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變前，面對日本咄咄逼人，國民黨如何對蘇聯仍然抱有戒心？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在林銑十郎內閣開始所謂“佐藤外交”，呈現對華“溫和”的新姿態后，日本軍部也在對華問題上持“暫時靜觀”態度。

對日本軍部的變化，國民政府駐日大使館代辦丁紹伋在1937年3月8日的電報中強調：

“以目下情形推之，軍部對華政策之強化或軟化，必視中國能否竭力備戰、是否預備聯俄以為斷。如中國內部團結堅固，聯絡英美成功，且備戰工作愈急、聯俄聲浪愈高，則日本軍人之對華政策必愈趨軟化。然若中國實行聯俄，則彼為制機先計，即與中國開戰，亦未可知也。”

丁紹伋的分析中有兩點特別值得注意：其一，日本緩和對華態度和它擔心中國聯蘇有密切關系，因此中國提高聯蘇“聲浪”可使日本更趨軟化；其二，倘如中國真的實行聯蘇，日本有可能對華開戰。

這兩點對理解此際中日關系中蘇聯因素的微妙性富有啟發作用。

1、國民黨內對“容共”的不同態度

正是由于這種微妙性的存在，日本不會因為標榜溫和而放松在防共問題上對中國內政的干涉。3月6日，川越茂大使在南京和復職不久的蔣介石會談，就三中全會后王寵惠取代張群出任外交部長一事，詢問中方外交政策是否有變。蔣介石在感謝日本在西安事變時的靜觀態度后，以“不對外公布”為條件告知川越：國民政府的外交方針是一貫的，不會因為外交部長的更迭而變化。而且，張群辭去外交部長職務后仍居中政會秘書長要職。川越接著重申日本嚴重關注國共是否妥協，蔣介石答道：三中全會已經表明國民政府對中共的態度毫無變化，絕不容忍共產黨之存在。

與日方在聯蘇容共問題上對國民政府的重重疑慮相比，蔣介石的上述表態是否反映了國民政府高層的真實態度呢？

先看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汪精衛的觀點。

西安事變后專程回國的汪精衛認為，主張聯蘇為日本壓迫下“一時必然”，但不能容共。之所以說“聯俄為一時必然”，除了“強日壓迫”這一根本原因外，和汪精衛此際的蘇聯觀有密切的關系。自蘇聯推出新經濟政策后，汪認為“蘇聯的五年計劃即三民主義的國家資本政策”。

所以，銓敘部政務次長王子壯曾聽汪于常委辦公時談：“國人現均為成見所蔽，對于蘇俄不是出以恐懼的態度即出以贊美的態度，絕未平心靜氣以思其政策之轉變，已由軍事的共產轉為新經濟政策，再轉而為國家資本主義”。

至于“不能容共”，是因為汪精衛認為1924年國民黨的失敗“即在容共中去聯俄”。所以，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汪一再強調：對中國共產黨“必剿迫至就范受編為止，蓋國家不許有兩個政府或兩個力量存在。對蘇俄則主由國際聯盟聯之，與聯法聯英同，日人無詞生端也”。

與此相關，汪精衛還主張“今日聯俄之方式并非由我國直接出面，如吾人近日之方針系與英法等合作，因彼而透過蘇俄。因對于法西斯，英俄等國利害相同故也”。

必須注意的是，汪精衛贊同聯蘇，主要是出于抵抗日本侵略的策略性考慮，在骨子里他是不信任蘇聯并高度警惕蘇聯對華政策的。

所以他同時批判蘇聯說：“蘇俄今日之不直中國共產黨者，以其無力量可言，果使共產黨能自固一隅，蘇俄必仍愿扶植之，蓋蘇俄之所以聯英法為對德也，通國民黨而不直共產黨者，以國民黨有力可以相與對日也。”基于這一觀點，汪精衛在與徐永昌談話時還“反復理論，對共產黨只能說收編愿服從國民黨主義的地方軍隊，非所謂容共，并列舉過去容共尤其是武漢時代共黨之猖獗無信義，直想消滅國民黨，舉中國畀為蘇俄作犧牲等等。又云，‘剿共’不是內戰，共產黨是內亂”。

