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正引發更大范圍內的動蕩

在特朗普不負責任的言論下，西方國家“反美”情緒日益高漲。加拿大以前是個比較松弛的國家，國家主義意識平時比較淡薄，但是在特朗普發出“侵略”警告以后，現在整個加拿大愛國熱情空前高漲，大街上罕見掛滿國旗，甚至有極端的加拿大人大聲號召“反攻”美國，這對毗鄰接壤的兩個國家比較危險。歐洲更是義憤填膺、悲憤交加，慕尼黑安全會議主席霍伊斯根淚灑會場，烏克蘭處于生死邊緣，歐洲的安全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這也讓歐洲變得 空前的團結。既然美國繞開歐盟直接跟俄交涉制定所謂“和平協議”，那么歐盟就會強化自身的軍事力量繼續支持烏克蘭。如果局勢惡化下去，特朗普繼續一意孤行、隨性而為，那么整個歐洲就會進入戰爭動員狀態。“雙普”一意孤行單邊制定的“和平協議”， 不僅不會帶來和平的曙光，還會加劇沖突和惡化矛盾。除非舉止隨性的特朗普及其團隊能及時調整極端自私、極端美國至上的“MAGA”主義策略，否則這樣不僅不擔負大國維護和平和秩序責任，反而讓世界和平更加不確定的行為， 很可能會引發更大范圍內的動蕩甚至是戰爭。

一、現代政治正遭遇前所未有的破壞

全球目前正處于一種罕見的混亂狀態，這種混亂已經超出人們以往對世界的認知，可以說是禮崩樂壞。其中，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特朗普制下的“新”美國。特朗普并非傳統意義上的政治家，他的很多舉動完全超出了傳統政治分析框架，很多時候他的決策顯得那么隨性，甚至讓人難以想象。美國經過200多年建立起來的民主共和制度正在被其快速瓦解，這對美國與世界秩序以及民主政治都構成了巨大的挑戰甚至損害。很多人包括一些知識分子，在早期還對特朗普比較欣賞甚至抱有期待，但我對他執掌美國更多感到的是擔憂。

實際上很多人支持特朗普，并非真正出于對他的喜歡，而更多是源于對建制派、對民主黨的不滿或者失望。特朗普是一個商人，在很多事情上都打破了政治規矩與既往國際秩序。作為高高在上的“燈塔國”總統，不僅曾與普京稱兄道弟，還與其定義的“軸心國”金正恩握手言歡，這在美國傳統價值觀中是難以想象的，儼然一位不遵從既往文明秩序與意識形態的異類總統。

美國的特色與優勢在于其 三權分立的制衡政治，但如今這種民主政治已經 異化為一種“否定政治”，就是無論你做什么事情，我都有辦法否定你。這種現象在韓國國會也表現得淋漓盡致，總統尹錫悅更是為了維護權力與自身統治的穩定，不惜伺機挑起戰爭，最終導致民主制度的一次崩潰，這些行為都映射出國家本質中的好斗性。

二、國家好斗性格的由來

國家的屬性包括提供公共產品，保障國家安全，促進經濟發展，但同時也會表現出 好斗的一面而影響世界穩定，這種雙重性與矛盾性是一個典型的“諾斯悖論”。從歷史起源來看，大部分國家是為了組織戰爭誕生的。其次是為了建設大型工程比如防洪治水、大規模祭祀或相互救濟等，其組織模式之前多為部落或地區聯盟（美國當初的州）等形式。這種原始的前國家模式是非常民主的，大家要共同商討如何組織、如何實施，而中央集權制是后期才發展出的組織形式。因此 國家的本性就是好斗的，是為戰爭而組織的產物，甚至美國的誕生也是戰爭的產物——獨立戰爭。

達利歐也有類似思考，認為目前全球正處于債務周期、政治周期和戰爭周期三大周期疊加在一起，而 我的研究更傾向認為 目前世界處于戰爭與和平周期、技術康波周期和政治制度周期三大百年周期拐點的疊加窗口。我最近讀了一本書，它的觀點非常新奇，甚至歌頌了戰爭，認為戰爭推動了技術革命更創造了和平。如果有時間，我會再分享這本書。

國家（政府和黨，有的也包括領袖）、社會和經濟是三位一體的有機體，如果三者不一致，就會導致政治的衰退。而在統治者思維中，國家的第一性可能并非推動經濟建設和促進民生發展。戰爭對普通大眾來說沒有好處，但對那些按下戰爭按鈕的人來說，卻可能有實在的好處。戰爭的動機可能來自金字塔頂端的人，對他們來說，戰爭可以重塑和強化權力。例如，羅馬帝國從一個民主共和國退化為帝國，正是因為戰爭導致了這種變化。戰爭讓將軍擁兵自重，最終成為皇帝。這種變化雖然從傳統價值標準來看是一種退化，但從客觀運行規律來看，它也有其合理性。近期俄烏戰爭的情況也表明，如果沒有戰爭，雙方總統的支持率可能會很低，戰爭反而穩定了統治者的地位。

從人類文明史來看，廣泛和平的時期在5000年歷史中只占6%。大部分時間世界都處于戰爭時期。地球很大，戰爭在局部地區是常態，全球范圍內的和平卻極為罕見。 人類為何如此好斗？從進化角度來看，人類絕大部分時間是一個狩獵文明動物，在10萬年的智人歷史中，農業文明才幾千年，工業文明才幾百年，因此這種好斗的基因是深植于我們的潛意識中的。從農業文明到工業文明的跨越，雖然讓戰爭頻率有所降低，但戰爭的基因仍然潛藏在人類的骨子里。

