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造周恩來總理簽字，詐騙人民銀行數十萬元，此人為何會如此大膽

1960年3月18日，夕陽逐漸消失，夜霧也即將籠罩大地。而此時位于北京西交民巷東口的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里，一個身穿灰色呢大衣，瘦高個兒，瘦長臉，膚色黃黑的中年男子緩緩來遲。中年人剛一進來，還不待工作人員詢問，便問負責人在哪。

計劃經濟時代，中國人民銀行曾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唯一的銀行，同時履行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的職能。那中年人的這緩緩來遲，又是為何目的呢？

在詢問負責人后，中年人告知值班人員，自己是國務院的工作人員，要給人民銀行行長送封急件。因為行長恰好出差，于是中年人便要求見其他負責同志。再之后他便被安排在秘書室見到正在值班的人民銀行計劃研究局王副局長。

看到王副局長后，只見中年人徑直掏出一個國務院的信封，上面赫然寫著“速送(限下午五點四十分前送到)”以及“中國人民銀行行長親啟”的字樣。見信封上有急件二字，王局長不敢怠慢，便只好與眾人拆開信封，而里面正是一封經周總理親筆批示的公函，其中內容為：

總理：主席辦公室來電話告稱，今晚九時，西藏活佛舉行講經會，有中外記者參加，拍紀錄影片。主席囑撥一些款子做修繕寺廟用，這樣可以表明我們對少數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根據以上情況，擬撥給15至20萬元，可否，請批示。——1960年3月18日。此外，另有周恩來批示："請中國人民銀行立刻撥給20萬元。"在周恩來的簽字下面還注有：為避免資本主義國家記者造謠，1.要市場流通的舊票；2.拾元票每捆要包裝好看一點，七時務必送民族飯店趙全一收（西藏工委宗教事務部）

起初王局長看到信還是心存疑慮的，畢竟雖然當時確實有西藏有關部門同志來北京做工作匯報和學習，周總理也要聽取匯報并安排西藏工作具體部署。但這次取錢和平時手續順序不同，而且修繕明明是長期工程，此次撥款在時間點上卻十分著急，很不合常理。王局長本打算打電話給國務院相關部門，但恰好銀行電話響起，聲稱是總理辦公室人員，要求他一定要配合有關部門同志做好工作。

這恰好打來的電話打消了他的顧慮，一看時間已經六點多，距離交款時間僅還剩不到一個小時。本著“千萬不能耽誤總理的事情”的想法，王局長便給發行局北京分行下達通知，要他們盡量在半小時內按照公函要求準備好20萬現金，并表示這是一項重要政治任務。隨后，北京分行在極短時間內湊齊10元面值總計20萬元舊幣，并迅速將20萬元包裝成兩麻袋，由發行局值班的朱科長和同事帶著兩麻袋錢趕到民族飯店大堂。當他們到民族飯店大堂向前臺詢問“西藏工委趙全一同志”后，旁邊一位穿灰色中山裝黑色褲子的中年男子便徑直走到兩人面前，并說自己就是趙全一。

朱科長忙向對方問道：“趙同志，我們沒誤事吧”，而這位趙全一笑則著說“不愧是人民銀行的，很準時嘛”。

兩人交換身份之后，趙全一又交給朱科長一封蓋有“總理辦公室介紹專用章”的介紹信，信中內容為：“茲介紹西藏工委宗教事務部趙全一同志前去你行領取撥款20萬元整，此致中國人民銀行”。看到任務即將告一段落，朱科長便說“你是不是應該給我個收條”。聽聞此言，趙全一便從筆記本上撕下一頁紙寫了收條，連同介紹信一并交給朱科長。起初朱科長見收條上只有簽名，就文是否應該蓋個章，但趙全直言“信封上不是有蓋章嗎”朱科長也只得拿著收條與介紹信回去。

一切交接完畢，如果對方沒有問題，那么事情就應該順利結束。但誰也未曾想到，后續結果這竟然是一起通過冒充周總理的簽字對人民銀行進行詐騙的案件。那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來，資金被接收后不久，總行領導便已經回到北京，王副局長便向領導匯報了這件事。起初總行領導本想等國務院給他們回電交代入賬，可直到到3月24號也沒等到國務院的電話。隨后，王副局長一行便向國務院總理辦公室去電詢問，就二十萬元現款如何下賬進行請示。但此時總理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卻覺得莫名其妙，因為總理沒有下達批復這筆款項的通知，所以他們自然對這項撥款是一無所有。

