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展人解讀“我們的目光” 一場藝術與人類學的深入對話

從3月28日開始，“ 我們的目光：藝術、人類學與亞洲映像”在廣州美術學院大學城美術館向公眾開放，邀請了在中國和東南亞工作的12位藝術家和人類學家以參與式策展方法進行合作對話。展覽將持續至5月11日。

這是一個需要花時間去觀看的展覽。12個散落在展廳的“熱帶坡屋頂”構成了一個類似村莊的影像聚落。這些屋頂空間均覆蓋著黑色透光的布料。很多作品的時間很長，多個作品前都設置了讓觀眾坐下來觀看的坐具。除此之外，展廳不再另作空間隔斷，來自12位藝術家和人類學家的12組影像作品，彼此之間有力而曖昧地交織在不斷變換的時空中。

作為第二屆泛東南亞三年展首展，本次展覽的亮點除了將人類學專家作為創作者直接引入、選擇影像作為媒介，更是將觀看的主動權交還給觀眾：展覽采用開放式展陳結構，不設明確的動線或順序，唯有在中間地帶，留下了兩面來自展覽參與者們在展覽籌備期間因藝術與人類學跨學科合作展開的思考與探討。所有的觀點均以匿名的形式呈現。

作為展覽的策展人之一，廣州美術學院美術館常務副館長陳曉陽建議觀眾可以從美術館中庭出發，首先閱讀展覽前言與參展人對談墻的內容，隨后可自由選擇從展廳左側或右側進入，沿坡屋頂構成的“影像聚落”緩步游走。“當然，這不是唯一的路線，觀眾完全可以根據自己喜好和興趣點從任何位置開始觀展，還可以反復穿梭于展廳的不同部分，包括展廳中部的對話版塊，看看創作者的觀點再回來看作品。建議在工作日開放時來看，可以獲得更安靜地與作品獨處的交流和欣賞機會。”

作為展覽的另一位策展人，人類學專家熊迅首次以策展人的身份介入當代策展工作。這場展覽被認為是藝術和人類學的一場對話。當觀眾踏入展廳，也成為了對話的組成部分。熊迅希望，觀眾不是來看一個被“他者化”的亞洲，而是參與到一個正在發生的亞洲交流中，和作品對話，和影像共振，提出自己的問題和理解。

除了此次展覽本身，我們更關心這場跨學科展覽給兩個素有交集的學科帶來了哪些啟示，以及，以此次展覽作為首發，第二屆泛東南亞三年展將帶來哪些新的問題和思考。雅昌藝術網分別對話兩位策展人，他們從各自的專業角度對此次展覽進行解讀，分享了他們對跨學科合作的見解。兩位策展人的觀點不僅為我們理解此次展覽提供了更豐富的視角，也對第二屆泛東南亞三年展接下來的展覽充滿了期待。

陳曉陽：深入對話 拒絕景觀式的展覽震撼

雅昌藝術網：泛東南亞三年展首屆的成功，讓大家對第二屆充滿了期待。近幾年，全球對于東南亞地區的關注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尤其是，東南亞地區的藝術市場快速發展。對于東南亞地區的變化，三年展在開展和推進中有哪些調整？

陳曉陽：確實，最近今年東南亞當代藝術的影響力越來越大，東南亞區域內部官方和民間的美術館和研究機構的努力，不止包括對當代藝術家的推介，還是區域現代藝術史的整理和出版，都建立起更多的展示和對話平臺。在第一屆三年展結束后，我們對于這些曾經模糊而陌生的近鄰逐漸變得清晰和熟絡起來，也建立了很多友誼。

作為由大學美術館發起的獨特形式的三年展，以實驗性的新美術館實踐為導向，并不止于對當代藝術的關注和呈現，更期待將“泛”作為一種策展和研究的方法。為了繼續保持這個展覽項目的活力，本次三年展將圍繞熱帶大陸與海洋為切入點觀照更開放區域的藝術交流，促動當代藝術與前序藝術史中的諸多問題進行對話，更以藝術實踐的底層動力和內在思考為問題導向，為更開闊的生態、區域、群體和學科間的思想者及實踐者創造互動交流的機會，以期從更根源性的自然、社會和文化議題中獲得啟示和反思。

