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應生：我也曾經是個狠法官！

【編者按】

剛下海時，我對自己的法官生涯進行了總結，并寫過一篇反思檢討文章——《我也曾經是個狠法官》，今天重讀，仍覺應景，所以在我的頭條號分享。

這幾年，接觸了很多離職法官，他們也紛紛感嘆自己當年的狠，確實無意間傷害過一些人，深感有愧。但也有個別離職法官慶幸自己當年的狠，才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麻煩、保全了自己。因為，重刑主義觀念在我國源遠流長、根深蒂固，導致實踐中寧左勿右、寧重勿輕的做法屢禁不止，且在當下部分地方還有愈演愈烈之勢。比如，政法機關隊伍教育整頓期間，部分地方只把重罪輕判或者有罪判無罪的案件作為評查重點，對輕罪重判的案件則基本上不聞不問。

無論如何，現在絕大部分法官都是值得信任和敬重的，不要無端地懷疑、惡意地揣測法官，不能譏諷、謾罵法官，更不能攻擊、傷害法官。總之，為法官提供更加善意的成長空間，為法官營造更加友好的司法環境，我們每個人責無旁貸！

【正文】

中國政法大學何兵教授曾經寫過一篇文章《法官為什么心狠》，他認為，長期從事司法職業，會使人形成職業麻木，心越來越狠。并具體分析道：公檢法人員，大多來自升斗小民之家。入職之初，仍然記憶著普通人民的失敗和困苦，弱小和無奈，努力和希望……點點滴滴，仍在心頭。但入職時間越長，他們與普通人民交住漸少，檢法人員相互交往日多，互相發酵和激勵。天長日久，他們變了。他們更相信懲罰和報復。他們相信，刑罰會保護秩序，會保護更大的社會利益。他們忘記了，刑罰同樣會破壞社會秩序。刑罰導致家庭破碎，子女失教，夫妻離異，父母失侍……在他們心目中，這些無足輕重，這都是罪有應得。他們忘記了，天生犯罪人其實很少，大多數犯罪都有社會原因。他們見多了，他們麻木了，他們聽不見了。

讀罷此文，深有感觸，不吐不快。但因事務繁忙，在南方四省整整奔波了一個月，諸事順利后，今日在回京的火車上寫下了一些感想。

一

作為從事了二十多年刑事審判工作的前法官，親力親為、所見所聞，感覺何教授的分析大體是客觀中肯的。而我本人，原來一直覺得自己是不狠的，但當我離開體制、回歸社會，再換個視角回首往事、檢討得失時，才發現自己原來確實狠過、麻木過，留下了許多遺憾，如果早點換位思考，是可以做得更好的。

我出生于窮鄉僻壤的貧寒之家，“讀書改變命運”“學而優則仕”的傳統文化在我腦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進入體制，當公務員，端鐵飯碗，是當年毫不動搖的唯一選擇！因此，我從學校研究生一畢業就進入法院，當年就有了審判權。剛開始辦案的幾年，由于才二十幾歲，年少無知、年輕氣盛，尤其是缺乏人生歷練和社會經驗，渾身上下充滿了讓人不可理喻的正義感，滿腦子除惡務盡、天下太平的理想，對犯罪分子深惡痛絕，內心里是擁護從重從快的嚴打政策的，且極為認同劫富濟貧的理念，辦案中就難免出手重了一些。

記得有個車匪路霸的案件，被告人一伙雖然攔路搶劫多次，但沒搶到多少錢，也只造成一個被害人輕傷，我是承辦人，提議對首犯判處死緩，但其他人提出，既然夠判死刑了，如果沒有法定從輕情節，在“嚴打”期間，似不宜緩期執行，我雖然感覺被告人罪不至死，但因找不出緩期執行的充分理由，遂同意判首犯死刑。我當時心里想，合議庭的意見重一點沒關系，院庭長會把關的，即使過了院庭長這一關，審判委員會也會反復權衡、嚴格把關的；一審判重點也無妨，反正還有二審，二審會實事求是予以改判的。但沒想到的是，合議庭的意見一路通關，一審判處死刑后，省高院二審很快就駁回上訴、維持原判，并核準了死刑。

這應該是我第一個判處死刑的案件，我對被告人宣告死刑、驗明正身，并問他對死刑裁定是否有意見時，他嘆口氣說，有意見也沒用了。看著尚未完全脫離稚氣的被告人坦然赴死，我的心情極其復雜。從正當程序講，被告人的死刑判決是合法的；但從行為實質看，判他死刑真的合理嗎？未到而立之年的我，內心確有疑慮和不安。隨著承辦的死刑案件增多，我的內心就不再那么脆弱和敏感了，也就是說心狠了。

