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林隨筆｜以“鐘情與推許”的態度觀照一個真正的實存中國

20世紀上半葉，伴隨越來越多的西方人來到中國，一幅囊括物質文化、精神道德的東方異域知識圖景得以更為充分地展現。特別是，經由羅素、衛禮賢等有識之士的考察與介紹，西人眼中想象的異邦“中國”逐漸成為一個真正的實存“中國”。

先看英國哲學家羅素的“中國之問”。

1914年以降，西方普羅大眾面臨價值困惑與精神迷失。一批知識分子逐漸將目光轉向東方、轉向中國，以尋求診治歐洲文明的良方。

英國哲學家羅素于1920年10月至1921年7月應梁啟超之邀來華講學，回國后出版《中國問題》一書。作為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哲學家之一，羅素在書中開頭作出預言：“中國未來的發展將深刻影響整個世界，甚至可能在接下來的200年中成為決定人類命運的關鍵力量。”

羅素提出，要客觀評判中西兩種文明優劣，必須深入中西社會與價值體系之中。唯有意識到這一點，“我們才不會因為偏見而低估那些和我們不同卻同樣有意義的文明”。

再看德國漢學家衛禮賢的“中國情結”。

羅素結束訪華行程次年，漢學家衛禮賢重返中國，擔任德國駐華使館科學顧問。自1899年初次抵達中國后，衛禮賢一生中有25年在中國度過。旅華期間，他愈發領悟到中國哲理思想的精深之處，陸續翻譯《論語》《道德經》等，成為“中國在西方的精神使者”。

衛禮賢認為，中國文化是一個高度發達的、理性的文化，展示了一種“追求和諧、遵循宇宙和社會中的組織理性的理想”。他感言“中國自古至今的綿延不祚對于人類的繼續發展恰恰具有命中注定的意義”，繼而提出綜合東西方文化的思想主張。

在1926年出版的《中國心靈》一書中，衛禮賢深情獨白：“有一個因素是共同的，那就是處于進化過程中的中國人的心靈，這種心靈尚未失去它的文雅與冷靜，并且我也希望，永遠不要失去它。”

羅素、衛禮賢等人以“鐘情與推許”的態度觀照中國，一定程度上消減了西方中國觀的消極話語，成為20世紀上半葉“中學西傳”卓有成效的先行者。他們向西方推介中國，一是重新“發現”一個被長期遮蔽的中國，二是敏銳洞察中國思想體系對現代文化的鏡鑒作用，三是闡發中國哲理和學術傳統，為人類發展探尋新出路。

他們的中國書寫、中國論述，根植于在華生活與實地游歷的經驗，指向著一條清晰的認知演進脈絡：從早期帶有獵奇色彩的異域想象，逐漸轉向對中國社會現實的理性觀察，又從表層的感官印象，不斷深化至內在體認及對文化深層結構的闡釋。

一方面，摒棄“以西方為方法”。西方社會之所以不能正確認識中國，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將認識論凌駕于客觀真理和科學觀察之上，導致對“中國性”的誤讀。

另一方面，提倡基于實地考察的比較與對話。中西文化不能在無知的基礎上談“獨特性”，而要在知識的基礎上討論差異，“以更實際的眼光看待中國”。

（作者分別為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中國學研究所陳迪、沈桂龍）

原標題：《學林隨筆｜以“鐘情與推許”的態度觀照一個真正的實存中國》

欄目主編：王多

文字編輯：理論君

本文作者：陳迪 沈桂龍

題圖來源：視覺中國

圖片編輯：曹立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