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極右翼穿罩袍闖議會，挑釁主流政黨，超半數民眾愿意把票投給她

本周末，南澳大利亞州的選民將前往投票站，參加一場讓右翼評論員興奮不已的選舉——盡管勝負早已沒有懸念。該州極受歡迎的工黨州長彼得·馬利瑙斯卡斯被形容為“瞄準政治中間派的追蹤導彈”，他將毫不費力地贏得連任。真正吸引眼球的，是一枚瞄準民粹主義右翼的“追蹤導彈”：寶琳·漢森。她是真人秀節目《與星共舞》的前參賽者，主演了她自己的“反覺醒”電影《一部超級進步的電影》，同時也是異軍突起的單一民族黨創始人。

這種觀點長期以來讓漢森處于澳大利亞政治的邊緣。在5月的聯邦選舉中，單一民族黨獲得了6%的支持率，主要集中在澳大利亞的偏遠地區。但幾個月內，其作為邊緣政黨的地位開始發生變化。到9月，該黨在民意調查中的支持率達到了兩位數。在12月受“伊斯蘭國”啟發的邦迪海灘光明節大屠殺之后，單一民族黨的崛起如此迅猛，甚至讓謹慎的評論員也感到震驚。

“我看到的每一項民意調查都讓我感到震驚——而我是以此為生的，”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政治學家吉爾·謝潑德對澳大利亞廣播公司表示。“這不是曇花一現，”《悉尼先驅晨報》的詹姆斯·馬索拉補充道，“單一民族黨的崛起是真實的。”民意調查專家科斯·薩馬拉斯將其形容為“劇烈的”。他暗示，單一民族黨的激增是“一種傳染病”。本周末的選舉將是檢驗這種“傳染病”是否能轉化為實際選票的首次測試。

下一個，或許也是更具說明意義的試金石，是5月9日在新南威爾士州偏遠地區法雷爾選區舉行的聯邦補選。該席位由上個月被罷免的中右翼自由黨領袖兼保守派自由黨-國家黨聯盟負責人蘇珊·萊伊空出。再往后，維多利亞州的選民將在11月走向投票箱。維多利亞州是澳大利亞最狂熱的進步人士的家園。其首府墨爾本是全國唯一一個經常使用原住民名稱Naarm的城市；那里的五歲兒童被鼓勵在學校表達“性別認同”。即使在這里，或者也許特別是在這里，單一民族黨也勢頭強勁。

與英國改革黨的發展軌跡一樣，單一民族黨的激增最初是對中右翼崩潰的回應，現在它對中右翼構成了生存威脅。但最近，漢森也開始蠶食工黨的支持率。深諳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大重組”理論的民意調查專家薩馬拉斯對此并不感到驚訝。薩馬拉斯曾警告說，工黨已經放棄了作為工人階級政黨的身份，轉而迎合癡迷于身份政治的“婆羅門左翼”，選舉上的清算只是時間問題。盡管如此，衡量全國情緒最令人瞠目結舌的指標是，承認自己對單一民族黨感到好的澳大利亞人的龐大數量。根據《衛報》上個月的一項民意調查，近60%的澳大利亞人表示他們愿意在下一次聯邦選舉中投票給該黨，其中包括近一半的現任工黨選民。

當然，許多對單一民族黨感到好奇的選民最終可能不會付諸行動；無論如何，對單一民族黨的原始支持率并不一定會轉化為大量席位。在南澳大利亞州，小黨的激增可能會侵蝕自由黨的初選選票，從而使工黨受益。本已虛弱的反對黨正面臨在下議院47個席位中保住不到5個的前景；選舉上的徹底失敗正在招手。

盡管如此，如果只關注這一點，就有可能忽略了最重要的一點，即這些事情本不應該在這里發生。長期以來，澳大利亞的政治敏感性一直扎根于中間派，這主要是由于優先投票和強制投票等結構性因素。但民族精神和性格——這些也是真實存在的。我們習慣于將我們與歐洲和美國的距離視為哲學上的，也是地理上的：激進主義不適合我們。我們喜歡認為我們仍然相信“公平競爭”。我們喜歡開玩笑。

Resolve最近的一項民意調查讓人得以一窺助長反建制情緒的原因。一位受訪者對民意調查人員說，“主要政黨只是在議會里爭論伊斯蘭國新娘的問題，而世界正在燃燒！”另一位受訪者“傾向于單一民族黨，因為至少寶琳愛她的國家”。由此可見，公眾情緒是陰郁的。人們對政治階層感到憤怒，因為他們沒有足夠關注生活成本危機，而這場危機在伊朗戰爭引發的燃料沖擊之前就已經很嚴重了。他們也對圍繞移民問題的禁忌感到憤怒，特別是對引入伊斯蘭極端主義的禁忌。

因此，澳大利亞人正在打破他們自己關于不與邊緣勢力調情的禁忌。或者更準確地說，自九十年代末以來，邊緣勢力的定義已經發生了急劇的修正。讓我們稍微回到澳大利亞人喜歡開玩笑的話題上。除了她的民意調查數據，我們還可以將寶琳·漢森的主流化追溯到政治諷刺經濟學的巨大轉變；也就是說，誰在嘲笑誰。在她發表“被亞洲人淹沒”的演講六周后，一位電視記者問漢森：“你是仇外者嗎？”她回答說：“請解釋。”這句話成為了九十年代末心胸狹隘的種族主義的代名詞。變裝皇后“寶琳·潘茨當”對她進行了無情的模仿。在昆士蘭州陽光之州之外，人們拒絕了漢森對被稱為“白澳政策”的限制性移民時代的懷念，該政策直到七十年代才被正式廢除，但聽起來已經像是古代歷史的回聲。

