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頤：AI時代，真正稀缺的不是“職業技能”，而是被誤解的通識教育

當學歷通脹遇上AI的降維打擊，無數家庭都在發出同一種靈魂拷問：站在一切皆可被AI顛覆的十字路口，孩子究竟應該學什么？什么才是真正不可替代的護城河？

近日，在UWC世界聯合學院常熟校區，哈佛中心上海執行董事、常熟UWC聯合創始人王頤與前哈佛文理學院院長柯偉林教授展開了一場深度對話。

兩位專家一致認為，在AI時代，真正稀缺的不是某種具體的"職業技能"，而是常常被誤解的通識教育。AI時代的社會更需要“通才”而非“專才”，同理心、批判性思維與復雜問題解決能力才是人類最強大的護城河。

王頤先生自2014年起負責哈佛大學在中國的事務，曾任麥肯錫全球董事合伙人、高盛董事總經理，現任好未來教育集團獨立董事。從哈佛天體物理專業到跨界咨詢、金融、教育，他正是通識教育的受益者與踐行者。

重磅預告：王頤先生新書《職業的躍遷：AI時代的教育與就業》（暫名）即將由湛廬出版。

本書直擊“被AI替代”的焦慮，提出“增量智慧”將擊敗“存量知識”，并拆解頭部企業選才新規，為家庭提供從高中到大學的教育突圍指南，助您掌握AI時代的主動權。敬請期待！

本文轉載于：外灘教育（ID:TBEducation)

在UWC世界聯合學院常熟校區，兩位站在全球教育前沿的專家展開了一場充滿洞見的深度對話。對AI時代的通識教育、它對長遠成功的意義，聊得非常透徹，可以說是對上面這些時代焦慮的回應。

其中一位是哈佛大學文理學院前院長、美國人文與科學院院士、著名漢學家柯偉林教授（William C. Kirby）。作為文理學院院長，他不僅管哈佛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育，也是招生辦的“掌舵人”。

柯偉林教授

同時他還是中美高等教育合作的開拓者，參與了清華大學蘇世民書院和昆山杜克大學的創建。在其轟動教育界的著作《思想的帝國》一書中，他深刻剖析了現代大學的崛起、危機與前景。

另一位是哈佛中心上海執行董事、常熟UWC聯合創始人王頤先生。他在哈佛學習天體物理后，在全球頂尖咨詢公司麥肯錫工作了15年，曾任全球董事合伙人，如今深耕國際教育，參與創辦了三所有影響力的國際化學校，包括常熟UWC、CWA世華學校、東莞清瀾山學校。

兩位大咖一致認為，在AI時代，真正的稀缺品絕不是某種具體的“職業技能”，而是常常被中國家長誤解的博雅教育/通識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

王頤(左）與柯偉林教授（右）在論壇現場

AI不會顛覆一切，

人的底層能力仍然重要

在“AI顛覆一切”的時代論調下，很多家庭的第一反應是：我們是不是應該趕緊讓孩子去學人工智能、學最前沿的技術，才不會被淘汰？

歷史學家出身的柯偉林教授，用一個極其宏大的視角，給這種恐慌潑了一盆冷水。

“我這把年紀，經歷過太多號稱‘將顛覆一切’的技術狂潮。但事實是，Nothing changes everything（沒有什么能改變一切）。在我們急吼吼地把孩子推向AI之前，Artificial這個詞本身，就值得我們停下來深思。”

人工智能在生成大量信息，其中部分內容準確，而另一些則完全錯誤且具有誤導性，甚至可能是蓄意為之。“如果你問不同的AI同一個歷史問題，都會得到截然不同的答案。”

柯偉林一針見血地指出，AI幻象背后的原因是復雜的，絕非AI能解決。這也是為什么，人類的Intelligence（智能）比Artificial（人工）更重要。在我們將全部希望和未來完全托付于人工智能世界之前，必須保持清醒。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有了人工智能，大學或學校就不再需要了，因為所有信息都能輕易獲取。柯偉林表示，這并不成立。

