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裁與經濟戰》：中國式的“用戶指南”｜大象贈書

陽光之下無新事。經濟制裁與經濟戰，古已有之，并不新鮮。

從中國春秋時期管子建議齊王“服帛降魯梁”，到西漢對匈奴、北宋對西夏的經濟絞殺，從拿破侖對英國的大陸封鎖，到里根政府對蘇聯經濟的釜底抽薪，更不要說大國對中小國家——如美國對古巴、對伊朗的經濟制裁與經濟戰，幾千年間，從未斷過。但讓人略感意外的是，搜遍中外，專門研討探究制裁與經濟戰的著述，竟少之又少。歐美學界，尚可找到為數不多的幾本專著；中文專著，竟一本也沒有。

究其因，以為有二：一是這一領域并非“顯學”，很難讓功利心切的學者趨之若鶩；二是該領域雖冠以“經濟制裁”或“經濟戰”之名，實則涵蓋面太廣，政治、經濟、外交、軍事、科技、金融乃至文化，非大跨度跨界學者不能為之。是故，大家還是安于在各自領域“深耕細作”。于是，這一大課題——在當下關乎各國國運的大課題，便長久鮮有學人問津。

所幸的是，立志于扛起“人大學派”大旗的翟東升團隊，在特朗普二次入主白宮，把“關稅戰”打得如火如荼、人仰馬翻之際，恰逢其時，捧出了他們的心血之作：《制裁與經濟戰》。出手不凡，一部皇皇巨著。

我有幸成為這部巨著最早的讀者。

說它不凡，絕非時下書評界四處流溢的口水，而是讀此書過半時我的感嘆：此書確非“草色遙看近卻無”的空泛之作。甚至可以說，這是我讀到的中國學者的著述中，少見的言之有據、言之有理、言之有物的專業性著作。

全書從立論到表述，無處不見作者的認知力、思考力和表達力。

例如：“制裁與經濟戰作為一門跨學科的學問，介乎科學與藝術之間，兼有客觀特征與主觀特征”（此論可謂對這門學問的恰當評判，亦可視為對本書的自我評價）。

又如：“將過去開放融合時代形成的相互依賴轉變為武器和權力源泉，成為這個時代的一個重要特征……等到敵對國之間彼此不再依賴對方，或者依賴占比大大下降，那么制裁與經濟戰的適用空間也就相應縮小了。”“制裁要發揮作用，前提是發起國和目標國之間存在重要且不對稱的經濟相互依賴。”

再如：“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資本將隨市場自由流動，無法形成有效的經濟‘勢能’來抵御或制造經濟波動。而有意積蓄‘勢能’雖可能導致效率損失和經濟成本，卻能為危機時刻提供應急儲備，甚至制造他國危機。”

還如：“制裁與經濟戰還必須考慮戰術層面的各類認知誤區或合成謬誤。現代產業鏈錯綜復雜，各部門和企業在決策時都難免面臨信息不對稱、信息碎片化等問題，這導致短期、局部做出的決策可能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成為‘回旋鏢’。”

這些文字無不顯示出作者的哲學思辨、邏輯推斷與語言表達功力，清晰、準確、犀利。

作為中國范式“制裁與經濟戰”理論的拓荒者，翟東升團隊是敏銳的，他們在不時引用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和概念來解釋自己的理論時，依然能隨時清醒地提醒自己自然科學研究與社會科學研究從對象到方法再到結果的諸多不同，這使他們從一開始就同時把科學與藝術的雙重邏輯作為自己切入課題的工具，并以這種跨學科與跨領域的方式為“人大學派”的開宗立派另辟蹊徑。

但這些還不是本書傳遞給我們的最重要的信息。

更為重要的是，在千年一變的大時代到來之際，在整個世界，包括貿易戰、關稅戰——制裁與經濟戰的發起者，在制造全球混亂又對這種混亂束手無策時，是中國人——翟東升團隊，拿出了第一部如此全面、如此清醒、如此具有中國特色，又如此具有實操指南性的大書。

