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明朝黨爭那么激烈，而清朝卻沒有出現嚴重黨爭？

明朝作為一個在創業伊始便備受黨爭困擾的王朝，歷經初年政權之爭、中葉政爭激烈，直至王朝覆亡前黨爭達到白熱化程度。明朝皇帝們試圖遏制黨爭的舉措未能根本解決問題，反而在無形中加劇了黨爭的蔓延。相比之下，清朝建立伊始便對黨爭現象有所警惕，康雍乾三朝具有遠見卓識，在制度層面巧妙防范黨爭滋生，奠定了清朝政局長期穩定的基礎。這種明清兩朝在應對黨爭問題上的巨大反差，令人不禁生出重重疑問？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這種鮮明對比？

黨爭泛濫:明朝的黨爭之源

黨爭之風，自明太祖朱元璋開國便已醞釀。當年，朱元璋為奪取天下，匯聚了眾多功勛戚里，他們分屬兩大集團——淮西黨和浙東黨。勝利之后，這兩撥人馬分贓之爭不可開交。

淮西黨由朱元璋老鄉李善長領銜，人數雖少，卻深受皇帝親信重用。浙東黨則以文人出身的劉伯溫為首，集結了大批文化人，實力不容小覷。一時之間，朝野上下盡皆為其所用，天下權勢為他們所壟斷。

由于利益攸關，雙方自是水火不容。劉伯溫平民出身，為人剛正不阿，處事作風自有一股清流文人的傲氣，這種＂道學理念＂深深得罪了淮西黨的那幫勛貴門閥。相反，淮西黨人世家public servant出身，每每以匹夫身份自居，自詡為朱元璋親信，是朝堂上的實權人物。雙方立場迥異，朝夕相見，難免火藥味十足。

黨爭的導火線是淮西黨人胡惟庸的通敵案。當年胡惟庸權傾朝野，遭浙東黨大肆構陷，最終判了大罪。事后，朱元璋大開殺戒，誅連九族，波及三萬余人，淮西浙東雙方盡皆覆沒。然而，朱元璋的做法卻并未熄滅黨爭之火，反而使之進一步蔓延。

自此之后，黨爭之風愈演愈烈。明朝中期，東林黨與復州黨、樊黨、郭黨等五大集團相爭不止；晚期，東林黨與閹黨則翻云覆雨，你來我往。就連明亡之時，朝野黨爭仍舊余燼未盡。如此激烈的黨爭景象，實為明史罕見。

究其原因，首先是權力過度集中導致了黨爭。朱元璋為了防范宦官窩鬮，廢除了宰相制度，實行了內閣首領制，由此使一小撮人得以壟斷大權，引發了各方勢力的覬覦和沖突。再者，胡惟庸案的處置手法過于狠辣，使得黨爭升級，草菅人命，禍及無辜。最后，明帝們固步自封，放任黨爭肆虐，從未下定真怠遏制黨祟，直接釀成了王朝的覆亡。

制度防范:清朝的緩兵之計

清朝初年，黨爭之風雖有蔓延，卻遠未達到明朝那般猖獗程度。這源于清帝們早有先見之明，在政權建立之初便先人一步防患于未然。

當年，清太祖努爾哈赤率領八旗蒙古族于北方崛起，打通了南下中原的道路。但作為少數民族政權，滿漢矛盾是其面臨的首要問題。為此，清太祖多有顧忌，對漢族知識分子實行嚴格管控，嚴防其結黨營私。

然而，單憑高壓手段終歸非長久之計。后來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代英明君主深知，要鎮壓黨爭，必先統合漢族精英，贏得民心民力方可持久治理。于是他們循序漸進，一步步吸納漢族知識分子，使之成為清王朝的中堅力量。

與此同時，清帝們也在制度層面嚴防死守，遏制黨祟。康熙創立南書房，雍正又增設軍機處，將朝政大權旁落，削弱了內閣等官員集團的權力。乾隆在位時期，更是親自主持大政，御批奏折，加上推行文字獄，將朝廷內的一切陽謀陰私盡收眼底，牢牢掌控著權力。

