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樺：明代廣東海道副使與澳門治理

原載《史學集刊》2026年第2期"明清史研究"。

明代廣東海道副使與澳門治理

柏　樺

(安徽理工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暨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安徽 淮南 232001)

摘　要：明嘉靖時期允許葡萄牙人在澳門居住，面對這種新的情況，特殊的治理形式也隨之出現，廣東海道副使則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巡視澳門、馭澳防倭、協調漢夷，不僅僅是簡單的概括，其中還有許多細節，既涉及制度運作，又有人的作用。制度本身就源于人事，在有治人、無治法的傳統理念下，人往往能夠左右制度發揮作用，許多微妙的變化看似是制度的興革，實際上都是復雜的政治關系與政治斗爭的結果，而社會發展、經濟內涵、生活時尚，乃至國際因素也會影響制度的變革。

關鍵詞：明代廣東；海道副使；澳門治理

明代廣東海道副使的職權已得到學者關注，但不是整體研究，如研究海防與貿易時，僅僅講廣東海道副使“負責沿海地方海防等事務”，隨形勢的變化，“海道副使在海防、海外貿易以及外交方面發揮重要作用，變成有職有權的省級海防長官和市舶長官”。[1] 對廣東海道副使在澳門治理所發揮的作用，顯然缺乏足夠關注。澳門歷史“從明代正德、嘉靖時期到清初順治時期(約從1506—1661年)，歷經150余年，葡萄牙人交替使用著要挾和貢順兩手，以賄賂開道，取得了在澳門居留和租住的地位，是為第一階段”。[2] 這個階段是廣東海道副使職能增減變化頻繁時期，從防倭為主，到兼管夷務、帶管市舶，再到巡視澳門、協調漢夷，中間還廢置幾年，衙署也從廣州府遷到東莞南頭，再遷回廣東府，最終又回到南頭，與澳門關系密切。

一、巡視澳門

自明萬歷中后期，葡萄牙人通過每年繳納地租銀五百兩和課稅二萬余兩白銀，得以寓居澳門。地方官府關注的只是租金與稅課，并沒有簽訂租賃細則約束居住在澳門的葡萄牙人的行為，更沒有要求葡萄牙人按照《大明律例》規定具結畫押，進而要求他們遵守國家制度與民間慣例，這“不僅給葡萄牙人日后在澳門肆意擴張提供了多方面的可乘之機，而且也給國家和民族的政治、經濟利益造成了極大危害”。[3] 面對這種局面，明王朝并不是聽而任之，自萬歷三十四年(1606)起，派廣東海道副使每年巡歷澳門一次，意在宣示恩威、申明禁約和照刷文卷。

(一)宣示恩威

葡萄牙人能夠在澳門取得居住權，所采取的是非正當手段，并沒有得到朝廷的認可，只是廣東地方官府私下的主張，是廣東地方官府追求商業利益所為，對此朝廷沒有追究責任，采取了默許的態度。隆慶初年，葡萄牙人以地租的形式，“大大方方地向廣東官府如期交納，以合法手段獲取居住澳門的權利，名正言順、心安理得地在澳門居住下去，并且把澳門作為葡萄牙人長期甚至永久的居留地和貿易港口，發展中國同日本、馬六甲、菲律賓及其他國家的轉口貿易”。[4]即便如此，明王朝及廣東地方官府也沒有失去主權，從來沒有放棄對澳門的管制。

以廣東海道副使而言，經朝廷認可，兩廣總督差委，每年巡視澳門一次則成為制度，終明之世都沒有改變。從現有的史料及研究來看，能夠確定廣東海道副使巡視澳門的開始時間是萬歷三十四年，其起因可能是郭居靜事件。

天主教傳教士郭居靜(Lauzaro Catneo，1560—1640)曾經跟隨利瑪竇到過南京、北京，萬歷三十二年(1604)回到澳門，因為天主教的內部矛盾，有人便散布流言，“耶穌會士勾結葡萄牙人、荷蘭人和日本人，要殺在澳的中國人，然后用武力征服中國。將來遠征軍的首領與未來的中國皇帝，即是隨利瑪竇到過北京、南京等地的郭居靜”。[5]流言不脛而走，引起恐慌，兩廣總督差委廣東海道副使陳濂預先防備，拆毀廣州城外民房無數，澳門發動市民修建工事防御，這是沒有得到廣東官府允許的私筑行為，“官兵詰問，輒被倭抗殺，竟莫誰何”。[6]澳門則發生動亂，“一伙暴徒舉著長矛、大棒，進攻一個始終被華人認為是炮臺的教堂，大肆搶劫，放火燒了教堂”。葡萄牙人奮起反擊，打敗暴徒。這時有人誣告在韶州的澳門人黃明沙“是澳門派來的間諜，是郭居靜手下的一名軍官”。[7]派人緝捕與主審此案的是廣東海道副使。

流言蜚語最難辨，再加上三人成虎，本來危害性就大，若官府聽信，并采取相應措施，就不是聽信流言那樣簡單了。當時兩廣總督集結全省海陸軍，在廣州城外堅壁清野，斷絕與葡萄牙人的貿易，禁止糧食運入澳門。這些舉措使人們更堅信流言，澳門及附近的人們紛紛逃竄，澳門只剩下葡萄牙人與黑奴。后經調查核實，確定是謠言，卻給當地居民帶來巨大危害。

萬歷三十四年，海道副使劉承諏來澳門視察，應是處理善后事宜。當年澳門神父在青洲建寺，“高六七丈，閎敞奇閟，非中國所有”。[8]劉承諏雖知曉其是在舊址重建，但這種違制建筑在禁止之列，命香山知縣張大猷去核實。“張大猷下澳，見圣保祿學院的雇工手持砍刀砍柴，他以為是蔑視他，向他示威。此外，又沒有給這位來澳官員現金，遂回去報告，稱這是一座新建筑，請下令拆除”。[9]為宣示國威，劉承諏報知兩廣總督，下令拆毀，但不管政令是否執行，最終對葡萄牙人的私筑行為還是采取了默許態度。同時，澳門修建防御工事時，參與修筑的倭奴抗殺官軍，廣東地方官府居然對此沒有興師問罪，“蓋其時澳夷擅立城垣，聚集海外雜沓住居，吏其土者皆莫敢詰，甚有利其寶貨，佯禁而陰許之者，時督兩廣者戴燿也”。[10]可見所謂的宣示國威，不過是一種面子，葡萄牙人恰恰利用中國官員的這種好面子心理，表面上恭順服從，實際上我行我素。

即便是如此，海道副使每年巡視澳門，還是有威懾作用的。如萬歷四十三年(1615)，海道副使俞安性視察澳門，“稽查匿倭，澳門葡人又獻出倭夷123名，并掛帆載舟，令其回國。而議事會夷目咩吵啷姑你等立下狀子，永遠不再蓄養倭奴”。萬歷四十五年(1617)，海道副使俞安性巡視澳門，“命令葡人將匿居澳門的福建走私商人史玉臺送交廣東政府”。[11]但也不能過高估計海道副使的巡視作用，“由于朝廷和地方政府不重視或很少重視對澳門的管理，疏于對葡萄牙人的防范和控制，加之地方官貪圖賄賂，對葡萄牙人的越軌行為采取視而不見和姑息遷就的態度，以致在處理和解決葡萄牙人在澳門肆意擴張的問題上，終因積重難返，使自己陷入進退維谷的兩難之地”。[12]

