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光禹:美俄接近戰略的歷史邏輯

當地時間2月18日，美俄兩國在沙特首都利雅得舉行了4個半小時的雙邊會談，這是三年多以來美俄負責外交和安全的高級別官員的首次會見。從會談后雙方發布的新聞通報來看，美俄雙方達成了所謂的四點共識，國際輿論普遍認為美俄關系似乎有了很大的改善。

同時近期在我國的輿論場上關于美俄關系改善和回暖的新聞幾乎也占據了國際關系問題的頭條，但從很多標題以及內容來看也具有很明顯的甚至人云亦云的指向性。

美國成為世界性強國是從二戰后開始的，二戰之前美國只是地區性強國。也就是說二戰是美國從地區性強國邁向世界性強國的分水嶺。但是，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層之臺，起于累土[footnoteRef:1]。美國二戰后一躍成為取代歐洲主導全球性事務的強國，而是起于二戰結束前美國領導人在以美國強大的國力為依托的基礎上，對當時的國際格局所進行的高超和精妙的戰略布局。 [1: 春秋·楚·李耳《老子》第64章。]

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為史[footnoteRef:2]。我們從美國當年的戰略安排中可以找到今天的美國政府給普京所釋放出的“善意”的痕跡和注腳，也能找出他的指向性在何處？ [2: 清·龔自珍《定盦文集·續集·尊史》。]

1943年在德黑蘭會議上，美國總統羅斯福對蘇聯最高領導人斯大林說：“議會制政體對印度是不適合的，最好的解決辦法是在印度創立某種類似蘇維埃的制度，從下面開始，而不是從上面開始，也許這個就是蘇維埃制度。”[footnoteRef:3] [3: 《斯大林與羅斯福的會談記錄》（1943年11月28日），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17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404頁。]

羅斯福的這段話并不是在與斯大林討論印度的政治制度和發展前景，而是隱含的告訴了斯大林印度戰后可以成為蘇聯的勢力范圍。須知此時的印度還是大英帝國的殖民地。

同時需要指出的是，德黑蘭會議并不是美蘇兩國領導人的雙邊會談，而會議的主題是美英蘇三國關于美英開辟西歐第二戰場，東西方配合對德作戰問題。

也就是說會議的參與方是美英蘇三國，既然是美英蘇三國共同參加的會議，那么時任英國首相丘吉爾本人也理所應當的在德黑蘭。如此我們就得出了這樣的結論：美國總統羅斯福即使在擁有希特勒這個共同敵人的條件下，在與英蘇討論對德作戰的這次會議中，并且還是在丘吉爾也在德黑蘭的“眼皮子底下”，主動的將自己盟友的利益出賣給了不同階級和意識形態陣營的斯大林。

在這里順便說一句“不讀書，沒文化”是很要命的。80多年過去了，今天的中國依然還有無數的美利堅擁躉看不清這座“文明的燈塔”的底色？“最好的解決辦法是在印度創立某種類似蘇維埃的制度”。羅斯?？偨y的這句話無疑是給了今天癡迷并追求向往于美國“民主”“自由”燈塔下的中國公知一記響亮的耳光。試想，美國連一條戰壕里的盟友和擁有共同血緣關系的丘吉爾[footnoteRef:4]都能夠加以出賣，會看中對自己實際并無多大利益只會跪舔并毫無血緣關系的黑頭發黃皮膚的中國人嗎？你們在美國人心中的分量能高過丘吉爾嗎？所以我們常說“讀史讓人明智”這句話是正確的。所謂的“中國公知”多年以來表現出的“崇美”和“跪美”丑態，其成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不讀書、沒文化”的集中表現。 [4: 丘吉爾曾得意地告訴斯大林，“從母系方面講，他一半是美國人”。見《斯大林與丘吉爾的會談記錄》（1943年11月30日），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17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448頁。]

羅斯福不惜將自己同為盟友和“親戚”的重要利益出賣給斯大林，是因為羅斯福支持和同情社會主義事業和無產階級革命？顯然不是。而是因為羅斯福是一位具有深邃思想的資產階級政治家和戰略家，因為他明白美國自獨立戰爭和建國以來面臨的主要威脅與遏制的戰略方向就是歐洲和以歐洲為主導的國際戰略格局。只是美國自身所處的地緣環境使得自己本土免于遭受戰火的摧殘，在希特勒雄心勃勃統一歐洲受挫即將迎來俄英從東西兩面反擊之時，羅斯福適時的介入到了歐洲事務以及戰后歐洲戰略格局的安排當中。將本身虛弱且分裂的歐洲進一步削弱，而將其削弱的重要手段就是切斷供養英法等國的海外殖民地的資源回流，這也是二戰后亞非拉出現了大范圍的民族解放運動的重要原因。

但羅斯福這位美國的政治領袖顯然明白“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這句來自中國的哲學所蘊含的深刻道理。同時也明白美國盡管力量強大但并不足以包辦打倒主導世界格局近三個世紀的歐洲霸權，所以果斷的拉上了在反擊納粹德國兩年多時間并展現出一定力量且被歐洲邊緣化的斯大林。最終通過新的國際體系即雅爾塔體系正式取代了歐洲主導國際事務的凡爾賽體系，將本身分裂的歐洲進一步一分為二，將本身屬于歐洲勢力范圍的東歐交給了社會主義陣營的斯大林。