“大學已存在一千多年，歷經多次技術革命仍屹立不倒。例如，15世紀印刷術的發明，徹底改變了學習方式，知識不再被少數人壟斷，隨后的工業革命，互聯網時代都是如此。當時也有人恐慌，但大學卻在科學革命中蓬勃發展、日益繁榮。”

如果說柯偉林是從人文底線來審視AI，那么曾在麥肯錫閱人無數的王頤，則從真實的商業實戰角度，撕開了AI的軟肋。

“就拿咨詢行業來說，我們真正遇到的問題，其復雜性根本不在于‘邏輯’。它之所以復雜，是因為我們在與‘人’打交道。”王頤解釋道：“比如，理解一個商業組織、洞察人心的訴求、進行跨文化的博弈、判斷行業背后的深層問題……這些充滿微妙細節的復雜問題，你沒法輸入給ChatGPT，指望它給你一個完美答案。”

那么，學生應該在大學里培養哪些基本技能，為未來做準備？王頤深刻思考過這個問題。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就業報告，過去十年來，解決問題能力與批判性思維這兩項一直穩居前列，此外還有韌性、領導力和創意，這些都是企業CEO和管理層非常看重的，也是不同教育系統培養學生差異巨大的地方。

“AI時代的社會，更需要‘通才（generalists）’。如果你是一個通才，你會有更多機會；而不是被訓練成一個完美的翻譯或程序員，然后絕望地發現AI做翻譯和寫代碼比你還強。”

王頤提醒在座的學生，你們一生中會從事多種職業，甚至可能在多個國家工作。最好不要只學習狹窄領域的知識，不要只局限于學習當下最熱門的技術或最新潮的理論，而應接受廣泛而全面的教育。這樣，當世界持續變化時，你才能靈活適應，從容應對。

論壇現場學生提問

不過，王頤并沒有否定“專業”的價值。他認為，我們深入某個專業學習，最重要的不是為了“掌握專業知識”本身，而是從“獲取知識的過程”中，訓練解決問題的思維框架。比如，自己在哈佛攻克天體物理難題時的那套思維框架——如何拆解未知、尋找資源、解決問題、生成觀點，正是自己在跨界職業生涯中反復運用到的終極武器。

當孩子掌握了這套底層思維邏輯，未來不管進入哪個領域，都可以迅速切入，給出漂亮的解決方案。這也是無論AI迭代到GPT-5還是GPT-10，都拿不走的能力。

重新認識“通識教育”的價值

既然“通才”如此重要，培養通才的“博雅教育”（通識教育），其價值也在被重估。

長時間以來，在極度渴望“務實”的中國家長眼里，通識教育是一個被嚴重誤解的詞。很多人以為它就是“文科大雜燴”、“什么都學一點的萬金油”，甚至等同于“找不到工作”。

但柯偉林教授給出了一個直擊靈魂的定義：

“‘博雅’意味著解放個體，使人從先入為主的觀念中解放出來，通過接觸多種不同學科、知識方法——包括藝術人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等，最終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這是一種廣博的教育，或許在研究生階段會讓學生進一步成為專才。其核心理念正在于此。”

某種意義上，這也是一種極其堅定的、毫不妥協的“非職業教育”。它絕不迎合當下那種“學個手藝好找飯碗”的焦慮。“我們的學生在就業市場上表現極好，但請注意，他們在本科階段，絕不是被當成未來的會計師或工程師來培養的。”

這正是博雅教育的重要底色：它不教你具體的謀生套路，只負責撐開你的眼界，給你選擇人生的自由。同時，它也以更全面的教育，培養人成為問題的解決者、批判性的思考者，在面對前所未見的任務時，能夠深入思考、分析應對。

柯偉林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讀本科時，他因為通識教育的要求，“被迫”上了一門非西方世界歷史導論。誰能想到，這門看似毫無用處的必修課，讓他徹底迷上了中國歷史，硬生生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最終造就了一位頂尖的中國歷史學家。

