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老夫少妻宣布婚訊，娛樂圈怎么了？

每年年初是日本藝人宣布婚訊的高峰期，今年尤其。

看客對此習以為常，但依然有一對夫妻的婚訊曝光，引發了不小的討論——

「堂本剛 x 百田夏菜子」。

先介紹一下這兩位。

堂本剛，杰尼斯旗下古早組合Kinki Kids出身的愛豆，今年44歲；而女方百田夏菜子，是女子組合桃色幸運草的成員，今年29歲。

之所以引發討論，是因為這跟大眾眼中的堂本剛簡直截然相反。

他一直以流動性別的先鋒姿態示人，提及便是“敏感纖細的藝術人格”“看起來這輩子都不會結婚”。

被不少粉絲視為心中有大愛的“藝術家”。

然而到頭來，“大藝術家”卻在大腹便便的40+、恰逢杰尼斯倒臺之際投身家庭。

妻子還比他小15歲。

果然，站在擇偶鏈上游的男性，無論姿態再好看，依舊大多會選擇年輕女性結婚生子。

老夫少妻的搭配，早已見怪不怪。

日本娛樂圈，最不缺老夫少妻

還記得劉詩詩和吳奇隆公布結婚時，被不少網友嘲諷“十年之后劉詩詩要贍養五位老人”。吳奇隆比劉詩詩大17歲，這樣的年齡差在內娛已經被玩梗出圈。

然而在日本，老夫少妻算是許多演藝圈夫妻的標配。

豆瓣日娛小組里盤點過相差十歲以上的老夫少妻戀，許多有口皆碑的國民級男明星都在列——

比如現年58歲的香川照之，在2022年開始第三段婚姻，女方是比他小30歲的圈外女性；

現年64歲的渡邊謙，在2023年第三次結婚，據報道比女方小21歲；

50歲的淺野忠信和32歲的中天久留美，差了18歲；

阿部寬，2011年結婚，彼時47歲的他娶的妻子比他小15歲；

福山雅治比妻子吹石一惠大13歲；

西島秀俊比妻子大16歲；

小田切讓比妻子香椎由宇大11歲，兩人認識時香椎由宇才19歲；

根本盤點不完，國民度高的男明星即使娶年輕的妻子，也很少被人詬病。

然而性轉過來，女方比男方大十歲的夫妻，扳著指頭數也寥寥無幾，多的是美女配豬頭、配廚子、配笑星。

廣末涼子宣布

將于今夏和廚師鳥羽周作再婚

還有佐佐木希和渡部建，年齡差15歲不說，渡部建出軌182人，佐佐木希代為道歉。

如今非但沒有離婚，還官宣二胎產子。

我承認論封建，內娛跟日娛比還是小巫見大巫了。

圖源：新浪微博

我并不想抨擊這些男明星有多愛“老牛吃嫩草”，畢竟婚姻自由。

但這樣的夫妻大多結識于女方涉世未深的二十出頭，彼時男方已是混跡娛樂圈多年的“老油條”，其間的權力結構不難察覺。

在日本社會，這些早已司空見慣。

普通人也在復刻著同樣的擇偶邏輯，在Quora網站上有人問：“在日本，人們能接受40+男性去date20+女性嗎？”

回答區現身說法：“very acceptable”，答主本人有個比他小33歲的前任，還在東京交過好幾個年齡沒有他一半大的年輕女孩。

「老男人總能找到年輕女性」，是日本的社會現實，更是根深蒂固的父權體現。

每每看到諸如此類的社會現象，我都倍感詭異。

不禁好奇，日本到底是怎樣一個神奇的國家。

這里既誕生了上野這樣的女權先鋒，對國內女權發展都影響深遠。

但又維護著東亞最父權的一面，有著全球最發達的女性情色產業鏈、難以解決的女性貧困問題、《全球性別差距報告》中146個國家中位列第125位的末位排名。

在中韓兩國女性主義熊熊燃燒的當下，我們很少聽到來自日本女性的聲音。明明時間往前倒五六十年，日本女性也曾走上街頭，揮舞著拳頭為自己爭取權利。

在這片土地上，女權主義到底經歷了怎樣的變遷？

日本女權進程：

“元始，女性是太陽”