雅昌藝術網：本屆泛東南亞三年展以“熱帶眼”為主題。在確定主題時，您和策展團隊主要考慮了哪些因素？

陳曉陽：我們在2020年提出“泛東南亞”概念的時候，公共領域對“南方”的關注還沒有那么熱門。但我們很清楚，我們關心的藝術問題并不只局限于東南亞，而是將東南亞作為主要的關注點，以它作為一個研究對象或者個案模型來討論全球藝術的問題。選擇“熱帶”作為議題，是因為在過往的研究中，熱帶有著典型的“遠方”和“他者”屬性，所以將熱帶作為一個問題提出來是有能動性的，在這個議題之下可以繼續撬動從邊緣至中心的討論。

從東南亞的視角拓展到更開闊的全球熱帶，還因為，“熱帶”自現代以來大多是一個被描述的場域，也有著比較刻板的形象，比如海島、椰林和晚開化的族群等，但在赤道穿過的熱帶范圍里，還有荒漠、沙漠、甚至草原等生態，熱帶區域里有很多未被討論過的問題。泛東南亞三年展的策劃雖然是以大學美術館來推動的，比較依仗相關的研究作為基礎，但是我們不希望只是展現客觀冷靜的學術話語，還希望它擁有當代藝術在表達和傳播上的張力，所以增加“眼”的意向，是希望這個標題強調來自“邊緣之眼”的獨立與自由的觀察和態度。

雅昌藝術網：從“榴蓮”到“熱帶眼”，第二屆泛東南亞三年展在展覽形式到內容等各個方面，將有哪些延續和新的想法呈現？

陳曉陽：第二屆泛東南亞三年展以“熱帶眼”為主題，希望持續延展對邊緣地帶的觀照以推動更開放區域的藝術交流，以藝術實踐的底層動力和內在思考為問題導向，為更開闊的生態、區域、群體和學科間的思想者及實踐者創造互動交流的機會。本次展覽的策展和研究工作繼續邀請長期關注相關領域的策展人和學者參與，他們從不同的“地方”和“時刻”中所發現的議題展開，每位參與者根據自己的實踐邏輯與思考需求尋找視角，聯動在相關問題場域中創作的藝術家、實踐者和研究者，在多元互動中探索更具實驗性和思想張力的對話。

自我反思的批判性視角，同樣可以從三年展團隊所設置的主題“熱帶眼”中被解讀。從“榴蓮，榴蓮”到“熱帶眼”，三年展轉入了一種對研究視野的自我反思中：作為一種地緣政治概念的“東南亞”，在西方的話語中被塑造，以“熱帶”作為問題的出發點，將討論的內容從對他者的還原性過度身份認同、非身份化的雙重僵局，以及地緣政治命名概念中解放出來，重新放置在地理所帶來的復雜脈絡之中，回歸到泛指中國大陸南方沿海區域以及南海區域的中南半島，馬來半島、群島，以及其他無數島嶼的現場。

艾金·基·查爾斯的作品《路徑》，創作者來自馬來西亞

雅昌藝術網：作為本屆三年展的開幕首展，“我們的目光：藝術、人類學與亞洲映像”突出了很多概念比如我們、目光、人類學等等。這些概念背后呈現了哪些思考？

陳曉陽：在舉辦第一屆“泛東南亞三年展”時，我們邀請了人類學家參與了其中的部分策展和工作坊以及對話交流活動，一些與我們合作的人類學家也開始關注當代藝術領域的實踐。這次展覽的合作策展人——熊迅與我都在視覺人類學領域展開研究，這個領域獨特之處在于，研究成果除了學術著作，還包括人類學紀錄片和民族志電影。近年在學術界，有一些關于視覺人類學的感官轉向的討論，包括感官人類學和人類學的多模態表達等方面的研究。當代藝術領域也有很多藝術作品出現“民族志轉向”的現象。兩個領域的交互轉向中既有關聯又有顯著的差異，比如大多數這類與田野相關的作品都選擇以影像為媒介，藝術家和人類學家通過作品要呈現的問題和表達方式有各自的側重點。這些非常有啟發性，同時也對大學里的一些跨學科課程有相應的支持。