二戰后的美國也正是在羅斯福總統的主導下通過雅爾塔體系的建立并打倒了之前的凡爾賽體系而逐步走向輝煌的。但羅斯福之后的美國領導人并不能理解“一個好漢三個幫”這句來自中國的古訓，使美國出現輝煌之時在喬治·凱南的遏制理論和麥卡錫主義的戰略鼓動下對蘇聯和中國進行了長時間的遏制與打壓，并最終在朝鮮和越南戰爭中大量的消耗了美國的元氣。

吃一塹長一智，正在美國與中蘇對峙并陷入越南戰場的泥潭之中的1967年歐盟的前身即歐洲共同體成立。而此時的國際形勢讓剛上臺的尼克松和基辛格果斷拋棄了羅斯福之后美國這種大而無當且為歐洲做戰略清道夫的角色，果斷的做出了改善與緩和對華和對蘇關系。特別是中美關系的破冰與改善使美國重新獲得了寶貴且有利的戰略環境，徹底扭轉了之前不利于美國的戰略空間，為最終戰勝蘇聯而打下了重要的戰略基礎。

這里需要指出的是，就在美國打倒蘇聯的當年即1991年《歐洲聯盟條約》簽訂。

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蘇聯解體之后，美國再一次的如日中天使得當時的美國朝野處于一種既興奮又忘乎所以的狀態，從克林頓開始這些出生于二戰后的歷任美國總統不知道先輩的創業艱難，也不知道自己看似強大的美國家底該如何消費，再一次扮演了羅斯福之后到尼克松之前歷任美國總統所扮演的“世界警察”的角色，并有過之而無不及。

新世紀以來美國以“反恐”和“人權”為旗幟再一次揮師中亞和中東，其結果與當年的朝鮮和越南戰爭相似，昂揚而去卻鎩羽而歸，既輸了里子也輸了面子。

有意思的是，就在美國出兵伊拉克的第二年即2004年，歐盟實現了前所未有的拓展，由之前的15國迅速增加為25國，幾乎涵蓋了東歐所有國家。一個當年被羅斯福與斯大林共同削弱的“小歐洲”瞬間有了“大歐洲”的基本雛形。

歐洲的資本與技術如果能和烏克蘭的能源與黑土地相結合，對歐洲特別是對其“大歐洲”發展的潛力和后勁將是不言而喻的。這也是當年希特勒在基本實現統一歐洲的條件下所發動的“巴巴羅薩計劃”中，為什么寧可推遲進攻莫斯科也要堅決拿下烏克蘭的重要原因。

理解了這一點我們也就理解了2014年4月，時任德國總理默克爾與法國總統奧朗德為什么要撇開美國與烏克蘭和俄羅斯簽訂《明斯克協議》。同時理解了這一點我們也就理解了普京在此次俄烏戰爭中，在成功消耗了烏軍的有生力量并取得了基本勝利的條件下為什么把戰場僅僅局限在烏東四州，而不急于向西推進的重要原因，這不是口口聲聲評論說俄羅斯軍隊“拉胯”的這些評論家所能理解的。

明乎此，我們也就進一步理解了2025年2月14日美國副總統萬斯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炮轟歐洲所隱含的深層次原因。萬斯在會議上痛批歐洲政府“正在背離與美國所共享的一些最基本的價值”，萬斯在這里所謂的“背離最基本的價值”的潛臺詞就是歐洲背離了“小歐洲”的基本價值。結合特朗普之前三令五聲的重申歐洲要提高北約軍費比例即這一美國“保護費”的要求，特朗普絕不僅僅是為了幾個錢的問題跟歐洲過不去，這里面有歷史與現實對立的深層邏輯。

有的同志可能會有疑問，拜登政府之前成功的挑動了俄烏戰爭，美國在這場戰爭中既能讓軍工復合體賺的盆滿缽滿，又能夠讓歐洲取消購買俄羅斯的石油天然氣轉而購買美國的高價油氣，難道對美國沒有利益嗎？為什么要急于停止這場對美國穩賺不賠的戰爭呢？

這與評論二戰后美國成為世界性強國是因為在二戰爆發之初美國給參戰國大賣軍火和能源，是因為發了戰爭財的緣故相似。這樣說不能說不正確，但是并不全面，至少沒有說到核心要義上。美國能在戰后一躍成為主導世界的一極，核心在于巧妙和高超的戰略布局，而不是賬房先生這種短期利益的驅使。我們從特朗普上臺這一個多月的大刀闊斧不難看出特朗普對美國衰落的表癥之下所隱藏的重大戰略性問題已經有了要加以改變的“凌云壯志”。

與當年羅斯福總統改變給參戰國大賣軍火和資源而選擇“旗幟鮮明”的加入反法西斯陣營并攜手斯大林這個“共產主義國家的總司令”共同結束二戰一樣，今天的特朗普選擇拋開歐洲跟普京共同攜手結束俄烏戰爭又有什么感到不理解的呢？

歐洲盡管失去了昔日主導世界事務的榮光，但是曾經先輩的輝煌不能不深深地刻在今天歐洲這些“有識之士”的心中，不然就很難解釋歐盟在每次美國出現戰略失誤的時間節點上都在不遺余力的擴張，這僅僅是經濟貿易問題嗎？不，絕不僅僅是這個問題，而是用美國副總統萬斯的話來說是“基本價值”的問題。

如今天不假年同時又內外交困的特朗普，一邊在得罪美國“深層政府”的華爾街資本集團，一邊又在得罪“歐洲盟友”的情況下，拉上普京在一定程度上恢復雅爾塔體系在歐洲的再次建立，同時并與中國建立戰略互信將是特朗普政府能夠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