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絕密？你不會造氫彈本質上是數學不好！聊聊老專家們牛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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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武數據庫

昨天，在一篇討論氫彈爆炸機制的文章下，看到有人依然在疑惑：氫彈的原理，難道不是最高級別的絕密嗎？

說實話，這種問題我已經聽得耳朵起繭了。原理級的東西真沒什么好保密的，甚至普通人翻翻公開的物理教材、查查學術論文，就能拼湊出一大堆所謂的“絕密”信息。

真正的問題不在于原理是不是絕密，而是在于大多數人的意識中根本分不清“原理”和“工程”的差別。這是一種典型的認知偏差——或者更直白一點，叫認知割裂。

對于核武器的原理級別的東西其實特別簡單，歸納一下就這么幾條：

E=MC2，這是核心，意思是“質能等價”。所有的核武器無論是裂變武器還是聚變武器，亦或是今后出來的反物質武器都是遵循著這一基本核心原理工作的。在使用過程中，利用物理機制讓物質的質量發生變化從而釋放出巨大能量。這一點和炸藥爆炸利用化學鍵之間的鍵能差所釋放出的能量不屬于一個數量級。因此，核武器威力巨大！

中子平均壽命Λ，，這個部分就有很多人會不理解，實際上kef是指中子的生成率/中子的損失率。也就是，它決定了鏈式反應一旦發生這個裝置能不能自持。也是推算臨界質量和臨界半徑的基本算法。

裂變和聚變的反應截面 σ，這是一個決定了核反應發生的概率。

這就屬于統計物理范疇了，主要是衡量兩粒子碰撞時發生特定過程的概率的指標。

我們都知道中子擊中重核元素（鈾235、钚239 等）會發生裂變反應，而氘原子與氘原子碰撞或者氘原子和氚原子碰撞可以產生聚變反應。但是“碰撞”這個事件是由一系列的概率事件合并在一起造成的。在物理學上這個概率叫做“截面”。截面是有單位的，這個單位叫做“靶恩（barn）”，同樣這是一個面積單位相當于10?2?平方米。

經過計算，不同的粒子之間在不同反應條件下有不同的反應截面，這就為核武器材料的選擇提供了基本依據。

例如我們常說的氫彈，是以氘-氚聚變反應支持的，但為什么不是氘-氘反應呢？這就是因為，氘-氚聚變反應的截面高，在即便是在較低的溫度下，聚變反應就可以引發。

所以說，“σ”決定的是工程上要達到什么條件（溫度、密度）才能實現有效反應。同樣，“σ”也是各種核彈材料的選擇依據。

勞森判據（Lawson Criterion），這是核聚變研究的一條基準，定義聚變反應自持的必要條件 其本質是等離子體內聚變反應產生能量的速率必須超過等離子體能量損失的速率。 這一標準對于實現聚變點火至關重要，因此被稱為“判據”。

其實，這個判據就是溫度、密度、時間所組成的條件積，更高的溫度才能克服帶正電的原子核之間的靜電排斥力，使它們發生聚變；更高的密度意味著在給定的體積內可以容納更多的燃料顆粒，從而增加聚變反應的頻率；更長的約束時間才能允許發生更多的聚變反應，并可能引發聚變點火。這個判據無論是對我們的可控核聚變還是氫彈的設計都極其重要。簡單的說就是可控核聚變目前所做的點火試驗是依靠降低密度獲得足夠的溫度和時間（主要是時間）下的聚變反應。而氫彈的爆炸則是極端的提高溫度讓聚變材料在一瞬間完成聚變和能量輸出。

再有就是輻射驅動內爆平衡方程了。

E 是輻射能量密度，F 是輻射能流，S 是源項（裂變初級的能量輸出），κ 是吸收系數。這個方程本質上是一個很普遍的能量守恒原理方程。聚變材料的加熱算法就需要依靠這個方程來進行推導。可以保證用最小當量的原子彈來引爆最多的聚變材料。