日本女權最早起步于明治維新。

彼時日本百廢待興，經歷著從思想到科技的巨大變革。自由民權運動在日本風起云涌，日本婦女解放運動也開始發軔。

1878年，一位名叫楠瀨喜多的女子在高知縣醫院選舉時表示抗議，她說：“作為戶主我是納稅人，但因為我是女人，就沒有選舉權，這種事簡直太奇怪了。”

楠瀨喜多遂向內務省提出抗議和斗爭。1880年，政府終于承認了女性戶主的參政權。而在當時的世界，只有極少數國家和地區承認女性參政權。

當時的女權運動代表人物岸田俊子，游走在關西各地參加女性運動演講。她的《告同胞姊妹書》，被認為是“日本最早的女權論”。

還有福田英子，她在當時就指出女性受教育的重要性，她認為“日本女性的蒙昧是由女子教育的不完善和民權未擴張所導致的”。

這些活動家的聲音，影響了最早一批女權主義者。

岸田俊子

然而，社會運動總是向前一步，退后一大步。

很快，天皇感受到統治上的威脅，明治政府頒布了一系列限制婦女權利的政策。

比如剝奪女性參政權、給女性灌輸賢妻良母的教育、禁止婦女參與政治集會、剝奪政治自由，并且賦予男戶主在家族中至高無上的權利。

在政府的打壓之下，日本女權一度沉寂。直到1911年，平塚雷鳥創辦青鞜社，開始發表刊物《青鞜》。

“新女性”，就此誕生。

在當時輿論管制的嚴冬之下，她們批判“男尊女卑”的傳統思想、批判婚姻制度、討論“墮胎”“貞操”“廢娼”等問題，這在當時都是石破天驚的言論，也因此屢屢被禁。

還有那句“女性本是太陽”，更是時代最強音。

「元始，女性本是太陽，是真正意義上的人。

現在，女性是月亮，依靠他人而生存，依靠他人的光芒而閃亮，這輪月亮如同病人一樣臉色蒼白。

我們必須找回被隱藏的太陽。」

——《青鞜》發刊詞

日本女性解放運動的再度興盛，到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

那時，黑人運動、反越戰、新左翼運動、學生運動等各種革命在全球范圍內興起，上野千鶴子就是在這個時間段加入了女性主義的浪潮中。

當時還是學生的她，跟男同學們一起參加學生運動、抗議示威。但很快，她便發現在左派組織內部，女性所遭受的一系列性別歧視和性暴力。

男性會將女性按照用途分門別類。比如在男性被捕時送吃送喝的是“救援天使”；拿著武器跟男性一起游行的，是不會成為戀人的“武斗羅莎”；在性方面比較主動的女性，被污名化成“公共廁所”；而做后勤捏飯團的，被叫作“槍的后妻”。

同樣滿懷革命熱情，但對男性來說不過是捏飯團的女孩，這樣的女性處境令上野為之憤怒。她后來談到自己為什么會成為女性主義者，是出于“私憤”——

「他們腦子里裝的都是革命，身體卻是父權制的同謀。」

1975年后，日本的女性主義拋棄了左右翼陣營劃分，決定建立一種只屬于女性視角的理論學派，“女性學”。上野也開始了她作為女權主義斗士的征程。

經歷了上百年的歷程，日本女性主義運動有著豐富的理論思想和實踐經驗，但到了當代，卻有種偃旗息鼓的態勢。

提起當今的日本，仍然是牢不可破的父權形象；提起日本女性，仍然會第一時間想起給老公孩子準備便當的賢妻良母。更不用說政界、企業高管中的男女性別比例，基本是男性的天下。

