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私合營后，鄰居煩他天天唱國際歌，可1968年后卻對他肅然起敬！

1954年“公私合營”時，一個大“資本家”帶頭響應。

可誰知到了三年困難時期，無所事事的他，竟然每天晚上在收聽了中央廣播電臺的“新聞和報紙摘要節(jié)目”后，眼里閃著淚花，深情地打著拍子，帶著五個子女與收音機一起高唱《國際歌》。

一個資本家唱起《國際歌》這么動情，而且不厭其煩，對于他的這個古怪行為，周邊鄰居紛紛猜測，他是不是受到了刺激，進而對“公私合營”不滿，變相地通過唱《國際歌》來發(fā)泄情緒，有人甚至懷疑這家是“反革命特務家庭”。

原來對他欽佩的人也開始鄙視和敵視他，一些嫉惡如仇的群眾甚至還經(jīng)常到公安機關匯報他家的“情況”。那時候，這家人一直生活在鄉(xiāng)鄰的唾棄之中。

可1968年后，當人們知道他的身份后，卻又對他肅然起敬！

這個“資本家”叫祁文山，那么，他的身上到底發(fā)生了怎樣的傳奇故事呢？

祁文山

我們從頭說起！

• 國難當頭，他為民族的解放去戰(zhàn)斗

祁文山，原名宋一文，曾用名宋長富，1917年4月，出生于天津市侯家后一個城市貧民家庭。

天有不測風云，人有旦夕禍福。15歲那年，災難從天而降，祁文山父母雙亡，他成了孤兒。無依無靠的他，為了生存，不得不投奔在道清鐵路當工人的三哥。

俗話說得好，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就在他絕望時，他遇到了人生的三個貴人，由此改變了他的一生。

1932年哥哥送他進入焦作鐵路職工子弟中學小學部----焦作扶輪學校讀書。他深知這樣的學習機會來之不易，因此十分珍惜，學習也異常刻苦，同時，他這個年紀讀小學已經(jīng)算大齡了，這就使比其他學生顯得成熟，自然品學兼優(yōu)而又老成持重的他，很快得到了老師李導民和楊洗壓的喜愛和重視，而這兩位教師又都是中共地下黨員，他們成了祁文山人生中遇到的第一個貴人。

由于祁文山有寫日記的習慣，日記里流露出了對國民黨的痛恨，通過日記，老師了解了他的內(nèi)心世界和思想狀況。在老師的引導下，他進步很快。1933年，祁文山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主義青年團。

1934年，在黨組織的資助下，祁文山考入焦作扶輪中學（中學部），并被選為學校學生救國會委員和學生自治會主席。

祁文山遇到的第二個貴人是他的表兄。當時，他寄居在其姑姑家，而姑姑兒子1925年就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中犧牲了。從表兄的遺物中，他找到了《國家與革命》《共產(chǎn)黨宣言》等革命書籍，每天晚上他都如饑似渴地看到深夜，這為他以后投身革命奠定了基礎。

1935年12月9日“一二·九”運動爆發(fā)，祁文山當即組織同學參加全國學生的統(tǒng)一行動。游行時，作為組織者和領導者，祁文山走在最前面，帶頭呼喊口號……

由此，他被反動當局通緝。得知消息后，他連夜逃跑，臨走前，托人給三哥送去一張紙條：

“三哥，國難當頭，民不聊生，我要為民族的解放去戰(zhàn)斗。”

那年祁文山只有18歲。

• 從事地下工作，護送中央領導展露特工潛質(zhì)

祁文山扒火車逃到了鄭州，沒多久，中共豫西特委通過他的老師李導民聯(lián)系上了他，并安排他去洛陽，在隴海鐵路當了一名鐵路工人。

從此，他按照黨的指示，積極開展工人運動，壯大革命隊伍。

在斗爭中，祁文山迅速成長，1936年光榮入黨。

抗戰(zhàn)爆發(fā)后，洛陽淪陷，但在祁文山努力下，隴海鐵路黨員人數(shù)進一步增加。為了強化對敵斗爭，中共豫西特委決定，建立中共隴海鐵路洛陽地區(qū)地下黨支部，直屬中共河南省委領導，祁文山任組織委員。