然后就是氫彈聚變材料的狀態方程

P 是壓力，γ 是比熱比，ρ 是密度，e 是內能密度。方程描述了在極端高溫高壓下，氫彈材料的熱力學性質，如壓力、密度、內能的關系。這是聚變材料穩定性、分布結構、外殼容器結構和材料的基本計算依據。

所以對于一枚氫彈來說，基本上核心內容就是這些方程了。這些方程其實和F=ma一樣，都是最基本的學術性原理級的存在。如果覺得告訴大家是泄密了？大家就會造核彈了？那就太天真了。

F=ma在初中二年級就告訴大伙了，為了讓大家記得且深入了解，老師不僅教了這個公式的原理是什么，還要不斷在物理試卷里面考試確認大家記得且會用，但諷刺的是——99.9999%的人沒有把它真正的用在自己的生活里吧？沒有任何人依據這個牛頓運動公式造出一輛車來吧？

怎么氘了氫彈原子彈的時候，大伙就覺得知道了個公式就能造了呢？

難點在哪里呢？——工程計算！

就像絕對的美女只能存在于想象中一樣，上面的所有公式也都只是在想象中——理想環境。在工程上，如果只依靠理論計算公式在工程中則是難以為繼的。

原因很簡單：工程計算必須面對真實的材料。

在理想情況下，大多數材料被當成絕對剛體、完美光滑、性質均勻——這種假設是為了讓公式可以優雅地寫在黑板上，也方便理論推導。只要按這種假設來算，結果永遠和公式吻合得漂亮無比。

但到了真實世界，材料不是這樣。它們會有缺陷、晶格畸變、表面粗糙、內部夾雜，溫度和應力變化還會讓材料性質瞬間改變。這意味著在實際工程計算中，公式必須被修正，甚至修正項有時候比原公式本身還重要。

這就是為什么，理論模型在實驗室的白板上看上去像左邊的“理想情況”，而一旦進入真實工程環境，就會變成右邊的“實際情況”——形變、擾動、不可控的微觀差異，全部壓在計算模型的背上，讓你不得不面對復雜得多的數值求解問題。

同樣材料的配比也成了一個脫離公式的存在，公式計算中材料也是100%的純度無絲毫瑕疵的。以钚彈來說，钚239的臨界質量是10公斤，球體臨界直徑為99毫米。這是一個經過理論計算的數值，就是通過前面中子平均壽命Λ進行推算得到的一個結果。但是天底下就沒有100%純度的钚239！

钚是一種重要的人造元素，是通過核反應堆中一顆中子轟擊一顆鈾238原子后嬗變生成的。但這個事情任何人都難以保證被中子轟擊的鈾238原子只接收到了一顆中子。這樣就不僅僅有钚239生成，同時還會生成钚240和钚241。

以钚240為例，它會自發衰變釋放中子。這樣一個钚核心內的中子通量就會因為钚240的存在而導致中子通量和計算不符。理論上的 10 公斤，到了工程里也許需要 11 公斤、12 公斤，或者是9.5公斤、8公斤，甚至在理論的安全裝置之外還需要更復雜的臨界安全冗余設計。