令人失望的日本女權？

網上不乏一些男性大V盤點日本女權發展史，每盤點到這個時間段便長噓短嘆起來。

我們都知道，上世紀八十年代，日本迎來了漫長的「失落的三十年」。通脹緊縮，房地產泡沫破滅，平成一代成了躺平的“廢物一代”。

女性主義同樣受到經濟方面的巨大打擊，企業裁員導致大量女性被迫回歸家庭。

但在男大V的描述中，是第二輪女權運動的興盛導致日本女性“昏了頭”，人均拜金女，對日本男性提出高要求，這樣的作死行為才逼得日本男性集體躺平。

好熟悉的口吻，簡直和當下罵國內女性“既要又要”、不談既得利益只聊彩禮問題的男性如出一轍。

但實際上，即便是女權運動的興盛時期，也并未改變女性在社會中所承擔的性別期待。

日本有著堅固而傳統的性別角色范式，在二戰后再次達到巔峰——勤奮的丈夫將一生奉獻給公司，而全職主婦照料家庭。

當經濟危機來臨之時，社會會更趨于保守。一個穩固的日式傳統家庭，成了抗風險的最小單元。

這樣的范式延續至今，據2022年的調查顯示，母親做的家務仍然是父親的3.6倍，導致女性在生完孩子難以兼顧職業。

根深蒂固的性別角色

圖源：BBC

2015年，時任首相安倍晉三為了振興日本經濟、鼓勵女性重返職場，提出了所謂的“女性經濟學”的概念。

但呼吁是一碼事，落到實處是另一碼事。

一位女記者對此表示：“政府只是在推動增加女性領導人的數量，卻沒有提供任何根本性的改變或支持，這個負擔是由女性來承擔的。”

為了呼吁男性同樣承擔家庭勞動，勞動部推動陪產假計劃，規定男性有權享有最長一年的育兒假。但2018年統計數據表示，只有6%的男性享受了這一優惠。

即便日本在公共育兒方面已經走在前列了，大量公共托兒所和保育園制度在某種程度上減輕了女性育兒壓力，但女性仍受母職所累。

很多婚前曾是職業女性的家庭主婦，在就業時卻會遭遇來自老舊僵化的聘雇制度的重重阻撓。

于是，男性依然被釘死在工作崗位上，家庭依然是女性一個人的戰場。

最典型的日本家庭構成參考《半澤直樹》，一個當代武士似的丈夫，一個大和撫子式的妻子。

家庭身份和職業身份之間不可調和，也因此誕生了一個奇觀，那就是日本超高的單身女性比例。

20世紀90年代的政府人口普查發現，每20名女性中就有1名女性終身不婚，而在2020年，這個比例已經變成了七分之一。

越來越多女性在職業女性/家庭主婦的二選一中，選擇了前者。

不知不覺中，改變正在發生。

“日本還有女權嗎？”

如今，當我們熱烈討論中韓兩國女權時，總少不了聲音預先宣告日本女權的死亡。

“日本女權已經消亡了。”

“連MeToo運動都沒有在日本蔓延開來。”

但現實，并沒有那么悲觀。

2015年，記者伊藤詩織在被媒體人山口敬之強暴，她曾兩次將自己被強奸的事件訴諸法律，兩次被駁回。2018年，關于她的紀錄片《日本之恥》一經播出，引發大規模反響。

如同平靜的湖面被打破，越來越多日本女性決定，不再沉默下去。

2019年，日本有四名被指控強奸的男性被無罪釋放，更是進一步點燃了女性的怒火。

一場名為#Flower Demonstration#的大型抗議活動，在全國范圍內發生。女性們手持鮮花，公開講述自己被性侵的歷史。

這在日本這個以順從和隱忍著稱的國家是罕見的。日本當局對性犯罪男性無恥地包庇讓女性忍無可忍，她們走上街頭，分享彼此的痛苦，更分享彼此的憤怒。

最終，在各地女性的聲援之下，伊藤詩織迎來了艱難的勝訴，日本政府修正強奸罪的量刑標準。

講述有用，那些曾在職場中遭遇性騷擾而不敢聲張的女職員、在列車中被癡漢卻不敢報案的女學生、那些把性看作禁忌的傳統女性，她們的觀念正在松動。

去年的日劇不僅有關于女性友誼的《重啟人生》，還有一部關于女性被性侵的《圍欄》。

劇中討論了性犯罪的量刑問題；

討論女性的情色產業，劃線金句“女人能夠選擇不做愛就是自由”；

還討論了女性身份能否超越地緣民族政治。

我們能看到日本當代女性創作者們，在試圖執筆推翻些什么，改變些什么，就像日本女權的百年進程中每一代女權主義者在做的。

有理由相信，這股席卷全球的力量正在日本形成一個個漩渦，女性們愈發勇敢、堅定、不再沉默地接受社會為女性設下的陷阱。

所以，“日本還有女權嗎？”

我想說，她們從未消亡。

只是社會觀念的改變從來不是一蹴而就的。

那是一個無比漫長的過程，甚至可能長過我們的一生。

那是一個隨時面臨考驗的過程，有時前進之艱難，倒退卻可能是頃刻之間。

但我們沒有別的選擇。

唯有踏著女性先驅的腳步，頂著颶風。

發出我們這一代女權主義者的呼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