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姆斯特丹紅燈區藍色櫥窗，她展軍裝照：曾是讓父母驕傲的兒子

一、藍燈下的“安娜”

我去阿姆斯特丹之前，查閱了大量關于紅燈區的資料。我知道那里有紅色的燈和藍色的燈。紅色是給普通的性工作者的。藍色的不一樣——那是給變性人的。

資料上是這么寫的：藍色的光，代表著櫥窗后面站著的，是跨性別性工作者。那是一種無聲的標識，讓那些有特定需求的客人，一眼就能找到她們。

但資料永遠不會告訴你，站在藍色燈光下的人，她的睫毛是真的還是假的，她的手在發抖還是放松的，她笑起來的時候眼角的皺紋有多少條。

我是在德瓦倫（De Wallen）的一條小巷子里遇見她的。

那是晚上十點多，運河邊的風吹得人有點冷。游客們成群結隊地走過，有人舉著手機偷偷對準櫥窗，被旁邊的保安一聲喝住。這種場景我已經見怪不怪了，因為根據一項調查，有80%的性工作者表示游客的行為嚴重干擾了她們的工作。后來我才知道，從2020年1月1日起，阿姆斯特丹就已經禁止旅游團進入紅燈區了，但散客還是絡繹不絕。

她的櫥窗在一條相對安靜的小巷深處。藍色的燈光不像紅色那樣刺眼，反而透著一股說不出的憂郁。她穿著一件銀灰色的吊帶裙，頭發是深棕色的長卷發，披在肩上。她的五官很精致，但仔細看還是能看出一些男性的輪廓——下頜線比較硬朗，手指骨節分明。

櫥窗前有人駐足的時候，她會微微側過臉，露出一抹笑容。不是那種刻意勾引的笑，而是一種淡淡的、略帶疲憊的微笑。她的眼神里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東西，像是隔著一層薄霧在看這個世界。

游客們走過去，有些人會多看她兩眼，但大多數只是好奇地掃一眼就匆匆離開了。櫥窗里還有別的變性性工作者，有些濃妝艷抹，有些面無表情地盯著手機。但她的不同，她安靜地站在那里，嘴角帶著若有若無的笑，像是在等一個永遠不會來的人。

我等了將近一個小時，才等到她櫥窗前的客人走完。

她沒有拉上窗簾——那意味著她還在營業。但我還是鼓起勇氣，走到櫥窗前，用英語問她能不能聊一會兒。

她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帶著警覺。那種警覺我很熟悉，那是一個長期處在危險邊緣的人才有的眼神——盡管性工作在荷蘭是合法的，從業者需要注冊、納稅、接受健康檢查，但暴力風險依然存在。

但她還是推開了櫥窗的側門。

“進來吧，”她用帶著口音的英語說，聲音比我想象的要低沉一些，但仍然溫柔，“反正今晚生意也不好。”

二、十年前的那張軍裝照

她的工作室不大，大概只有幾平方米，但收拾得很整潔。一面鏡子，一張小床，一個衣架，還有一些消毒用品。墻角放著一臺小冰箱，上面貼著一張泛黃的照片——是一個年輕男子的軍裝照，穿著整齊的軍服，表情堅毅，目光直視鏡頭，像是對未來充滿了無限的信心。

那張照片和周圍的環境格格不入。

我忍不住多看了兩眼。

她順著我的目光看過去，嘴角微微動了一下，像是在笑，又像是在忍眼淚。

“想知道那是誰嗎？”她問我。

我沒有說話，只是點了點頭。

她走過去，小心翼翼地把那張照片從冰箱門上撕下來，捧在手里看了很久。燈光從她頭頂打下來，在她臉上投下了一片陰影。那個瞬間，她臉上的妝容好像突然變淡了，露出了底下那張略顯滄桑的臉。

“看，”她把照片遞給我，聲音很輕，像是怕驚擾了什么，“我曾是個讓父母驕傲的兒子。”

我接過照片。照片里的那個年輕男子大概二十歲出頭，皮膚曬得黝黑，眼神里有種天不怕地不怕的光芒。軍裝很合身，肩章上的徽章閃閃發亮。

“這是我，”她說，把“我”字咬得很重，“二十年前的我。”