(二)申明禁約

禁約是明代常行法規，“就其內容與功能而言，大體可分兩類：一是以告諭、教化為宗旨。內容是指陳時弊，申明綱常禮教和治國之道，意在使人知所警覺，趨善避惡。二是重申國家法律和公布地方官府制定的政令、法令，要求臣民一體遵守”。[13]廣東海道副使俞安性與兩廣總督張鳴岡、巡按御史周應期，共同制定了《海道禁約》五款，勒碑立于澳門議事會，并經過兩廣總督核準，充分征求了葡萄牙人的意見。俞安性到達澳門后，先發下一道手諭，要求葡萄牙人“惟海道之命是從”，擬定禁蓄養倭奴、禁買當地男女、禁兵船騙餉、禁接買私貨、禁擅自興作等五款禁約，要澳官“好生回答”。針對海道的手諭，葡萄牙人逐一進行答復，措辭既謙卑，又不乏狡辯。其開頭云：“我等，香山縣屬本澳眾委多恭聽執行大人之命，我等集議會商后，分章逐一回復大人的問題，以便我等得以安生，造福眾人。”然后根據五款，逐一辯解，并做出保證。在葡萄牙人回復之后，海道副使俞安性稟明兩廣總督，并對其中內容進行了修改。比如手諭講“禁買當地男女”，葡萄牙人回復云：“從今以后，我等新舊商人共同執行大人之命，絕不購買一個華人。大人可下令監視海陸各口，防止奸人拐帶至澳。只要見到拐賣者，我等定將其送官治罪。”[14] 最終此款改為“禁買人口”，刪除了不許未婚商人居留澳門的內容，釋放了被扣押的葡萄牙仆人。

海道副使頒布的禁約，在全省具有法律效力；地方官頒布的禁約，在本轄區具有法律效力。如萬歷三十六年(1608)，香山知縣蔡繼善頒行《制澳十則》，成為管理澳門的法規文書，可惜內容如今已難以得知，但仍可見在禁約頒布后處理涉澳案件的相關情況。“當時，明朝守澳官兵以明律管束澳門葡人頭目，葡人不服，大肆叫囂，制造混亂。蔡繼善單車馳澳，數言解散混亂人群，并將制造混亂的葡人頭目綁至知縣堂下以鞭笞之。從前，從未有葡人受中國官員鞭笞者，而蔡繼善素以廉潔強硬著稱，為葡人所懼，而且對澳門管控有法，故受笞葡人也只能唯唯稱是而去”。[15]由此可見，所頒布的禁約，在當時行之有效，時人不得不服從。

禁約往往是“一時權宜”，雖然可以勒碑以圖永久，但頒布禁約的長官離任以后，就很難有人遵守了。有明一代督撫、巡按、藩司、臬司、守道、巡道、知府、知州、知縣等官，上任伊始頒布禁約告示乃是一種慣例，給人以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感受。以《澳夷禁約五款》而言，“由于地方官貪贓枉法及葡萄牙人狡黠奸詐，《海道禁約》并未得到認真貫徹執行，它不過是一紙空文”。[16]即便是如此，畢竟勒石銘刻，具有法律的威懾作用。崇禎十年(1637)，兩廣總督張鏡心“檄道廳親至澳門宣示漢法，以法繩澳”。[17]這里所宣示的漢法，除了《大明律例》之外，此前所勒碑禁約也應該在其內。

崇禎末年，內外交困，王朝威嚴不再。崇禎十六年(1643)，在澳門的華人天主教徒市民共同聲明，懇請葡萄牙國王答應他們的請求：“1.允許我們像原來那樣以耶穌會的身份加入兄弟會。2.允許我們和葡萄牙人、歐亞混血人在同樣的地方進行貿易活動。3.我們的警戒、駐守義務只限于戰時。4.允許我們穿外套。5.給予我們法律救濟和完全的財產權，我們遺孤的錢禁止他人使用。6.我們應當與印度、錫蘭及其其他被允許的捕魚區的漁港居住的當地土著基督徒一樣享受同等的特權。”[18] 連在澳門的華人也已經不屑于漢法，罔論葡萄牙人了。

(三)照刷文卷

刷卷是監察工作的重要內容，全國上下大小衙門卷宗文案，不但是監察官員查刷的對象，而且是察舉非違的重要憑據，更是一項繁重而具體的工作。《刷卷條格》既是對這項工作的職責規定，又與《大明律》相關法條相照應，并制定了詳細而周密的業務操作規范。格是一種法規形式，是官府具體辦事的規章、規則，《刷卷條格》就是有關刷卷的具體規定。如果違反這些規則，出現失誤及作弊，就要按照《大明律》相關條目予以治罪，或者按照相關的則例予以處分。

海道副使作為按察司分司官員，其巡歷所至，照刷文卷是必須要進行的工作，在具體實施過程中，也確實能夠查出一些問題。如萬歷十年(1582)，兩廣總督陳瑞接受葡萄牙傳教士羅堅明的貴重禮物，“其中有純絲的衣料，帶折的衣服，水晶鏡子以及其他珍品，總價值超過1000金幣”。他不但答應羅堅明等人的請求，而且發給他們銀牌，上面寫著“持有人有出入中國的特權，可晉見總督，任何人不得加以阻攔”。[19]不久陳瑞遭彈劾去官，新任總督郭應聘，“在前任的公文檔案中發現了一張頒發給教會的護照，護照本身查不出問題，總督下牒給巡視海道朱東光，查明此事”。這就要一方面磨勘卷宗、照刷文卷，一方面提取當事人問明原委。原任兩廣總督陳瑞已經離任，海道副使也無權提問，只有傳羅堅明等人問詢，香山縣丞姚鴻便將他們押送廣州，海道副使朱東光將之羈留暹羅貢館，問詢明白之后，讓他們返回香山。

除此之外，海道副使吳廷舉“立番舶進貢交易之法，平驛遞之役弊”。[20]海道副使葉照申嚴禁令，明確處罰標準，對違令者予以嚴懲。海道副使劉穩“立法既簡，又請同藩司官共閱，而夷人莫不忻其便，服其公焉”。[21]凡此都要刷卷，尋找歷年事例，方可免于追責。刷卷原本是日常工作，也是最容易弄虛作假的事情。文卷是應對考察，而不在于辦理事務。“守令亦未嘗以教養為己任，徒具文案，以備照刷而已。及至憲司分部按臨，亦但循習故常，依紙上照刷，亦未嘗差一人巡行點視，興廢之實，上下視為虛文”。[22]上司疲于檢閱，而下級也不認真，“惟今天下所造須知文冊，止是空文，部院雖或行查，亦不過虛應故事”。[23]即便是上司“竟日磨研，不過開吏胥一騙局”。[24]文卷弄虛作假在明清兩代乃是常態，也就無怪乎歷史檔案專家韋慶遠說：“盡信檔則不如無檔”，這也是利用檔案資料所必須關注的問題。

認真照刷文卷，就能夠發現問題，并予以核實更正，不僅僅是考核時需要辦理的事情，即便是日常工作，也不能夠忽略這個問題，若是等到考察時再照刷文卷，就很容易使官吏改匿，把真實情況隱藏起來，問題也就很難查出來了。明代每逢考察時，官府總是雇用一些人加工制作考核文冊，數位造假，程序無誤，而毫無實際意義，這也是廣東海道副使照刷文卷很少發現問題的真實寫照。

二、馭澳防倭

從朱元璋開始構建的海防體制，其重點就在于防倭，其后世子孫也無不以此為宗旨。《大明律·私出外境及違禁下海》的核心內容也是重私出而嚴違禁，懲通敵而嚴把守，論情理而嚴法禁。[25]追究緝私與防倭方面的責任，先是守把之人，次是當事該管官吏，再次是有司官員，乃至督撫、巡按都要承擔相應的責任。身為海道副使，既是當事該管官吏，又是有司官員，防倭緝私是其要責，澳門則是重中之重。