漢森的第一幕在1998年黯然落幕，當時她失去了席位。丑聞和內訌困擾著她的政黨。在定罪被推翻之前，她因選舉欺詐在監獄里度過了11個星期。然后，在2016年，她回到了澳大利亞參議院，正好趕上唐納德·特朗普的第一個任期，現在她堅持認為澳大利亞“正面臨被淹沒的危險”。雖然伊斯蘭教是澳大利亞第二大價值觀信仰，也是增長最快的價值觀信仰之一，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難民的穩定涌入，但澳大利亞的比例大約是英國的一半。盡管如此，隨著凈移民人數在2023年達到55.6萬人的峰值，以及澳大利亞備受吹捧的繁榮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脆弱的共識開始破裂。

聯盟黨的彼得·達頓曾在2018年警告說，墨爾本的人們因為“非洲黑幫”而太害怕去餐館吃飯，他在去年的選舉中發誓要通過削減永久移民和收緊國際學生名額來提高住房負擔能力。民意調查曾對他非常有利，直到情況發生變化。就像加拿大失敗的民粹主義保守黨領袖皮埃爾·波利耶夫一樣，他被視為與特朗普關系密切，而他的競爭對手則不然。穩扎穩打是澳大利亞的默認模式。因此，安東尼·阿爾巴尼斯領導的工黨徹底擊敗了聯盟黨，贏得了150個選區中的94個。達頓失去了席位。盡管如此，工黨只獲得了三分之一的選票——綠黨、獨立人士和小黨的優先撥票完成了剩下的工作。聽起來很熟悉嗎？

在遭受重創后，聯盟黨推舉溫和派的蘇珊·萊伊作為其注定失敗的領袖。她對包括移民在內的所有爭議性問題都發表了模棱兩可、平淡無奇的聲明。在選舉后的兩個月內，單一民族黨開始崛起。

自由黨傳統的富裕選民基礎已經擁抱了具有社會意識的“青色”獨立人士。現在，聯盟黨正在流失其右翼陣營的支持。叛逃隨之而來。澳大利亞國家黨前領袖、副總理巴納比·喬伊斯跳槽加入單一民族黨，理由是在可再生能源和移民問題上與該黨存在分歧。在11月，漢森穿著罩袍出現在參議院。批評者譴責這是一種制造分裂的噱頭。然后發生了邦迪襲擊事件，突然之間，她對伊斯蘭恐怖分子的危言聳聽似乎并沒有那么愚蠢。這與澳大利亞總理不同。在襲擊發生后的幾天里，阿爾巴尼斯只談到了槍支管制的失敗和新納粹分子的極端主義威脅。正如前自由黨財政部長喬什·弗萊登伯格在大屠殺現場發表的尖銳演講中所說，“如果你無法說出那些詞——激進的伊斯蘭主義意識形態”，那么你就無法開始解決它。阿爾巴尼斯被迫宣布對邦迪大屠殺和更廣泛的反猶太主義進行公開調查。

但是，盡管“阿爾博”經常難以解讀公眾情緒，但他很擅長他所謂的“與保守黨作斗爭”。而且肯定擅長“分化”他們。他對邦迪事件的立法回應——槍支管制措施加上更嚴厲的仇恨言論懲罰——激怒了以農村為基地的國家黨內的異見人士，并宣告了萊伊終結的開始。上周，國家黨領袖大衛·利特爾普勞德謙卑地辭職了。“我完蛋了，”他解釋道。

當一個政黨知道如何讓人們發笑時，它就知道如何把握時代精神。低估這方面的相關性就是生活在一個幻想的宇宙中，而且是一個危險的宇宙。但漢森的崛起——原諒這句陳詞濫調——絕不是鬧著玩的。她既是政治碎片化和兩極分化的受益者，也是推動者；是澳大利亞民主健康狀況不佳的警告信號。

在漢森的第一幕中，聯盟黨與工黨聯手，切斷了單一民族黨的優先撥票，試圖擊退她引入政治話語中的公開種族主義。我們不知道他們現在會怎么做。無論如何，國家黨的新領袖馬特·卡納萬似乎更愿意挑戰漢森。他抨擊她沒有“好”的言論是制造分裂。自由黨的新領袖安格斯·泰勒則顯得較為軟弱。夾在巖石和懸崖之間，他掌權時支持減少“不良移民”。“對我的出發點是價值觀，”泰勒最近對一家保守派智庫表示。“這些人來到這個國家，會把世界另一個地方的仇恨和暴力帶到我們的海岸上嗎？”

這都很好——但真正需要采取這種立場的是阿爾巴尼斯。不僅如此，他還需要發出信號，表明他不會被工黨選民的某些部分以及傾向于對政治伊斯蘭教態度軟弱的更廣泛左翼所嚇倒。在這一點上，他可能會效仿工黨州長的做法。新南威爾士州的克里斯·明斯警告支持加沙武裝組織的陣營，“澳大利亞根本不適合你們”；南澳大利亞州的馬利瑙斯卡斯對納稅人資助的阿德萊德作家周為支持加沙武裝組織的作家提供平臺表示厭惡。

現在是澳大利亞政治中間派領導人開始保衛自己領土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