所以，我們決定以我們觀察到的這些問題展開策劃工作，希望在展覽中可以討論影像藝術和人類學電影的差異和相似性，以及我們如何面對“田野”，如何從田野中獲取、使用和表達信息與觀點。

這個展覽聚焦視覺人類學，標題中使用“人類學”強調此次展覽對話的作者除了藝術家，還有以人類學電影為媒介工作的人類學家參與對話。之所以以“‘我們’的目光”為名，也來自于人類學方法的啟發。因為在人類學研究中的基本方法需要“參與觀察”，強調被觀察的“他者”的“主位”視角和多聲部表達，人類學家幫助文化所有者通過“內部視角”進行文化表述，而不是讓他們單向的“被研究”和“被表達”，從而將研究者、創作者和被觀察的對象的立場和命運鏈接為有機整體，闡釋更具多樣性的共同問題。

鮑江作品 《多模態多感官民族志展——我的俄亞納西族田野工作》

雅昌藝術網：此次合作給您留下了哪些深刻印象？跨學科策展產生了哪些化學反應？

陳曉陽：展覽由6位藝術與6位人類學家的作品組成，除了影像，還有文獻和裝置，這也是說服人類學家參與這個活動時具有吸引力的方面。但真正與人類學家開始對話后，就發現兩個領域之間還是存在不少認知上的誤區。來自東南亞的人類學家，有些具有當代藝術參展經驗，而也有些學者不太了解當代藝術，出于對自己的學科本位、問題意識和學術原則的堅持，一開始他們是有些不理解展覽敘事和藝術表達的方法和側重點。因此，策展人、藝術家都會和他們更細致地溝通，解釋藝術工作的方法特點，比如藝術作品的敘事方式不一定是線性的、有來龍去脈的田野敘事，很多時候是可能通過一個焦點或一些局部，或者通過“關鍵場景和任務”以及“決定性片段”就可以象征性地更抽象地呈現問題，是窺一斑而見全豹的方法。

后來，當人類學家理解了這些差異之后，他們迅速地重新梳理材料，并敏銳地從田野中很有表現力的物品挑選材料，與我們商量裝置的創作。比如說人類學家鮑江老師，當他明白了美術館展陳與人類學電影節放映的情境差別后，就立刻和他田野中的東巴朋友聯系，邀請他們作為作品的合作者專門制作幾張手工的東巴紙，并邀請國畫系的研究生將東巴信仰里的納西人宇宙觀手繪在東巴紙上，這也是鮑江老師民族志著作中討論的重點，同時將構成展廳中很有表現力的作品組成部分，這種方式可能還可以展現人類學界關注的多模態民族志問題的討論與嘗試。

雖然當代藝術展覽里也常使用一些文獻、圖表、文本，但是人類學家的方法會顯現出更扎實的圖文邏輯和更密切的圖文相關性，可以看到這類表現形式與藝術家的非常“意象”的表達方式還是有著顯著不同。我們也是第一次采用參與式策展的方法促成這種對話，交流的過程中，人類學家和藝術家雙方都感覺到兩個領域的差異和交流所帶來的啟發。

何銳安作品《花園中的石油城遠景》

雅昌藝術網：從此次展出的作品來看，創作者反映了亞洲南方地區的文化多樣性、社會變遷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的身份認同等多個問題。您在選擇藝術家時有哪些標準？

