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看一本很不錯的科普書《生命是宇宙的偶然嗎》,開篇講了一個故事,讓我感慨良多。
故事說的是1716年,英國天文學家埃德蒙·哈雷,就是預言哈雷彗星回歸的那位,提出了一個利用“視差”法觀測“金星凌日”來測量太陽系大小的計劃,但這種天文現象一個世紀只有兩次,最近要到1761年和1769年,在哈雷的號召下,歐洲各地的天文學家朝著不同的觀察點出發了。
在18世紀,航海旅行相當于被判了死刑,很多天文學家就因為沉船、風暴、海盜、疾病等原因客死異鄉,其中比較出名的隊伍有三支。
第一支是去墨西哥圣何塞的法國天文學家讓·沙佩·達奧特羅什,他經過八個月艱苦卓絕的長途旅行終于到達,然而卻發現當地爆發了致命流感,面對生死抉擇,他最終選擇留了下來,他確實病倒了,但在金星凌日那天他從病床上爬起來完成了觀測,隨后離開了人世,年僅41歲。
第二支是去去印度旁迪切里的法國天文學家讓·巴蒂斯特·樂讓蒂爾,他順利到達,卻因為英國人封鎖港口不能上岸,在甲板上的觀測毫無價值,他毅然決定再等八年,然而,八年后當金星凌日來臨時,天空烏云密布,等待換來的卻是一場空,等他回到家,財產已被分割,未婚妻已嫁作人婦。
第三支是前往南太平洋塔西提島的英國天文學家查爾斯·格林,格林觀測結束后在歸途中因痢疾不幸去世,但同行的船長詹姆斯·庫克成為了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冒險家之一,“奮進號”宇宙飛船的詹姆斯·科克船長就是以他為原型,另一位同行的年輕企業家約瑟夫·班克斯則成為著名的植物學家,他的名字成了植物學的代名詞。
最終,在600篇關于金星凌日的科學論文中,只有5個觀測隊伍的結果被選中,其中就有格林和達奧特羅什的。
那個時代,正是清朝乾隆年間。
3年后的1792年,英國喬治·馬戛爾尼率三艘艦船來到中國給乾隆祝壽,行至通州時,恰好遇上了一次日食,皇城里欽天監成員及文人學士皆跪倒在地,同時鑼鼓喧天,企圖嚇怕吞食太陽的天狗……
我無意去對比彼時東西方科技上的差距,只是感嘆在200多年前,歐洲就已經有那么好的科研氛圍,有那么多的人愿意為探索求知奉獻一切乃至生命。
常見有人提問,為什么14億人出不了個諾貝爾物理學獎,為什么14億人足球沖不出亞洲,為什么14億人不能把小小的芯片做出來?
要知道,頂尖人才的誕生,從來都不是一蹴而就,需要培養他的土壤,這個土壤,包含了政策、產業鏈和普羅大眾的熱愛與參與等。
在互聯網高度發達的今天,理論上世界是扁平的,但事實并非如此,我們對科技的普及、熱愛和參與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因此,騰訊愿意大力投入做WE大會這樣的非商業活動,把全世界頂尖的科學家聚集起來,講述最前沿的科學發現,而且一做就是10年,無論是因為馬化騰兒時的科幻夢,還是騰訊的科技向善,都值得稱道。
十年間,騰訊WE大會發展為“騰訊科學周”,面向青少年的科技小會、面向醫學的騰訊醫學ME大會、先期投入10億面向青年科學家的“科學探索獎”、預計投入100億瞄準“從0到1”原始創新的“新基石研究員項目”等相繼登臺。
今年,騰訊宣布正在深圳前海總部建造一座開放的永久科技館,試圖打造一棵數實融合的人類百年“科技樹”,很多人第一時間聯想到了“文明6”里面的科技樹,但我想這里馬化騰更像是借此來說十年前那顆種子現在依然茁壯成長,未來更會長成基礎科學的參天大樹。
因為疫情的原因,今年的WE大會在線上開展,看著網大為對著空空如也的坐席說謝謝的時候,我心里不勝唏噓,和騰訊耗費的時間、精力和金錢相比,知曉參與WE大會的人還是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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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柯不成樹,獨樹不成林,騰訊的這棵科技樹,也需要更多人的來澆灌,不是為了學到什么,也不是為了獲取談資,而是讓自己保持一顆求知和探索的心。
正如笛卡爾所說,我思故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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