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

為便于組織開展工作，祁文山就與另外兩名黨員組成了一個“特殊的家庭”，作為中共豫西特委和隴海鐵路的地下黨機關，祁文山改名為宋長富，其他兩名同志裝扮成一對小夫妻，祁文山喊他們姐姐和姐夫。

由此，祁文山開始了他的地下工作生涯。

1938年11月20日，豫西特委秘密通知祁文山趕到西安八路軍辦事處，交給他一項任務——護送一名叫作“胡服”的首長。祁文山利用在隴海鐵路運輸?shù)谋憷麠l件，很快到達西安七賢莊八路軍辦事處，他機智勇敢，于11月28日把首長平安護送到河南澠池兵工廠，出色地完成了任務。

在護送過程中，他向首長詳細匯報了自己在隴海鐵路工人中發(fā)展黨員、組織開展工人運動的情況，首長對他的工作給予了充分肯定，特別是這次護送中，他沉著、機警、大膽、細心的特工潛質(zhì)，給首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來，他被送到蘇聯(lián)參加特工培訓與這次護送密不可分。

首長也成了他遇到的第三個貴人。

完成任務后，他才知道胡服就是劉少奇。

這次劉少奇是根據(jù)六屆六中全會的決定，去建立中共中央中原局并擔任中原局書記。

劉少奇

到蘇聯(lián)參加特訓，提前回國開始潛伏生涯由于這次護送，祁文山很快引起了延安的關注。

1939年2月，他被選派到延安中央黨校和馬列學院進行系統(tǒng)學習。畢業(yè)后，1941年9月，中央組織部通知他到中央社會部報到。報到后，他又被送到蘇聯(lián)紅軍軍事學院學習收集軍事情報和爆破技術。

參加學習的都是作為特工人才來培養(yǎng)的，負責教學任務的全部是蘇聯(lián)教師，學生不知老師姓名，學員之間也互不通報姓名，只以代號相稱，在這樣的氛圍中，每個人都明白自己將來要承擔特殊的使命，因此都倍加珍惜。

由于祁文山聰慧過人，很快掌握了多種特工技能，于是，中央社會部和蘇聯(lián)紅軍參謀部決定讓祁文山提前結(jié)束學習，回國接受任務。

就這樣，他正式成為中央社會部特工人員，還被蘇聯(lián)紅軍參謀部授予上尉軍銜。

回國后，社會部一位負責人專門向他交代了這次要執(zhí)行的特殊任務：

到東北哈爾濱找到地下黨聯(lián)絡站，取到地圖與詳細的圖紙。如果日本北進，可能會進攻蘇聯(lián)，祁文山就去秘密爆破偽滿洲齊齊哈爾市的一個日本控制的工廠，以破壞日本進攻蘇聯(lián)的計劃；反之，如果日本南進，則另按其他方案行動。

社會部負責人交代任務后，特別強調(diào)了一下紀律：

不準擅自行動，以免引起國際糾紛，自己單獨過組織生活；不準與任何人、任何地方黨組織發(fā)生關系；任務完成與否，均不得暴露個人身份。

臨別時，這位負責人還教他怎樣尋找黨，尋找八路軍回根據(jù)地，尋找蘇聯(lián)紅軍等方法，比如必須找縣團級以上干部，并且以中央社會部負責同志派出的特工人員的身份，同時簽上隱名和真名才能與中央聯(lián)系恢復關系（祁文山的隱名是“黑”，真名是宋一文）。