中國的政治比較早熟，是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制國家，領先世界幾百年甚至上千年，也是世界上第一個實現去人格化的國家。但蹉跎的發展史造就了中國相對溫順的國家性格與文明特質，老百姓愛和平、不好斗，更像是 農業文明中的“食草動物”。東方文明尤其是中國人，是農業文明馴化程度較高的種族，同時儒家和法家文明對現代化、科學和工業革命也形成了一定制約。相比之下，西方的歐洲文明更像是好斗的“食肉動物”，他們更注重自由意志、獨立、創新和自身主體性。東方文明或中華文明更注重集體秩序，強調農業文明中的等級和論資排輩。只要有飯吃，我們就會很溫順。不恰當的比喻就是，我們民族的繁衍存活更像是“羊群”而不是“虎豹”。然而在農業文明被工業化和城市化快速迭代后， 我們正面臨農業文明的危機。最大的危機是生殖沖動的消失，這將逐漸削弱我們自古以來“以量取勝”的種族優勢。

日本在明治維新后迅速發展，甚至發動戰爭來解決國內政治危機，因為戰爭可以讓權力進入緊急狀態，無需選舉權力會變得無限大。中國的大工業產能體系與日本和德國相似，但日本在二戰前將國家機器用于戰爭，而中國很少主動發動對外戰爭。這與我們的歷史與民族文化有很大關系。我們不能絕對評價優劣，只能說這是文明的差異。

美國的國家形成路徑與中國恰好相反。中國是先有黨，黨領導著建立了國家，然后逐漸劃分出省、市、區、縣，最后是家庭和個人。而美國則是先有大量移民，然后形成家庭、小鎮并逐漸擴大到州。當時的國父們在聯邦制和邦聯制之間爭論不休，甚至起初并不愿意組成一個國家，最終為了統一才形成了聯邦。

另一方面，這輪和平周期非常長，盡管中間有冷戰，但基本沒有全球性的大規模戰爭。鄧小平的偉大之處在于他判斷 和平與發展是時代的主題，這一判斷讓中國在過去幾十年中獲得了戰略機遇期，實現了快速發展。目前聯合國的五個常任理事國中，只有中國尚未染指戰火。可以說中國是和平紅利的最大受益者，國民經濟在全球化中迅速發展，進而積累了資本、技術和管理經驗等等。 如果沒有和平環境，中國不可能成為如今的世界工廠。

戰爭周期的另一個因素是秩序的重塑。每次戰爭都是一個洗牌過程。戰爭之后，各國相處之道重啟，矛盾得以解決，可能迎來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和平。有觀點認為，正是因為有了大規模戰爭，才有了長時間的和平。 戰爭雖然造成大量死亡，但從整個人類歷史的死亡率來看，這并不可怕。戰爭帶來和平，和平久了也會滋生戰爭，這是一個循環過程。政治衰退、經濟危機等因素會推動戰爭的爆發。當社會矛盾激化，民粹主義抬頭，戰爭的動員成本就會降低。在經濟繁榮時期，中產階級不會愿意發動戰爭，但在經濟蕭條或貧富分化嚴重的國家，戰爭則可能更容易被發動。

戰爭周期的第三個因素是歷史記憶和敘事共識。經歷過戰爭的人不想再有戰爭，這種記憶會代代相傳，形成對和平的渴望。但如果戰爭的記憶逐漸遠去，一些極端思潮可能會抬頭，尤其是失業的年輕人，他們可能會被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思潮所吸引。當個人找不到自身價值時，就可能會依靠民族和國家的感情來填補心靈的空虛。這種心態的變化可能導致社會逐漸異化為戰爭的機器。

三、美歐關系并非“鐵板一塊”

美國與歐洲大陸的關系其實非常復雜，不要線性以為他們都是一個文明圈的人。秦暉老師就曾經反對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他認為真正的戰爭往往是文明圈內的沖突。例如，歐洲的百年戰爭、英法戰爭、美國的獨立戰爭和南北戰爭，一戰和二戰的主要戰場也是在歐洲文明圈內部。俄羅斯、烏克蘭和歐洲之間的矛盾，從宏觀層面來看，也屬于基督教文明和斯拉夫民族內部的沖突。在特朗普1.0時期，歐洲國家對特朗普極為不屑，甚至將他視為小丑。而如今特朗普已執意對歐加征關稅，甚至讓慕安會主席在大會結束時哽咽落淚，可以說歐美之間的所謂“西方共識”正在加速消融，這些戲劇性的反轉都將被載入世界史冊。放在更久遠的視角看，他們的內部斗爭其實遠比我們想象的激烈，曾有著百年的歷史恩怨，我們也不應將其視為鐵板一塊。美歐之間存在的共識也只是左派間的共識，是基于普世價值的聯合。但實際上，在更廣的視角下，他們之間的矛盾和沖突也非常大。

如今，二戰留下的遺產正在全球范圍內逐漸流失，雖然目前不能說馬上會發生世界大戰，但我們確實面臨著很多問題。二戰以來，美國曾致力于調停國家之間的矛盾，以維護戰后國際秩序，但現在似乎不愿再承擔公共秩序制定者與維護者的角色。特朗普上臺后，對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導致國際秩序的不確定性增加。未來，新的秩序是否會形成，例如特朗普與普京之間的關系變化以及對我國的影響，是否會形成新的平衡，這些都是我們需要關注的問題。

拉近視角，審視自身投資策略，我們也需要將戰爭與和平周期納入思考框架。如果世界進入戰爭周期，那么國家將成為戰爭機器，運行模式將會完全不同，經濟和社會治理都將受到巨大影響。如果和平周期延續，那么經濟和社會將繼續以發展為主題。當大家都很悲觀時，可能變化正在悄然發生。我們需要關注這些變化，并根據邏輯調整生意與投資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