她靠在墻上，雙手交叉抱在胸前。那是一個防御性的姿勢，像是在保護自己。

“我來自塞爾維亞，”她說，“貝爾格萊德的一個小鎮。我爸是個退伍軍人，一輩子都在軍隊里。他對我最大的期望，就是我能像他一樣，成為一名軍人，為家族爭光。你知道在我們那邊，當兵意味著什么嗎？意味著你是真正的男人，意味著你的家庭可以抬頭挺胸地走在村里，沒有人敢欺負你。”

她的英語不是很好，詞匯有些局限，但那種刻在骨子里的感情，是不需要詞匯來修飾的。她一邊說，一邊用手比劃著，她的手指很長，指甲涂著淡粉色的甲油。

“我做到了，”她說，“十八歲那年我入了伍，二十歲就提了干，是我們那屆里最年輕的軍官。我爸高興得喝了一整夜的酒，挨家挨戶地敲門告訴別人——‘我兒子當官了！’”

她說這些話的時候，聲音里帶著一種復雜的情緒。不是驕傲，也不是后悔，而是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苦澀，像是一個已經輸光了所有籌碼的賭徒，在回憶自己曾經贏過的那一局。

“然后呢？”我問。

她沉默了很久。

櫥窗外的街上又走過一撥游客，有人吹口哨，有人大笑，有人用不知道哪國語言大聲嚷嚷著。那些聲音穿過玻璃，變得模糊而遙遠，像來自另一個世界的回響。

“然后，”她終于開口了，聲音又低了一些，“然后我發現了一件讓我自己都無法接受的事情——我想成為女人。”

三、逃離

她說起這件事的時候，聲音里沒有哭腔，也沒有憤怒，只有一種很平很平的語調，像是在講一個別人的故事。但正是這種平靜，讓人覺得更心疼。

“你沒法想象那是什么感覺，”她說，“你在軍營里，周圍全是男人，大家住在一起，訓練在一起，洗澡都在一起。你每天都要裝作是其中的一分子，要跟著他們說臟話，要比他們還大聲地笑那些娘娘腔的男人。但你心里清楚——你不屬于那里。”

她抬起頭看著我，眼睛里有光在閃爍。

“你知道最痛苦的是什么嗎？”她問，“不是別人怎么看你，而是你自己——你每天都在懷疑自己是不是瘋了。是不是有病。是不是應該被關進精神病院。”

我搖了搖頭。

“我覺得自己是個怪物，”她說，“一個穿著軍裝的怪物。”

在軍隊的那些年里，她拼命地壓制著內心的那個聲音。她比任何人都努力訓練，比任何人都拼命表現，她想用軍功來證明自己是個“真正的男人”。她做到了——她立過功，受過嘉獎，她的照片掛在榮譽墻上，她的父親逢人就夸。

“但每天晚上，當我一個人躺在床上的時候，我就會想，如果我是個女人該多好，”她說，“我會穿上漂亮的裙子，我會涂口紅，我會有一個愛我的男人。我就這樣想著，想著，眼淚就不自覺地流下來。第二天早上起來，我又穿上軍裝，假裝什么都沒發生過。你知道什么是雙重生活嗎？那就是。白天是一個讓所有人驕傲的兒子，晚上是一個連自己都不敢面對的靈魂。”

二十五歲那年，她的秘密被發現了。

“有個戰友看到了我藏在行李箱里的女裝，”她說，“一整個營的人都知道了。”

她沒有詳細說后面發生了什么，但我能想象得出來。軍隊從來就不是一個包容異見的地方。她只是提到，她被人嘲笑、被人排擠、被人叫那些難聽的名字。

“我離開了，”她說，語氣里帶著一種決絕，“離開了軍隊，離開了家鄉，離開了所有認識我的人。我沒有回頭。”

她說她去了貝爾格萊德，在城郊租了一間地下室，開始服用雌激素。她的身體開始發生變化，皮膚變軟了，胸部開始發育，聲音也慢慢變了。那種變化是緩慢的，但每一天她都能感覺到自己在一點點地靠近那個真正的自己。

“那是我人生中最開心的日子，”她說，嘴角浮現出一絲笑意，“雖然窮得要死，雖然住在又潮濕又陰暗的地下室里，雖然每天只能吃一頓飯，但我覺得自己終于活過來了。我終于不用再演了。”

但現實很快就給了她當頭一棒。貝爾格萊德沒有工作機會，尤其是對一個正在經歷性別過渡的人來說。她做過清潔工，做過服務員，但每一份工作都干不長。不是因為能力不夠，而是因為——在別人眼里，她始終是個“異類”。

