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穎超的父親鄧廷忠,是一位抗法英雄,他的英勇無畏和堅定不移在光緒二十三年的那場宣光城戰(zhàn)役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現(xiàn)。當法軍侵擾我國邊境,他受命率兵奔襲,與法軍展開了一場驚心動魄的激戰(zhàn)。他身先士卒,用鐵旗桿揭殺法軍少校,卻也因此身負重傷,但他從未退縮,用自己的行動證明了中華民族的堅強和不屈。
八國聯(lián)軍入侵時,鄧廷忠奉命入京護衛(wèi),他并沒有忘記自己的職責(zé),而是更加盡心盡力地去保護我們的家園。他還在天津武備學(xué)堂教授武官,將自己的經(jīng)驗和知識傳授給更多的人,以期他們能夠更好地保衛(wèi)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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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初,鄧廷忠從西安返回廣西南寧,就職鎮(zhèn)臺,掌理軍務(wù)。這個時期,他的家庭生活也迎來了新的變化。1904年,他的妻子楊振德在南寧生下了鄧穎超,鄧家的生活也因此增添了一份新的希望和期待。
盡管家庭條件優(yōu)越,但鄧穎超的童年卻并不幸福。因為父親經(jīng)常忙于公務(wù),很少有時間陪伴家人。而后來父親遭人誣陷,發(fā)配新疆充軍,這個家庭更是遭受了沉重的打擊。母親為了照顧年幼的鄧穎超,不得不帶著她四處奔波,這樣的生活環(huán)境也使得鄧穎超從小就懂得了什么是艱辛和不易。
長大成人后,鄧穎超性格開朗、思想獨立,深受周圍人的喜愛。在求學(xué)時期,鄧穎超曾就讀于天津第一女子師范學(xué)校,她在那里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并結(jié)交了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這個時期,她也逐漸明白了自己的使命和責(zé)任,開始投身于革命事業(yè)。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fā),鄧穎超也積極參與了這場愛國運動。她與同學(xué)們一起高舉反帝、反封建、反賣國賊的旗幟,為祖國的未來而奮斗。正是在這場運動中,鄧穎超結(jié)識了周總理,兩人在共同的信仰和目標下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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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時間的推移,鄧穎超和周總理的感情逐漸升華,他們一起為革命事業(yè)奮斗,一起追求進步的思想。在相互扶持中,兩人的感情逐漸深厚。經(jīng)過三年的相互了解和磨合,他們終于結(jié)為夫妻,共同走上了為革命事業(yè)奮斗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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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10月,周恩來參加了第二次東征討伐陳炯明的戰(zhàn)斗。此時,鄧穎超身在廣東,她發(fā)現(xiàn)自己懷孕了。在這個丈夫不在身邊,母親也不在身邊的時刻,鄧穎超深感自己剛剛在廣東開始的工作即將受到懷孕的干擾。她擔(dān)心這會給她所從事的革命工作帶來損失,這讓她無法原諒自己。于是,鄧穎超做出了一個決定——打掉孩子。
這個決定周恩來毫不知情。然而,在汕頭的一次見面中,鄧穎超向周恩來透露了這件事。出乎她的預(yù)料,周恩來對此勃然大怒。在他看來,鄧穎超將生孩子和革命工作完全對立了起來。他激動地說:“孩子不是你的個人財產(chǎn),他屬于國家,屬于社會,你有什么權(quán)利隨隨便便將他扼殺?”周恩來認為鄧穎超的決定過于輕率,沒有與他商量便擅自做出。
鄧穎超也意識到自己的決定過于草率,看著周恩來如此生氣,她在旁邊不停地道歉。周恩來的怒氣漸漸消散后,他也覺得自己說的話有些過重,于是向鄧穎超道了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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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年底,周總理接到了前往上海主持工作的命令。此時,鄧穎超已經(jīng)懷孕數(shù)月,然而,夫妻兩人不得不忍受分別的痛苦,鄧穎超在媽媽的照顧下留在了廣州,一邊工作一邊等待孩子降生。這個時期的鄧穎超,既期待著新生命的降臨,又承受著與周總理分別的痛苦,她的內(nèi)心充滿了矛盾和焦慮。
