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后，中央同時解放175名將軍，周總理為何只單獨接見秦基偉

九一三后最大也是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干部不夠用了。九一三前本就有一大批老干部被審查，他們或被下放或被關押。九一三后，又有一大批老干部受101牽連，他們有的真有罪，有的是被冤枉的，但不管怎么說，他們都受到了或多或少的影響，最輕的都是停職審查。

無論如何，大量高級職務需要老干部們來填補，尤其是軍隊方面。九一三后，共有175名開國將軍被解放，并獲得可以正常工作的職務。但具體時間是1973年春天后，而且時間跨度達到一年多。

這有點不尋常，畢竟是九一三的兩年后，又經過一年多時間；但在那個混亂的年頭，又有點正常。這175名開國將軍的釋放，源于周總理與毛主席的一次談話。

那是1972年12月，審查九一三的相關工作剛剛結束，解決66年后的冤假錯案、落實干部政策的工作，終于提上了中央日程。一天，周總理在毛主席的書房，匯報了一系列冤假錯案相關的事。

毛主席聞言臉色愈發難看，最后拍桌而起，他聯想到賀龍的案子，是不是也是假的？毛主席忍不住解釋起來：“怎么這么多干部被打倒了？我也無意把他們都打倒嘛。我主要還是想教育他們，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嘛。”

周總理順勢說出關于干部政策落實的問題。毛主席同意了，讓周總理帶人組織。之后，周總理在政治局會議上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并定下“從上到下，由易到難”兩大原則。不過這事說著簡單做起來難，阻力重重。

會議上，周總理定下總政治部負責落實正軍級以上干部政策。之后的一段時間，陳再道、鐘漢華、王建安、李志民、楊勇、吳克華、郭林祥、李達、秦基偉等名將先后得到解放，重新分配工作。其中秦基偉是十分特殊的一位。

據時任總政副主任的田維新說，他的印象里，在尚未作結論的將軍中，周總理只召見了秦基偉一人，而且是單獨召見。秦基偉是在昆明軍區司令任上出事的，軍區政委李成芳跟他一起，周總理問過秦、李二人到哪里去了，但沒有同時召見他們兩個。

賀龍被誣陷出事后，被扣上其“黑干將”帽子的秦基偉，家被抄了。1967年2月中旬，周總理派來飛機將其接到北京。北京固然不錯，少了許多糾纏和批斗，生活十分平靜，但工作也隨之沒了，這讓秦基偉感到相當失落。但很快，他的失落心情轉成了對家人的思念之情。

1969年秋，秦基偉等“靠邊站”的干部被迫離開北京，秦被安排到廣州軍區，后在湖南西湖農場進行勞動改造。西湖農場的生活條件很差，衣食住行統統不行，夏天熱得要命，冬天冷得要死，雨季渾身要發霉。

剛開始，秦基偉對這樣的生活有些不適應，還對自己不明不白地被下放勞動，感到奇怪和憤懣。慢慢的，他適應了農場生活，坦然接受已經發生了的這一切。他認為“清者自清、濁者自濁”，自己沒問題就是沒問題，堅信總有一天清白會回來。

秦基偉在農場認識了一群可愛的年輕戰士，他們不知道秦基偉的身份，只知道這是個被打倒的大官，以“老秦”稱呼。同吃同住同勞動一段時間后，年輕的戰士們深深欽佩起秦基偉，勞動賣力，一點都不消極磨洋工。

有人問秦基偉：“老秦啊，你曾經也是個大官，來這里這么苦、這么累，為什么還能這么樂觀？”50多歲的秦基偉笑了笑，說：“我是勞動人民出身，從小就愛勞動，參加紅軍就是為了解放窮人，幫窮人翻身。當官就不勞動、不愛勞動了？那不可能，我革命又不是為了當官。”

有些戰士人好、條件又不錯，經常趁著沒人偷偷給秦基偉塞東西，有時是水果，有時是糕點。有的還會說幾句寬慰他的話，甚至告訴他一些外界的消息，供他參考判斷。這些都是戰士們私底下的行為，一旦發現這種情況就會被調走。

在農場期間，秦基偉除了給戰士們講革命故事外，還會主動給他們縫被子、補衣服。有些戰士因用錢沒計劃，有時候花太猛了，沒到發津貼的時候就身無分文，就喊秦基偉買煙給他們抽。秦基偉也不拒絕，樂呵呵地去買，不管他們會不會還。

多年后，秦基偉在回憶錄中寫到：“和戰士們的那段情誼還是令人難忘的。”

上面還沒通知下來，秦基偉就察覺到形勢即將大變：66年運動剛開始就出事的幾位高級干部，名字出現在72年勞動節游園名單；這年八一建軍節的招待會名單中，又出現了幾位這樣的高級干部。這些種種，都讓秦基偉等受難者感到振奮，認為勝利的曙光就在眼前了。

尤其是73年4月，小平以副總理職務登場國宴，秦基偉深感自己問題的解決指日可待。

就在4月下旬，廣州軍區的一位政治部副主任，前來探望秦基偉。起初他沒放心上，以為是形勢好轉，軍區派人來禮節性拜訪。沒曾想，這位副主任一見面就丟出重磅炸彈：軍委指示秦基偉去北京。

和秦基偉談完，這位副主任又跟負責監視他的干部戰士開會。會后，老秦就成首長了。

1973年4月28日，秦基偉乘火車抵達北京，住進總參的海運倉招待所。到京第二天，他就收到勞動節游園的請柬。

一天，周總理通知總政副主任田維新，自己要見見秦基偉。當時關于秦基偉的結論還沒做，工作也沒定。田維新通知秦基偉時，秦十分激動，問自己穿什么衣服去？當得到“軍裝”的回答，秦又問“能不能戴領章”，田回“能”。

時隔7年，秦基偉終于能戴上領章，終于恢復了這項權利了。經歷了7年的風雨，由不得他不這樣謹小慎微，事無巨細地詢問。那種無法工作的枯燥日子，他實在不想過了。

秦基偉被田維新領到周總理辦公室后，周總理與秦基偉作了一番長談。周總理為何單獨接見秦基偉，對他如此特殊呢？

其實這主要跟秦基偉的離奇經歷有關，他出身紅四方面軍，抗戰在八路軍129師，解放戰爭又在晉冀魯豫野戰軍和二野，成名于上甘嶺，跟賀龍完全是八竿子打不著的關系，結果被賀龍牽連丟官。

秦基偉丟官的理由是：賀龍做過西南軍區司令，秦基偉當時是脫胎于西南軍區的昆明軍區司令，二人肯定有不淺的關系。這真是生拉硬扯、牽強附會。

了解過秦基偉這些真實具體的情況后，向來古井不波、喜怒不形于色的周總理，也忍不住露出憤慨不平之色，遂決定單獨接見秦基偉，親自為其平反做結論。當時關于這些“結論”，有個很長的過程，最后要在政治局進行集體討論通過才行。

顯然周總理認為秦基偉很清白，結論肯定沒問題，所以主動召見他談話，希望他能早點出來協助自己工作。周總理曾說國務院現在人手很緊，很缺部長，問秦基偉愿不愿意來。秦基偉說服從中央分配，但心里還是想回熟悉的部隊。周總理當時點了點頭，沒有再說什么。

1973年7月，剛恢復工作的秦基偉，就被委以重任，南下擔任成都軍區司令。這在剛被解放的將軍群體中，實屬罕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