“后來有個人介紹我來了阿姆斯特丹，”她說，“他說這里有藍燈，有我們的容身之處。”

四、藍燈下的生意

她來阿姆斯特丹已經快十年了。

這十年里，她經歷了太多東西。她學會了化妝，學會了穿高跟鞋走路，學會了如何在櫥窗前擺出最吸引人的姿勢。她的荷蘭語依然說得很蹩腳，但她的英語已經足夠和客人交流了。

但這條路從來就不容易。

“你知道嗎，租這個櫥窗一天要多少錢？”她問我，伸出了三根手指。

我沒說話。

“一百五十歐，”她說，“每天。不管你有沒有生意，這筆錢都得付。”

一天一百五十歐元。她算了算，每天至少要接三個客人，才能剛剛夠付租金。這還只是租金，還不算她的生活費、社保、還有每個月要往家里寄的錢。阿姆斯特丹的性工作者雖然是獨立經營的“個體戶”，但那扇藍色櫥窗的背后，是一個極其殘酷的經濟現實。

“有時候一整天都沒人進來，”她說，聲音里帶著一絲無奈，“外面那些游客只曉得拿著手機拍來拍去，但他們不會進來消費。他們只是好奇，只是獵奇，只是想來‘見識見識’。你知不知道被那么多人盯著看是什么感覺？好像你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放在櫥窗里的展覽品。”

她說著說著，聲音漸漸低了下去，嘴角微微抽搐了一下。

“最可怕的是，”她繼續說，“有些客人進來以后，發現我是變性人，他們就發瘋。有個人一拳打在我臉上，把我的牙齒都打松了。還有人進來以后，二話不說就開始打我，一邊打一邊罵我是‘變態’‘怪物’。你說這好笑不好笑？藍燈明明已經告訴他們了，他們進來之前就知道我是誰。但他們就是想進來發泄，就是想找一個人來欺負，因為我這種人，打了我我也沒地方去告。”

盡管阿姆斯特丹的工作室里安裝有緊急報警按鈕，街頭也有警察巡邏，但針對變性性工作者的暴力事件仍然時有發生。

“那你怎么保護自己？”我問。

“我在房間里裝了報警器，”她指了指門邊的一個紅色按鈕，“但報警器又不會幫你擋拳頭。有時候，等警察來的時候，人已經打完跑了。”

五、激素、身體和那筆永遠湊不齊的錢

她卷起袖子，讓我看她手臂上的注射痕跡。

“我吃雌激素快十五年了，”她說，“每天都要吃，不能停。一停，身體就會回去，毛發會長回來，聲音會變粗。那種感覺你懂嗎？就好像你辛辛苦苦建造了一座城堡，一夜之間就被拆得干干凈凈。”

她說變性手術的費用在荷蘭非常昂貴——全套性別肯定手術至少要幾萬歐元。對于她這樣的性工作者來說，這簡直是天文數字。

“我存了好幾年的錢，”她說，“但總是存不夠。不是因為賺得少，而是因為花得太多。房租、藥費、生活費、還要往家里寄錢……等我存夠錢的那一天，我可能已經老得做不了手術了。”

她說這些話的時候，語氣里沒有怨恨，只有一種認命了的平靜。但那種平靜比哭出來更讓人難受。

“你知道嗎，在荷蘭，變性手術是需要經過漫長的心理評估和醫生審核的，整個過程可能持續好幾年，”她說，聲音又低了一些，“我父母早就不知道我去哪了。我沒有家人了。”

她說她沒有家人了。

但她的冰箱上貼著她十年前穿軍裝的照片。

我不知道該怎么回應她。我只是靜靜地聽著。

“剛開始的那幾年，我還會給家里打電話，”她說，“我媽接的，我一聽到她的聲音就掛了。我什么都不敢說。我該怎么說？‘媽，你兒子現在已經變成女人了，在阿姆斯特丹做妓女’？我做不到。我寧愿她以為我已經死了。”

后來她連電話都不打了。

她不知道她媽怎么樣了。不知道她爸還活著沒有。不知道家里的老房子還在不在。

“有時候晚上睡不著，我會想想他們，”她說，“想我爸年輕時候的樣子，扛著我去田里干活，跟我說‘兒子，長大了你要當兵’。想我媽給我做的面條，里面放了好多肉。想著想著，眼淚就下來了。”

六、“藍色是我們最后的保護色”