(一)編定戶籍

萬歷二十年(1592)，廣東地方官府為澳門夷人定門籍，其制則仿照保甲制度。“將其聚廬，中有大街，中貫四維，各樹高柵，榜以‘畏威懷德’四字，分左右定其門籍，以《旅獒》‘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服食器用’二十字，分東西為號，東十號，西十號，使互相維系譏察，毋得容奸，諸夷亦唯唯聽命”。[26]

正德年間，王守仁在擔任南贛巡撫時，認為編排保甲，“不但盜賊可息，詞訟可簡，因是而修之，連其伍而制其什，則外侮可御。因事而修之，警其薄而勸其厚，則風俗可淳。因是而修之，導以德而訓以學，則禮樂可興”，[27]故此其在所轄區域內推行保甲制。在收到一定效果之后，許多地方開始仿效，一些地方官也予以回應。到嘉靖時，因臣下奏請：“通行天下有司，各舉保甲之法，約束齊民，以消禍本”，[28]得到嘉靖帝的批準后，也就成為“保甲之令”。

廣東官府在澳門編排保甲，將澳門原有議事局與保甲結合在一起。澳門議事局是萬歷十一年(1583)葡萄牙人秘密組建的，萬歷十二年(1584)，“葡印總督馬什卡雷尼亞斯(D.Francisco Mascarenhas)批準了澳門議事局的成立”。[29]在編排保甲之后，二者有機地結合起來。如“議事會還保留一支市衛隊，發生緊急情況時還會得到使用武器的市民的幫助。此外，海關中還雇用了一隊黑人，中國人十分懼怕這些黑人，因為他們異常驍勇，用扁擔就可以彈壓騷亂”。[30]另外，議事局設有“矢牢”以關押人犯，因此被稱為“自治”。這種設置與保甲制度類似，保有保丁以維持治安，一般戶婚田土錢債等細事，保長就可以處置，惡劣者及有不孝行為者，亦可實施關押，乃是官府默許的。

保甲與議事會有機結合，對于葡萄牙人來說，議事會等于變相被廣東地方官府所承認，所以唯唯聽命；對于廣東地方官來說，管轄起來更加便利。“居澳葡人議事會要對明朝廣東地方官府負責，遇事要向廣東地方官請示報告，理事官隨時聽從廣東地方官府的召見；重大事件廣東官府傳令召喚理事官及葡澳自治機構其他官員到省”。[31]正因為有保甲制度，“凡郡邑下牒于理事官，理事官用呈稟上之郡邑，遵守漢文，有蕃字小印，融火漆烙于日字下，緘口亦如之”。[32]這種文書形式與保甲呈送府縣文書大致相同，只是日期、緘口，用知縣發給的戳記印之。至于“文武官下澳，率坐議事亭，夷目列坐。進茶畢，有欲言則通事翻譯傳語”。[33]由此可見，海道副使來澳門巡歷，應該就是這種情景。

(二)責澳防倭

正德十二年(1517)，先為海道副使，后升為廣東左布政使的吳廷舉，“首倡番舶進貢交易之法：番國進貢并裝貨泊船，不拘年份，至即抽貨，榷十之二，解京及存留軍餉者，俱如舊例”。[34]這等于是放開對外貿易，“以致番舶不絕于海澳，蠻夷雜沓于州城”。[35]經過屯門及西草灣之戰，葡萄牙損失慘重，并被驅逐出廣東沿海，此后“葡萄牙海盜商人不僅同中國海賊、倭寇沆瀣一氣。而且還與地方貪官、濱海豪惡相互勾結，闌通市易，劫掠沿海，殺人放火，無惡不作，致使閩浙邊民荼毒不可勝言”。[36]廣東也因此受到危害，嘉靖中期葡萄牙人重返廣東，并且通過非正常的手段謀得在澳門居住，以防倭為要責的海道副使，當然要關注澳門的倭賊出入與居留問題。

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人借口晾曬貨物，經海道副使汪柏與索薩談判，訂立“中葡第一項協定”。該協定應該是口頭協定，具體內容中文資料缺載，學者利用西文資料，知道其大概內容，即“同意葡人合法進入其管轄區內的開放口岸經商，同時又要求葡人遵守中國的法律，接受中國政府的管理，禮敬中國官員，交納相應關稅”。[37]在協定過程中，中文資料記載汪柏受賄之說居多，有的學者對此予以否定，并認為他是有功之臣，因為一是他奉命平定了海盜何亞八；二是設立了“客綱”“客紀”制度，加強了海外貿易管理；三是與葡萄牙人索薩訂立了“中葡第一項協議”。不管這些爭論與歷史謎團，防倭的主旨乃是關鍵。“這大概就廣東地方官針對葡萄牙海盜商人與真假倭寇為伍這一事實，為了把葡萄牙海盜商人從‘倭寇’中分化出來而采取的一種‘撫夷’之計”。[38]也是因為倭寇，才會有葡萄牙助剿海盜，得賜澳門之傳言。

應該說“中葡第一項協議”對葡萄牙海盜商人的約束力有限。嘉靖三十八年(1559)，因為倭寇與海盜相勾結，多乘葡萄牙船來廣東，故官府不允許葡萄牙人進入省城，只能在海上交易。隆慶開海之后，海禁相對寬松，海盜問題卻沒有解決，對廣東影響很大的曾一本海盜集團，后在葡萄牙人的協助下被剿滅了，此后幾十年廣東沿海基本上得到了安寧，但葡萄牙人的所作所為卻成為令廣東地方頭疼的問題。因為葡萄牙人“置中國法規于不顧，不僅拆去篷寮，蓋屋成村，作永久居住的打算，而且還陵轢居民、藐視澳官、偷漏貨物、阻賴抽分，甚至持銃四出，擅入香山、騷擾邊民、掠買人口”。[39]葡萄牙人蓄養倭奴，更引起廣東地方官府的關注。海道副使俞安性《海道禁約》第一條就是“禁蓄養倭奴”，可見防倭一直是廣東地方官的重中之重。葡萄牙人雖在廣東地方官的監督下，驅逐了少數倭奴，但實際上大多數倭奴依然在澳門生活。因葡萄牙人的虛與委蛇，雖有海道副使發布的禁約與巡歷澳門，但一直沒有解決倭奴問題。

(三)赴澳審案

明王朝派遣恤刑官赴澳門審錄案件，是基于明代恤刑制度而進行的。洪武十四年(1381)，明廷“遣監察御史林愿、孫榮等分按各道罪囚”，[40]是為恤刑之始。正統六年(1441)，朝廷派遣“監察御史及刑部、大理寺官，分往各處，會同先差審囚官，詳審疑獄”。正統十二年(1447)，明廷“差刑部、大理寺官，往南北直隸及十三布政司，會同巡按御史、三司官審錄死罪可矜可疑，及事無證佐可結正者，具奏處置，徒流以下減等發落”。成化八年(1472)，明廷規定“今后五年一次，請敕差官往兩直隸、各布政司錄囚”，自此每五年差官恤刑成為規制。嘉靖十五年(1536)，明廷又“鑄審錄關防十五顆給恤刑官”，[41]由此確立了恤刑官的欽差身份，所以自萬歷四年(1576)起，雜犯死罪準徒、徒流等罪減等之事，“皆由恤刑者奏定”。凡經恤刑官駁改者，原審官要被參劾議處，“故恤刑之權重，而責亦匪輕”。[42]恤刑權責重而權勢赫然，按照制度規定，恤刑官需遍歷各府縣慮囚，赴澳門審錄案件則是明示主權。