作為山西地方勢力要員之一的徐永昌在進入國民政府中樞后，也一再表達同汪精衛相似的觀點。在1937年2月6日的日記中，他對“張季鸞謂蔣先生之能出西安，是第三國際命令共產黨者，其理由系恐亂了抗日戰線”的說法感嘆道：“謀中國福利的黨，行動須聽第三國際，中國福利可想。”和汪的觀點相呼應，徐永昌也針對“第三國際命令中央共產黨倡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共同抗日”的方針分析說，“昔日共產黨方法徒招國民黨向之拼命，今日共產黨方法使國民黨自攻，此知俄之共產黨所以適俄保俄也。”

需要強調的是，汪精衛與徐永昌的看法在國民政府內部并非少數。從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的會議紀錄看，西安事變以后，國民黨中央的主流意見是認可抗日，但堅決反對容共。對此，無論是代表兩廣勢力的李宗仁、白崇禧，還是代表華北地方勢力的宋哲元，都表示贊同。與會者還指出必須從速解決陜甘問題，“否則主張共同防共之國家，恐將提出意見”。

另外，作為國民政府核心人物的蔣介石，對蘇聯與中共問題的看法也很復雜。一方面，蔣介石確實對蘇聯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中所發揮的作用心存感激，在反思事變的教訓時，蔣還對汪精衛表示后悔說，在中共要求改編時，“本人雖未拒絕，但允編極少”，“彼時如稍予寬假，不至生此次西安事變，至國家蒙極大之損失也”。

因此，1937年1月初，蔣介石在考慮今后對日對蘇外交方針時提出“以國聯為基礎，與俄合作”。2月8日，他還在“民國26年大事表”的“本年政策”中列入“和俄制共”。但在另一方面，西安事變后蔣介石雖然引導國民政府停止了武力“剿共”，在對中共的政策上他卻和汪精衛等人相似，主張“抗日防共務須并顧兼籌”，而根本方針是通過“招撫”或“收編”以取消中共軍隊，這和一般意義上的“容共”是有重大區別的。

至于對“招撫”或“收編”的具體考慮，在蔣介石的日記中有很多記載。它們反映了蔣介石的心聲，也證實了這些心聲和蔣對中共的公開表態之間的差距，故須特別重視。

此處摘錄如下：1937年1月27日的日記中，蔣介石記道，對中共“要求規定經常經費與親筆函證嚴斥其妄，終止談判”；2月16日的日記中，蔣重申對中共的原則是“編共而不容共”；3月上旬的日記中，蔣強調，對中共“只可編其軍隊而決不許其成立軍部或總指揮部”。蔣還提出對中共“收撫不可遷就之條件”是：“甲、不能設立總部。乙、不能成立特區。丙、不能留編地方警甲為武力暴動之張本。丁、對其高級干部保護其自由權，如其愿出洋，則可由政府資送。戊、政黨組織必須在國民大會之后。”

同月15日，蔣還在日記中提醒自己：“中國始終在俄倭夾攻中自求出路”，“今年之中國必須在日本偽親善及中共假投降情勢之下穩定本國陣線，加強國力之充實”。

以上是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國民政府高層對“聯蘇”與“容共”問題的基本考慮。那么，在實際的對蘇政策上他們是如何處理的呢？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先對蘇聯在西安事變后的動向作一概觀。

2、蘇聯方面的反應

當日本在西安事變后一邊顯示對華溫和姿態一邊加強阻遏國民政府聯蘇容共之際，蘇聯也正在進一步努力防止國民政府聯日反蘇。為此目的，蘇聯的對華工作在對中共和對國民政府兩個方面同時推進。

對中共方面，1937年1月，蘇聯為推動中國結束內戰一致抗日，通過共產國際指示中共中央：對國民黨與南京政府旨在停止內戰的一切措施采取支持的方針，團結中國人民的一切力量為反對日本侵略而斗爭。為此，蘇聯與共產國際還明確要求中共放棄蘇維埃制度、放棄普遍沒收土地等做法。

遵此方針，中共中央于2月10日致電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提出只要將共產黨的五項要求（停止內戰，一致對外；保障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才共同救國；迅速完成對日抗戰之一切準備工作；改善人民生活）定為國策，中國共產黨愿實行如下四項保證：

