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天挺：終身以發展學術為事業的學者——紀念顧頡剛先生

過去學者，劬勤不倦，著作等身，由于生活環境(包括職業)促成的多，由于個人愛好的少，由于把它當作一生事業去努力的更少。前兩者嘉惠一時一代，后者有功后世，更值得人們尊敬。

顧頡剛先生就是終身以發展學術為事業的學者中的一個。

顧頡剛先生是我五四時期北大同學。他本來高我一年，是哲學系(當時還稱哲學門)的。我在中文系，有些課程在一起學習。他的學習成績是當時佼佼者。

一九二一年，北大籌設研究所國學門，就是后來的文科研究所(在前研究所分在各系),主持人是沈兼士，主要助手就是顧頡剛先生，還有黃文弼、胡鳴盛。他們認為學術工作主要是給人們以方便。古類書保存了很多亡佚的舊籍，今存的書籍在文字上必有不同，是校勘家經常翻閱的書。但古類書的分類，按事不按書，使用不便。于是他們從事古類書的還原工作，重新按書、按時代、按有關人物加以剪貼。這些重編古類書，限于當時條件未經印行，但來查閱的人非常多，確實為旁人提供了極大方便。

二十年代初，許多舊小說標點印行。顧頡剛先生認為古籍的標點整理工作尤為需要，不唯可以流通古籍，還可以幫助青年學習。因為懂得古漢語的人越來越少了。這是很重要的學術事業，當前不做，將來能勝任的人更少了。一次在北京中山公園他激動地告訴朋友們，要從《史記》標點入手，然后再進行《漢書》等書的標點。后來他果然獨力把《史記》完成出版。標點《二十四史》這一重大的學術事業，到七十年代，在周恩來總理親自關懷下，經過全國專家的共同努力，終于完成。這是由顧頡剛先生主持的。

顧頡剛先生認為，發展中國傳統學術，要從整理著手，于是提出疑古，并刊布《古史辨》。但他不僅是停留在對古史的懷疑上，而是為了認真發掘問題，探索問題，開辟一條研究古史的道路。一時學者景從，成為古史辨派。

“九一八”后，顧頡剛先生鑒于國土遭到蹂躪，提倡注意邊疆，研究地理，組織禹貢學會，倡導抗日，影響極大，其目的還是為了維護中國文化事業的不中斷。

顧頡剛先生近年專搞《尚書》,注《大誥》達幾十萬字，也是為了祖國學術事業的發展，而決不是炫耀自己學問的博洽。

顧頡剛先生著作很富，主編的更不勝舉。他的朋友學生遍于海內外，書札尤多。如能廣為搜求，編纂成書，必可以洞見他對祖國學術文化的熱愛，對青年的啟迪不倦，殷殷以樹立新風氣，追求新事業為職志的宏愿了!

顧頡剛先生的逝世，是我國學術界的巨大損失。在他逝世的前兩天，我得云南大學李為衡教授來信，談到十二月二十一日在北京醫院談話的情況，還以我為問。我們四五年不見了，我原想春節去看他，想不到遽爾永別！六十年前同學老友，固然不勝悲痛，而對他的終身以學術為事業的精神，尤其感到是學術界的無可彌補的損失。

原載《社會科學戰線》198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