柯偉林教授

這樣的奇跡，同樣發生在王頤身上，而且他的跨界幅度更為驚人。

從UWC畢業后，王頤進了哈佛，滿腔熱情地選了“就業極度冷門”的天體物理學。在通識教育的熏陶下，他不僅拿下了物理學位，還津津有味地選修了二戰史、藝術史等通識課。結果呢？畢業后他在麥肯錫做了15年戰略咨詢，后來去了高盛做金融，如今又投身教育。

“我原本應該成為一個‘專才’，但我被UWC和哈佛塑造成了一個‘通才’。”王頤回憶這段經歷時說，“到目前為止我所做的工作，咨詢、金融、教育，沒有一樣直接用到我的天體物理專業知識，它們都來自于我通過通識教育獲得的廣泛視野。這種教育賦予你見識，賦予你轉換職業生涯的自信，與專才教育截然不同。”

學生時代的王頤

為了把這種通識教育的特質說透，曾在哈佛讀本科、牛津讀碩士的王頤，把英美兩種教育體系放在一起做了犀利的對比：

英國體系（如牛津、劍橋）是極度專業化的教育系統。“如果你在18歲就極其確切地知道自己這輩子想干什么（比如做醫生、做數學家），那英國系統簡直完美，它能在最短時間內把你訓練成頂級專家。”

“但是，”王頤話鋒一轉，“對于絕大多數十幾歲、連世界是什么樣都沒看全的高中生來說，他們可能不知道自己真正熱愛什么。而美式通識教育最大的優勢，在于極高的‘容錯率’與‘自由度’。”

“在美國體系中，如果你學了一陣子發現神經科學比生物學酷得多，你明天就可以轉專業。正是這種極度珍貴的自由，允許你不斷試錯，去追求你真正熱愛的東西。只有找到熱愛，你才會有最強大的內驅力。”

柯偉林還注意到，中國大學在通識教育方面也頗有建樹。他近期在北京與清華等中國高校的同行交流時發現，中國各大高校都在嘗試不同形式的通識教育，其模式各有特色。雖不及美國通識教育那樣根深蒂固，但也頗有效果。

“大約十年前，很多香港的大學都增加了一年學制，從英式的三年制院校，變成了四年制。這額外的一年用于通識教育，讓學生在大一接觸廣泛的知識領域，而不是過早專注于高度專業化的內容。這一改革取得了顯著成功。如今，整個東亞地區，每一所香港的大學都位列全球上升最快的大學之列，包括許多中國內地的大學也是如此。”

那么，作為最著名的通識教育殿堂，哈佛每年會挑選什么樣的學生呢？曾經掌管哈佛最大本科生院招生工作的柯偉林，也給我們帶來了一些“內幕”。

“哈佛每年有1650名左右本科新生。但我們不會錄取1600多位數學天才，也不會錄取1600多位小提琴手，而是希望匯聚志趣多元的學生，他們可以彼此學習，接觸自己認知之外的領域。這是我們的核心理念之一。錄取沒有絕對標準。常有人說申請哈佛必須全科滿分、活動完美，其實不然。真正重要的是做真實的自己，并竭盡全力成為最好的自己。”

這個時代，

我們應該如何看待和使用AI

眼下，通識教育的培養和AI工具的普及，正陷入一種非常微妙的博弈中。

很多學校對AI嚴防死守，視為洪水猛獸，發現學生用ChatGPT就如臨大敵。王頤對此覺得不可思議：“現在要求學生人人都要學AI，但學生往往不被允許使用AI。這到底有什么意義？”

他的態度很開放：只要不違反學術誠信，既然AI能幫我們省下時間去思考更深層的東西，“那我們就不應該阻止”。

但問題也隨之而來：怎么防止孩子變成“AI的提線木偶”，徹底喪失思考能力？這恰恰是通識教育大顯身手的時刻。

柯偉林教授分享了他在哈佛課堂上的新玩法。他會布置這樣的作業——讓學生向幾個不同的AI平臺提出同一個歷史問題，然后必須去評估它們答案的差異，并做出自己的獨立判斷。

為了保護最純粹的思想碰撞，柯偉林在自己的案例討論課上，立下了一條規則：“No phones. No laptops.“（不準用手機，不準用電腦，任何電子設備都不行。）學生們坐在那里，無論是小組討論，彼此傾聽，或是審視自己未曾思考的問題，都是在培養他們足夠的學識與好奇心，去質疑一切權威——尤其是那些看似不容置疑的權威，例如人工智能。

