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手記｜面向社區中具體的人：來自“學術社區”的幫助

紀鶯鶯

面向社區中具體的人：來自“學術社區”的幫助

作者 |紀鶯鶯

作者單位 |上海大學社會學院

原文 |

拙作《家國之間：城市社區工作者的多重身份與社區生成》一文在《社會學研究》2025年第4期發表，楊可老師囑我寫篇作者手記。這份信任令我深受鼓舞，但我也很擔心講不清楚。過去幾年來我一直嘗試以某種方式理解上海的社區，這篇文章的寫作跨度比較漫長，修改時間很長，會議報告次數也有好幾次。文章最終嘗試確立的立足點是，在基層治理日益重要的總體趨勢下，要更好地面向社區中具體的人，就格外需要推進對于具體人和具體實踐的認識。因為具體的人和社區是豐富多樣的，加上歷史的縱深與地方的多樣性，我知道拙作只是一個很小也帶有相當局限性的起步而已，要很好地把握社區中具體的人，還需要進行非常多的具體研究。

這樣說，似乎會讓作者都感到研究寫作都是自己一個人的事，但是回溯本文的歷程，最清晰的感受卻是：研究以及寫作的推進，幾乎都來自于學術共同體之中他人的分享、幫助與啟示，包括研究對象的坦誠、學術共同體的推動，以及編輯部和外審同行的幫助，等等。拙作漫長寫作過程中，受益于與多位師友直接或間接討論，或是聽講座，或是讀未刊稿，或是討論，不能一一盡述，只能心懷深深謝意。

一、來自學術共同體的啟示

如果借用拙作對于社區的理解，那么學術共同體也可以理解為一個生成性的狀態，需要許多人付出努力，通過有效互動構建出一種狀態，這并不是必然存在的既成狀態。多年來，上海大學社會學院一直都在推進城市社區調研，盡管每個人興趣的深度不同、關心的問題不同、開展研究的具體方式不同，但是這種差異性恰恰促成了有意義的交流。例如，2022年以來，我曾與肖瑛、黃曉春、李榮山、楊锃、盛智明等幾位老師共同參與調查，但大家最終的興趣點與理論闡釋各不相同。對這些差異的體會，我嘗試在文獻綜述中加以整理和回應。

似乎可以說，與觀察社區類似，面對面的反復學術討論中，我逐漸感受到，理論觀點的差異不僅僅是研究進路的差異，還與研究者們基于切身經驗所形成的“理論感覺”有著密切關聯。這些討論甚至并不需要達到相當強度和專門的針對性，就可以推動他人，甚至有時只是一句“可以寫得更有意思”的提醒，或是偶遇時對一本著作的推薦。例如，楊勇老師推薦了葉啟政老師的文集，提供了討論行動者主體性的清晰理論線索。又例如，在社會學院內部的公共性論壇上，肖瑛老師和楊锃老師都曾經分享過福柯研究，盡管拙作并不完全同意以福柯直接解釋中國的基層治理，但是深受這些福柯討論的影響。“理論感覺”與經驗感覺相對，不純然是理性認識，而不可避免是理性與感情的混合體，亦極大影響著研究者對經驗的敏感性與把握方式。體會到這一點，反而更有利于我理解理論觀點之間的差異，可能研究者的任務并非在不同觀點立場之間的抉擇，而是嘗試建立一種能夠最大可能涵容差異的認識方式。

這篇文章最早的版本曾在多個會議上報告，沒有這些會議討論的刺激，拙作可能很難成文。文章曾先后于社會-CJS學術論壇之第十三屆社會理論工作坊匯報，賀照田、莫艾、狄金華、賴偉軍、凌鵬、林葉、侯俊丹、王楠等與會師友都提供了針對性的意見。如果說居民區書記具有一個情理法的世界，那么這種情理法一定是在具體事情上展開的，因此需要在具體事情上展開來分析這些多層次的情、理與法及其互動，才有可能進一步辨析什么是可以使居民區書記獲得尊嚴感、使居民舒展的情理狀態，什么則是情理綁架。達到這樣的分析目標，還需要繼續努力。但這一討論也使我增強了發掘實踐者主體性的信心，實際上也就是指這樣一種現實生活中人有可能達成的狀態。拙作還曾于“以家為本：中國社會理論和實證研究”研討會上報告，盡管前期已經反復閱讀過周飛舟、肖瑛、趙曉力等諸位老師對家國的論述，但這次會議討論幫我理解了行動者的“策略”在權力與倫理之間的位置，及其牽動權力與倫理的概念意義。