（1）在全國范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
（2）蘇維埃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之指導；
（3）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施普選的徹底的民主制度；
（4）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

在對國民政府方面，鑒于西安事變帶來的非常事態還在持續，蘇聯決定等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閉幕、中國內政狀況明朗化以后再確定具體方針。為此，1月21日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指示：暫回莫斯科述職的鮑格莫洛夫大使應和在華留守的蘇聯大使館代辦就所有問題進行研究，南京的蘇聯駐華大使館與上海的總領事館要積極收集情報，但同時應避免被人認為蘇聯在積極干預中國內政。

在一邊等待中國塵埃落定一邊積極收集情報、籌劃對策之際，2月11日，鮑格莫洛夫向李維諾夫提出了自己的建議。其中主張：中國的反日派把成功抵抗日本的希望寄托于蘇聯的援助及締結中蘇互助條約之上，停止互助條約的談判將會被親日派利用，所以蘇聯應該和國民政府進行關于互助條約的談判。這一談判的意義在于使中國不能對日本要求的“共同防共”做出讓步。反之，如果中國同意日本的這項要求，等于中國加入日德協定。總之，中蘇互助條約不會加快日蘇戰爭的到來，而只會使之推遲。

2月16日，即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開幕的翌日，鮑格莫洛夫還和蔣廷黻會談，主張中國應該對日強硬，理由是，從以往的事例看，中國越是退讓，日本越是加強侵略，最近中國沒有滿足日本最后通牒式的要求，反而什么都沒發生。鮑格莫洛夫還說，蘇聯雖然對日保持消極姿態，但實際上蘇聯的軍事、政治力量已經對中國發揮著積極作用，日本已經因此而不得不抑制自己的欲望。

蔣廷黻對此表示同意，但同時反詰說：蘇聯的政策頗有令中方不放心的成分，因為自九一八以來，蘇聯與日本的沖突都和平解決了，并且每一次都是蘇聯讓步。鮑格莫洛夫則對國民政府的對德友好政策表示不滿，稱德國在華軍事顧問使蘇聯擔心，并強調：日本主張的“共同防共”意味著授予日本軍隊在中國停留的權利，使中國在實質上接受日本的保護。

2月21日，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閉幕，國民政府的政策已經明朗化。26日，蘇聯駐華外交官通過與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張沖的談話還確悉張受蔣介石的委任正與周恩來談判，周已接受蔣介石對中共的提案。

張沖還向蘇聯透露了五屆三中全會的秘密內容：

“張的外交報告是：（1）活躍中國和美英蘇的外交關系；（2）積極支持并參加國聯的活動；（3）支持集體安全保障思想”；“何應欽的軍事報告是：（1）廢除冀察政務委員會；（2）廢除殷汝耕的自治”。

中國的這些動向都符合蘇聯的預期。

因此，3月8日，蘇共政治局通過了關于中國問題的六點決議：

（1）委任鮑格莫洛夫重開蘇中互不侵犯條約的交涉；
（2）中國如愿意在締結太平洋地區條約上發揮主導作用，蘇聯向其承諾支持；
（3）在兩年內對國民政府分六次提供信用貸款合五千萬墨西哥元，供其購買飛機、坦克等軍需品；
（4）在蘇聯為中國培養飛行員和坦克兵；
（5）不反對蔣介石兒子訪問中國；
（6）接受鮑格莫洛夫關于中蘇文化交流的提案。

相較前述鮑格莫洛夫的意見，不難發現蘇共政治局否定了他關于開始中蘇互助條約談判的重要建議，而仍然堅持優先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但與過去不同的是，蘇共政治局正式決定向中國提供大筆資金與物資，并同意蔣經國回國，從而在某種意義上印證了蔣介石“倭德共同宣言消息或使俄對我遷就”的預測。這兩點說明，莫斯科的目標是在避免自身被卷入的前提下，通過資金及物質方面的援助，推動中國抗日。

作為上述關于中國問題的六點決議之一，在經過共產國際主席季米特洛夫的親自談話后，3月26日蔣經國踏上回國之路。3月28日，他在途中致電季米特洛夫稱，“您的全部指示都將完成”。