萬歷二十九年(1601)，南京比部員外郎王臨亨在嶺南慮囚時到過澳門。據他講：“番人有一種，名曰黑鬼，遍身如墨，或云死而驗其骨亦然。能經旬宿水中，取魚蝦，生啖之以為命。番舶渡海，多以一二黑鬼相從，緩急可用也。有一麗漢法者，讞于余，狀貌奇丑可駭。侍者為余言：此鬼犴狴有年，多食火食，視番舶中初至者晰白多矣。然余后讞獄香山，復見一黑鬼，禁已數年，其黑光可鑒，似又不系火食云。”[43] 可見朝廷每五年派遣使臣審錄囚徒，不僅局限在省會，而且還要深入各府縣，所審錄的囚犯有黑人，是否有葡萄牙人，王臨亨沒有說，但他收了葡萄牙人送的禮物。

明代“遣使四出慮囚，審讞之際，按臣、藩、臬、郡、縣之長，皆蒞于廷事，或窒于問官詞，或滯于成案，一有同異，謗議紛起”。[44]在海道副使管轄區域之內，恤刑使者行部，海道副使肯定是要隨行的。

按照《憲綱》規定，按察分司理斷詞訟、追問刑名是其要責，督撫、巡按也可以委署他們承審大案、要案。崇禎十一年(1638)，前山地區明軍防守汛兵“盜奸”一名葡萄牙婦女，“激怒澳門番哨及黑夷，遂出動哨船1艘載夷兵20余人，駕大銃5門、鳩銃7門攻明汛地，殺死明哨官何若龍等3人”。[45]發生這樣的事件，兩廣總督不能置之不理，一方面追查肇事官兵的責任，查明事實真相；一方面要求澳夷將兇犯綁縛，交與廣東地方正罪。此事派署理海道嶺西兵巡道右布政使陶崇道負責。明自萬歷時，官員多有缺不補，身兼數職也是常態。如身為海道副使，加級參政、按察使、布政使銜，實際上還是海道副使，只是冠尊銜而已。

廣東地方官追討兇犯，“澳門方面也積極配合，已將殺死明軍的兇犯6人：具列氏、安屯年、敝奴、黑奴、牙匏奴及戎文氏與20名駕船水手捕獲，準備解赴香山縣”。此時前海道副使鄭覲光索賄案被揭發出來，因為此案“在舊海道副使鄭覲光指使下，海道中軍守備吳維憲，勾結書辦羅秉謙、萬門子，外結奸攬吳萬和、吳培宇，以處理此事為借口，到澳門，要夷目敝廚·具尼(Bichc Guinsé)、巴勞·冒惹(Barāo Monge)等人打點，詐騙葡人銀52箱(其中20箱入鄭覲光之手)及琥珀、合油等物”，此事引起葡萄牙人的不滿，所以其“不僅不愿交出殺害明方哨官的6名兇犯，反而聚眾鬧事，狂肆日甚一日”。[46]陶崇道對此難以處理，兩廣總督遂再派新任海道副使劉柱國到澳門處理此事。

劉柱國，湖廣潛江人，崇禎四年(1631)進士，崇禎八年任潮州知府，后升任廣東布政左參議，崇禎十一年升為海道副使，受兩廣總督委署辦理此案。“劉柱國請嚴執法，‘拿奸攬貪胥，立置之法’。澳夷才開始心服。再次將罪夷6名、番哨20人縛獻”。[47]劉柱國有權將奸佞貪胥置之法，應該是得到了兩廣總督授予的“王命旗牌”。按照明代當時的制度，朝廷授予總督旗牌十副，“旗牌所至，即同詔敕。官吏迎伏，無敢違慢”。[48]若是督撫“與爾旗牌，不用命者聽行軍法耳”。[49]劉柱國將奸佞貪胥立即正法后，澳夷畏服。

在辦理此案過程中，海道中軍守備吳維憲重施故技，又指名騙取夷人銀15箱。劉柱國“鐵面無私，認真執法，調查落實此案，將‘貪比豺狼’的香山參將楊元及海道中軍守備吳維憲一干人等撤職查辦并抓捕入獄，獲贓物11567.417兩白銀。這是當時被稱之為‘白晝攫金，通國鼎沸’的中葡交涉事件”。在明王朝眼里，這并不是什么交涉，而是按照中國的律法處置相關當事人，只不過因為行賄，海道中軍守備吳維憲將20箱白銀獻給海道副使鄭覲光，所以吳維憲為澳夷說話，“兇犯只能在‘澳中自盡，斷難責以內地正法’。但兩廣總督張鏡心及新任海道副使劉柱國堅持大明律令，迅速果斷處理，將殺死明朝官兵的6名兇犯于第二年在內地‘即行正法’。葡文檔案也稱6名兇犯第二年被中國官員絞死”。[50]

《大明律》雖有許多條承襲《唐律》，但在“化外人”方面截然不同，“凡化外人犯罪者，并依律擬斷”。[51]當時在大明的國土上，外國人犯法只能依照《大明律》裁斷，不享受任何特權。兩廣總督、海道副使裁決案件是有法可依的，更說明當時沒有將澳門視為化外之地。

值得注意的是，在嘉靖以后，赴澳辦事的官員收受賄賂，以及葡萄牙人公開與變相行賄，也導致有制難行、有法不依。如王臨亨來嶺南慮囚，稅使在海珠寺為他接風時，葡萄牙人“聞稅使宴客寺中，呼其酋十余人，盛兩盤餅餌、一瓶酒以獻。”[52] 宦官李鳳掌管廣東礦稅與市舶，澳門四街修建“神山第一亭”，署名“欽差總督廣東珠池市舶兼管鹽法太監李鳳建”，葡萄牙人也參與修建，因此得以在周圍建樓房租賃。接受賄賂和喜歡奉承吹捧，使得使者與海道副使去澳門恤刑審斷時，也不可能按照制度切實施行。

三、協調漢夷

李慶新在講海道副使的職能時，認為明代中期倭寇猖獗，西方殖民者相繼來到中國海面，商舶貿易發展，“所未有的復雜而嚴峻的海洋變局導致明朝管理系統及相關制度產生重大變動，督察海防的巡視海道副使被賦予更多的管理職能”，[53]即海道兼管夷務與帶管市舶，在對外關系與海外貿易管理方面起主導作用，以時人言之，即是協調漢夷。

(一)兼管夷務

廣東海道副使管理夷務，應該始于汪柏，他與葡萄牙人簽訂了“中葡第一項協議”。葡萄牙人談到談判經過，“和平協定以及繳納各種稅是由廣州城海道(Tai Tau)副使的命令決定的。他是國家的高級官吏和海軍長官，負責海防并兼理市舶一切事宜”。[54]天啟四年(1624)八月十八日《兵部為廣東巡視海道責任為監督香山等寨及馭澳防倭行稿》記載：“查得本官責任，駐扎東莞南頭城，遇汛駐扎新安、新寧等城，整搠船器，操演水戰，監督南頭、廣海、虎門、香山等寨，及馭澳防倭諸務，汛畢回省。”[55] 從夷務的角度來看，重點在于馭澳防倭。

