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新年前夕,54歲的雅庫特農場工人加夫里拉·特倫季耶夫中了彩票,贏得1000萬盧布。
接下來,僅僅兩個半月的時間,他就把所有的錢都揮霍在了酒和妓女身上。
3月份,加夫里拉帶著口袋里的250盧布回到了家鄉,繼續在農場工作。
沒過多久,他決定簽約作為一名志愿者去烏克蘭作戰,“改變他的生活”。
這正是俄羅斯人對民主所做的,20世紀90年代當民主像天上掉餡餅一樣砸到俄羅斯人頭上時,他們似乎并沒有能力好好“管理”這份大獎,反而將其揮霍一空,最終又回到了熟悉的“秩序”中。
蘇聯解體曾讓全世界對俄羅斯充滿希望,以為它將像許多前加盟共和國一樣,走向繁榮與民主。
但事實是,俄羅斯走上了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這究竟是為什么?
我們常常以為,民主能帶來繁榮。但一個殘酷的真相是:“民主不會帶來繁榮,繁榮才會帶來民主”。
當人們有穩定的工作、溫飽的食物、安穩的住所和基本的醫療保障時,他們才有心思去關注政治,要求發言權。
然而,20世紀90年代的俄羅斯,恰恰經歷了經濟的“大崩盤”。
蘇聯經濟本已搖搖欲墜,改革的嘗試反而讓它徹底瓦解,工業停滯,失業率飆升。在這樣的背景下,俄羅斯人眼中的“民主”,與混亂、貧困、無序畫上了等號。他們困惑地問:“等等,這就是民主嗎?”
這種集體創傷,為后來俄羅斯人擁抱“秩序”埋下了伏筆。
歷史的詛咒:根深蒂固的專制基因
俄羅斯民主的失敗,并非偶然,而是深深植根于其獨特的歷史和文化演變之中。
公元1237年蒙古人的征服,讓俄羅斯走上了一條“不可逆轉的道路”,使其成為一個“獨裁家長制國家” 1。
這種治理模式,無論沙皇時期、蘇聯時期,還是今天的俄羅斯聯邦,都驚人地保持著一致——所有權力集中于一人,國家資源被視為統治者的私有財產,由其親信核心圈子掌控,而普通民眾則被排除在權力之外。
這種“專制家長制”的政治文化,對任何民主改革的嘗試都具有強大的抵抗力。
西方民主的成功,離不開法治、公正和公民社會等傳統。
但俄羅斯,從未有過這些。
與西歐不同,俄羅斯從未真正經歷過封建制度(分封)。這意味著它缺乏封建時期發展起來的強大城市、資本主義、公民社會以及能制衡君主權力的力量。
相反,俄羅斯發展出了一種類似東亞的君主集權制,沙皇是唯一的統治者,所有權力和所有權都源自他。
更要命的是,俄羅斯從未有過法治的傳統。
如果“自由”被理解為“沒有任何懲罰性限制”,那么俄羅斯人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人”。
因為俄羅斯并非靠法律和正義維系,而是靠秘密警察和國家恐怖維持。
一旦這些機構失去權力,社會就會“徹底崩潰”,小偷、黑手黨和腐敗官員趁機掠奪社會資產。這種“無政府狀態的自由”最終是災難性的。
此外,東正教也未能成為獨立的道德制衡力量。它被設計為國家機構的一個分支,始終服從國家,很少有自己的主動權。
90年代的“民主大亂斗”:一場噩夢而非美夢
蘇聯解體后的20世紀90年代,對俄羅斯來說,是一場真正的“大亂斗”:
經濟崩潰與人才流失:經濟的徹底瓦解,導致大規模破產和失業。同時,大量受過良好教育、最有干勁的人才,因生活質量低下和貧困而選擇離開。這無疑抽走了國家建設和民主發展的“脊梁”。
寡頭橫行:國有工業私有化,本是向資本主義轉型的必然一步,但這些資產卻落入了有政治關系的人手中。許多蘇聯時期的掌權者,在缺乏制衡的情況下,權力反而變得更大,形成了強大的寡頭集團,扭曲了市場經濟的本質。
1993年憲法危機:俄羅斯聯邦成立僅兩年,就爆發了憲法危機。最高蘇維埃彈劾總統,總統葉利欽解散最高蘇維埃,最終,坦克開進了莫斯科,用武力解決了政治僵局。這清晰地表明,在俄羅斯,最終權力并非來自憲法,而是來自更強的武力。
這些經歷,讓俄羅斯民眾對民主產生了深刻的負面印象,將其與混亂、無法無天和無序緊密聯系在一起。
