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再讓汪林朋們倒下！

——用良知與頭腦，杜絕“自己人”的悲劇

改革開放前后，中國別如云泥，其實只有一個重大區別，那就是改革開放后，中國有了“企業家”！加入WTO前后，中國再度別如云泥，其實也只有一個重大區別，那就是入世后，中國有了更多“企業家”！如果未來……我們沒有了“企業家”呢？

文：中外管理傳媒社長、總編 楊光

誰該上頭條？

當2025年7月27日上午，剛剛獲得自由的居然智家董事長汪林朋，從自家別墅縱身躍下，選擇了徹底的自由……整個中國企業界都深感震驚與痛惜——只要你還有良知，還有頭腦。

我們要承認，中國社會相當一部分人是缺少基本頭腦與深度良知的。因此他們更愿意啃著黃瓜聊花和尚私生子，看完電影就想和老外拼命，而同時對真正的社會悲劇和嚴峻未來，他們堅持無知無覺。

但百年未遇之大變局下，中國社會和所有中國人，已走到再不能繼續渾渾噩噩地以惡為善、以丑為美、以無聊為樂的邊緣了。

我在28年前，就鄭重告訴我的初一學生：你們成年后，最重要的挑戰就是堅守兩件事，一是堅守你的善良，二是堅守你獨立的判斷力。兩者缺一個，另一個也守不住，必然變形走樣。——我至今依然這樣認為。但不幸的是，從上世紀到本世紀，我們大多數人依然恰恰屬于這種情況。成年“懂事”后，要么在連續碰壁下，不再堅守善良（諸如和尚念經般念叨“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要么從未清醒思考，一生始終被人利用（諸如百年前的義和拳民，和當前的蕓蕓夾頭流量）。

紹興金點子紡織公司創始人畢光鈞，56歲；杭州西子電梯董事長劉文超，54歲；廣東靚家居創始人曾育周，53歲；北京居然智家董事長汪林朋，57歲

當花和尚被查，與企業家輕生，這兩件事同時發生時，我們究竟應該讓哪一個上頭條？

前者除能激發魯迅先生所痛斥“和尚摸得我摸不得？”的國民陰暗心理之外，有任何正面意義嗎？抑或者，此事真對中國社會有任何傷害嗎？我們何曾真的相信過這些心系“功德”按時上下班的所謂方外之人？最近不過是靴子落地而已。因為，他們既不創造價值，也未曾撕毀價值。

而企業家輕生，且接二連三地發生，則是會對中國社會乃至民族偉大復興，帶來直接且長遠重大傷害的！為什么當年富士康員工“13連跳”，社會驚呼一片，而為員工發工資交社保的老板4個月內“4連跳”（紹興金點子紡織公司創始人畢光鈞，56歲；杭州西子電梯董事長劉文超，54歲；廣東靚家居創始人曾育周，53歲；北京居然智家董事長汪林朋，57歲），卻只換來了社會靜默呢？這就像提起南京大屠殺的血淚，國人咬牙切齒，但對眼下每天基輔民宅中都在發出的哀鳴，國人卻視而不見。雙標，既是良知問題，也是頭腦問題。

誰改變了一切？

試想，當前中國社會之所以每每以“東方大國”自居，是因為我們在1949年之后解決了“挨打”問題，在1978年之后又解決了“挨餓”問題，現在只剩下一個“挨罵”的問題。但我們整日自嗨“厲害了”的同時，卻很少有人思考和追問：我們為什么能夠從“不挨打”迅速發展為“不挨餓”？也就是：1978年前后，中國國力與中國民生翻天覆地、云泥之別的變化，究竟是靠什么帶來的？其間，最大的變量是什么？

是槍桿嗎？1950年我們就有。是土地嗎？1960年我們也有。是人口嗎？1970年我們更有。是英明領導嗎？新中國一直都不缺。是勤奮勞動嗎？上千年我們一直都富余。但上千年來到新中國，中國人舉國能吃飽飯，也就這40年的事。因此，思考這個變量，至關重要。

其實，1980年之后與之前，只有一個重大區別，對，甚至是唯一區別，就是“企業家”！

1980年之前，中國一直沒有企業家，只能混工分，所以舉國食不果腹，國民經濟面臨崩潰。而1980年之后，中國只是有了企業家，特別是1992年之后更多社會精英投身成為企業家，更特別是我們有了以年廣久、魯冠球、張瑞敏、任正非、曹德旺、劉強東為代表的一代代“民營企業家”，從而激發了全社會的創新力，造就了廣州火車站的人頭攢動，中國便得以從“球籍”邊緣，迅速且穩穩成為全球老二。

沒有企業家，一起挨餓；有了企業家，競相發財。其實，就這么簡單。

既然如此，這些創造價值、創造稅收、創造就業、創造文明、創造幸福，同時又是九死一生、萬里挑一才存活成長的群體，我們所有人不應該尊重、善待、支持他們的事業嗎？但當他們連事業都不保，連死亡都不怕時，我們所有人不應該悲痛、錐心、追問他們的境遇嗎？