廣東海道副使有巡海與職典夷市之責，遇有漂流至廣東海面及來廣州交易的夷人，其參與處置乃是職責所在。成化年間，巡視海道章格曾遣返被風飄至香山之琉球人。章格在任時，“琉球國人貿易鄰境，風飄至香山，武臣欲盡戮之以為功，公(章格)為之辯奏，還其貲而遣之”。[56]其有奏辯權，卻沒有遣返權，“若有飄風等船不繇香山入者，聽海道另詳”。[57]可見事涉漂流外來夷人之事，海道副使要參與處置，雖然沒有最終裁決權，但能夠影響裁決結果。

自廣東開設交易會后，海道副使便典管夷事。“凡番夷市易，皆趨廣州，番舡到岸，非經抽分，不得發賣”。[58]隆慶時，海道副使立法簡便，“夷人莫不忻其便”。[59]天啟時，海道副使龔承薦革去陋規，外國人對他感恩戴德，為其豎立外文的德政碑。由此可見，海道副使職典夷事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他們又“多以穢聞”，[60]可見此職極易發生腐敗。

從依稀可見的資料看，廣東涉及夷務的事件，固然是兩廣總督的責任，海道副使多有參與，甚至負責談判事務，但其沒有決定權，有些學者認為汪柏簽訂“中葡第一項協定”時沒有最終決定權，收取賄賂也應不是事實，因為“汪柏無論居官，還是為民，均多可稱道，并不像許多研究所指出的那樣是一個卑鄙齷齪的小人，相反倒還是一個正直的士大夫”。[61]雖沒有必要為汪柏是否受賄進行辯白，但海道副使在夷務方面沒有決定權，還是符合歷史真實的。

(二)帶管市舶

《明會典》認為鎮守內臣始于永樂，而提舉市舶司在浙江、福建、廣東均設，后只有廣東未撤，設正官提舉一員，首領官吏目一員。據趙翼考證內官自“正統以后，則邊方鎮守，京營掌兵，經理倉場，提督營造，珠池銀礦，市舶織造，無處無之”。[62]市舶內官為皇家斂財為數甚巨。弘治時，兵部尚書劉大夏在面見皇帝時講：“市舶一閹，歲所斂，與省天下官俸廩埒，稍縱又倍蓰，皆出于民。”[63] 劉大夏此前統管兩廣軍務近五年，所言市舶內官斂財超過該省的官俸，其數額相當可觀。

市舶之事由宦官掌管，在朝貢貿易體制下，“凡番舶抵岸，備倭官軍押赴布政司，比對勘合相同，貢期不違，方與轉呈提督市舶太監及巡按等官，具奏起送”。[64]正德時，宦官劉瑾專權，廣東市舶司太監畢真奏：“舊例，泛海諸船俱市舶司專理，邇者許鎮巡及三司官兼管，乞如舊便。”[65] 這原本不是慣例，敕書也沒有提及這個職權，禮部雖然對其予以否決，但是劉瑾依然假借圣旨，依所謂的慣例實行，廣東市舶司太監將泛海船只批準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李慶新以成化、弘治年間臭名昭著的市舶太監韋眷為例，羅列其違禁通番、敲詐番商、貪污受賄、強征暴斂、誣陷忠良等五大罪狀。[66]嘉靖帝即位，戶部上言：“今太監安川，乃復夤緣傳奉，兼管地方，事屬欺罔，乞申前令，管市舶守珠池者，各專職任，俱不許干預地方事務。”[67] 戶部的上疏雖得到了嘉靖帝的批準，但沒有取消太監管理市舶之權。嘉靖帝限制宦官攬權，臣下則紛紛講鎮守內官之害，明廷最終于嘉靖八年(1529)革去各省鎮守內官，時任廣東巡撫的林富也疏請裁撤廣東市舶、珠池太監，明廷在嘉靖十年(1531)正式革去市舶內官。林富提議市舶之事“不如令海道副使帶管之便也”，[68]但明廷不允許地方擴大權力，也不想讓市舶之利歸于地方，所以當年裁減廣東海道副使，市舶之事專歸市舶提舉司。

嘉靖十五年，明廷復置廣東海道副使以后，其帶管市舶之事也得到獲準，故巡視海道副使吳玭曾經將民商組織起來，編成什伍組織，與他們相約共同御寇，如果不協同擊寇則實行連坐，海寇因此難以生存，沿海則趨于安輯。因廣東民間與外國人在海洋私下交易，故難以管理，以至于他們互相搶劫。巡視海道副使黃光升將船編號，對人員進行登記，嚴格檢查，從而打擊了他們的剽掠。番舶之所以在海洋交易，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稅收過重，與民在海洋交易，可以偷稅漏稅，但也難免被奸民欺騙或打劫。民間與番人私下交易，固然有利可圖，但也難免被番人恃強威逼，甚至直接搶劫，因是走私，出現問題也無處申冤。黃光升改革稅制，減少十分之六，番商則愿意納稅交易，民間交易也得到了保護，看似是減稅，實際上增加了國家的收入，因走私者少了，正常交易的多了，所以能夠歲盈數萬，再加上他本人不貪，商人減少了行賄成本，故貿易興盛，而后繼者都不如他那樣清廉，正常貿易也難以順利進行下去。萬歷二十七年(1599)，宦官李鳳掌管廣東礦稅和市舶征稅，海道兼管番舶征稅之權則被剝奪了。天啟四年八月十八日《兵部為廣東巡視海道責任為監督香山等寨及馭澳防倭行稿》則沒有講海道副使有兼管番舶的責任，也就是說廣東海道副使帶管市舶之事只有六十多年。

(三)頒給符牌

明代有嚴格的戶籍制度，對人身管控甚嚴，軍民外出在百里以上者，要從州縣正官、千戶、百戶那里申請路引。《大明律·詐冒給路引》條規定：“凡不應給路引之人而給引，及軍詐為民，民詐為軍，若冒名告給引，及以所給引轉與他人者，并杖八十。若于經過官司停止去處，倒給路引，及官豪勢要之人，囑托軍民衙門擅給批帖，影射出入者，各杖一百。當該官吏聽從及知情給與者，并同罪。若不從，及不知者，不坐。若巡檢司越分給引者，罪亦如之。其不立文案，空押路引，私填與人者，杖一百、徒三年。受財者，計贓，以枉法。及有所規避者，各從重論。若軍民出百里之外不給引者，軍以逃軍論，民以私度關津論。”[69]

除了“路引”之外，還要有“丁引”，注明本人職業住址，若是經商，還需要有“商引”，車船達到一定裝載數量，還必須有“車引、船引”，若是攜帶或經營違禁物品，還要有“貨引”，出境及下海經商，必須有“批照”，只有各種證件齊全，才能進行對外貿易。

明代朝貢貿易由市舶司承辦各種事務，具體事宜由禮部題請。國人經營對外貿易，早期須有戶部的“批照”，大概成化時期此“執照”批準權被下放到地方。萬歷初，兵部題：“國初于閩、廣、西浙設三市舶，不徒督理貢事，亦以牽制市權，意固深遠，尋以浙江多故，旋改旋罷。惟閩、廣二舶尚存，而廣南番船直達，省下禁令易行。福建市舶專隸福州，惟琉球入貢，一關白之，而航海商販盡由漳泉，止于道府告給引文為據，此皆沿海居民富者出資，貧者出力，懋遷居利，積久弊滋，緣為奸盜者，已非一日。”可見出海經商批給引文，權力已歸于道府。兩廣總督凌云翼提議：“將下番船舶，一一由海道掛號，驗其丈尺，審其貨物，當出海回籍之候，俱欲照數盤驗，不許夾帶違禁貨物”。福建巡撫提議：“漳州澳船，須令赴官告給船由文引，并將貨物登記”。萬歷帝下旨：“海禁事宜，著該省撫按官會議停當具奏。”[70] 在廣東經兩廣總督會同巡按御史商議，奏上條陳四事，即：禁遏過番以杜私交之黨、查編海船以詰接濟之奸、稽查保甲以清接濟之源、察驗商船以防混跡之患。福建巡撫會同巡按御史商議，奏上條議五事：清查船只稽查貨物、編刻船號照對文引、稽核保甲禁緝接濟、商船分番出洋量留防守、漳湖互相關會稽查船只。經過部覆，得以準行。[71]福建商人出海經商，“許其告給文引，于東西諸番貿易，惟日本不許私赴。其商販規則，勘報結保則由里鄰，置引簿則由道府督察，私通則責之海防，抽稅盤驗則屬之委官”。[72]廣東也應如此，引簿并不由海道副使頒給，因有督察責任，“凡船艇出入，非奉兩院、海道信牌，不許私自往來海上”，[73]可見海道副使給發的信牌是重要憑證。