1927年4月,鄧穎超住進了醫(yī)院待產(chǎn),沒想到胎兒太大生不下來,只能用產(chǎn)鉗,然而孩子的頭顱在生產(chǎn)過程中受到了損傷,上下來沒多久就夭折了,這讓鄧穎超非常傷心,她還沒有來得及品味初為人母的喜悅,就先嘗到了失去孩子的痛苦。這個意外對于鄧穎超來說,無疑是沉重的一擊,她的內(nèi)心充滿了痛苦和哀傷。
更加可恨的是,當時國民黨派四處殺害我方人員。這讓產(chǎn)后未愈的鄧穎超,拖著病體四處周折,吃盡了苦頭。她不得不面對生存的壓力和安全的威脅,她的生活變得異常困難和危險。在這個時期,鄧穎超經(jīng)歷了生命的低谷,她的身體和精神都受到了極大的打擊。
從此,鄧穎超的身體方面更加孱弱,也許正是這個緣故,才導(dǎo)致了她和周總理一直沒有后代。然而,他們并沒有因此放棄對革命事業(yè)的熱愛和追求。在后期,他們收養(yǎng)了許多革命烈士的子女,用實際行動表達了對革命事業(yè)的忠誠和熱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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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日本侵略者全面侵華,我國無數(shù)家庭支離破碎,兒童成為戰(zhàn)爭的直接受害者。在抗日戰(zhàn)爭的激烈戰(zhàn)火中,許多戰(zhàn)士英勇犧牲,他們的孩子們因為戰(zhàn)爭而流離失所,失去了家園和親人。在這危難時刻,鄧穎超等有識之士為了保護這些可憐的孩子,不讓他們成為戰(zhàn)爭的犧牲品,四處奔走,積極動員各界人士,共同組建了中國戰(zhàn)時兒童保育會。
這個保育會旨在為戰(zhàn)爭中的兒童提供保護和教育,讓他們能夠健康成長,為未來的新中國建設(shè)做出貢獻。鄧穎超等人在保育會中發(fā)揮了核心作用,他們不僅為孩子們提供生活條件,還為他們提供先進的教育,讓他們在日后成長為中國的新生力量。
在戰(zhàn)時兒童保育會成立后的第一個兒童節(jié),鄧穎超在《新華日報》兒童節(jié)特刊上發(fā)表了題詞:“保育兒童,是豐富偉大的事業(yè),不僅要救濟與教育兒童,尤其要以堅毅的精神,培養(yǎng)兒童,成為建設(shè)新中國的主人。”她的這句話表達了對保育事業(yè)的堅定信念和對孩子們未來的期許。
在之后的七年里,鄧穎超繼續(xù)帶領(lǐng)保育會創(chuàng)辦了53所保育院,收容的難童數(shù)量近3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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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僅關(guān)注孩子們的生活條件和教育質(zhì)量,還注重對他們的心理關(guān)愛和情感關(guān)懷。這些孩子們在鄧穎超等人的呵護下,逐漸走出了戰(zhàn)爭的陰影,重新獲得了家庭的溫暖和社會的關(guān)愛。
鄧穎超等人的努力不僅挽救了無數(shù)兒童的生命,還讓他們得到了教育和培養(yǎng),為日后建設(shè)新中國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在新中國成立后,鄧穎超以其堅定的決心和無私的奉獻,為新中國的建設(shè)做出了巨大的貢獻。1976年,對于鄧穎超來說,無疑是最為悲痛的一年,因為她的親密戰(zhàn)友,敬愛的周總理在這一年離開了人世。
那時的鄧穎超已經(jīng)72歲高齡,身患多種疾病,然而,她并沒有因此而退縮。作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她依然不顧勞累,繼續(xù)為國家奮斗。在她73歲以后,她相繼代表國家出訪多個國家和地區(qū),包括緬甸、斯里蘭卡、伊朗、柬埔寨、日本、朝鮮、泰國、法國以及歐洲議會等組織和國家。她像周總理一樣,忘我地工作,服從黨中央的決定,擔(dān)負了黨和國家的各項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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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jīng)有人統(tǒng)計過鄧穎超從1977-1981年這五年間的工作情況:她參加各種重要會議、出國訪問、接待外賓、看望同志,竟然高達1612次。而這其中,除去生病住院的192天以外,她幾乎每天都在緊張繁忙地工作著。這樣的工作態(tài)度和奉獻精神,無疑讓人感到由衷的敬畏和欽佩。