有人一定不服氣：企業家是發揮了作用，但不宜夸大，還是“時勢造英雄”。如沒有好的社會環境和時代紅利，他們哪會取得這么大的成績？——對，您說得對！那么，當企業家，特別是民營企業家紛紛舉步維艱時，我們是不是也應該審視一下我們的社會環境，是不是出了問題？而且還是大問題。

正面的案例，擺在這里。35年前的改開之初，當新中國第一部《企業法》頒布時，其首推者、中國經濟建設的老領導袁寶華同志，就已經非常前瞻地在考慮同步“為企業家立法”了！只是時機未到，但企業發展就此走上正軌。25年前的跨世紀前后，當褚時健、禹作敏、牟其中三位一線企業家相繼出事時，當59現象備受關注時，家父也曾經激動地大聲疾呼：“企業家要學會自我保護！”就因為這兩件大事，驚醒了國人，完善了制度，松綁了企業家，激勵了企業家，并適逢入世機遇，中國經濟才有了過去25年的突飛猛進。

沒有對企業家的保護，沒有對企業家的激勵，沒有企業家的成長，沒有企業家的創造，我們國家還能有今天面對特朗普、馮德萊恩“極限施壓”時的從容自信，是不可想象的。

褚時健去世前夕，曾對我獨具視角又語重心長地說：“美國之所以強大，就是因為他們有更大的稅收，可以干更多的事。”更大的稅收，當然不能來自設定更高的稅率（中學歷史教科書上一再痛心疾首，雖然特朗普不信），而是來自擁有更廣泛的稅基。而稅基的創造，就是來自企業活力的創造，核心就是來自企業家的創造。沒有企業家的原點創造，我們什么都不會有！而已經擁有的，也會得而復失。屆時，我們就會和我們東邊的鄰居一樣，和我們半個世紀之前一樣。

誰在成就市場經濟？

環境的造就，與企業家的創造，是相互作用的。為此，我們不妨簡要分享與回想一下我本人對我們“市場經濟前30年”的一個脈絡梳理。

中國特色市場經濟30年，大體可以5年為一個周期，分為六個創新階段。

一、1992-1996：機制創新

中國毅然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解放思想，開放搞活。而在監管和企業層面最核心的搞活表現，就是打破機制上的層層束縛，實現治理機制與運營機制的創新，比如從責任制到股份制，比如從鼓勵下海到培育上市，核心就一個詞：“轉制”。轉制的目的，就是讓企業家想干事，且能干事。于是，中國精英階層3000年來“第一次”打破“士農工商”窠臼，以經商創業為榮。

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教授，在首屆中外管理官產學懇談會上布道“中國股份制”

反之，如果企業家們紛紛以“躺平”和“守攤”甚至“收攤”為追求，那就一定是機制環境本身出了問題，而不是企業家出了問題，就值得我們回歸“南巡”時代去反思。電視劇《繁花》之所以熱播，不是因為王家衛很牛，胡歌很帥，而是因為那個時代很牛，創業家很帥——而人們今天很懷念那個繁花下的繁華時代。

這一時期，中國人民終于告別了票證和短缺。

二、1997-2001：市場創新

當機制松綁之后，中國企業家的創造力，在新中國第一次迸發出來。首先表現的，就是在遍地是黃金的“市場”上發力，特別是圍繞多元化圈地，和營銷端創新。那個時代，產品開始過剩，百姓開始有錢，企業家只要能有獨到點子，只要舍得宣傳造勢，只要稍加關心用戶，產品沒有不熱銷的。比如雇人騎車拉貨滿街轉的點子，比如廣告標王的誕生與熱炒，比如保健行業的虛火與起伏，比如家電大戰的精彩與慘烈。往正面說，張瑞敏的“沒有淡季產品，只有淡季思維”，及其“地瓜洗衣機”面世，啟蒙了廣大中國企業家，造福了整個中國社會。往負面說，魚龍混雜，“點遍天下”，重營銷而輕品質，中國企業家的浮躁與虛火，也達到了一個新高。于是，不少企業家的“大敗局”，也頻頻出現在這一階段。

這一時期，中國人民開始有錢購買各種家電。

三、2002-2006：使命創新

2001年中國加入WTO，又適逢互聯網潮起，是中國經濟騰飛最直接的關鍵拐點。當年中國GDP排名只全球第6，僅僅10年后便飆升至全球第2！可以說，中國人的錢包就是在這10年鼓起來的，所有家當也是這時候攢下的——之后只是順勢借勢。而加入WTO的第一個重大價值，便是務虛層面：隨著與全球500強同臺，以及全球經營管理大師排隊造訪，讓中國企業家對于自己畢生做企業的“使命”，對于“什么才叫好企業”，第一次有了清晰的認知和界定。在這之前，中國企業和社會基本只知道“省優、部優、國優、馳名商標”。而這之后，不論是“造福全人類”的價值使命，是“出海全球化”的戰略使命，還是“打造500強”的量化使命，中國企業家終于在“取法乎上”的指引下，開始嘗試界定與修煉自己的長遠追求，于是“可持續發展”成為了可能。以張瑞敏為原型的《首席執行官》，就是這個熱血時代的縮影。