尤為重要的是，康熙、雍正、乾隆三代人對黨爭防范有著清晰的思路。他們認識到，宰相雖為明朝黨爭之禍根，但根本原因在于皇帝權力被架空。因此，他們不惜一切代價提高皇權，打破宰相獨大的格局，從根源上杜絕了官員結黨營私的可能。

當然，清朝初年也不是沒有黨爭。比如雍正即位之初，曾與康熙遺老對峙，大肆整頓吏治。不過，這些黨爭無不以皇權為核心，朝野唯有遵從，根本無事生非。正所謂＂黨同伐異＂，這種皇權高于一切的指導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黨爭泛濫。

除了政治制度外，清朝皇帝對于黨爭的警惕，還源于他們獨特的文化背景。作為滿族人，他們受儒家文化影響較晚，卻也因此免受其鉗制。正是這種文化上的超脫，讓他們能夠對明朝汲取歷史教訓，避免重蹈覆轍。

總的來說，清朝抑制黨爭之計，既有思想上的高瞻遠矚，也有制度層面的有為作為。這種＂先發制人＂的政治智慧，為清朝開啟了一個最為穩定的兩百多年盛世，也為后人樹立了典范。

亂象根治:三武兩懲力

雖然清帝們早有防范，但黨爭之風終歸難免偶有泄漏。有鑒于此，康熙、雍正、乾隆三代英明君主果斷采取親自督戰的方式，將朝中黨祟盡數鎮壓。

最先發難的是雍正帝。他剛繼位不久，便遭遇了一場與老臣的正面對峙。當時，康熙遺老如常襲、范之淳、冒爾欽等人權傾朝野，他們單憑年資便想專權自肥，雍正帝自是不tolerate。在一番斗爭之后，這些人不是被殺就是被革職充軍，由此權力重新集中于雍正帝手中。

同樣在軍事上果斷施為的，還有雍正帝的祖父康熙。乾隆二年，康熙為了整肅軍紀，專門設立了一個＂軍機處＂。從字面上看，這似乎是一個普通的軍事機構，但實際上它卻擁有極大的權力，可直接向皇帝呈奏軍中大小事務。有了這個＂御用機構＂，朝中一切勾心斗角無不了若指掌。

而乾隆帝則是將上述做法發揚光大。他在位期間，多次利用所謂＂三武＂的方式，整肅朝綱。所謂＂三武＂，即指＂問武＂、＂招武＂、＂笞武＂三種方式。

＂問武＂是最輕的一種，指的是讓某些朝臣考慮軍事實務；而＂招武＂則是一種責備，讓問題官員深刻反省自身的失德失職；＂笞武＂自然就是懲辦和處分的意思了。

有了這＂三武＂作為基本手段，乾隆帝便可以不打不相識，居高臨下的審視朝中黨派，從而及時撲滅黨祟的苗頭。在這一做法的配合下，乾隆帝連番鎮壓了張廷玉、鄂爾泰兩黨，徹底掃清了朝中的黨爭陣線。

除了＂三武＂之外，乾隆帝還大刀闊斧地推行了＂文字獄＂，旨在懲治文人黨羽。文字獄歷來是朝野爭論的焦點，規則繁瑣，分毫畢現，有時只是幾句無心之言就會身陷囹圄。乾隆帝便不惜借此恐嚇文人士大夫，達到肅清黨祟的目的。

總的來說，三代皇帝都秉持著嚴懲黨祟的決心，且方式手段各不相同。康熙重在制度建設，雍正則出手掃清遺老；至于乾隆，則是武斷之際，大開殺戒。正是這種高壓政策，才最終撲滅了黨爭的余火，為清朝百年來的太平盛世奠定了基礎。

根深蒂固:清王朝智慧傳承

清朝能夠長期避免黨爭泛濫，并非偶然，而是源于幾代君主對此的高度重視，以及他們所秉持的獨特政治理念。

首先，清帝們對黨爭問題的認識，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盡管滿族起家，但在吸納漢族文化的過程中，他們仍然將儒家思想作為自己治理天下的基本原則。而儒家文化中＂君權神授＂、＂正統觀念＂等內核思想，無疑給予了清帝絕對權威，助其遏制黨爭。