到了1982年,黨中央決定廢除領(lǐng)導(dǎo)干部終身制,確定了干部離休退休制度。鄧穎超再次率先響應(yīng)黨中央的號召,主動申請退休,以實際行動支持中央的干部制度改革。她的這一舉動無疑對于我國的干部制度改革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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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8年,鄧穎超同志已經(jīng)深思熟慮,預(yù)先安排好了自己的身后事宜,并立下了遺囑。這份遺囑,宛如一扇明鏡,映射出她堅毅的革命黨人形象,清清楚楚地反映出她不愿給組織增加任何負擔(dān)的堅定決心。
在1982年,鄧穎超同志立下了她的第二份遺囑,這份遺囑如同她的內(nèi)心一樣,淡泊而高尚,充滿了對身后事的深思熟慮和安排。這份遺囑,無疑是她對生活、對革命、對人民的獨特見解和崇高精神的體現(xiàn)。
她明確表示,她所居住的房屋將交公使用,這不僅僅是她反對任何形式的故居紀念的體現(xiàn),更是她堅決反對個人崇拜,堅決把個人生活和公眾生活分開,把私人空間和公共空間分開的人生態(tài)度的體現(xiàn)。她深知,一個真正的革命者,他的生活應(yīng)該屬于人民,他的財產(chǎn)應(yīng)該屬于人民,他的名字更應(yīng)該屬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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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自己的親戚和周恩來的親屬,鄧穎超同志要求黨組織不要特殊對待,要嚴正黨風(fēng)黨紀。這是一個真正的高尚品質(zhì),她不僅考慮到了自己的親屬,更考慮到了黨的形象和紀律。她深知,一個黨員的親屬,也應(yīng)該嚴格遵守黨的紀律,不能因為親屬關(guān)系而得到特殊待遇。只有這樣,才能保證黨的公正性和純潔性。
她向自己的侄子侄女等親屬提出,在即將死亡之前不要再進行搶救,以免浪費人力物力,增加國家的負擔(dān)。這是一個真正的自我犧牲精神,她不僅考慮到了自己的生命,更考慮到了國家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她深知,一個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一個人的貢獻是可以無限的。只有把有限的資源用在最需要的地方,才能發(fā)揮出最大的效益。
甚至,鄧穎超同志主動提出進行安樂死,以一種人道主義的方式離去。這無疑是對生命的深刻理解和尊重,也是對人性的深刻理解和尊重。
1991年,鄧穎超已經(jīng)走到了生命的最后階段。86歲高齡的她深受高燒和肺炎的困擾。她的身體日漸衰弱,但她的精神卻依然堅韌如鋼。此時,鄧穎超向中央提出了一個要求,不要再救治自己,不要因為自己增加國家的負擔(dān)。但是,她的請求并沒有人敢答應(yī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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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穎超被緊急送往北京醫(yī)院。醫(yī)生們傾盡全力,希望通過他們的治療,能夠挽回這位為國家、為人民奉獻了一生的英雄的生命。他們不忍心看到這位偉大的革命家在他們眼皮底下離世。醫(yī)生的職責(zé)是救死扶傷,他們深知自己肩負的責(zé)任。
經(jīng)過艱苦的努力,醫(yī)生們最終在鄧穎超的胃部開了一個口子,制造了一個“胃漏”。這個措施并非根治之法,但能暫時緩解她的病痛。然而,這并沒有讓鄧穎超的生命得以延長太久。
1992年7月10日,鄧穎超永遠地閉上了眼睛,與世長辭。7月12日,人民日報全文發(fā)布了鄧穎超的遺囑。在這份遺囑中,她表達了對人民的深深眷戀和對國家的無盡忠誠。
鄧穎超的骨灰被放在周恩來逝世時所用的木制簡陋骨灰盒中。她的骨灰被撒向祖國的江河大地,與周恩來的骨灰一同安息。
鄧穎超雖然未能留下骨灰,也沒有立下墓碑,但在人民的心中,她已經(jīng)矗立起了一座無形的豐碑。她的精神永存,她的貢獻永記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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