3、國民黨內的戒心

蘇聯針對西安事變后新形勢的對華政策從此進入實施階段。

但是，由于兩大原因的存在，使其難以獲得國民政府的響應。

第一個原因是雙方在擬訂條約性質上存在重大分歧。中蘇兩國自1935年華北事變中開始合作抗日的談判以來，國民政府所追求的目標，一直是締結中蘇互助條約而非互不侵犯條約。因為他們認定，只有帶有軍事同盟性質的互助條約才真正具有制止日本侵略的價值，反之，中蘇互不侵犯條約不但缺乏實際意義，且有刺激日本加快侵華步伐的負面作用。

因此，國民政府在對蘇談判中一貫堅持的原則是，要么締結互助條約，要么連互不侵犯條約也不簽訂。但前述對華決議說明，蘇方的對華政策和中方的對蘇原則是嚴重沖突的。

第二個原因是國民政府的對蘇判斷。

如前引國民政府高層的對蘇觀所示，經過1935年以來十幾個月的反復交涉，他們對蘇聯推動中國抗日的真實目的是有清醒認識的。

關于這一點，作為對私人日記的補充，還可舉出兩份政府檔案。

首先，張群在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的秘密外交報告中指出：蘇聯“整個的國策還是在避免戰爭，完成建設。所以近年以來日蘇對立形勢雖日趨尖銳，尤其蘇日、蘇偽之間的邊境糾紛層見疊出，隨時有引起戰爭的可能，然細察蘇俄對日交涉，事事表示退讓，如出賣中東路，以及庫頁島油田、北海漁權等問題次第解決。日德協定發表后，蘇俄曾表示拒絕簽訂漁約，然而結果還是承認舊約延長一年。這種事實都可以證明蘇俄竭力避戰。然則蘇俄在遠東方面絕對不能為中國多負責任，致妨其避免戰爭完成建設的國策，不難推想而知”。

張群還強調，“我們對于蘇俄的期待，在蘇俄國策轉變以前，恐不易達到進展的目的”。

另外，盡管蘇聯和共產國際在給中共的指示中一直強調保密，但國民政府的情報部門對蘇聯的意圖還是掌握了許多信息。譬如，與張群的外交報告相呼應，2月24日調查統計局的諜報說，西安事變以來蘇聯對華北的“赤化”工作漸次活躍，其密使會見毛澤東，所商討的“今后指導方針”包括：符合南京政府之抗日口號；宣傳人民陣線之旨趣；絕對避免使人聯想“赤化”工作與共產主義有直接聯系；促使陜甘與新疆同樣實現第二外蒙古化。共產國際最近還指令中共：中國之出路惟有以抗日為基礎，今后應以人民陣線方式與國民黨妥協，在黃河以西建設人民陣線國家。同張群的報告一樣，此類情報足以加深國民政府對蘇聯的戒心。

上述兩大原因所產生的影響，在其后鮑格莫洛夫和國民政府的談判過程中有充分的表現。

身負蘇共政治局重命的鮑格莫洛夫于3月底回到中國。4月1日和2日，他先后在與孔祥熙、陳立夫的會談中介紹了蘇聯關于中蘇談判的新方案。在孔、陳報告蔣介石后，4月3日，鮑格莫洛夫與蔣介石會談。結束后，鮑格莫洛夫向莫斯科報告說：我國拒絕互助條約并未讓中方感到意外，故我國支持太平洋條約并對未來簽訂雙邊條約寄以希望的承諾為下一步談判創造了比較有利的氣氛。另外，我國關于技術合作的建議也引起了蔣介石的興趣。這一報告反映了鮑格莫洛夫對與中方初步接觸的結果是滿意的。

其實，鮑格莫洛夫不知道的是，會談前一日蔣介石剛剛在日記中寫下對“俄態不肯徹底”的不滿，并強調要注意中蘇關系中的蒙古、新疆問題。接著，蔣介石還在4月11日的日記中提醒自己“對倭不宜過于冷淡，免俄居奇”。因此，4月12日，鮑格莫洛夫和王寵惠舉行會談時，并不了解中方的實情。會談中，鮑格莫洛夫正式向中方建議：由中國政府率先向太平洋國家提議參加太平洋地區互助條約的談判，同時中蘇兩國立即開始互不侵犯條約談判。為了打動中方，鮑格莫洛夫除表明蘇聯愿意向中國提供軍事物資外，還特意在中蘇互助條約問題上有所松動，稱如果太平洋條約無所成果，蘇聯愿意重新考慮締結中蘇互助條約的問題。但是，王寵惠雖然答應把蘇方的建議提交政府討論，卻在后來一再推遲會面。

