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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置海洋于不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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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很多人對鄭和下西洋有一種誤解,而且也完全沒有意識到中國在大航海時代究竟扮演了一個怎樣的角色。
當十五世紀初地理大發現還沒有開始,世界上哥倫布、麥哲倫等人還沒有問世的時候,在東方的農業社會,就已經有人明確的提出了海防的觀念,意識到了海洋的重要性,而他就是鄭和。
直到公元1840年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轟開國門的那一天,人們才想起鄭和說過的話:“注重海防,危險的敵人總有一天會從海上襲來。”
但那時華夏將危矣,鄭和之后,再無鄭和,而他已經被國人遺忘和誤解很久了。
永樂三年,鄭和奉明成祖朱棣的命令,率領一支數量超過二百艘,出海人數超過二萬七千人的巨大船隊出海巡洋,與后世哥倫布等人的幾條小木船相比,這是當時世界上最為強大的海上軍事力量,且沒有之一。
原來早在大航海時代的前夜,中國人已經走上了征服海洋的旅途。
厚往薄來的朝貢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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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如今海內外學者的研究,中國至少在清朝的康乾時代以前,都沒有與世界脫軌過,而是一直積極參與在世界發展的大潮之中。
明朝開國之初,明太祖朱元璋頒布的“海禁政策”,不是簡簡單單的閉關鎖國,禁止一切貿易往來。而是一種當外國商人來華貿易時,需要以“朝貢”的名義讓地方行政長官抽檢貨物,官方收取稅以后統一收購,再由官方定價在內地賣出的“朝貢貿易”。
現在很多人感覺中國朝貢貿易的目的也只是維護“天朝上國”的國際地位。并且一直以來都是奉行“厚往薄來”的原則,遠邦小國來中國朝貢,只要上貢很少一點禮品,就可以得到中國豐厚的賞賜。
朱元璋背了這個鍋,很多人眼中的他關注務農而放棄了利益更大的海洋,從而認定這是近代中國落后世界潮流的根源。
實則殊不知,朱元璋在明朝剛剛建立的早期就設立了市舶司,但是很快又廢除的原因竟是因為國內外敵對勢力所需的生活物資,都是來自與中國內地的生意之中,實行海禁的目的就是斷絕這些敵人的補給。
同時,中國朝貢制度目的之一,也是為了區分敵友,防止出現資敵的情況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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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朝貢貿易既有政治意義,也有經濟意義。朝貢過程乍一看好像是明朝在做冤大頭,實則并不是表面的那樣。
朝貢國剛來的時候,貨物就要被當地官員審核估價,然后征收一半的關稅,如果有瞞報,那么貨物都會一律沒收,并且不予補償。剩下的貨物,才會上交給中央,再由中央定價頒布回賜。
但這貢品定價多少,回賜給對方多少,從頭到尾都是明朝決定。
更為巧妙的是,明朝回賜的一半是錢,還有一半是大明寶鈔,可大明寶鈔在海外用不了,意味著這些海外使臣只能就地消費。
因此,在無意中還拉動了國家的內需。
海外各國參與朝貢貿易,從來不是貪圖賞賜,圖的是象征意義,真正的貿易是他們私人攜帶的商品。
一個朝貢團有好幾百人,但官方使者只有十幾個人,其他全是隨行的外國商人。這些人會帶上他們國家的特產,跟隨朝貢團來到中國進行互市貿易。
雖然在朝貢回賜上有所偏差,但對于隨行商人的互市貿易來說,這點偏差根本就是九牛一毛,所以海外各國都會爭先恐后的來華貿易。
可以說朝貢貿易是讓中國同時收獲了政治和經濟效益,也實現了與朝貢國之間的雙贏。
朝貢貿易在本質上是國家行為,官方壟斷市場下為國家帶來龐大的財政收入,也是政治意義上的國營化手段。
鄭和就是在這種時代的大背景下,開始了他的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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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群人的大航海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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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對鄭和下西洋初始動機,相對靠譜的有三種說法。