這一時期，中國人民開始有錢組團海外旅游。

四、2007-2011：內功創新

中國加入WTO的第二個重大價值，則在務實層面：同樣隨著與全球同臺，乃至開始融入全球產業鏈，中國企業家更為深切地感受到自身與全球頂尖標準的全面差距，與全球產業合作中也于青澀中學費多多。這時期，中國企業家從生產管理到海外并購，都在如饑似渴地全面向全球學習，并且是走進去實地學習，回頭打磨自己。由于中國企業家在全球無出其右的學習熱情，這是中國企業綜合實力提升最快的時期，也是管理創新、全球拓展同時“厚積薄發”的時期。今天的龍頭企業，大體在這時期三分天下；今天的隱形冠軍，大體在這時期初具雛形。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這10年也是中國企業家社會形象最好、社會地位最高的時期。在各種媒體和論壇上，企業家都廣受追捧。事實證明，企業家的地位，和社會的繁榮，總是成正比的。

這一時期，中國人民開始有錢搶購個人住房。

在第20屆中外管理官產學懇談會上，“定位之父”艾·里斯提醒：“在國際上建立起中國產品的品牌，這是中國的未來所在。”

五、2012-2016：品牌創新

當2008年金融海嘯令人瞠目地橫掃全球后，當“中國造”的品質已著實不差于任何人時，微笑曲線便苦澀地降臨中國。中國企業家空前意識到：如果沒有品牌溢價，產品做得再好也就“多收個三五斗”；如果不占據國內市場的價值高地，給海外打工的好日子也已不長久。中國企業家擺脫OEM慣性、在國內打造自有品牌的沖動，第一次異常強烈。而正好這一時期，又是移動互聯網在市場端風云乍起的時期，于是帶來：終端數據使得批量的終端用戶，第一次被“看得見”；長尾效應又使得成規模的個性化需求，第一次被“看得見”。于是，品牌品類（而非商標和產品），第一次有了生根發芽的豐沃土壤。基于品類創新的定位理論，也在這一時期風靡華夏，且案例頻頻，實乃必然。

這一時期，中國人民開始有錢購買私家汽車。

第28屆中外管理官產學懇談會會議期間，中外管理傳媒社長、總編楊光(左一）、廣東唯美集團董事長黃建平（中）與福耀玻璃董事長曹德旺，就全球產業鏈格局重構和中國企業的挑戰與機遇做交流

六、2017-？：逆境創新

自從2016年我率先在國內提出“扛與變”的觀察與觀點后，中國經濟以及中國企業家過去25年的“好日子”，就此走過了峰值，轉而一路向下。如果說97亞洲金融風暴、03非典疫情、08金融海嘯，都是階段性的疾風驟雨，那么2016之后，從“新常態”成真、18年中美貿易戰、20年新冠三年、22年俄烏戰爭、25年全球關稅戰……則完全是結構性的、疊加性的巨變，使得中國企業家的外部環境幾乎不可逆地進入了“深秋嚴冬”，而且也沒人敢說未來就不會進入“漫漫冰河期”，抑或相反，進入“火山噴發期”。可以說，40年里，中國企業家第一次走完了一次可能還尚不完整的春夏秋冬周期。好日子是生活的向往，但并不是生活的全部。逆境，是我們終究要扛，躲也躲不開的。

很不幸，這個階段用5年已遠遠攏不住，沒人知道會延續有多久，也沒人知道“第七階段”的到來要等多久，來了又會是什么。

這是一個高度不確定的時代，在中國和全球都是。但是，有一點卻是明確的：當汪林朋們在過去20-40年里飽經風霜、篳路藍縷，且貢獻卓著之后，在這時，卻相繼選擇撒手人寰……絕不是他們不夠成功，絕不是他們不夠堅強，更絕不是他們不夠富裕，也并非因為西方敵對勢力亡我之心不死的全球圍堵，讓中國企業家們突圍無門——草根拼大的中國企業家，總能找到辦法，一如過去30年。

但是，這有一個前提。

誰來重塑繁

那就是：中國企業家征戰全球的后背，也就是我們當前的內循環環境，能再次回到“第一階段”的35年前，用尊重創造的機制，落實到位的法治，和清醒明智的宣傳，讓我們的企業家，特別是民營企業家，重新看到縱然披荊斬棘卻沿途繁花盛開的希望！

當前，能不能在全社會重新凝聚共識——共同保護好我們的民營企業家，不僅事關我們的企業命運、我們的行業命運，甚至事關我們的民生，事關我們的國運……毀掉，永遠比創造要容易得多。只需要一個借口。

在如今炎炎盛夏，汪林朋們轉身而去的寒涼，希望能在1978年后、1992年后，再一次讓我們上下警醒，讓我們內外清醒，化悲痛為轉機，讓“自己人”的悲劇不再重演——為了我們偉大的國家，為了我們的人民。

最后，在對汪林朋們的哀思中，再重復一遍：改革開放前后，中國別如云泥，其實只有一個重大區別，那就是改革開放后，中國有了“企業家”！加入WTO前后，中國再度別如云泥，其實也只有一個重大區別，那就是入世后，中國有了更多“企業家”！

如果未來……我們沒有了“企業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