在葉利欽時代經濟持續崩潰和社會混亂的背景下,普京上臺了。
他意識到俄羅斯無法通過改革來改善,但可以奪取權力并囤積資產。
于是,他開始建立“權力的垂直化”,緩慢但穩步地將俄羅斯帶回到其作為專制家長制國家的“正確軌道”。
普京通過穩定俄羅斯、發展其石油、能源和礦產部門以及重新軍事化國家贏得了聲望。到2008年,俄羅斯民主的痕跡已蕩然無存。
民眾開始明白,民主意味著混亂和無法無天,但“暴君熟悉而傳統的鐵拳”則意味著和平與繁榮。
在這種“秩序換自由”的交易中,俄羅斯人民在90年代的混亂創傷后,自愿接受了威權統治,將其視為“正確”和有益的道路。
俄羅斯被認為是一個“掠奪型社會”,國家機器的存在就是為了剝削和掠奪其臣民、資源和自然財富。
普京及其親信將國家財富“充公”,存入私人賬戶,這正是家長制傳統的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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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的“例外論”:為什么它與眾不同?
1991年12月25日,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脫離蘇聯,成立俄羅斯聯邦。
一天后,蘇聯僅存的最后一個成員國哈薩克斯坦正式解散了蘇聯。
蘇聯已衰落了很長一段時間,蘇聯人民希望通過推行資本主義和民主制度,取代社會主義和獨裁,扭轉衰落的局面。
許多其他前蘇聯國家,在經歷動蕩后,最終發展出了強大的經濟和民主,比如波羅的海三國,但俄羅斯為何不同?
原因在于:
公民社會和公正國家的“痕跡”:其他前社會主義國家仍然保留著“公民社會和公正國家的痕跡”,這使得資本主義能夠迅速扎根,財產重新分配也有序進行。而俄羅斯,卻“一無所有”。
俄羅斯自身的“原罪”:作為面積最大、最富有、人口最多的前蘇聯共和國,俄羅斯能夠比其他國家更長時間地承受民主失敗的考驗。
俄羅斯人民對政治普遍漠不關心。即使出現問題,石油收入也能緩解,軍事工業的掠奪也得到了容忍,因為“沒人敢攻擊俄羅斯”。俄羅斯自身的強大,反而消除了改革的必要性,直到其力量變得過于弱小。
這種“威權主義的奢侈”是俄羅斯與眾不同之處。
其他后蘇聯國家之所以發展出民主,是因為它們“不得不”這樣做,因為它們貧窮、不穩定,并面臨俄羅斯入侵的危險。
而俄羅斯,在短期內不需要民主來生存或繁榮,這使得威權主義成為它能夠承受的“奢侈品”。
俄羅斯獨特的歷史和文化演變,鍛造了一種與西方自由民主根本不兼容的政治文化。
這不僅僅是制度設計的問題,而是一種更深層次的文化根植,其中威權主義被視為合法和有效的,導致“實踐中的威權主義”積極抵制民主原則。
對許多俄羅斯人來說,民主并非抽象概念,而是20世紀90年代混亂、無法無天和無序的親身經歷。
這種負面經歷使他們將民主與不穩定聯系起來,并更傾向于“暴君熟悉而傳統的鐵拳”所帶來的和平與繁榮,如果爸爸不狠狠地打我們,他就不是爸爸!
這就是為什么普京在俄羅斯如此受人尊敬,與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相反。
在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時代,沒有嚴厲的管教,也沒有惡魔,所以俄羅斯迷失了。
俄羅斯的民主之路,似乎是一場注定失敗的豪賭,其根深蒂固的政治文化和制度缺陷,使其對真正的民主轉型具有高度抵抗力,導致其周期性地回歸到中央集權的威權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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