首先,就是進一步擴大“朝貢體系”,將海外各國納入明朝的“家國天下”的宗藩體系中來。
其次,有人認為當時明朝與帖木兒帝國開戰,鄭和下西洋是為了襲擊帖木兒帝國的腹部,因為帖木兒去世,戰爭結束。鄭和的任務就變成了與陳誠配合,開拓海上絲綢之路。
最末,李新峰教授認為朱棣親征蒙古時害怕南方水軍趁自己北伐時作亂,于是朱棣讓鄭和下西洋,穩定一部分因素。
總而言之,鄭和下西洋的原因是受到政治、軍事、外交、經濟等多元因素的影響,但更多還是朱棣是中國唯一如此重視海權的君主。
鄭和下西洋跟西方的大航海的目的一樣,為了擴展貿易規模,為中國增加新的貿易合作伙伴(朝貢國)。
鄭和不但沒有掠奪沿線地區的資源,還和他們平等貿易,在和平友愛的大前提下,達成一個雙贏的效果。
朱棣時期,朝廷啟動了很多大工程,收復交趾,遷都北京,開鑿運河等,任何一項都需要龐大的財政支持。
但財政始終都能保持相對充裕,這些僅靠田賦是不夠支撐的,就只有鄭和下西洋為帝國提供了巨大的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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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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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朝中期,明憲宗還想再下西洋時,劉大拿還說出了一句著名的話:“三保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奇寶而回,于國家何益?此特一敝政,大臣所當切諫者也。”
劉大夏的話我們是需要重新審視的,因為在正統六年,明英宗就斥資建造了一百二十艘下番海船,既然連國力衰敗的明英宗時期都有余力下西洋,那么剛剛經歷了中興的明憲宗時期,怎么還反而沒有足夠的財力下西洋了呢?
可想而知,劉大拿說出這樣的話一定是另有目的。
如果用現在的話說,鄭和下西洋是一種國家行為,同時因為海禁政策的關系,所有進出口貨物,都是官方定價,壟斷。國家有巨大的財富,可是卻讓個體經商的人們很難受。
鄭和下西洋這種“與商爭利”活動,讓東南沿海的諸多權貴家族眼紅不已。而這些家族的子弟通過科舉制進入明朝的中央政府擔任官員,一旦皇帝更迭的時候,他們肯定會唆使皇家停止巡洋,由民間權貴一起參與經營其中,這就是鄭和下西洋停止背后的利益沖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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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永樂五年始,朱棣給中央政府官員的俸祿從米糧變成了胡椒,這樣可以省下不少糧食來作為皇帝北征的軍需,在胡椒還是稀缺品的永樂年間,官員們很樂意分到鄭和帶回來的胡椒,可鄭和帶回來的胡椒越來越多,但政府給官員胡椒的折俸比例還是沒變。
顯然,皇帝是想通過行政手段過量胡椒以高價傾銷給官員,從而產生了矛盾。
除了以上問題,最關鍵的一點是鄭和下西洋帶來的收入都進入了皇帝本人的內承運庫。地方上的官員不但沒能從下西洋上獲利,還要承擔起朝貢貿易所帶來的成本,從而積攢起內部之間的矛盾。
在鄭和死后,他的副手王景弘繼續代替他巡視西洋,大明的航海事業并沒有因此告終。所以現在很多人以為,宣德六年鄭和的死,標志著下西洋事業的結束也是不準確的。
宣德十年,作為和事佬的“三楊”自然順從了文官士大夫的意見全面停止了下西洋事業,以便能更好地統馭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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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航海時代下世界與中國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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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中國的官方勢力退出海洋,那么私人勢力必然會填補這項空缺。