沒有批過，那資金流向何處？等人民銀行工作人員將所謂的總理批示和收條送去核對后，信件與收條確認均系偽造，大家也才發覺這是一起偽造總理批示的詐騙案。發現受騙，大家當即向公安部報案。

1960年正值國家最困難的時期，全國人民都在拮據度日。20萬元差不多相當于現在的兩三千萬元還多，如此巨款被騙，自然是讓中央震怒。此外冒充總理簽名更是影響十分惡劣，弄不好就會引發政治風波。

事態嚴重，當晚公安部副部長楊奇清便接到總理辦公室電話，責成公安部立即組織力量成立專案組，迅速破案。

上世紀六十年代還沒有監控，于是線索只能靠工作人員對嫌疑人體貌特征的描述以及犯罪分子留下收據開展偵查。第二天，公安部迅速組織精干力量在北京開展拉網式排查，北京市民也都被動員起來。但即使全北京群眾提供高達數萬件線索，大量逃犯迫于壓力自首，詐騙犯依舊沒找到。

大海撈針自然不容易，于是在案件一籌莫展的情況下，辦案人員開始從物證入手。組織技術力量尋找線索，比如犯罪分子留下的線索：“國務院”信封、“總理批示”的報告、趙全一的介紹信、收款條。

經相關部門的鑒定確認，罪犯使用的牛皮紙信封是真的國務院信封，公文用紙則是大機關的15行橫格紙。經筆跡特征認定，所有線索上的字跡都是一個人的，周恩來簽名字跡是摹仿形成；所用國務院信封是使用過的舊信封；總理辦公室戳記則是用水彩描繪；就連總理辦公室介紹專用章也是用謄寫鋼板刻蠟紙再用印油印上的。

根據這些線索，偵查員確定這個人至少擁有中等以上文化水平，特別是收條上的一個細節——即將人民幣寫成“人”與“幣”的連體，更是引起偵查員注意，因為這是屬于財會人員的書寫習慣。從嫌疑人對國家機關的了解程度上看，罪犯極有可能是機關內部人員作案。

那罪犯在哪里呢?沒有更為直接的線索，以物定向、以物找人就成為偵破的重要途徑。信封是當時國家機關常見信封，來源無從查起。但技術人員卻在那張國務院公函上發現一些門道，兩張信紙中間的裝訂線上有魚尾紋，這種紙由各部門自己訂做，不同單位所用略有不同，并且在1956年后不再使用。于是國家檔案館對國務院各部委的檔案進行翻閱，并與已有線索進行比對，最終確定這張信紙來自外貿部。

加之此前走訪群眾期間一位電車售票員曾提供線索說，她看見一個乘客很符合嫌疑犯體貌特征的人最后在外貿部下車。線索綜合起來，專案組成員隨即趕赴外貿部，并且順利找到同款信紙。可外貿部并沒有趙全一這個名字，所以大家便猜測懷疑這不是嫌疑人的真名，既然如此，那就從現有外貿部人員筆跡對比。

通過比對外貿部人員字跡尤其是外貿部的財會人員的筆跡，一個叫王倬的人最后成為最大的懷疑對象。據外貿部其他工作人員提供線索，王倬最近情緒十分不穩定，和王倬一個辦公室的董林也說，王倬曾在案發當天請假說帶母親去積水潭醫院看病，但經調查醫院并沒有相關記錄。

此時技術鑒定科在對王倬筆跡鑒定后，初步得出完全一致的結論。而后為趙全一畫像的工作人員也迅速趕來，發現與王倬的筆跡高度相似。特別是在王倬的檔案中出現過趙全一這個名字，更讓專案組確定王倬就是犯罪嫌疑人。因案情重大，為防止意外和驚動可能存在的同案犯，專案組沒有立刻采取行動。期間北京市局刑偵處處長劉漢臣曾帶偵查員到李廣橋南街蹲點監視王倬，最終確定王倬應是個人所為。

隨后，公安部部長謝富治在請示周恩來總理后，當即下達抓捕命令。北京市公安局民警也在4月4日凌晨進入王倬家中，將王倬逮捕歸案。隨著文檢專家正式出具認定王倬作案的筆跡檢驗鑒定書，以及辦案人員在王倬的單位發現王倬曾刻畫總理辦公室介紹專用印文時形成的鋼板劃痕，一切都為確認案犯提供有力證據。

然而王倬并不承認作案，在王倬家中并沒有找到那20萬元現金。不過，隨著找到裝錢的麻袋，專案組對王倬的母親張可民的第二次問話也取得成效。起初張可民并不說話，但看到她不時瞟向廁所附近地面，民警便立即組織人力在廁所附近挖掘，果然在那找到埋藏的大量贓款。經過清點，這批贓款少去8000多元。不過人證物證俱在。而找到贓款后審訊王倬的民警一句“你埋的不深啊”，更是讓王倬的心理防線徹底崩潰，交待出犯罪過程。

