滬說|1935年，她來到上海（上）

滬說·第156期

關于上海1943年路名大改造的系列，筆者將在未來繼續(xù)，連續(xù)多期大家想必已經(jīng)有點厭倦，想看點別的。這兩期就來聊聊一本小書。

其實與這本小書的相遇純屬偶然，當我想要找一些老上海的痕跡時，我總會搜索上海+某個年份，而1935年這個年份為我叩開了這扇門。這本書最初出版于1936年，但塵封了快一個世紀之后，給一位在中國任教的美國教授無意之中激活了，也是我那次無心的搜索，使得它來到我的眼前。

1935年，一位名叫露絲·黛的美國婦人，乘船來到萬里之遙的上海與她的母親和繼父團聚。老夫婦倆已經(jīng)在這座中國沿海城市居住生活了六年有余。在母親六年來的一封封信箋中，露絲早已對上海心馳神往，如今終于能一窺真容了。

這趟難得的中國之行是在1935年的三四月間，前后六個禮拜，她在當中還去北平（現(xiàn)在的北京）走馬觀花了一番。待她回到家鄉(xiāng)美國之后，就把她的經(jīng)歷遭遇，她眼中的中國、中國人結集成冊，出版成書。當然，書的內(nèi)容頗為小眾，因而只印行了200本，這當中大部分都進了各個大小圖書館成了書蟲們的食糧。有的則被送給親朋好友成了家里的擺設…… 所幸這書還不至于失傳。

根據(jù)書的引言前兩段，筆者大致獲得了上面的這些信息。

而這本小書能得以在約九十年之后重版刊印，主要還是拜一位名叫Andrew Field的歷史學家的發(fā)掘。他也是這本書再版引言的作者。Field是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方面的教授，他在引言中接著說道，

“六十年后，在九十年代中期的樣子，我那時還在哥倫比亞大學，手頭上正在為一個博士論文答辯的題目做著研究。那個論文是關于上海歷史的，說的是上海在爵士時代（注：1920-30年代，因當時爵士音樂風靡西方世界，上海因為其特殊的歷史原因深受西方文化的直接影響。）迷亂的夜生活。我在紐約市圖書館里查資料時，恰好發(fā)現(xiàn)了露絲的這本書。我對那個年代還挺癡迷，常常抱著紐約市圖書館大大的黑面索引目錄本找書，但凡對上海在1920或30年代，也就是這座城市歷史上最輝煌年代的生活，有著獨特視角的書，我都不放過。我一條一條地看圖書索引，只要看到合我胃口的，我就跑去圖書館前臺點名要那本書，等圖書管理員替我取來。然后我就在寬大無邊的閱覽室的一張小書桌上，一點一點地啃那本書。紐約市圖書館龐大的藏書中，我的確發(fā)現(xiàn)了很多有趣的書，讓我對上海的過去有了不少新的認識，但露絲的這本書給我?guī)淼臎_擊尤甚，因為露絲·黛女士敘事非常細致入微，對于旅途中經(jīng)歷的人、地、事均是如實描寫，不加掩飾。”

紐約市立圖書館的一個閱覽室（2014.7）

Field博士稱她的這本書為“一扇窗戶照見一個失落的世界”（It was a window into a lost world）。他甚至不厭其煩地將她整本書均納入他的研究素材庫之中。

露絲·黛雖然只是一個游客，但菲爾德博士認為她對于上海1935年的那些人事物的獨特觀察和描寫將會歷久彌新。但就在他準備為這本書重版再印撰寫引言之際，他才意識到，除了這本書之外，人們對露絲·黛女士知之甚少，因此他也諧趣地寫道，“我不得不戴上我歷史學家的帽子”。開始拼命地尋找蛛絲馬跡。當然，功夫不負有心人。專業(yè)人士就算是付梓之前的臨時抱佛腳也是有模有樣的。他通過書中回憶的細節(jié)，以及調(diào)查當年出版的報刊資料，如老上海的大陸報，波士頓的環(huán)球報，馬薩諸塞州斯普林菲爾德共和黨人報等，對露絲和她的家庭的生活有了比較細致的認識，對于她為什么要去上海，為什么她的母親和繼父會在上海那么久，以及為什么露絲能如此高質(zhì)量地記載下中國之行地點點滴滴。

憑借菲爾德博士的考據(jù)，我們知道了露絲女士出生于1892年，生于波士頓，出生時名叫露絲·范·布倫·雨果。她的生身母親和父親是珍妮·范布倫·妮·薩利斯伯里和喬治·B·雨果。父親有可能是法國偉大的文學家維克托·雨果的后人(此處應該是菲爾德博士的調(diào)侃，因為雨果并沒有一個叫喬治的兒子)。她的父親是在酒廠工作，也是一位波士頓民眾運動的出色領袖，他甚至當過馬薩諸塞州的雇主聯(lián)合會的主席。她的母親也是一位受過良好教育的婦女，1890年畢業(yè)于迪堡大學（DePauw University，位于美國印第安納州 Green Castle市，為一所優(yōu)秀的私立文理學院，排名在全美靠前的位置）。而露絲的母親最終以巖石園林的設計和建造專業(yè)成名。

