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學者,劬勤不倦,著作等身,由于生活環境(包括職業)促成的多,由于個人愛好的少,由于把它當作一生事業去努力的更少。前兩者嘉惠一時一代,后者有功后世,更值得人們尊敬。
顧頡剛先生就是終身以發展學術為事業的學者中的一個。
顧頡剛先生是我五四時期北大同學。他本來高我一年,是哲學系(當時還稱哲學門)的。我在中文系,有些課程在一起學習。他的學習成績是當時佼佼者。
一九二一年,北大籌設研究所國學門,就是后來的文科研究所(在前研究所分在各系),主持人是沈兼士,主要助手就是顧頡剛先生,還有黃文弼、胡鳴盛。他們認為學術工作主要是給人們以方便。古類書保存了很多亡佚的舊籍,今存的書籍在文字上必有不同,是校勘家經常翻閱的書。但古類書的分類,按事不按書,使用不便。于是他們從事古類書的還原工作,重新按書、按時代、按有關人物加以剪貼。這些重編古類書,限于當時條件未經印行,但來查閱的人非常多,確實為旁人提供了極大方便。
二十年代初,許多舊小說標點印行。顧頡剛先生認為古籍的標點整理工作尤為需要,不唯可以流通古籍,還可以幫助青年學習。因為懂得古漢語的人越來越少了。這是很重要的學術事業,當前不做,將來能勝任的人更少了。一次在北京中山公園他激動地告訴朋友們,要從《史記》標點入手,然后再進行《漢書》等書的標點。后來他果然獨力把《史記》完成出版。標點《二十四史》這一重大的學術事業,到七十年代,在周恩來總理親自關懷下,經過全國專家的共同努力,終于完成。這是由顧頡剛先生主持的。
顧頡剛先生認為,發展中國傳統學術,要從整理著手,于是提出疑古,并刊布《古史辨》。但他不僅是停留在對古史的懷疑上,而是為了認真發掘問題,探索問題,開辟一條研究古史的道路。一時學者景從,成為古史辨派。
“九一八”后,顧頡剛先生鑒于國土遭到蹂躪,提倡注意邊疆,研究地理,組織禹貢學會,倡導抗日,影響極大,其目的還是為了維護中國文化事業的不中斷。
顧頡剛先生近年專搞《尚書》,注《大誥》達幾十萬字,也是為了祖國學術事業的發展,而決不是炫耀自己學問的博洽。
顧頡剛先生著作很富,主編的更不勝舉。他的朋友學生遍于海內外,書札尤多。如能廣為搜求,編纂成書,必可以洞見他對祖國學術文化的熱愛,對青年的啟迪不倦,殷殷以樹立新風氣,追求新事業為職志的宏愿了!
顧頡剛先生的逝世,是我國學術界的巨大損失。在他逝世的前兩天,我得云南大學李為衡教授來信,談到十二月二十一日在北京醫院談話的情況,還以我為問。我們四五年不見了,我原想春節去看他,想不到遽爾永別!六十年前同學老友,固然不勝悲痛,而對他的終身以學術為事業的精神,尤其感到是學術界的無可彌補的損失。
原載《社會科學戰線》198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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