1941年11月，祁文山離開延安到敵占區(qū)單獨執(zhí)行潛伏任務，開始了他的潛伏生涯。

歷時三個多月，祁文山克服艱難險阻，夜行晝伏，終于在1942年2月到達了敵占區(qū)北平。

正當他在北平做準備、即將前往關外之時，組織密電他日軍即將南下，爆破任務終止，按另一方案行動。

于是，祁文便先后在天津、北京、鄭州、新鄉(xiāng)等地，從事日偽軍事情報收集工作，并尋找黨的關系。

1945年，祁文山找到了冀魯豫地下軍事情報負責人郭子青，在寫給中央聯(lián)系電報上他同時簽上了隱名“黑”和真名“宋一文”終于與中央社會部取得了聯(lián)系。

同年，黨中央決定在新鄉(xiāng)設立冀魯豫軍事情報站，任務是收集敵人軍事運輸和軍事調(diào)度情報，任命祁文山為情報站負責人兼地下黨書記。

為了便于工作開展，經(jīng)黨組織批準，祁文山與農(nóng)村姑娘王建淑組成家庭，情報站就設在他們的新家-------新鄉(xiāng)市新樂路51號。

王建淑

當時，情報站除了他們夫婦外，還有五個情報人員，同時，還有大陸照相館、“狗不理”包子鋪等多個交通分站。

為便于隱蔽和方便開展工作，祁文山要求所有的情報人員必須有掩護身份和掌握一門技能。

他自己偽裝成一個叫“宋一文”的富商，四處結(jié)交日本軍官，打探情報，同時，他對妻子也進行了“脫胎換骨”的改造，教她學會了打麻將和抽煙，儼然一個城市婦女派頭。

其他情報人員，也積極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長，收集情報：

李慕紫擅長拉二胡，就經(jīng)常以聯(lián)誼名義約國民黨特務一起搞樂器合奏，探聽軍事情報；李星林是著名中醫(yī)，他就以看病為掩護傳送情報……

白天，情報人員冒著生命危險，獨自收集情報，夜里他們就在祁文山家秘密開會，匯總、分析、交接情報。每次開會，王建淑都要抱著幾個月大睡熟的女兒在外間屋放哨，一直到深夜。

潛伏工作，無異于是刀口舔血，隨時要付出生命的代價，不僅要斗勇，更要斗智。

1946年3月3日，中共代表周恩來和國民黨政府代表張治中、美方顧問馬歇爾組成了“軍事三人小組”，從張家口乘飛機前往新鄉(xiāng)視察，在河朔圖書館召開國共雙方停戰(zhàn)協(xié)定執(zhí)行會議。

河朔圖書館距離祁文山的家只有1000米的路程，組織命令他，必須在這一期間保護首長安全。

不久，蔣介石也來到了新鄉(xiāng)，竟然鬼使神差地要去“狗不理”包子鋪吃飯，而包子鋪恰恰就是祁文山他們的地下聯(lián)絡站。不少同志認為這是暗殺老蔣千載難逢的機會。但祁文山堅決不同意，因為這不是共產(chǎn)黨人的行事風格。事后，祁文山的決定被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同志知曉，他們充分肯定了祁文山的做法。

1948年12月的一天，情報站從國民黨40軍三一六團團長龐慶振口中得知，敵便衣諜報人員察知我解放軍某部四五百人駐在大召營西南一個村莊，敵計劃用三個團的兵力，企圖吃掉這支解放軍隊伍。祁文山得到情報后，迅速將情報送出去，使我部隊安全轉(zhuǎn)移。敵人撲了個空，回撤時又遭到解放軍側(cè)擊。

此外，祁文山還多次護送黨的重要干部離開白區(qū)，利用他在新鄉(xiāng)火車站負責鐵路貨運工作的特殊身份，將敵區(qū)的軍需物資和重要情報送往解放區(qū)。