事實證明，在柯偉林他四十年的大學教學生涯中，這類課程是最成功的。

這也為什么，他堅信博雅教育在AI時代的價值——博雅教育賦予人的，是思考、推理、以具有說服力的方式書寫和表達的能力，能清晰有力地向他人傳達觀點，而非僅僅是與機器對話。

“我目睹了各種技術浪潮，從聊天工具到ChatGPT和人工智能助手，這些技術表面上像某種學習輔助工具，但并非必然如此。對于學生來說，當你面對一位優秀作家精心構建的文本，卻無法理解，你該如何嘗試解讀？如何跨越理解障礙？如何辨別作者試圖通過語法和措辭傳達的真實意圖，而非停留于表面含義？”

而依賴ChatGPT的解讀，就像是某種“速讀指南”——你不用讀完整本書，只需買個小冊子就能了解全書概要。“這并不能真正推動你學識的進步。”

今天最高級的教育

是幫助孩子找到“自我”

比獨立思考更重要的，對“自我”的探尋和認知。

在論壇現場，有位學生提出了一個直擊人心的困惑：“在AI的世界里，我們該如何找到并保護真正的‘自我’？”

這不僅是一個學生的迷茫，更是被“優績主義”裹挾的千萬學子的共同痛點。很多孩子從小就被推著往前，根本沒有時間去問一問自己：我到底是誰？

王頤的回答極其清醒：

“當下人人都熱衷于談論人工智能，卻忽視了自身的成長。歸根結底，我們真正追求的事物，本質上與人工智能并無關聯，不是嗎？

你可以向它提問，它或許能給出看似睿智的答案，卻永遠無法回應那些根本性命題：你是誰？你的內在驅動力是什么？有哪些瞬間真正觸動過你？在人類的情感認知維度里，它始終是缺席的。”

這也意味著教育的重新定位。當我們獲取知識的成本無限趨近于零，我們接受教育最重要的目的，就在于弄清楚：自己到底想做什么？

我們可以用AI加速學習，但絕對不能把最重要的問題，尤其是對“自我的探尋”，外包給AI。就像AI可以幫我們寫出完美的文書，可以秒算出微積分，但它永遠無法替我們回答：去哪個國家生活會快樂？選擇哪份工作能讓你充滿激情？如何面對人生的挫折？

因此，在這個一切都在加速重構的時代，最高級的教育，恰恰是引導孩子“向內求”，把他們從虛榮的排名榜和對某種技能的焦慮中拉出來，去閱讀那些看似無用卻能安頓靈魂的經典，去體驗不同文化的劇烈碰撞，去真實地感受這個世界……

而身為父母，我們能做的最危險的事，則是剝奪孩子“探尋自我”的權利，把他們的人生選擇，外包給升學機構、外包給社會評價，甚至外包給冷冰冰的算法。

兩個小時的對話結束后，外灘君走出學校禮堂，美麗的昆承湖、典雅的UWC建筑，都在夕陽下安靜地佇立著。

這場對話，就像一陣清風拂去了AI浪潮帶來的躁動和焦慮：歷史告訴我們，技術并不會顛覆一切，博雅教育不是懷舊的堅守，而是面向未來的覺醒。尤其在一邊倒的AI狂熱下，我們更需要聽見不同的觀點和提醒。

最后，如果讓外灘君把這場對談，濃縮成幾句送給家庭的箴言，或許就是：

沒有創意的工作，正在以極度廉價的方式被AI取代；而思想和內驅力，正在成為人類最強大的護城河；

打造寬松的家庭環境，鼓勵探索，容忍試錯。真正能帶來更多機會的，恰恰是那些曾被我們視作“無用”的通識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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