陳曉陽：我們這次邀請的藝術家和人類學家的身份及研究對象基本上都與亞洲的南方地區有關聯，同時他們在研究和創作中確實會面對比較相似的生態、地理、物種、群體以及發展的狀況和危機。選擇比較相似的研究對象和創作場景，比較便于比較他們在處理方式上的共性和區別，看看從內部來考察的“我們”是如何分辨、理解和表達的。

在選擇以影像作為主要媒介的藝術家的時候，一開始是在近年的藝術媒體和機構展覽的新聞里搜索，除了中國藝術家，已有不少東南亞資深的影像藝術家被介紹到國內，但我們想了解并推介更多處于創作活躍狀態的東南亞青年藝術家到中國，因此咨詢了中間美術館館長盧迎華，她介紹了參與做評委的荷蘭Han Nefkens基金會的工作，Han Nefkens基金會過去二十多年來一直有關注當代藝術特別是影像藝術。也扶持資助了不少東南亞藝術家，包括我們當時已經發出邀請的藝術家周滔、何銳安（Ho Rui An）都曾獲過這個基金會的提名和獎項，于是我們又在他們近年獲獎的東南亞影像藝術家名單里選擇了其他幾位參展藝術家。

雅昌藝術網：展覽現場除了12件作品，中間位置的文獻部分也非常具有可讀性。能介紹一下這些觀點如何產生嗎？

陳曉陽：在這次的策展實驗中，我們邀請所有的參展人共同參與策展。從去年12月底到現在，陸續開了很多次線上討論會，通過我們提供的半結構式問題，由人類學家和藝術家給予回應，也有些藝術家和人類學家組成更小范圍的討論，就創作、表達和展陳等各種問題進行更深入的對話，這個部分中有價值的觀點也會以文獻出現在展覽中。所以，“我們”在這個展覽中可以是強調某種亞洲內部的目光，一種內在的自我凝視，還可以根據討論過程中這些差異化的觀點呈現“我們”的復雜性以及還未發現的可能性。

正在閱讀文獻的觀眾

雅昌藝術網：此次嘗試跨學科合作對美術館的工作有哪些啟發？

陳曉陽：因為我們是大學美術館，所以在規劃展覽時會兼顧學校正在進行的教學改革和學科建設，帶來國際和國內藝術界前沿的創作。因為人工智能發展緊迫，美術學院的教學改革確實迫在眉睫，教學系統發生巨大的變化是對所有師生的挑戰。我負責其中的一個課程，從五月份開始，可能要和老師們一起把1700多位大一本科生全部帶出去在珠三角做社會調研。“‘我們’的目光”展恰好也為正在進行的這些教學改革提供了可參考比對的跨學科作品案例。

“‘我們’的目光”這個展覽也許可以為廣美的跨學科課程提供一定的支持，在展覽中可以很直觀地看見活躍在這個領域的藝術家和人類學者是如何工作的，可以看到非常好的作品。所以，美術館的展覽策劃、整體學術框架基本是和學校的發展匹配的，通過展覽可以通過作品告訴學生們跨學科在今天是一種有效的方法，這樣的展覽對教學本身會產生直接的幫助和支持。

雅昌藝術網：本屆三年展還有哪些展覽計劃？

陳曉陽：我們會在接下來的三年里繼續推出由五六個專題組成的“展覽流”，第二個展覽正在策劃中，可能會與巴厘島的觀看經驗有關聯。因為全球新冠疫情的影響而在第一屆“泛東南亞三年展”時發明的這種隨機應變的“展覽流”方法，在回望時被肯定其獨特的價值和可行性，所以決定繼續推進下去。只要確保在整個展覽過程中能堅持對現實問題的批判性、反思性和問題意識，就是同樣具備當代藝術三年展最根本的核心要素。

另外，也希望以“展覽流”方式的深度參與，激活展覽背靠大學所擁有的比較豐富的研究力量，加強展覽交流在青年藝術家、學者和觀眾中的影響力，我們會在每個展覽的過程中推出一些深入的講座、對話，而不只是提供景觀式的展覽震撼。