離開法官崗位后，簡要回顧歷史、檢討得失時，首先浮現的就是這個案件，因為類似案件，五年十年之后，是絕對不會核準死刑的。雖然可以辯解，當時的大環境就是這樣，但我仍然覺得有點內疚，因為當時我缺乏智慧、勇氣，不夠仁慈、擔當，假如我一開始提出的是判處無期徒刑的意見，或者我堅持判處死緩的意見，或者能夠在法理上論證，緩期執行不需要任何理由，立即執行才需要充足理由，結果是否會不一樣呢？

此事對我的教訓極其深刻：你狠，就不能奢望別人仁慈！你不把關，別人不會替你把關！一審承辦人離當事人最近、離事實最近，感受也最為真實，一定要在掌握全案事實證據基礎上，綜合考慮所有量刑情節，客觀中立地提出罰當其罪的量刑意見，很多時候，還要有勇氣堅持。如果一審承辦人提出的量刑意見重了，在后續環節中是很難得到糾正的；相反，如果輕了，懷疑、監督、糾正你的人有的是，后續極大概率會被糾正。其中原因，你知道的。

二

辦案幾年后，就有了很多經驗教訓，逐步了解了社會的多元、人性的復雜、制度的痼疾，也對犯罪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認識，我開始醒悟，逐漸心慈手軟，也不會怕麻煩了，每個案件都嚴格把關、據理力爭，力求做到罪刑相當、服判息訴，至少不被罵娘。

但畢竟還年輕，克服自己的偏見和無知還是很難的。我對于不認罪的詐騙犯，似乎天生就厭惡，有兩個案件都頂格判了無期徒刑。當我到最高法院工作以后才發現，外地同期同類不少詐騙數額更大的案件，好多都沒有頂格判處無期徒刑。難怪個別當事人家屬聽到判決結果后，一出法庭就當面詛咒我。分析原因，主要是自己少見多怪，沒有見過大世面，或許是自己窮怕了，沒有物質上富裕過，才會把錢看得太重，以為兩三百萬元就是天大的數字，所以才理直氣壯地對被告人下了狠手！正所謂無知者無畏，有了偏見就更加心狠。

痛定思痛，我逐漸跨越學科界限，更多地涉獵史學、經濟學、心理學甚至佛學方面的知識，以克服無知和偏見。見多識廣后，確實比較中正平和了。比如，對詐騙犯罪就不再有偏見，而是相當客觀理性，會更加認真地傾聽詐騙犯罪被告人的辯解，也會更加審慎評估被害人所遭受的損失和痛苦，在全面把握社會危害性的基礎上，作出讓各方都基本滿意的判決。

橫向對比，成熟法治國家，一般要40歲，且有豐富的律師從業經驗后，才能當法官，這是有道理的，因為只有到了這個年齡，有了豐富的閱歷、富足的生活、淡定的心態、足夠的智慧后，才能洞察人性、深諳法理、駕馭案件、平衡利益。而一些法治欠發達國家，讓初出校門、尚無社會經驗、定力不足的窮書生承辦重大刑事案件，不僅承辦法官，而且司法體系，甚至整個社會都要為此承擔不可預知的風險、付出難以估量的代價。現在的司法改革，正在著手解決這一問題，已經遴選出來的員額法官都是專業化、精英化，且比較資深的法官，他們的地位和待遇也有了一定提高，假以時日，比如十年二十年，當法官們真正備受尊榮、衣食無憂、充滿智慧、心平如水時，司法公正和權威就不再是一句口號了。

三

我是37歲成為最高法院死刑復核法官的。或許可能還是年輕了點，對生命沒有足夠的敬畏和尊重，對名利、地位還有些許的幻想和追求，因此并非所有的案件都辦得圓滿。

如我承辦的一個故意傷害死刑復核案件。被告人和被害人相識，因瑣事吵架，被告人只捅刺被害人一刀，但不幸的是，被害人經搶救無效死亡。被害人是家中獨子，被告人家屬本不要賠償，只要求被告人償命，但經一二審法院做工作，被害人家屬同意接受賠償，但賠償金額巨大，被告人家庭貧寒、無力賠償。被告人及其家屬也沒有足夠的動員能力，沒有人幫助他們。被害人家屬沒有獲得被告人賠償，沒有獲得社會組織善款，也沒有獲得國家救助，其傷痛難以撫平，故堅決要求被告人償命。我深知憑一己之力難以改變什么，故沒有過多做被害人家屬的工作，更沒有組織雙方調解，就提出了核準死刑的意見并很快獲批。