原來，王倬1924年出生于比較富有的家庭，年輕時也曾參加過國民黨的三青團。新中國即將成立前夕，看清形勢的王倬轉身報考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學習，并在解放后混入革命隊伍。但因從小錦衣玉食，難以忍受痛苦的王倬便跑回北京。

之后隨著北京和平解放，心高氣傲的王倬一心想著掙大錢，于是便賣掉家里值錢的古玩想靠倒騰銀元來賺錢，無奈未果。之后他又開始嘗試造假如偽造人民幣、火車票、路條，但都沒有快速致富。在此期間王倬耗費數年心血的“永動機”，也遭到無情拒絕。這接二連三的失敗，最終讓王倬開始在犯罪道路上越走越遠。

由于上過大學，參過軍，所以在建國初還是得以成功進入中國進出口公司工作，并被調到外貿部出口局工作任計劃處科員。也正是在外貿部工作期間，王倬了解到銀行取錢需要的各種證明和流程。當看到大家對于周總理批示執行度很高時，王倬便逐漸萌生出一個天大想法：模仿周總理筆跡，以周總理名義行騙，準能暢通無阻。

隨后，通過臨摹禮堂里周總理題字，王倬初步學到總理的筆跡，并開始用鋼筆在家里報紙上模仿周總理題詞。在此期間，他利用工作之便偷藏下國務院專用信封，并在案發前開始著手仿造公函和介紹信。

案發前一天晚上，王倬先用鋼筆在公文紙上寫下要求撥款的請求，之后用模仿周總理的口吻筆跡在邊白上寫下"批示"。因為熟悉流程，他特意在信封上寫"速辦、限時"等字樣，并在白紙上用鋼筆寫下介紹信，按事先見到的樣式刻下"總理辦公室介紹專用"印章。至于撥款理由，因為此時西藏剛剛平叛不久，國內關于西藏的消息也比較多，所以王倬便想借此名義。

一切準備就緒，王倬便打算在第二天銀行快下班時作案。畢竟，天色昏暗便于隱藏相貌，工作人員快下班時警惕性也會降低。至于選擇民族飯店，則是因為國家民委就在民族飯店后面，聽起來順理成章。

1960年3月18日，案發當天下午3點半，王倬先找到自己部門的處長請假，說要陪老母親去醫院看病。隨后騎車離開單位回家拿上手提包，直奔人民銀行而來。

之后的劇情我們就比較熟悉了，王倬先到銀行秘書室把裝有假公函的信封交上去，再到騎車趕到民族文化宮收款，一切流程都是在按照王倬的設想進行著。

不過等送錢的兩人走后，麻煩就來了。王倬本想把兩個大麻袋拖到西邊便門旁，但無奈麻袋太重，王倬只得取來大衣把麻袋蓋上，然后來到前廳的郵亭一邊假裝悠閑地翻晚報，一邊想著怎樣把錢運走。想找三輪車把麻袋拉回家，但擔心把自己的行蹤暴露，于是他便用繩子把麻袋拴好，在車座上馱著兩麻袋錢回到家中。

此時已過下班高峰期，王倬先推車過西單劇場，進西單北大街，到西四往東拐，路過國務院宗教事務局門口，然后直奔后海李廣橋南街的家，用時1小時40分。雖然得到自己夢寐以求巨款，但回家的的王倬并沒有變得開心。望著這一大堆錢，他慢慢有些感到不安起來。

被別人發現，他就把兩麻袋鈔票搬進母親房間。然后等到晚上十點左右，趁母親已經入睡，他便打算偷偷進去處理。由于全程過于緊張，王倬并沒有發現母親已經醒來，老母親進屋就問王倬：

"深更半夜地，你鼓搗什么呢？"

王倬本來被嚇得不輕，聽到是母親便放下心來說道："媽，我給您借了點兒錢。"

老母親問借了幾百，王倬說少。

她說借了幾千？王倬還是說少。她說："你還能借幾萬？"但誰知王倬卻說："幾萬？不止幾萬。"

不止幾萬？一看就不是能借出來的。想到這可能是不義之財，王倬母親繼續追問，王倬也只得說出實情“媽，這是我仿照總理簽名，從銀行騙出的！”