這次三年展期間還將推出與之平行的“潮汐”項目，嘗試把一些公共活動推廣到珠三角地區的青年空間、替代性空間里合作發聲，希望這個展覽可以像發動機，讓當代藝術的力量通過展覽的驅動，真正地讓參與者所提出的問題、所帶來的討論和分享產生更廣泛的影響。

雅昌藝術網：謝謝陳館！

熊迅：一個正在發生的亞洲交流

雅昌藝術網：成為本次展覽的策展人之前，您對于泛東南亞三年展的印象如何？有哪些交集？從人類學角度，您對東南亞地區的現狀和問題有哪些關注？

熊迅：在成為本次展覽策展人之前，我曾以研究員的身份參與過第一屆泛東南亞三年展。那次展覽的內容豐富，匯集了來自東南亞各地的藝術家和多樣的當代藝術作品，同時具有強烈的在地性、文化性和文獻性。在展覽中，我看到了許多富有情感、信息和啟發性的作品，也切實感受到當代藝術如何與區域性議題產生關聯與對話。

我本人的研究也與這一地區存在一定交集。我最主要的田野調查就是在云南騰沖一帶進行的，那是一座位于中國西南邊境的城市。我在那里關注的中國少數民族的流動以及東南亞文化生態的延伸，以及他們的歷史、遷徙路徑及文化特征。幾年前，我還在龍州縣進行調研和拍攝文化類紀錄片，對中越邊境的少數民族社群、邊境文化生態及其多樣性也有一些直觀的認識。從人類學的角度來看，東南亞是一個文化、族群和生態高度復雜與豐富的區域。因為地理上大多處于熱帶與亞熱帶，許多社群呈現出較為流動的生活方式，以及頻繁的文化交流和物質交換。遺憾的是，雖然我們習慣性地談論“東南亞”這一區域，但實際上對它的具體理解往往還不夠深入。因此，我也希望通過展覽和研究，讓公眾對東南亞以及泛東南亞區域的文化動態有更多元、更細致的認知。

張靜紅作品《城市與空調》

雅昌藝術網：對于此次的展覽主題“我們的目光——藝術、人類學和亞洲映像”，您從人類學的專業角度有哪些理解？

熊迅：我覺得“我們的目光”這個主題本身就帶著一種追問和反思的意味。首先，它不是一個陳述句，而是一個邀請式的表達，它邀請我們去思考：到底誰是“我們”？我們是在看，還是被看？我們所觀看的，是一種外部的他者，還是我們自己文化內部的一種反觀？從人類學的角度來說，“目光”不僅僅是觀看的動作，更是觀看背后的立場、角度和方法。而“我們的目光”就是強調一種來自內部的觀看視角，也就是我們自己如何去觀看自己、觀看我們的附近、我們的區域、我們的文化。這和傳統人類學里“觀看他者”的單一視角不同，它更強調一種多向度的凝視，是彼此之間的對視，是跨文化之間的交流與回看。

另一方面，“我們的目光”也暗含了一種合作的可能性。這個“我們”不僅是藝術家和人類學家的“我們”，也是影像中的人物、田野中的社群，甚至還包括每一位走進展廳的觀眾。我們希望觀眾不是來看一個被“他者化”的亞洲，而是參與到一個正在發生的亞洲交流中，和作品對話，和影像共振，提出自己的問題和理解。在這個展覽中，我覺得影像不只是媒介，更是方法和語言。它不僅傳達信息，更構建關系。在我看來，“我們的目光”既是方法論的轉向，也是倫理上的自覺，是藝術與人類學之間一次真誠的、互相成就的合作嘗試。

凱瑟琳·雷·利馬約的作品《我們攜帶的物件》

雅昌藝術網：您在此次展覽中負責邀請人類學家參與創作。在確認參與名單時，您有哪些考慮？展覽以影像作為媒介，在您看來，來自兩個不同學科對于影像的利用和呈現方面有哪些不同？