李慶新認為：“萬歷六年以后，廣東商人只要向海道掛號領照，不夾帶違禁貨物，就可置貨出洋了。”[74] 此說應該有誤，《東西洋考》記載：“于時商引俱海防官管給，每引征稅有差，名曰引稅。”[75] 這是同知沈植條海禁便宜十七事，并得到認可而著為令之后的事，故此海防官應該是指海防同知及參將，所以才會有“而今亡賴奸徒，參府給一小票，便執為護身符錄，往來無忌矣”。[76]另外在宦官專管礦稅和市舶時，海道已經失去批引權。萬歷四十四年(1616)，署理知府的推官蕭基上恤商厘弊凡十三事講到，“邇因內監套官單付餉館書吏，命各商先替草單，吏書從中任其加增，商欲不減報貨物不可得者，是穢叢也”，請求恢復舊規，“原給引時，商船量報梁頭登引，而本海道發印信、官單一本，發與商人，以備登報各艙貨物，遞送掣驗”。[77]推官人微言輕，事涉宦官，督撫尚且不敢得罪，更別提恢復舊規了。

總之，出海貿易必須各種證照齊全，路引、丁引、商引、船引、批照、信牌等缺一不可，其意在相互制約，不允許任何人有專斷的權力。在官貪吏污的情況下，有權有勢、財大氣粗的“勢豪”“權豪”“官豪”，獲得這些證照是很容易的事。“當此之時，天下財貨，皆聚于勢豪之家”。[78] “勢豪”“權豪”“官豪”把持海外貿易，小民無從獲得，只能走私。

余　論

葡萄牙人在嘉靖三十六年(1557)前后獲得中國地方當局的許可，在澳門建立起居民點，并憑借貿易的優勢迅速發展起來。明王朝不承認澳葡地方的存在，本能地拒絕與之交往，萬歷二年(1574)在蓮花莖設立一道閘門，“那道葡萄牙人稱之為‘困門’的閘門定期開放，以便將糧食運入澳門。那里，人們在一個用柵欄圍起來的集市中出售這些糧食。集市結束后，閘門又關閉起來，并在上面貼上六張蓋有大印的封條。閘門上銘刻著華文‘畏威懷德’四字。這個定期集市每五天舉辦一次，后來改成兩星期一次。中國人憑借對糧食的控制，成功地使葡萄牙人不敢越軌”。然而，在萬歷十年時，兩廣總督戴燿接受賄賂，“這戲劇性的一幕對中國官僚來說是無恥的，因為他們給予澳門的葡萄牙殖民地以合法地位”。[79]為應付這種情況，明王朝針對澳門，一方面加強地方管制，由海防同知與香山縣丞專管澳門事務；一方面派參將統領二千兵丁進行防范，并且責成“海道每年巡歷濠境一次，宣示恩威，申明禁約”，[80]故此“終明之世，此番固未嘗為變也”。[81]在中葡交往過程中，中方一直占有主動權。正因為中方擁有主動權，即便是承認葡萄牙在澳門的合法地位，也沒有放棄對澳門的治理權。

從廣東海道副使每年巡歷澳門的情況來看，其不但處理夷人與漢人之間的糾紛，而且參與夷人之間的糾紛解決，澳門方面要向海道副使匯報政務，而海道副使則以“照刷文卷”“磨勘卷宗”的方式，以照過、通照、稽遲、失錯、違錯、埋沒六類，核對文卷和卷宗。照過是符合辦事標準的，不需追究責任；通照則是督促完成的事件，需要進一步處理；其余除督令改正之外，還需要追究責任，進而對職官的政務實施有效監督。這種制度在當時的澳門實施，既彰顯了海道副使風憲官的身份，又體現了明王朝對澳門的管轄。在海道副使的領導下，分管澳門事務的海防同知與香山縣丞每年要在澳門留駐三個月，集中辦理各種民刑案件。因為《大明律》沒有“化外人”的規定，即便是事涉夷人，所適用的法律仍是《大明律例》，這更凸顯了明王朝對當時澳門的管轄權。在海道副使的協調與指揮下，參將可以率兵進入澳門緝捕盜賊。海道副使雖然上對督撫和巡按，但可以單獨上奏朝廷，其既是督撫、巡按的政令執行者，又是朝廷政策的落實者，直接影響了當時澳門社會的治理。

廣東地方當局同意葡萄牙人在澳門居住，是否得到朝廷的同意？廣東海道副使是否有權簽訂“中葡協定”？這些問題涉及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有研究者認為：“汪柏與葡萄牙旅日貿易司令蘇薩(Leonel de Sousa)達成口頭協定，以葡萄牙人服從抽分并每年交納地租銀500兩為條件，允許葡萄牙人互市廣州并借居澳門，但不準他們在澳門建造永久性的住房。”[82] 這種協議在中文歷史文獻中無存，在葡萄牙文中也沒有見到正式文本，而朝廷對此也沒有反映，似乎是地方的職權范圍，而朝廷對后來的發展也采取了默許的態度。

汪柏之“協議”，不允許建造永久性住房，葡萄牙人卻罔顧協議，不但建筑房屋，而且修建炮臺和城垣。“嘉靖三十六年(1557)，廣東政府允許葡人在澳門蓋房居住，之前的三年，只能臨時搭棚貿易，貿易完即撤棚離去，而至本年，廣東政府批準葡人在澳門建筑”。[83]如何批準，有無協定文本，也是個謎。既然廣東官府同意葡萄牙人修建建筑，為什么后來海道副使徐如珂強行拆去一些建筑呢？

廣東海道副使俞安性與兩廣總督張鳴岡、巡按御史周應期，共同制定《海道禁約》，應該在地方權限之內，因為明王朝從來沒有承認那是葡萄牙人的領土。禁約“禁擅自興作”，葡萄牙人根本不遵守，既修城垣，又筑炮臺，海道副使徐如珂派中軍孫昌祚前往拆除，乃是按禁約所為，“徐如珂力主拆毀耶穌會士在青洲的建筑，除了阻止耶穌會士和葡萄牙人在澳門半島以外侵略擴張活動的這個主要原因，還有另外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即他對耶穌會士乃至天主教的不甚正確的看法”。個人的好惡，可以使官員置禁約于不顧，“對于葡萄牙人在澳門半島修筑城墻、建造炮臺、架設火銃等活動，則幾置若罔聞”。[84]由此可見，在“明主治吏不治民”的傳統政治原則下，中央對地方權力的控制也多停留在監督其個人行為，很少涉及其具體的政務運作，也就給地方以較大的自主權。管控應重在人，而不在事，從澳門后來的發展來看，就證實了這一點，否則既傷害國家的利益，又損失對外貿易應該獲得的利潤。