同樣，核心外部的反射層大家知道是用金屬鈹來反射中子，但是要知道的是金屬鈹是一種相當堅固難以加工成型的的金屬。

為了加工金屬鈹作為核心外殼，就需要向金屬鈹中增加鋁元素使之具備可加工性。但要知道的是鋁和金屬鈹的中子吸收、透射特性又不一樣，因此，這個部分也需要進行修正。

類似的在工程上，各種理想公式到實際運用的工程算式中有大量的修正常數需要計算。這也是為什么明明都有了理想公式，還得再做大量計算的原因。舉個例子：

在核彈的工程計算中，往往會有大量的彈性力學的平衡方程（應力應變）、熱傳導方程（溫度場）、流體力學方程（速度、壓力場）。這些方程都是這樣的形式：

例如，我們要制作一個裝載包覆聚變材料的殼體，就需要設定一個結構方程，以便于控制這個殼體在任何方向上都能有效的承載內部的聚變材料。這樣：就要討論殼體的位移場了

在彈性力學中，位移場和應力場的關系由應變–位移關系式和本構方程確定，例如：

結合材料的彈性常數（楊氏模量 E、泊松比ν）就能得到應力–應變關系式：

這些方程聯立后，才能進入工程可用的平衡方程：

但是這樣的計算實際上僅僅算了材料上的一個點，沒錯這是一個連續的偏導數到偏微分再到全微分的推導計算過程。

也只有這種計算我們才可以用盡可能少的泡沫塑料包裹聚變材料，使之不至于影響核彈的直徑。

當然了，殼體的材料并非理想剛體，形狀也不是完美球體，材料各向異性、溫度梯度、裝配誤差都會影響位移場的分布，就需要在核武器的設計結構上進行多點采樣，然后一個點一個點的計算。這也是為什么核武器計算的工程量巨大的原因。

所以，數學學不好造什么核彈啊！想都別想！

但為什么說現在計算方便了呢？這是在計算機系統發展之后引入了有限元分析（FEA，Finite Element Analysis）的計算方法之后產生的計算優勢。

通過計算機有序的把一個連續的結構體切割成更小的單元，通過高密度的計算更小單元的特性以達到之前手工計算的結果。這個方法從速度上來說要比人工計算快了幾萬甚至幾十萬倍。在這種條件下，量變就會產生質變，之前的核武器計算是依靠經驗+推導+測試來進行的，現在是可以在計算空間內不斷的試錯、對比不同方案找到計算結果的可行性。

在這種方法下武器設計師可以在計算機里“虛擬引爆”成百上千個方案，在計算空間里快速試錯、對比不同設計，找到更優解，而不必像過去那樣依賴消耗昂貴材料的實爆試驗。在完成一部分關鍵基礎數據采集后，就可以借助計算機進行大規模的試算與解析。這樣反復迭代，最終就能在有限元分析的結果基礎上，收斂出一個大差不差、具備工程可行性的核心設計方案。

這也正是為什么說，今天的核武器設計早已不是什么“絕對的機密”。在具備足夠的基礎數據后，通過高精度的計算分析，就能推導出可行的設計方案。說白了，核武器的理論和設計方法早在全球范圍內就已不再是無法觸碰的禁區。

因此，國際核查組織的重點早已不再是攔截所謂的“核武器技術”，而是集中火力監控原料與生產設備——尤其是濃縮鈾、武器級钚以及離心機等關鍵環節。憑心而論，這些機構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無力阻止核武器設計技術的擴散，也就只好好去不斷收緊對原材料獲取和關鍵設備制造的管控口子。

但矛盾的是——目前核武器真正的技術階梯其實也比不在材料和生產設備上，而是一個國家的計算能力。例如美國，1992年9月23日，美國進行了最后一次核試驗，并于1996年簽署了《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這代表著美國從1992年9月23日就不進行核武器研究了嗎？當然不是！

只不過從那之后，美國的核武器研發重心，已經從實爆試驗轉移到了大規模計算機模擬。在橡樹嶺國家實驗室等機構，大型計算機集群不斷翻新升級，其中有一項最重要的任務，就是進行核武器的全流程模擬計算——從材料的微觀物理特性，到內爆的流體動力學過程，再到聚變反應的輻射輸運，全部通過超級計算機反復推演。

不僅僅是美國，我們自己也有天河、太湖之光等一系列的超級計算機。

大部分超級計算機的主要用途之一就是用來模擬和驗證核武器的設計。

一些小的國家雖然沒有超級計算機集群，但同樣可以通過數十、數百臺服務器組成的計算陣列，完成類似的核武器模擬任務。雖然這樣的運算效率比頂級超算差上幾千倍，但依然可以在幾天甚至一兩周內完成一次完整的工程參數驗證。