我問她，藍燈對她們來說意味著什么。

她想了想，說：“藍色是我們的保護色。紅色的燈太多了，到處都是，紅色的世界里沒有我們的位置。藍色不一樣，藍色是專門給我們的。你來這里，看到藍色的燈，你就知道——這里面的人和你一樣，是被這個世界拋棄的人。”

她還告訴我，阿姆斯特丹市政府這些年一直在試圖“清理”紅燈區。根據資料，自1999年以來，德瓦倫地區已經有大量性工作空間被關閉，而市長Femke Halsema更是提出了將整個紅燈區遷出市中心的計劃。

“他們想把我們趕走，”她說，“覺得我們影響了城市形象。覺得我們不體面。你說這不諷刺嗎？我們做的是合法的工作，我們交稅，我們接受健康檢查，我們比誰都遵守法律，但在他們眼里，我們永遠是最低等的人。”

在阿姆斯特丹，性工作者雖然合法，但出了阿姆斯特丹，這個職業的接受度就大大降低，很多性工作者不得不過著“雙重生活”。而她作為變性性工作者，處境更是艱難。跨性別者遭受暴力的風險，顯著高于普通人群。

“但你知道嗎，就算被趕走了，我也不會回去，”她說，“我不會再穿上那條軍裝了。我不會再假裝成一個男人了。我已經花了十年的時間，才學會喜歡現在的自己。我不會再回去的。”

她說這些話的時候，眼神里有一種倔強的光。那種光很微弱，像是暴風雨中快要熄滅的燭火，但它還亮著。

七、凌晨三點，她拉上了窗簾

我們又聊了很久。

她給我講了她第一次穿上裙子的感覺，講了她做隆胸手術時的恐懼，講了她如何在阿姆斯特丹找到了和她一樣的人。她們叫她“姐姐”，她也叫她們“妹妹”。她們一起吃飯，一起逛街，一起嘲笑那些在櫥窗前指指點點的游客。在這個冷酷的城市里，她們彼此是唯一的親人。

“我們有個群，”她說，拿出手機給我看，“叫‘藍色姐妹’。里面有一百多個人，都是在阿姆斯特丹做這行的。誰要是遇到了麻煩，就在群里喊一聲，大家都會想辦法幫忙。上次有個姐妹被客人打了，不到十分鐘就有四個人趕過來。”

她又說，阿姆斯特丹的酷兒和性工作者社群正在通過藝術和文化活動重新定義這個社區的存在意義。一個名為HXSSY的團體在德瓦倫舉辦了酷兒性工作者藝術日場系列，將變裝、滑稽表演和社群故事講述融為一體，試圖在士紳化和政策擠壓的夾縫中保留這個群體的文化印記。

“我們不只是站在那里等人進來，”她說，“我們也是有故事的人。我們也想要被看見，被當作一個人來看待。”

凌晨三點，街上的人漸漸少了。

她站起來，走到窗前，伸手拉下了那扇藍色櫥窗的窗簾。

“該下班了，”她說，對我笑了笑，笑容里帶著一種釋然，“謝謝你聽我說了這么多。”

我走出櫥窗的時候，回頭看了一眼。她的工作室的燈還亮著，透過藍色的窗簾，透出一層柔和的、像是淚光一樣的光。

我走在德瓦倫的窄巷里，經過那些紅色的櫥窗，經過那些還在站崗的女郎，經過那些醉醺醺的游客和呼嘯而過的警車。我想起了她冰箱上那張泛黃的軍裝照，想起了她說“我曾是個讓父母驕傲的兒子”時那故作輕松的語氣，想起了她眼中那一點倔強的、不肯熄滅的光。

也許有一天，阿姆斯特丹市政府的推土機會開進德瓦倫，那些藍色的櫥窗會被拆掉，那些女人會被趕到城市的某個角落。

但她們不會消失。

因為一個在藍色燈光下站了十年的女人，一個為了做回真實的自己而放棄了一切的女人，是不會輕易消失的。

天快亮了。我走到運河邊，看著水面倒映著紅色的、黃色的、藍色的光。

分不清哪些是紅燈，哪些是藍燈。所有的一切都混在一起，像一幅模糊的印象派畫作。

而在那些藍色燈光熄滅的地方，有一個女人正在卸妝，脫下她的銀灰色吊帶裙，換上睡衣，躺在床上，抱著那張泛黃的軍裝照，等著明天的太陽照常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