由于成績突出，祁文山因此被中央北方局、冀魯豫軍區(qū)授予“二等人民功臣”的光榮稱號。

• 解放后仍未歸隊，還需繼續(xù)潛伏

可是，誰也沒有想到的是，“二等人民功臣”祁文山竟然在解放后被送進“特務學習班”改造，更奇怪的是，他進班學習后，解放軍成功破獲了一起反革命暴動。

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新中國成立后，由于國民黨在解放前在大陸留下了很多潛伏特務，敗退到臺灣后，他們又不斷地派遣間諜前往大陸，這些特務制造謠言，散發(fā)傳單，策反、培訓人員，甚至殺人、搶劫，十分猖獗，致使新中國成立初期，反特形勢依舊非常嚴峻。

此時，黨組織已經(jīng)批準了祁文山全家回到原籍天津市的請求，他將到天津市公安局任職，并已經(jīng)打好了行李準備出發(fā)。

就在這時，中共河南省委下了一道命令，準備成立平原省，河南的干部必須留在新鄉(xiāng)，一個也不能走。

不久，祁文山接到命令，不能歸隊公開身份，還要繼續(xù)隱蔽“潛伏”下去，而且他的家里繼續(xù)做隱蔽偵察點，祁文山的妻子也不能公開工作，繼續(xù)為他潛伏做掩護。

就這樣，他被“關押”進監(jiān)牢，成為公安部舉辦的“國民黨特務學習班”的一員。

為了盡快融入到國民黨特務之中，打探更多有價值的情報，作為“國民黨特務”的他，和特務們稱兄道弟，同吃同睡，有時甚至故意說一些對時局不滿牢騷怪話，以引起別人的注意和共情。

這樣抗拒改造的態(tài)度，自然沒少受懲罰，也吃了不少苦頭。但由此他卻贏得了“獄友”們的好感，他們當他為知己，與他無話不談。

一天，一個國民黨特務準備組織暴動，串聯(lián)了一部分特務。

當天晚上，新鄉(xiāng)市公安局局長和偵查科科長“提審”了祁文山。

很快公安機關就成功挫敗了這次暴動。

任務完成后，祁文山因“認錯態(tài)度良好”被“釋放”。

演戲必須演全套。他的身份除了妻子外，對其他人還必須保密。回來時，他人瘦毛長，形容枯槁，潦倒不堪，以致女兒都認不出他來。知道他慢慢走到她們面前，喊著女兒的名字，過了好一會兒，孩子才認出了父親，一家人抱頭痛哭。

由于解放前祁文山就是“富商”，1954年他就在新鄉(xiāng)最繁華的街道新華街開始經(jīng)營“前進體育用品社”，當起了資本家。一段時間后，他又在解放前原新樂路住處建了五間大瓦房和一個大院子，臨街高大的門樓下是兩扇漆黑大門，門上兩對大銅環(huán)，與當時街兩旁又低又黑又破的房子形成很大反差。

其實，這些都是公安機關出錢在背后操作的，商店也是黨安排的隱蔽偵察點。

像解放前一樣，祁文山是潛伏人員的負責人，這些潛伏人員的主要任務有三種：

第一種是專門搜集帝國主義情報的，代號為“新美”；第二種專門針對國民黨軍統(tǒng)特務的，代號“市軍”；第三種專門針對國民黨中統(tǒng)特務的，代號為“鄉(xiāng)中”。

潛伏戰(zhàn)線的戰(zhàn)士們都有自己的代號，祁文山的代號為“112”。

每天夜深人靜時，所有潛伏人員都聚集到祁文山家最里面的房子，匯總分析得到的情報。在此期間，由于他們情報及時，公安機關破獲了多起書寫反動標語、破壞人民生命安全的案件，還抓獲多個國民黨潛伏特務和披著宗教外衣的外國間諜。

與此形成反差的是，祁文山和他的家人卻遭了殃。鄉(xiāng)鄰們都認定祁家是“反革命特務家庭”，因此，對他家充滿了敵意和歧視，甚至唾罵襲擊，一些嫉惡如仇的群眾還經(jīng)常到公安機關匯報祁家的“情況”，那時候的祁文山一家一直生活在鄉(xiāng)鄰的“唾棄”之中。