關于海道副使汪柏貪污受賄問題，近年譚世寶等學者為之辯白，以為是不實之詞，甚至以地方志及序文來證實其是清廉之人。[85]其實大可不必，因為官吏貪腐在當時已經是世人皆知的事情。清朝人屈大均講：“吾廣謬以富饒特聞，仕宦者以為貨府，無論官之大小，一捧粵符，靡不歡欣過望”。他們既可以與胥吏表里為奸，又可以壟斷商業，“無官不賈，且又無賈而不官，民畏官亦復畏賈。畏官者，以其官而賈也。畏賈者，以其賈而官，于是而民之死于官之賈者十之三，死于賈之官者十之七矣”。[86]屈大均所講雖是清初之事，但實際上是明末之遺風。早在弘治年間，廣東按察副使瞿俊就微言同僚貪穢；[87]正德時副使黃天爵以“貪昧”被劾；[88]嘉靖中海道副使江良材“貪肆”，[89]副使王惟恕“貪酷”，[90]副使周美“貪縱”，[91]副使姚世熙“奸貪”，[92]副使王化“貪黷異常”；[93]隆慶時海道副使陳奎“私庇同鄉貪吏”；[94]萬歷時海道副使劉經緯因“貪”被革職，[95]兵備副使張堯年貪污軍費，[96]瓊州兵備副使唐可封考察后確定為“貪”，[97]分巡海南副使易可久也是考察后確定為“貪”；[98]天啟時副使樊王家以“貪縱”被削職為民。[99]這些是敗露的，沒有敗露的不知凡幾。

官商勾結也是常見的現象，夷人能夠用外文為海道副使龔承薦立德政碑，商人能夠為海北道副使建“千里棠陰坊”，[100]為海道副使、后升按察使的汪鋐立生祠，[101]還有不少“遺愛碑”“德政碑”“感恩坊”“生祠”之類東西，公開進行歌功頌德，罔顧《大明律》“上言大臣德政”“現任官輒自立碑”[102]的規定。明朝人用諂媚、柔媚、巧媚、軟媚、獻媚、狐媚、趨媚、媚附、承媚、媚權貴、取媚、曲媚等名詞形容這種歌功頌德行為，認為這種行為無非想謀取不正當的利益。

明代官場腐敗自正統年間起已經司空見慣，嘉靖時“今之部院諸臣，有志者難行，無志者聽令，是部院乃為內閣之府庫矣。今之監司苞苴公行，稱為常例，簠簋不飾，恬然成風，是監司又為部院之府庫矣。撫字心勞，指為拙政，善事上官，率與薦名，是郡縣又為監司之府庫矣”，[103] “撫按兵道出巡府縣，每有銀兩私賂書吏，相沿為習，無處不然”。[104]至明末時，幾乎無官不貪，“貨賄之風，壬午(1642)春暮已甚，一監司以五千金營邊撫，疑其俸淺，又益二千金，卒得之。一部郎謀浙海道，議者云須五千，作事者靳之，僅許三千金，雖先獻半，竟得一守而去。令之俸足者，得禮曹亦必二千，兵曹亦必千金。有營之銓曹，為出一缺，而大力復攫去，絕無無翼而飛者”。[105]王亞南認為：“貪官污吏之多，一般人總喜歡用‘民族性’或‘風氣’一類玄學性質的背景去解釋，以前者而論，仿佛中國人是天生成貪污似的；以后者論，又仿佛有一二出類拔萃的人物出來表率一下，風氣就會改變過來似的。”[106] 其實貪官污吏之所以橫行無忌，還是在于君主專制，因為“專制政體的原則是不斷在腐化的，因為這個原則在性質上就是腐化的東西”。[107]腐化則源自這種“奉上安下”的制度設計，其本身變量是很大的。官員只要搞好與皇帝及上司的關系，就能夠保住和爭取更大的利益。

《大明律》有關于貪贓枉法與貪贓不枉法的規定，枉法者從重論，不枉法則計贓論，二者刑罰有明顯區別。貪贓枉法直接損壞國家與人民利益，須從重處置；貪贓不枉法導致吏治敗壞，雖沒直接損壞國家與人民利益，但也不能縱容，故不枉法計贓銀120兩以上者被判處絞刑。評價歷史制度，若把研究重點放在貪污腐敗上，而忽略國家與人民的利益，顯然本末倒置。

作者簡介

柏樺，安徽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暨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雙聘教授、博士生導師，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中國政治法律制度史。

[1]李慶新：《明代屯門地區海防與貿易》，《廣東社會科學》，2007年第6期。

[2]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前言》，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頁。

[3]黃慶華：《中葡關系史》，黃山書社2006年版，第235－236頁。

[4]黃慶華：《中葡關系史》，第162頁。

[5]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1卷，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5頁。

[6]《明神宗實錄》卷五二七，萬歷四十二年十二月乙未條，“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9905頁。

[7]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1卷，第305頁。

[8]《明史》卷三二五《佛郎機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8433頁。

[9]黃慶華：《中葡關系史》，第264頁。

[10] (明)沈德符撰：《萬歷野獲編》卷三○《香山澳》，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785頁。

[11]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1卷，第341、344頁。

[12]黃慶華：《中葡關系史》，第236頁。

[13]楊一凡、王旭編：《古代榜文告示匯存·序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3頁。

[14]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1卷，第326、327、329頁。

[15]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1卷，第314頁。

[16]黃慶華：《中葡關系史》，第243頁。

[17]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1卷，第468頁。

[18]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1卷，第509頁。

[19]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1卷，第191頁。

[20] (明)焦竑輯：《國朝獻征錄》卷五二《吳尚書廷舉傳》，臺灣學生書局1984年版，第2122頁。

[21] (明)焦竑輯：《國朝獻征錄》卷七二《南京太仆寺少卿劉公穩墓表》，第3137頁。

[22] (明)葉居升：《上萬言書》，(明)黃宗羲輯：《明文海》卷四七，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348頁。

[23] (明)陸粲：《去積弊以振作人材疏》，(明)陳子龍等輯：《明經世文編》卷二八九，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3049頁。

[24] (明)霍韜：《第三札》，(明)陳子龍等輯：《明經世文編》卷一八五，第1885頁。

[25]趙殿紅：《明代“私出外境及違禁下海”律探析》，《社會科學》，2020年第3期。

[26] (明)郭棐等：《萬歷廣東通志》卷六九《番夷》，《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史部第198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700頁。

[27] (明)王守仁：《巡撫江西申諭十家牌法》，(明)陳子龍等輯：《明經世文編》卷一三二，第1303頁。

[28]《明世宗實錄》卷五五七，嘉靖四十五年四月丁卯條，“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8955頁。

[29]沈鳳玲：《淺論明代澳門葡人的自治》，《東南亞研究》，2001年第2期。

[30]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1卷，第204－205頁。

[31]萬明：《試論明代澳門的治理形態》，《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9年第2期。

[32] (清)印光任、(清)張汝霖：《澳門紀略》卷下《澳蕃篇·蕃書》，《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676冊第707頁。

[33] (清)申良翰等：《康熙續修香山縣志》卷一○《外志·澳彝》，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412頁。

[34]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1卷，第26頁。

[35]《明武宗實錄》卷一九四，正德十五年十二月己丑條，“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3631頁。