聞聽此言，母親擔心事情暴露，便要他趕緊還回去，可是王倬卻說“媽，不用擔心，我做的很周密，而且用的假名字，他們沒看到我的正臉肯定找不到我。咱們現在要做的就是把這錢藏好，等風頭一過就能花這筆錢了，想買啥都可以”。

兒子不聽勸，環顧房屋周圍，兩人只得把一個放衣服的箱子清理出來放錢？把錢一疊一疊地放進去后，又在最上面蓋上幾件衣服后，兩人才各自放心地睡下。但剛躺下不到半個鐘頭，王倬又起床對母親說：“媽，我覺得放錢放在箱子里不安全。”

聽到這話，王倬母親考慮片刻說：“要不我們把錢縫在被子里？”

隨后母子倆又開始把錢往被子里縫，可即便把家里所有被子都縫完，還有大堆錢在，無奈之下只能又放回黑鐵箱里。

起初一一切平靜，王倬也慢慢放下警惕，但隨著人民銀行發現現金被詐騙報警，北京市風聲越來越緊，到處都是走街串巷尋找線索的偵查人員。而王倬本人也變得神經兮兮起來，覺得所有人都在盯著自己。

到3月25日，王倬剛下班進家門，老母親就急忙迎上來對王倬說：

"今天有人來查衛生了，到處亂瞅。"

王倬心里一驚，忙問："媽，查衛生的人，您過去見過嗎？"

老母親說："有的見過，有的沒見過。"

王倬叫道："壞了，準是公安局辦的。"

第二天，王倬單位也開始傳達公安局的通報，動員大家揭發、檢舉線索。那天，王倬正擱在暖氣片上烤著帶的饅頭片，一個同事操著山東腔，冷不丁突然問道：

"王倬，你烤什么呢？"王倬一驚，慌忙回答："沒、沒考慮什么。"此時大伙一陣哄笑，但并未覺得王倬就是案犯。

因為過于憂心忡忡，于是王倬當天回家后便想把黑鐵皮箱子里的錢處理掉。他先取出來藏到小西屋，又拿出部分藏到自己屋里。可思來想去覺得還是藏不住，于是王倬便打算把錢扔到爐子里燒掉。燒之前，王倬留下100元給老母親，并說：

"媽，這點兒錢您拿著過日子，日后不定要出什么事，我孝敬不了您老人家了。"

老母親一聽這話當時就痛哭流涕，看到老人家傷心的樣子，王倬也有些后悔，可一切都已經來不及，犯錯終究要受懲罰。

27日、28日，王倬連著兩個晚上都在院子里生蜂窩煤爐子燒鈔票。但由于蜂窩煤爐不大，擔心被發現的王倬每天也只能小心翼翼地燒，所以雖然連燒兩天晚上，最后竟只燒掉兩千多塊錢。

隨后，王倬只能對母親說："媽，白天我上班，您插起門來接著燒。"

老母親深深嘆氣，可無奈只能接著燒。但就算他和母親倆人輪班燒錢，最后也只燒掉八千多元。小爐子燒不完，面對風聲欲緊，母子倆只能在廁所刨個深坑，將大部分贓款埋藏起來。

然天網恢恢，疏而不漏。1960年4月4日，辦案人員再次到王倬家搜查。在搜集到一些炭化的紙張碎片后，經紅外線檢驗確認，它們分別是1元、2元、3元、5元面額的人民幣紙灰。隨后，辦案人員又在王倬家里地下挖出燃燒的十九萬余元贓款。

鐵一般的事實擺在眼前，王倬也只得全盤交代出他模仿周總理簽名，偽造公函，從中國人民銀行騙走二十萬元現款的罪行。至此，經過連日偵破，王倬冒用總理簽名特大詐騙案最終告破。

最終，1960年7月28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詐騙罪判處王倬死刑，而包庇兒子的王倬母親張可民，也被判處15年有期徒刑。至此，這場數額巨大的詐騙案最終落下帷幕。而王倬前段時間留給母親的那一百塊錢，則一分也沒有花到！

因為在破獲王倬詐騙案過程中，文檢物證曾起到關鍵性的作用，所以該案在文檢學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而隨著文檢物證的作用為人熟知，刑事技術工作在刑事案件中的地位也開始顯著提高。至于苦練周總筆跡的王倬，遭遇這種結局只能說是罪有應得！畢竟不義之財，往往都是有命取但有時卻不一定有命花。

這里補充一點：因為王倬本身曾有三青團的經歷，所以有人猜測可能他之所以實行詐騙是為潛伏在大陸的國民黨間諜提供活動資金。對此雖有道理，但無明顯證據。不過，無論如何本身就違反法律并且冒充周總理的王倬，最終還是罪有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