二、作為研究過程的投稿過程

拙作的初稿于2023年12月投稿，大約3個月收到復審意見，修改則花費了很長時間。修改稿的理論討論和初稿的理論指向差別極大，這完全是在編輯部和外審的幫助之下實現的。由此可見，投稿并不是研究工作的總結，而是研究過程的持續推進。因為要說服他人，就會“被迫”面對研究中最棘手的部分，“被迫”面對那些本來并沒有想清楚的問題，在理論和方法上進行更有效的澄清和自我說明，哪怕最后未必能完全說服外審。外審提出了諸多非常切中本文立論根本的意見，比較大的挑戰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對于這種集中在特定群體上的社區認識方式，在方法意義上是否成立？二是關于拙作運用“身份”概念，與“角色”相比，到底有何理論增量？這兩個問題都很重要也很難于回應，修改稿拖了快1年，正是因為我遲遲不能形成對這兩個問題的明確回應。

關于第一個問題，拙作產生于一個非常強烈的經驗感覺，就是進入社區就會感覺到居民區干部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即使在城市社區中，居民區干部也在相當程度上決定社區工作的質量、程度和開展方式，也與社會學和政治學中一直被討論的“能人政治”問題相關聯。但是，社區田野越多，我越感到，“社區能人”的能并不僅僅在于他對形式性關系和資源的整合能力。尤其是從居民區書記來看，他們都會展現出一種人格特點和精神氣質，表現出非常特別的靈活性、敏銳度和交往能力。居民區書記的確會展現出某種比較強的資源整合能力，但這不是自變量，而是需要解釋的因變量。甚至居民區書記也的確善于綜合運用情理法，但是這同樣是某種主體性實踐的結果或者表現。包括居民區書記在內的社區工作者當然受到制度環境的形塑，也不是所有居民區書記都能達到上述存在主體性的狀態，但是把他們簡化為國家代理人一樣非常有問題，因為他們也有具體的尊嚴和感情世界，而這些因素常常就構成了積極行動的來源。我曾經組織過幾次居民區干部的座談會，承受較大工作壓力的居民區書記的“抱怨”和“吐槽”，既針對密集的考核制度，也集中于居民不理解他們。事過境遷，他們耿耿于懷未必就是晉升問題，而是在社區中與他人的具體關系狀態。作為回應，修改稿增加了對于居民反應的分析，其中最重要的論點就是提出居民區干部和居民事實上共享著同樣的互動邏輯。

關于第二個問題，本文意圖突出身份的概念，是因為身份可以包涵著生成性的道德意識，從而可以為觀察行動者的主體性留出空間。行動者其實認識到了自己在治理體制中的多重結構性角色，可是這些角色并沒有框定他們，恰恰不僅僅從結構角色的框定中來看待社區中的他人，產生著對自己的人格和行為方式的改善，對于自己行動意義的深層認識，并調整做法。如此，人就不是角色規范的被動受體。因此，即使本文也使用“角色叢”概念，那更重要的仍然是“角色叢”在本土經驗中的實現方式不同。關鍵還是在于社會互動的具體展開過程，人在面對面的社會互動中具體感受他人和認識他人的內在層次與內在邏輯。以這樣的觀點來看社區工作者會感到，這一工作位置對他們提出的要求其實是非常高的，因此格外需要支持。

在文章的修改和定稿過程中，編輯老師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編輯部最后給出的修改意見推動我銳化了核心觀點，也幫忙修改出一個更貼切凝練的標題，將家國關系對話的意識徹底明確化。有賴于編輯部在編校流程中細致而嚴謹的工作，拙作才彌補了在觀點精確性、邏輯流暢度、語法嚴謹、引用規范方面的漏洞。許多看似對文本形式的要求，實際上是對作者觀點清晰度和精確度的要求。

面向社區中的人是我近年來嘗試的努力方向，對志愿者、城市社區工作者和老年群體是作者在這個大視角之下的幾項具體研究工作。顯然，這樣的拼圖還是遠遠不夠的，從廣度和深度上都還有非常多的進一步研究要做。無疑，制度對人的型塑性是非常強的；但是，制度之下，人的行動總是多樣化的，甚至人的行動、認識、思想和感覺才是制度在生活之中的本相。就此而言，知識人的工作與社區工作者或許有類似的地方，都需要在特定歷史社會條件之下，把各類人群生活與生命實踐中特別有價值的部分和特別困難的部分整理、揭示和傳遞給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