雖然明政府屢次申明海禁,可沿海的走私絡繹不絕,在明朝中葉,東南沿海的地方豪族無視海禁,乘巨艦出海進行走私,地方政府根本無從控制,中央朝廷的海禁政策完全成為一紙空文。
正德三年,明武宗朱厚照開始了抽分制改革的試驗,這就相當于朝廷不再繼續扮演壟斷的角色,而改行成為一個中介,即“牙人”。
不過,政府雖然開始鼓勵民間可以自由貿易,但還是需要抽稅百分之二十,很多國人都跑到海外參與了世界的大航海時代。
就在同一時間,地理大發現開始,西歐探險者發現了新大陸和前往東方的航道,之后葡萄牙人東來,逐漸在東南亞建立起了殖民統治,一起參與了東方的海洋貿易。
除此之外,日本爆發“應仁之亂”開始進入戰國時代,各路大名就開始尋求與海盜的合作,在中國、朝鮮以及東南亞等地打家劫舍,中國人把這些人稱為“倭寇”。
在十六世紀左右,原本平靜的東方海面上,忽然一反常態地喧囂起來,一時之間,各國的臥龍鳳雛都聚集在了這片神秘的東方海域上,波瀾壯闊的大航海時代迎來了它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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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禁并非催生倭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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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二十六年,因為朝鮮國王的一封信,明世宗朱厚熜才知道在正德年間,明武宗不顧一切法律,將本國的重要物資賣給敵人,助長了倭寇、海盜、葡萄牙人等明朝海外敵對力量的壯大。
這時朱厚熜才明白了朱元璋的海禁政策是從根本上斷絕了海外敵人的生活與軍事物資。
朱紈進攻并焚毀了雙嶼島,把日本倭寇、中國海盜和葡萄牙殖民者通通趕了出去。同時厲行海禁政策,打擊違法走私。
這一行為,得罪了東南沿海的豪族們。為了報復朱紈,他們故意唆使朝中的言官中傷朱紈。但朱紈為人剛烈,選擇了自殺明志。
雖然雙嶼島既是一個商貿中心,也是一個海盜的窩點。
作為被倭寇和葡萄牙殖民者非法侵占的中國領土,這些人在中國境內犯了罪,跑到雙嶼島避難,這是一種赤裸裸侵犯中國主權的行為。
故而朱紈對雙嶼島的打擊是完全正確的,作為一個從西方殖民者手中收復國土的民族英雄,朱紈不應該被任何人用這等詭辯的話術來蓄意抹黑。
因為朱紈被害,沿海各地的官員再也不敢談海禁的事情,海防繼續松弛,沿海豪族繼續走私,入侵沿海、打家劫舍,釀成了明朝中后期著名的“倭寇之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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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禁催生了倭寇”這一理論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日本學者企圖禍水東引的誅心之論,這種言論明顯是錯誤的。
事實上,正是因為戚繼光、俞大猷等民族英雄的抗倭作戰,倭寇才會減少。我們才會在貿易上獲得尊重。
倭寇絕跡的另一個主因,是日本方面因豐臣秀吉重歸統一。因為日本內亂才是催生倭寇的源頭。
但是當豐臣秀吉上臺時頒布了海禁政策,禁止了“八幡船”的出海,結果日本海禁之后,萬歷年間中國沿海幾乎沒有鬧過倭寇,這更是證明了,海禁從來不是倭寇誕生的主因,而是抑制倭寇的良方。
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固步自封的海禁肯定不正確,但在某些特定條件下卻也是必要的。任何政策都不能教條主義,而是要根據當下環境來靈活運用。
對于倭患,明朝政府應該負責,但從來不是因為海禁,而是對海洋的漠視以及東南沿海軍事力量的廢弛,給倭寇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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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海疆的守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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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慶元年,因為倭寇絕跡,明穆宗宣布在月港開海,史稱“隆慶開關”。
這時候海商集團在民間興起,這些人出海雖然也有私人武裝力量,但和海盜不同,他們的武裝只是為了保護自己,而不會主動傷害老百姓。