熊迅：這次展覽中，參與的人類學家和藝術家的名單，都是由陳曉陽館長和我共同商議后確定邀請的。我們的核心考慮就是盡可能呈現亞洲的多樣性與豐富性。我們希望從不同國家、不同文化背景中邀請創作者加入，展現出亞洲在地域、民族和文化上的多元與張力。在邀請人類學者方面，其實我們面臨的選擇面并不算特別大。因為此次展覽是以影像為媒介，所以我們重點考慮的是那些既有人類學研究背景，又長期關注東南亞，且具備影像創作經驗的人類學家。我們希望他們既能在內容上深入研究，又能在形式上通過影像進行有效表達。

雅昌藝術網：在您看來，來自兩個不同學科對于影像的利用和呈現方面有哪些不同？

熊迅：從我的觀察來看，藝術家和人類學家在影像使用上的差異還是蠻鮮明的。人類學者的影像創作往往建立在長期的田野調查和深度的對象關系之上，他們更強調對研究對象的深度理解，以及影像創作中的文化表述，同時也很在乎表達背后的倫理關照。有些人類學者可能對一個社群有著十幾年甚至更久的持續研究，這種深入和穩固的田野關系也會體現在他們的影像作品中。比如關注文化中的關鍵要素，強調語境的呈現，以及對生活世界的還原等。

而藝術家則可能更自由地調動個人的藝術語言和表達策略，有時也會以更具實驗性的方式去建構一個影像的“感官場”。他們不一定依賴長時間的田野積累和信息把握，但在視覺語言、形式探索和裝置互動方面，往往靈動且有創造性。

當然，這兩者之間也有很多相通之處。比如，他們都高度關注在地性，關注區域文化的多樣性；他們的作品里也都能看到一種對亞洲和泛東南亞文化的共感與表達。也正是在這種差異與共鳴中，我們希望通過展覽建立一個多元對話的空間，讓跨界的目光互相映襯。

展覽現場

雅昌藝術網：此次跨學科合作給您留下了哪些深刻印象？對于以后的工作有哪些啟發？

熊迅：這次跨學科合作中，是在人類學與當代藝術之間，我看到了許多意想不到的共通點，也發現了不少特別有趣的互動和可能性。

首先，人類學和當代藝術這兩個領域都具有很強的反思性。它們都在不斷挑戰自身的邊界，也持續在學科內部推動創新。不論是藝術家還是人類學者，都愿意提出問題，也都非常勇于自我質疑和突破。這種反思性，使得這兩個領域在合作中能夠形成非常有生命力的交流。

其次，我發現兩者都非常強調“個體”的作用。就像項飚老師曾經提出的在研究中“把自己作為方法”，無論是在藝術創作還是人類學研究中，個體的觀察力、理解力和感受力都是核心。藝術家的主體性很強，人類學者其實也是如此。在本次合作中，正是這種主體性之間的碰撞，讓許多項目都產生了非常生動和獨特的呈現方式。

第三個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們都擁有強烈的好奇心。這種好奇不僅是對自身的，也面向周遭、面向他者、面向豐富的人群與生活世界。他們都渴望去理解“我們是誰”，去接觸那些尚未被充分表達和理解的現實。這種好奇推動著他們不斷地走出去，不斷地進行田野、拍攝、寫作、創作，也帶來了更多層次的生命體驗。

對我個人來說，這也是我第一次以聯合策展人的身份深度參與到當代藝術的策展過程中。感謝廣州美術學院美術館和陳曉陽館長給予的信任和支持，以及策展助理趙凡和朱千悅，她們共同處理了策展過程中的大量工作。實際上，在我平時的教學和研究中，我就一直關注新媒體與紀實影像，特別是它們和現實之間那種復雜而靈活的關系。因此，我對當代藝術的策展過程、作品的社會性和媒介表達方式保持著興趣。這次合作可以說是一個很好的開端，我也非常期待未來有更多機會，能夠進一步推動人類學與藝術之間的對話與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