整本書讀下來，我的感受是，這部專著大大提升了中國人對這一課題的認知水平。它不光為我們梳理了從人類有經濟活動以來，不同國家和民族之間經濟制裁與經濟戰的歷史及源流，為我們總結了幾乎所有重要的經濟制裁與經濟戰的成功經驗與失敗教訓；比這些論述更為重要的是，翟東升團隊為我們貢獻出了思想之花——“制裁與經濟戰”的發生原因和生成原理，以及各種可能結果，包括實施的路徑和方法，為眼下我們如何應對特朗普已經熱火朝天地對全球包括中國開打的“關稅戰”，提供既現實又可用的理論武器和工具。

有趣的是，比翟東升團隊的書早約半年，2024年11月，在美國，一個叫斯蒂芬·米蘭的人，拿出了一份富有美國特色的研究報告——《重構全球貿易體系的用戶指南》。這兩者，一中一美，一東一西，構成了兩個相互依賴又彼此對立的大國在千年變局下國力碰撞與國運對沖在學術界的縮影。

斯蒂芬·米蘭憑借這份研究報告成為二度入主白宮的特朗普的經濟顧問。這份研究報告也就成為美國對全球發起“關稅戰”的理論依據。但世人對這份研究報告的關注度，遠不如對特朗普“關稅戰”的關注度高。接下來發生的事情證明，這將是被特朗普“關稅戰”打懵的各國，犯下的一個非常嚴重的錯誤。這是因為，如果不理解這份研究報告，就無法弄明白特朗普為什么要打“關稅戰”，特朗普打的是否真是關稅戰，以及如果不是人們通常理解的關稅戰，那么特朗普打的又是什么。

這里，請注意，在斯蒂芬·米蘭的理論體系與翟東升團隊的理論體系之間出現了一個理論“缺環”：二次上任伊始，特朗普對全球開打的無差別經濟制裁與經濟戰，運用的武器或工具是“關稅戰”。然而，此“關稅戰”非彼關稅戰，奧秘就在這里。正是在這一點上，幾乎所有人都沒讀懂斯蒂芬·米蘭，也就誤解了特朗普——這兩人想要的，并非一般意義上對各國的出口商品加征關稅，而是對所有對美貿易的順差國無差別地征收“基礎關稅”，這意味著人類稅收史上從未有過的稅種出現了，即“順差稅”。這是一種凌駕于所有具體稅種的“稅上稅”，且具有廣譜性。一旦各國被迫接受此稅，則意味著自1971年8月15日美元與黃金脫鉤，第一個全球金融帝國誕生以來，美國又將通過“順差稅”把全球各國納入對美國的朝貢體系，從而使美國進階為萬邦資本來朝的“MAGA”帝國。

大多數人都沒看清這一點。所幸，中國學者中的明白人漸漸多了起來。在翟東升團隊用《制裁與經濟戰》一書，為應對史上強度最大的制裁與經濟戰，提供了中國式的“用戶指南”之后，我的另一位朋友——金融學者馬國書，用“儲幣稅”這一概念尖銳地道破了特朗普“關稅戰”的秘密，他的論說正好補上了斯蒂芬·米蘭理論體系與翟東升團隊理論體系之間的那個理論缺環。

現在，面對《制裁與經濟戰》一書，我隱約于冥冥之中觸摸到了“國運”這一形而上的概念，也感覺到了中國學術與中國學者的覺醒。

當我們通過這些先覺者的著述與論說比其他國家對“特朗普的戰爭”有更切入本質的理解和了悟，也有更充滿理據和底氣的戰略判斷與策略選擇時，國運博弈的天平會傾向于哪一邊還會有什么疑問嗎？

當下，特朗普用一場名義上的“關稅戰”，實則是一場經濟戰，強迫中國要么加入對美“MAGA”帝國的朝貢體系，要么接受被制裁、被脫鉤斷鏈的結果，擺在中國人面前的選擇非常有限。《制裁與經濟戰》一書作為理論上的“白馬騎士”，來得恰逢其時。它告訴我們，在大爭之世，不光要戰，而且要懂得如何戰。中國具有制造業優勢，美國具有金融資本優勢；中國具有規模化技術轉化優勢，美國具有科技創新優勢；中國具有大陸優勢，美國具有大洋優勢。鹿死誰手，在此一搏。

這里是羅陀斯，就在這里跳躍吧。但要審時度勢，不要讓關稅戰、經濟戰的“回旋鏢”傷到自己。

謹以此，為《制裁與經濟戰》推薦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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