子女也好不到哪里。革命干部和烈士們的孩子們都可以到育才學校念書，由國家包食宿。但祁文山是資本家，他的子女們就不能去這樣的學校念書。

不僅如此，孩子們還經(jīng)常在學校遭到歧視。當時學校讓學生填寫家庭成分，年幼的女兒祁葆珠不懂什么叫家庭成分，正苦惱時，有一個老師大聲喊道:

“祁葆珠的爸爸是商人，奸商，就是資本家。”

這讓祁葆珠幼小的心靈遭受到了嚴重的傷害。她回家后，哭訴著問爸爸什么叫做奸商？

祁文山心疼地將女兒抱在懷里，他有苦說不出，只能含淚告訴女兒：

“爸爸是商人，但爸爸是好人。”

1954年，“公私合營”開始，祁文山作為“資本主義代表”，第一個積極配合國家，帶頭加入了“公私合營”，并且主動將“私有財產(chǎn)”全部上交國家。

一時間，鄉(xiāng)鄰們對他刮目相看。

可是，到了三年困難時期，無所事事的他，竟然每天晚上在收聽了中央廣播電臺的“新聞和報紙摘要節(jié)目”后，眼里閃著淚花，深情地打著拍子，帶著五個子女與收音機一起高唱《國際歌》。

對于他的這個古怪行為，周邊鄰居開始厭煩，他們紛紛猜測，他是不是受到了刺激，進而對“公私合營”不滿，變相地通過唱《國際歌》來發(fā)泄情緒。

1963年，公安部派祁文山到河南省公安廳繼續(xù)做隱蔽工作，同時公開身份為省政協(xié)宣教處處長兼文史資料室主任，就住在省政協(xié)。

1966年“文革”開始后，祁文山全家又一次遭受到巨大災難。那時，祁文山的公開身份是資本家民主人士。

正在鄭州大學讀書的大女兒祁葆珠天天提心吊膽。

有一天，祁文山十分和藹但很嚴肅地和祁葆珠談話，也好像是向她交代什么，他說：

“運動發(fā)展越來越深，什么事情都可能發(fā)生，你是爸的大女兒，要記住爸爸的話，不管發(fā)生什么情況，刀架在你的脖子上也不能承認爸爸是共產(chǎn)黨員。”

祁葆珠

女兒一下子蒙了，多少年的委屈一起涌向心頭，眼淚像斷了線的珍珠。都到這個時候了，爸爸還要求他的孩子要用生命來堅守黨的機密。

一直到1968年，祁文山才結(jié)束了27年的潛伏生涯，公開了真實身份。

從前冤枉過他的一些鄰居老鄉(xiāng)，全都上門向他道歉，可祁文山只是淡淡揮手，一笑而過。

身份公開之后，他不談待遇，也不講什么級別。他對60年槍林彈雨的革命生涯，20多年隱姓埋名的潛伏毫無怨言，覺得他能活下來就已經(jīng)非常幸運了。

他主動將政協(xié)機關分給他的大房子讓給了同事，自己則住在最小的房子里；把漲工資的機會讓給了工資比較低的同志，他總說，只要是家里夠吃飯就行了。

他教育子女們，在任何時候不能伸手向組織要黨票、要官票、要名譽、要地位，要踏踏實實工作，老老實實做人。

1977年，祁文山恢復工作，回到河南省政協(xié)，曾任政協(xié)河南省第四屆委員會常務委員，河南省工商聯(lián)、民建河南省委員會副主委兼秘書長，全國工商聯(lián)執(zhí)委。

1992年，祁文山在鮮花和掌聲中，戴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授予他的“一級金盾”金質(zhì)獎章。

這是黨和國家對一位“無名英雄”的最高嘉獎。

1997年6月26日，祁文山走完了他革命傳奇的一生。

全家福

祁文山解放前潛伏，解放后依然潛伏，在長達27年中，不僅自己甚是全家冒著生命危險，受盡屈辱，無怨無悔，究其原因，這就是信仰的力量。

人民有信仰，國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