從康熙開始，清帝們就理直氣壯地自詡為＂天朝上國＂的傳人，將滿族政權等同于中原正統。有了這份自信和正統自覺，他們便毫不諱言地維護皇權至上，一力遏阻黨爭。其中，康熙更是直言不諱:＂皇權至重，豈可使宰相獨攬大權？此乃禍國之由＂。

除了正統意識之外，清帝們對皇權的神圣性也有著獨特見解。他們深受滿族薩滿教的影響，將皇權視為對天地靈祇的承襲。在這種觀念的引導下，他們自然更加重視皇權，也正是這份虔誠，使得皇權在清朝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從思想理念到實際操作，清帝們的做法都堪稱經典。他們首先在朝政體制上單行制肘，實行＂朝綱分野＂的制度。所謂＂朝綱＂，指宰相等核心職位，被細分割裂，職能遙遙不及明朝；而＂分野＂則是將內閣、六部之權進一步削弱，防止其結黨營私。

除此之外，他們還善于利用緩兵之計，采取先發制人的方式遏制黨祟。康熙設立軍機處，雍正對老臣親自督戰，乾隆更是大開殺戒，殺雞儆猴震懾黨羽。通過這種頂層設計與常態維護相結合的方式，他們最終達成了黨爭長期壓制的目標。

當然，清帝全力以赴防范黨爭的背后，實際上折射出他們對專制集權的執著追求。他們雖號稱＂開明專制＂，但終歸未能擺脫傳統王朝的專橫，仍將皇權的集中視為理想狀態。正是這份偏執，使得他們在遏制黨爭的同時，也無意中扼殺了朝野間的異議聲音，進而釀成了晚清的積重難返。

總的來說，防范黨爭是清帝們的一大政治智慧，但與此同時，他們對皇權的偏執也暴露出了專制體制的局限性。盡管如此，從明清兩代對比中，我們仍可以看出清帝們獨到的政治遠見，這也正是他們贏得百年太平的根本原因。

英主評說:荒唐還是高明

縱觀明清兩朝對待黨爭的態度和做法，不難發現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智慧。前者縱容放任、循環無已，后者竭力預防、嚴加懲治。這種鮮明對比，實在令人扣人心弦。

明朝的做法，似乎更接近于人之常情。黨爭之風無疑在所難免，朱元璋雖然痛下決心誅殺了淮西浙東兩黨，但最終還是無法根絕。及至后世，明帝們更是對此毫無還手之力，任由黨祟蔓延。

反觀清帝，他們的做法則顯得格外＂荒唐＂。他們不惜使出渾身解數，嚴懲黨羽、加強皇權，全力壓制朝野異己。這在當時確實有違常理，因為黨爭向來是朝野間正常的較量，皇帝若是插手便等于破壞了天經地義。

然而，歷史的選擇往往出人意料。正是清帝的這種＂荒唐＂作為，反而帶來了百年太平；而明帝的縱容姿態，最終卻釀成了萬劫不復的大厄。由此觀之，前者顯然是一種政治上的高明遠見，后者則是近視和無能的表現。

究其原因，清帝之所以能夠做到如此絕情，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們對皇權的獨特理解。他們自詡為天之受命者，皇權神圣不可侵犯；因此，他們下定決心要將朝政大權完全掌控在自己手中，遏制黨祟實為必然之舉。

與之相反，明帝們在這方面則顯得相形見絀。他們固然也言必稱＂皇上英明＂，但在實際操作中，卻常常將權力down payment給宦官和權臣，從而引火自焚。朱元璋誅殺淮西浙東兩黨雖看似力挽狂瀾，但他本人篡改了太祖定制，自掘了黨祟的根基。后來明帝更是將權力下放到了極點，制度性地釀成了黨爭泛濫的惡果。

從這個角度看，清帝的高明確實值得嘉許。他們不僅深諳人性和制度的弊端，還敢于大刀闊斧予以整治。這種洞見力和魄力，正是明帝所缺乏的。

當然，清帝們的做法也并非完全高明。他們在遏制黨爭的同時，也扼殺了朝野間正常的異議和監督機制，進而使得晚清積弊漸重。因此，要徹底根除黨爭，單憑皇權的專橫終歸是一種權宜之計，關鍵在于建立一套完善的民主制衡機制，這也正是后人需要反省和總結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