。

次日凌晨，“76號”特務吳四寶帶領大批特務，包圍極司菲爾路中國銀行職員宿舍（即“中行別業”），凡是銀行職員，均被抓進“76號”，先后180余人。

23日，汪偽警政部在滬《中華日報》上發表談話，說明拘捕中國銀行行員原因，并稱重慶方面對被捕者及其命運應負責任，要求渝方立即停止暗殺行為，否則對在滬四行金融機關負責人員及一般從業人員一律予以同樣處置。該報還公布被捕中國銀行行員128人名單。周佛海還假惺惺地表示，對此事“頗為悲痛……但重慶方面對我中儲下級行員如此殘害，我不報復，無以對同仁而安人心，其責應由渝方負之也”。

雖然汪偽特務制造了這兩起駭人聽聞的大案，但駐上海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行仍然奉命照常開門營業。汪偽特務見不起作用，于是變本加厲，又對上海四行行屋進行濫炸，造成行員多人傷亡。24日，上海中央銀行法租界亞爾培路分行被炸，死亡7人，傷20人；公共租界白克路分行也被炸，死亡3人，傷26人；公共租界靜安寺路分行被炸，死亡6人，傷60余人。

03

重慶方面緊急商討應變方案

在上海接二連三出現這些駭人聽聞的血案之后，上海四行紛紛致電蔣介石表示：“全市人心極度恐慌……情勢益加險惡，此后滬四行業務應如何處理以策安全之處，仍祈裁奪電示祗遵”。蔣介石責令四聯總處迅速召集緊急會議，決定在滬營業方針與行員安全處置辦法。

3月26日，四聯總處理事會奉蔣介石電令立即召開了緊急會議，商議應變方案。緊急會議由孔祥熙親自主持，出席人員有財政部及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大銀行的要員等。

會議最后決定：1、要求上海四行“應不避艱難，堅守立場，照常營業”。同時，應設法緊縮存款、匯款業務；緊縮人員；盡量減少重要庫存，帳冊應留存副本放置安全地點。2、對被綁人員，一面請外交部轉商英、美、法各大使交涉釋放，一面由各行就近相機設法營救，并勸慰其家屬；對被害人員，由各行優予議恤；對受傷人員，由各行派員負責監護，妥為醫治，并由各行負擔全部醫藥費用，傷愈并從優晉敘。

會議結束后，孔祥熙即向外交部發出急電，說明“日偽此種蔑視租界治安不法手段，實屬破壞租界法權”，“租界當局有保障租界商業及居民安全之責任。”會后第二天，國民黨財政部在重慶通過記者發表談話，譴責汪偽政權的暴行，哀悼遇難人員。同日，外交部也向英、法、美駐華使館進行通報，請求他們給予關注并能交涉對被捕人員引渡或予以保釋，保障租界安全。英、美兩國均表示對此事無能為力，只能在道義上給予聲援。

4月1日，上海銀行界請愿，保釋中國銀行被捕人員，并說蔣介石聽從美國大使勸告，已下令停止暗殺了。但周佛海不答應釋放。直到4月8日，被捕人員才全部獲釋，條件是“暫住原處，不準擅離”。

04

風波再起，上海銀行再遭血雨腥風

中國銀行職員獲釋后不久，4月16日上午，偽中儲銀行上海分行會計課副主任張永剛在大華醫院治療時又遭槍擊殞命。周佛海一聽說此事為軍統特務所干，惱羞成怒，決定“以血還血”。于是，命令吳四寶在剛經釋出而仍派武裝人員監視在“中行別業”的120余銀行人員中，提出九人，作為報復對象。

周佛海開始欲將該九人悉數抵命，在中國銀行總行業務部副經理李祖萊的再三要求下，最后減至三人。因那個被暗殺的會計課副主任姓張，“76號”也要挑三個姓張，且是“課主任”。但此時被捕三人中符合條件的只有兩個姓張的，最后，只得把上海分行新閘辦事處不姓張的主任曹善慶湊數。當晚，汪偽特務將三人用汽車送回“中行別業”，特務們在宿舍大門口對他們開槍。其中二人當場死亡，一人重傷。

4月17日，周佛海宣稱此事為報復行為，聽說滬四行已經停業，高興地說：“如能因此做到雙方停止暴行，則死者犧牲亦未始無代價也。”

同日，上海四行急電四聯總處：“……四行行員，既非武裝將士，在此毫無保障下，人人自危，無法工作，確屬實情。事機萬急，似宜權衡輕重，由政府趕籌穩定辦法……”18日，上海四行繼續來電稱，眾多銀行高管先后電請辭職。

此次血戰，導致上海金融界職員紛紛躲離上海，不敢上班，一片腥風血雨，使全市輿論嘩然。如此血戰不已，雙方也都感到對己不利。

30日，蔣介石作出指示：“應即由財（政）部速派熟悉滬市金融及才能足以應付非常環境之大員，克日赴滬，會同四行主持人員接洽應付策略，以策安全。”并密令戴笠對在滬特工“暫取緩和方針”。最后遵照蔣介石指令，由杜月笙出面調解，一場“銀行大血戰”遂告結束，上海市面上出現了法幣、中儲券共存的局面。

1942年2月，由蔣介石親自簽署行政院訓令，對此次上海大血戰中四行死傷人員“明令褒揚，以彰義烈”， 恤金在1941年度國民政府特恤金項下動支，“用以軫念忠良之至意”。

堅守在上海孤島的四行一直到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才撤離，它們對于法幣仍然在淪陷區流通，穩定法幣政策，起了重要的作用。

據《檔案春秋》 喻春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