倭寇平息后,明朝官方就很喜歡和這些海商集團合作,而海商集團的代表,就是李旦。
十七世紀的荷蘭被稱為“海上馬車夫”,他們還成立了東印度公司,在遠東地區開始了他們的殖民征服。在和明朝幾次軍事沖突后,荷蘭人終于認清了現實,準備和中國規規矩矩做生意。
明朝與荷蘭之間的調停人,就是李旦。在李旦的斡旋下,明朝和荷蘭和解,李旦成了中國對荷蘭貿易的唯一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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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明朝雖然與荷蘭和解,但還是不希望荷蘭握住通往東南亞的航線。
于是,雖然朝廷委托李旦與荷蘭人通商,以此作為“恩”。同時還提拔了一個叫顏思齊的海商,專門用來制衡荷蘭人,是為“威”。
在恩威并施下,萬歷年間的荷蘭人始終未能占據他們垂涎欲滴的臺灣。
天啟五年,李旦和顏思齊先后去世,他們從來不會濫殺無辜,故而得到了明朝政府的支持,以此作為對抗西方殖民者東來的海上長城。
只可惜,現在很多人只記得血債累累的海盜王直、徐海、林道乾等人,卻忘記了這些真正默默耕耘的中國海洋守護者。
當年顏思齊在臺灣,李旦給他介紹了能干的鄭芝龍給他當助手。在顏思齊死后,鄭芝龍接管了他的勢力,兼并了李旦的舊部,從此身兼海商、海盜兩種身份。
崇禎六年,鄭芝龍在料羅灣一戰大破荷蘭,又接受了明朝的招安,領上了編制后成為了明朝的官方海軍。
從某種意義上講,此刻鄭芝龍麾下的鄭氏集團大陸的明朝深度合作,借助官方力量與西方殖民者爭奪遠東的海權,守護我們這個古老帝國的海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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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大航海時代的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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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元1644年,明朝滅亡,清軍入關。中國的海洋史走向了另外一條道路。
清軍南下,鄭氏集團發生分裂,將鄭芝龍斬首示眾。鄭芝龍的兒子鄭成功誓為明臣。當時清朝統一天下的大勢不可阻擋,鄭成功只能曲線救國,從荷蘭人手中收復了臺灣,以臺灣為據點,繼續他的反清復明事業。
鄭成功英年早逝,他的子孫不孝,明鄭政權日衰一日。在康熙年間,清朝大將平滅了盤踞臺灣的鄭氏集團,中國人的東印度公司至此煙消云散。中國的大航海時代,在這一刻落下了它的帷幕。
很多人都在問:為什么中國錯過了大航海時代?
中國從來沒有錯過大航海時代,只是中國并非新航路的開拓者,事實上,中國一直都是大航海時代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雖然歐洲人發現了新大陸,從那里得到了海量的白銀。但從十六世紀中期到十七世紀中期,中國用正常貿易的手段合理合法合規地將世界白銀產量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收入囊中,最終成就一個財源滾滾的“白銀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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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9
1840 年,西方列強發動了罪惡的鴉片戰爭,至此,中國開始了百年國恥的時代。
在那一天,中國人感受到了被海洋支配的恐怖,還有被囚禁于大陸之中的那份屈辱。
可我們卻忘記了,在多少年前,我們的祖先也曾在那片海域上肆意馳騁,在那個波瀾壯闊的大航海時代下,用自己的生命,為祖國庇護著那喧囂萬里的海疆。
《豁然開朗的中國史》
作者:陳舞雩
出版時間:2022年
出版社:上海文藝出版社
本書以輕松有趣的語言,講述了中國兩千年封建王朝的歷史。學者陳舞雩深入具體的歷史時空,對許久以來對歷史的誤讀與時下甚囂塵上的說法諸如“岳飛因情商低而被殺”“明朝設立的朝貢制度是當冤大頭”等進行辯駁,作者的分析有理有據,自成一家之言。態度明確而不教訓,敘述嚴謹而不枯燥,思考深刻而不艱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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