現在回想起來，如果當時不怕麻煩、不畏艱難，更多仁愛、更加慈悲，不要急于結案，堅持做扎實細致的矛盾化解工作，協調有關部門、組織給予被害人家屬必要的救助，是有可能最終調解成功、不核準死刑的。

雖然個別案件有遺憾，但更多的案件還是辦得很有成就感的，比如：曾經合議庭幾個人湊錢，湊足幾千元賠償被害人家屬，取得被害人家屬諒解后，沒有核準年過六旬的被告人死刑；曾經堅決頂住來自各方面的壓力，對一位反抗農村惡勢力造成三死一傷的被告人不核準死刑；曾經對一位放火案件的被告人不核準死刑，因為我到看守所提審時，形容枯槁的被告人一邊跪在地上嚎啕大哭，訴說其被逼供的慘狀，一邊哆哆嗦嗦地摸出了“私藏”多年的被敲掉的幾顆門牙……

總結辦案的那些年，雖然自己年輕氣盛、無知偏見時辦的個別案件略有遺憾，比如量刑重了一些，判的非監禁刑少了一些，但始終懷著“懲惡揚善、伸張正義”之心，沒有辦冤假錯案，也沒有以案謀私，總體表現，差強人意，自評合格！同時，也對個別案件中可能偏重的判決，向有關被告人及其家屬致歉。

四

2010年，當我41歲時，到了最高法院研究室，負責提出立法建議、起草司法解釋、辦理請示案件、指導審判實踐。這個時候的我，比較成熟了，也有了一點經驗和智慧，從事這些工作，可以說是水到渠成。雖然在刑事立法中，我所提建議、所作發言，只要是對被告人、對弱者有利的，往往較難被采納。但是在司法解釋中，我充分利用起草人或者審核人的職務便利，經常增加一些有利于被告人、照顧弱者的條款，并說服領導同意，以期在懲罰犯罪和保障人權之間，在注重公平和照顧弱者之間，在維護秩序和保障自由之間尋找平衡。

我想盡我最大的努力，使我參與起草的司法解釋是個“良法”，通過施行這樣的司法解釋實現“善治”。此時的我，可以說已經不狠了。在研究室這些年學到了非常多的東西，也做了一些很有意義的工作，這是我一生最寶貴的財富!經過研究室的嚴格訓練，我成長為一個自信的法律人，終于可以勇敢地走向社會。銘記每件事、感恩所有人!

雖然身居廟堂之內，我也常常還有一些無力感，這恐怕是所有滿懷法治理想的法院書生們的共同感受。心軟了之后，總想慈悲為懷、善待蒼生。尤其是有幸參與起草司法解釋之后，總想制訂出嚴密而不是嚴厲的司法解釋，但實際結果常常還是嚴厲而不嚴密。作為審判經驗總結的司法解釋，雖然不是法律，沒有經過立法的嚴格程序，卻具有法律效力，且其適用范圍更廣、頻率更高，故司法解釋應當寬嚴相濟、更加謙抑，如果實際結果是推波助瀾、更加嚴厲，我往往會相當無奈和失落。

盡管不如意，2010年以來，在我參與起草的許多司法解釋中，基本上也都會用比較原則含糊的語言，或者在不太顯眼的位置，規定對被告人從寬處罰的條款，以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但我遺憾地發現，這些從寬處罰的條款并沒有得到充分適用。曾有學者大膽評論有些法官“寧可無理從重，不敢依法從輕”。這種現象確實存在，雖然有些時候法官也很無奈，但只要多一點同情心、同理心，是可以做的更加無憾的!

五

離開司法崗位，成為普通百姓，才切實感受到，腐敗和不公帶給老百姓的是多么深重的災難，對司法權威是多么大的傷害!

既然離開了體制，就可以多說實話，多反映實情，多為司法公正建言獻策，多為個案公正奔走呼號。這也是我開辦“法治應生”公眾號的原因。

假如能夠從頭開始，我作出每一個判決時，都會冷靜想一想，當我十年二十年之后回望時，是否仍然覺得這樣判決是公正的！如何辦出經得起歷史檢驗的鐵案，這或許是一條有效的方法。

假如能夠從頭開始，我會更加善待蒼生、慎刑慎罰,我將不再心狠、一生無憾！

現在堅守崗位的法官,都是有情懷、有使命的好法官，但確實很累很苦，或許還有點無奈有點迷茫，希望社會大眾多理解支持法官，同時也希望法官多了解同情天下蒼生!

期待社會更多理性!

期待法官不再心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