在鮑格莫洛夫等待期間，至少有兩件事預示著事情不會按他的愿望發展。

首先，蔣介石在4月23日就影響中蘇關系的重大懸案即外蒙古問題，提出了三個原則：

一、對俄先解決外蒙與中國直接洽商獨立問題，然后承認其十年后之獨立。二、中國在外蒙之宗主權須確立。三、中俄兩國協商宣言為永久獨立國。

這三條和國民政府在公開場合的立場相比雖有退讓，但距蘇聯對外蒙古的實際要求仍有很大距離。

正因如此，當鮑格莫洛夫在幾經催促后終于得以在5月17日實現和中方的再次談判時，中方的回應使之大感意外。中方這一次的參加者有王寵惠、馮玉祥、孫科三人。

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的馮玉祥是中蘇合作的主要倡導者之一，但他在會談開始即說：最重要的是中蘇如何作為盟國來共同打敗日本帝國主義，為此必須加快中蘇互助條約的談判。在鮑格莫洛夫提議先談太平洋條約后，馮玉祥反駁說：那個對我們沒用。中國好像是一個重病人，如果按部就班慢慢來，就會死亡。而且，如果我們邀請了許多客人卻沒人出席，作為東道主將大丟面子。鮑格莫洛夫解釋說：一般的熟人可能不來，但真正的朋友一定會來。

在談判出現長時間沉默后，馮玉祥打破僵局，把話題再次轉移到他開頭的主張：中國需要的是具有攻守同盟性質的秘密條約，有必要的話，也可把它放上桌面。鮑格莫洛夫則再次拒絕說：蘇聯對外政策的原則是反對秘密約并堅持任何條約都需要有輿論的支援，但我很難使蘇聯輿論相信中國有意接近蘇聯，因為中國的報刊對此完全沉默。接著，鮑格莫洛夫再次建議先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并強調蘇聯準備對中國提供技術性援助。

對此，王寵惠提出了中方的對案，即：“立即開始太平洋條約的談判，同時進行中蘇互助條約的雙邊交涉。如太平洋條約的談判失敗，為了不浪費時間，中蘇立即簽訂互助條約。”

鮑格莫洛夫馬上拒絕王寵惠的建議，并提出了兩點理由：

其一，王建議的做法會使關于太平洋條約的談判成為一種被人一眼看穿的把戲；其二，蘇聯在互助條約問題上經驗豐富，故互助條約的談判比較簡單。鮑格莫洛夫還列舉蘇聯法國條約與蘇聯捷克條約作為他第二條理由的佐證。王寵惠立即反駁說：遠東情況特殊，中蘇間的條約與上述兩個條約不可能相同。因此，為了避免冗長的手續，應該立即開始中蘇互助條約的談判。鮑格莫洛夫以世界輿論不歡迎重返戰前的軍事同盟條約為理由，提議：同時進行太平洋條約和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的談判，并由蘇聯對華提供技術性支援；如太平洋條約無法成功，馬上開始以兩國輿論都可接受的方式進行中蘇互助條約的談判。對此，王寵惠說：“中國在充分檢討今天的全部談話后，數日內正式回答。”

順便指出，5月17日的中蘇會談后，蘇聯的肅反運動進入高潮，導致蘇聯紅軍進一步遭受重大損失。這種現狀顯然也影響到了國民政府的對蘇態度。

譬如，6月24日駐蘇大使館武官處報告蔣介石，“蘇聯此次殺戮最能干最孚眾望之將領九名，不僅減弱紅軍戰斗力，且減弱英法諸國之好感。”“蘇聯人數之實際生活，離我國雜志報章代為宣傳者遠甚，此亦蘇聯政治不安及回避戰爭之原因，蓋若一旦對外戰爭挫折，國內叛亂即難幸免也。”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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