[36]黃慶華：《中葡關系史》，第132頁。

[37]潭世寶、曹國慶：《對汪柏與“中葡第一項協議”的再探討》，《學術研究》，2001年第7期。

[38]黃慶華：《中葡關系史》，第132頁。

[39]黃慶華：《中葡關系史》，第211頁。

[40]《明太祖實錄》卷一三九，洪武十四年十月癸亥條，“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2196頁。

[41] (明)申時行等：《明會典》卷一七七《刑部·恤刑》，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904頁。

[42]《明史》卷九四《刑法志二》，第2311頁。

[43] (明)王臨亨撰，凌毅點校：《粵劍編》卷三《志外夷》，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92頁。

[44]《明世宗實錄》卷四九八，嘉靖四十年六月壬午條，第8248頁。

[45]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1卷，第477頁。

[46]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1卷，第478頁。

[47]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1卷，第478頁。

[48] (明)胡世寧：《為陳言邊務情弊疏》，(明)陳子龍等輯：《明經世文編》卷一三四，第1332頁。

[49] (明)張瀚撰，盛冬鈴點校：《松窗夢語》卷一《宦游記》，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9頁。

[50]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1卷，第478頁。

[51]懷效鋒點校：《大明律》，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頁。

[52] (明)王臨亨撰，凌毅點校：《粵劍編》卷三《志外夷》，第91頁。

[53]李慶新：《明代海道副使及其職能演變》，《瀕海之地：南海貿易與中外關系史研究》，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189頁。

[54]程紹剛譯注：《荷蘭人在福爾摩莎(1624—1662)》，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119頁。

[55]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1冊，第3頁。

[56] (明)焦竑輯：《國朝獻征錄》卷六九《南京大理寺卿章公格墓志銘》，第3012頁。

[57] (明)顏俊彥：《盟水齋存牘·澳夷接濟議》，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19頁。

[58] (明)霍與瑕：《上潘大巡廣州事宜》，(明)陳子龍等輯：《明經世文編》卷三六八，第3976頁。

[59] (明)焦竑輯：《國朝獻征錄》卷七二《南京太仆寺少卿劉公穩墓表》，第3137頁。

[60]余紹宋等：《民國龍游縣志》卷一八《人物傳》，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87頁。

[61]譚世寶、曹國慶：《對汪柏與“中葡第一項協議”的再探討》，《學術研究》，2001年第7期。

[62] (清)趙翼著，王樹民校證：《廿二史札記校證》卷三五《明代宦官》，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840頁。

[63] (明)焦竑撰，顧思點校：《玉堂叢語》卷四《獻替》，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10頁。

[64]《明孝宗實錄》卷七三，弘治六年三月丁丑條，“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1367頁。

[65]《明武宗實錄》卷六五，正德五年七月壬午條，第1430頁。

[66]李慶新：《明代海外貿易制度》，第211－216頁。

[67]《明世宗實錄》卷一三，嘉靖元年四月癸未條，第456頁。

[68] (明)戴璟等：《嘉靖廣東通志初稿》卷三○《珠池》，《四庫存目叢書》本，史部第189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507頁。

[69]懷效鋒點校：《大明律》，第118頁。

[70]《明神宗實錄》卷八一，萬歷六年十一月辛亥條，第1724頁。

[71]《明神宗實錄》卷九一，萬歷七年九月丙寅條，第1876頁。

[72]《明神宗實錄》卷三一六，萬歷二十五年十一月庚戌條，第5899頁。

[73] (明)顏俊彥：《盟水齋存牘·澳夷接濟議》，第319頁。

[74]李慶新：《明代海道副使及其職能演變》，《瀕海之地：南海貿易與中外關系史研究》，第197頁。

[75] (明)張燮著，謝方點校：《東西洋考》卷七《稅餉考》，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32頁。

[76] (明)顏俊彥：《盟水齋存牘·澳夷接濟議》，第319頁。

[77] (明)張燮著，謝方點校：《東西洋考》卷七《稅餉考》，第137頁。

[78] (明)王邦直：《陳愚衷以恤民窮以隆圣治事》，(明)陳子龍等輯：《明經世文編》卷二五一，第2636頁。

[79]張天澤：《中葡早期通商史》，香港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113－115頁。

[80]《明神宗實錄》卷五五七，萬歷四十五年五月辛巳條，第10509頁。

[81]《明史》卷三二五《佛郎機傳》，第8434頁。

[82]黃慶華：《中葡關系史》，第26頁。

[83]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1卷，第114頁。

[84]黃慶華：《中葡關系史》，第266－267頁。

[85]參見譚世寶：《澳門開埠四百多年歷史的一些重大問題探真——以昭示汪柏與索薩的和談之歷史真相意義為中心》，《學術研究》，1999年第8期；譚世寶、曹國慶：《汪柏對澳門開埠與明清嶺南社會發展的功績》，《文化雜志》，2000年第40、41期；譚世寶、曹國慶：《對汪柏與“中葡第一項協議”的再探討》，《學術研究》，2001年第7期。

[86]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九《貪吏》，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304頁。

[87] (清)阮元等：《道光廣東通志》卷二四四《宦績》，《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674冊第189頁。

[88]《明武宗實錄》卷一八八，正德十五年秋七月甲辰條，第3581頁。

[89]《明世宗實錄》卷一三四，嘉靖十一年正月丙子條，第3185頁。

[90]《明世宗實錄》卷五○五，嘉靖四十一年正月丙申條，第8333頁。

[91]《明世宗實錄》卷五三一，嘉靖四十三年閏二月壬寅條，第8654頁。

[92]《明神宗實錄》卷八，隆慶六年十二月庚辰條，第310頁。

[93]《明世宗實錄》卷五六五，嘉靖四十五年十一月庚辰條，第9056頁。

[94]《明神宗實錄》卷一八，萬歷元年十月辛未條，第526頁。

[95]《明神宗實錄》卷一二三，萬歷十年四月庚戌條，第2299頁。

[96] (明)焦竑輯：《國朝獻征錄》卷九九《廣東按察司副使張公堯年墓志銘》，第4433頁。

[97]《明神宗實錄》卷一三二，萬歷十一年正月己巳條，第2457頁。

[98]《明神宗實錄》卷二○七，萬歷十七年正月癸亥條，第3871頁。

[99]《明熹宗實錄》卷六六，天啟五年十二月乙亥朔條，“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3104頁。

[100] (清)周碩勛等：《乾隆潮州府志》卷八《坊表》，《中國地方志集成·廣東府縣志輯》第24冊，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81頁。

[101] (清)舒懋官等：《嘉慶新安縣志》卷二三《都憲汪公遺愛祠記》《重建汪公生祠記》，《中國地方志集成·廣東府縣志輯》第18冊，第960－963頁。

[102]《上言大臣德政》條規定：“凡諸衙門官吏及士庶人等，若有上言宰執大臣美政才德者，即是奸黨。務要鞫問，究窮來歷明白，犯人處斬，妻子為奴，財產入官。若宰執大臣知情，與同罪。不知者，不坐。”《現任官輒自立碑》條規定：“凡現任官，實無政績，輒自立碑建祠者，杖一百。若遣人妄稱己善，申請于上者，杖八十。受遣之人，各減一等。”參見懷效鋒點校：《大明律》，第35、93頁。

[103] (明)張孚敬：《應制陳言》，(明)陳子龍等輯：《明經世文編》卷一七七，第1802頁。

[104]陳義鍾編校：《海瑞集》上編《督撫條約》，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253頁。

[105] (明)李清撰，顧思點校：《三垣筆記》，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88頁。

[106]王亞南：《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17頁。

[107] [法]孟德斯鳩著，張雁深譯：《論法的精神》，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第11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