迪堡大學航拍圖（來自Depauw University）

露絲女士本人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她的基礎教育是在波士頓郊外富人云集的栗樹山社區(qū)中著名的女校布林梅爾學校成的。只不過后來合并為Brimmer and May School的名校在當時還是兩間學校，露絲女士就讀的是Miss May的學校，但她并沒有就讀大學而是在23歲的芳齡，也就是1915年嫁給了一位哈佛大學1914屆畢業(yè)生摩根·葛洛夫·戴。戴先生也是西馬薩諸塞州重鎮(zhèn)斯普林菲爾德的戴氏豪族的成員。婚后夫婦二人育有兩子，但短暫的甜蜜時光之后，1925年露絲女士的生身父親在斯普林菲爾德去世了。母親后來也改嫁給了在迪堡大學認識的校友，也就是后來和她一起遠渡重洋去上海的克利夫蘭博士。

斯普林菲爾德市旗

克利夫蘭博士可是本文諸位主角中最有名望的人了，在迪堡大學畢業(yè)后，又在賓夕法尼亞大學獲得博士學位，時年35歲。隨后他去紐約大學擔任教職，又幫助當時的紐約市長麥克利蘭整頓市政，清除弊政，頗受好評，后來他甚至得到華盛頓的垂青，在塔夫脫總統(tǒng)任內(nèi)（注：塔夫脫任職于1909-1913）擔任經(jīng)濟與績效委員會主席約兩年（1911-1913）。經(jīng)過一段時間的從政之后，克利夫蘭博士又回歸學術界，54歲的他擔任波士頓大學美國公民權研究的教授（一說為系主任）也就是在這段時間內(nèi)，他與曾經(jīng)的小師妹再續(xù)前緣。

1929年，克利夫蘭博士受邀請參加一個美國專家團，去大洋彼岸的中國，為當時剛剛北伐成功在南京成立的國民政府把脈經(jīng)濟，把受戰(zhàn)爭創(chuàng)傷的國民經(jīng)濟給穩(wěn)定下來。據(jù)作者說，這可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原本幾個月的訪期一再延長，而克利夫蘭博士做夢也沒想到，這一去就是整整六年，好在續(xù)弦的妻子一直帶在身邊，不至于對故國太過牽掛。

1931年，時任國民政府財政部長的宋子文給克利夫蘭博士派活兒了，還是個大的。宋子文任命他為鹽稅課實際負責運作的副長官。 這還是美國人第一次在外國擔任如此重要的角色，很快他就實現(xiàn)了年度鹽稅收入達到8500萬美元，并在1933年將其提高到1.6億美元的水平。

Frederick Cleveland 晚年肖像

在九一八事變之后，克利夫蘭博士也很快發(fā)現(xiàn)日本人在長春在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竊取了260萬美元的鹽稅收入。這也作為給國聯(lián)的報告的一部分來指控日本人的侵略行徑。當然，克利夫蘭博士在工作中也目睹了國民政府的種種腐敗行為，但他對此也無能為力，因為他作為一名美方的專家受到了極高的“禮遇”，雖然黛女士的見聞錄中很少寫到她繼父的工作，但從她接觸的人士的社會層次，和參與的活動來看，她在中國一路上都得到了優(yōu)待。

然而，1930年代的美國，對于一本女性作家寫的東方敘事，似乎沒有真正的興趣，根據(jù)菲爾德教授所稱，他只找到兩條像樣的書評——可見當年并沒有什么水花，而在報紙媒體上一直稱她為摩根—黛夫人，從沒提過她的名字露絲Ruth，可見當時輿論對于這本書的興趣也僅限于獵奇。可想而知，除了少數(shù)將其納入收藏的圖書館還能為其續(xù)命，但這本書的命運多半是被遺忘和塵封。

令人唏噓的是，書中人物的命運似乎也在1935年后歸于平靜，克利夫蘭博士1936年回到了美國，結束了人生中最后一次冒險，并且也與續(xù)弦夫人分道揚鑣，最終在1946年去世。而露絲·黛的母親則活到了1956年，享壽89歲。但露絲本人卻僅在8年之后也撒手人寰，僅活到了71歲。

書的開頭這樣寫到：

“我突然醒來，感覺什么奇怪但有趣的事情將要發(fā)生。日光從船舷的窗戶洞里照進來，這船多半是要停了，動也沒怎么動。耳邊只剩下濕墩布掃過船甲板的沙沙聲，間或有某個中國男孩在走廊里吧嗒吧嗒蹦來蹦去的腳步聲。我才想起來，我們這船預備是今天下午抵達上海的。我趕緊跳下船，扒到舷窗洞口，此時才是黎明拂曉時分，一輪紅日正從一片熏黃色的，浮在土黃色的海水上的氤氳之中升起。我在舷窗邊駐足良久，久久地辨認著那邊遠處模糊的陸地，那就是我要去的中國吧。”

下期滬說，我們繼續(xù)來讀這本1935年的上海游記。

本文參考菲爾德博士為本書再版所撰寫的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