這就是為什么 W 君一直強調：很多國家完全有能力在很短時間內完成核武器的理論設計與工程驗證——關鍵不再是“能不能”，而是“想不想”。

然而，越是在今天核武器設計門檻不斷降低、甚至出現“白菜化”趨勢的時候，我們反而更應該敬佩當年的先驅者——因為他們不僅沒有超級計算機，甚至連成熟的數值模擬軟件都沒有，卻硬是在紙面推導、穿孔卡片機和實驗數據之間，把一顆顆原子彈、氫彈做了出來。

鄧稼先，在我們的兩彈一星項目組，負責的核心工作是工程化可行性計算。他不僅要從理論計算確定內爆方式，還要把這些結果轉化為具體的裝置結構參數——炸藥透鏡的幾何形狀、炸藥分塊數目、引信位置與延時曲線。這是一個高度復雜的流體力學+爆炸波聚焦計算問題，在當時沒有成熟軟件，全靠團隊編寫數值計算程序在機房用穿孔卡片跑結果。鄧稼先的貢獻，是把這些計算做到可在工廠精確加工制造的程度。

彭桓武，作為理論物理學家，他在核武器工程階段的突出工作是臨界參數計算與結構優化。他推導并計算了不同材料、不同幾何形狀下的臨界質量、臨界半徑公式，并將其轉化為工程上的核裝藥優化設計方案。這讓研制團隊在材料利用率和當量提升之間找到最佳平衡，減少了寶貴裂變材料的浪費。

于敏，雖然大家記住的是“構型”，但于敏在工程層面的硬功夫是輻射傳輸計算與燃料壓縮優化。他主導建立了輻射驅動內爆的數學模型，并用有限差分法計算輻射能量在反射器腔體內的分布與時序。這類計算直接決定了二級燃料的壓縮速度、均勻性以及壓縮后的溫度場分布，使得燃料在最短時間內達到點火條件。

郭永懷，他最大的貢獻是把空氣動力學和沖擊波物理的方法引入核武器結構設計。他負責研究高超聲速沖擊波在炸藥、金屬殼層、反射器材料中的傳播特性，并建立了一整套數值模擬與實驗驗證體系。這使得理論計算不再是“真空中的理想模型”，而能精準地匹配現實中的材料與結構響應，減少了試驗次數加速了我們兩彈一星工作的進程。

王淦昌，他帶領著帶領團隊開展了大量中子物理實驗與數據測量工作，尤其是精確測定鈾-235、钚-239 在不同能量段的中子截面數據。這些一手數據被直接輸入到臨界質量、反應速率等核動力學計算中，是整個計算體系的物理基礎。沒有這些實驗數據，所有的數值模擬都會停留在紙面假設。

程開甲，這是咱們核試驗與數據分析體系的核心人物。他設計并實施了核試驗中的數據采集與反演計算流程，從高壓傳感器布置、X射線閃光攝影，到高速數據采集系統的同步控制，確保能在毫秒甚至微秒級別捕捉爆轟波傳播和殼層壓縮的真實參數。這些反演數據又反過來修正理論計算，提高了下一輪設計的精度。

對他們的贊美與敬佩，多少字都嫌少。

如果你不研究核技術，可能會以為他們的“牛”，只是因為他們造出了原子彈、氫彈——那只是一個結果。真正讓人敬畏的，是他們做到這個結果的過程。

打個比方：當你第一次見到高精度 CNC 機床加工出的嚴絲合縫的工件，會忍不住驚嘆這背后的科技與精度。可他們卻能在幾十年前，沒有 CNC、沒有數控、甚至沒有現代化檢測設備的年代，直接拿出一模一樣的東西，然后風輕云淡地說一句：“手搓的。”

沒錯，這些元勛們就是在沒有超級計算機的時候依靠紙、筆、計算尺手工的算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