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殺，侵華日軍為什么一點都不內疚？

有日軍士兵在城門外擺下人頭一排，笑著比誰砍得快。

參賽的兩個軍官在幾天里先后殺了百余人，《東京日日新聞》在1937年12月13日的頭版寫道：“向各位介紹兩位皇軍壯士，佐藤、向井，兩人斬首各達百余，精神飽滿，笑容可掬。”配圖是他們肩并肩站在一起，刀刃上還掛著未干的血。

讀者看得熱血沸騰，仿佛這是比賽，不是屠殺。

城內外的街道還在冒著煙，長江邊的尸體已經堵住渡口，軍官們卻在喝酒劃拳，討論下一輪要不要加難度。

他們不是突然變成這樣的人。

明治以來，日本的學校用課本、童謠、早操口號把服從和軍國崇拜刻進骨子。

天皇被稱作“現人神”，戰爭被說成家國光榮。每一堂歷史課都要背誦“列強環伺、唯有武力自保”，每一次升旗都要向東鞠躬。

家庭里父親強調長幼有序，母親叮囑“為天皇效忠就是為家爭光”。

這種從小灌下去的教育，讓人習慣一個姿勢——低頭接受命令，高聲喊“萬歲”，不必問為什么。

到了二十歲參軍的時候，他們早就學會把個人判斷收起來。

手腳比腦子快。

軍隊內部的暴力是第二道淬火。

新兵進營，老兵打罵是每日開場，刀背敲頭、刺刀逼爬泥坑，冬天潑冷水，夏天逼跑圈。規矩是“忍著、熬著、咬牙撐著”，因為下一年你也可以這么對別人。

這種屈辱的情緒當然需要有出口，于是，到了戰場就順著傳給比自己更弱的人。

南京淪陷，這套模式幾乎是肌肉記憶：見到弱者，占便宜、施暴，把在軍中受的苦加倍發還。

國家的豁免感讓一切更容易。

東京的軍令像護身符，上面沒說停，下面就算殺到河水變紅，也是執行任務。

紀律里沒有“不殺”，只有“不要浪費子彈”；沒有“不燒”，只有“燒得干凈”。

長官一句“清理干凈”，等于在他們心里蓋了章。

等到殺人結束，最多是整理隊形、匯報數字，沒有人在乎河水里漂的是誰。

《大阪每日新聞》在12月17日的報道里寫：“南京街道整齊有序，民眾稀少，治安良好。”。

他們所謂的“良好”，是因為街道上已經沒有活人了。

要擺脫罪惡感，更要把對手變成物。

中國人被統一叫作“支那豬”，低等、骯臟、落后，連日常行軍的口令里都帶著蔑視。久而久之，在士兵眼里，對面不再是鄰居或同類，而是可以隨時處理掉的麻煩。

物品非人，自然是沒有尊嚴的，打破它只看破得快不快。

南京城破的頭幾天，很多士兵的日記里沒有形容恐懼、痛苦，只有“任務完成”“繳獲若干”，像記收成一樣。

一個隸屬第16師團的下士在12月15日寫道：“今天斬了七個，手有點酸，晚上喝了酒，睡得很好。”

心理上還有一套去責任化的自我加工。

先把責任上推：命令是長官下的，“我只是服從”——就像送信的人不為信的內容負責。

再切換角色：穿軍裝的是“皇軍一員”，脫軍裝才是“我”，兩個人的身份分開，方便在腦子里隔出一堵墻——俗稱精神分裂。

再分散責任：殺人是整個班、整個連在做，動作溶進人群，沒人去數自己那一刀的份額。

最后淡化后果：用數字、行話、笑談替換畫面，“三百個敵人”“一條任務線”，像統計庫存，把血腥磨成平面數據。

《東京日日新聞》在殺人比賽的后續報道里甚至寫道：“戰果令人欣慰，皇軍士氣高昂。”

久而久之，手上的血和心里的影像分離，內疚就像空氣里的灰塵，被不斷的行軍和命令吹散。

戰后審判時，一些參與過南京行動的士兵供詞里反復出現這些借口——“長官命令”“大家都在做”“戰場情況緊急”“敵人不算人”。

這是去責任化在紙面上的證據，他們在面對法官時，依然習慣把自己放進那套制度的保護色里，把個人意志抹到看不見。

一名曾在南京參與集體槍殺的士兵在供述中說：“那天打死多少我不清楚，槍是自動的，我只是扣了扳機。”

很多底層士兵來自農村貧民區，在國內抬不起頭，生活困苦、社會地位低。

但當他們穿上軍裝、握著槍，則第一次嘗到掌控別人命運的滋味。

面對南京街上手無寸鐵的平民和婦孺，這種絕對優勢帶來病態的滿足——在國內被人使喚，在這里就是天皇的化身。

殺人甚至成了娛樂，像打靶一樣比賽斬首。有人殺到手軟，用布纏著手腕繼續揮刀，只為了在同伴面前不落下風。

另一名士兵在日記里寫：“白天忙得沒空想，晚上數了數，今天是十六個，比鄰班多三個，真痛快。”

屠殺的過程還被當作業績考核。

殺得多、搶得多、燒得快，會在匯報里得到“處置果斷”的表揚，甚至授予嘉獎。獎賞不僅是勛章和晉升，還有酒、食物、女人。

制度需要壞人去干壞事，壞事干得漂亮就是資本。

沒人覺得施暴可恥，反而視作證明自己“靠得住”的憑據。

少數猶豫的人，被同伴譏笑為“娘們”，必然很快就會為了保住臉面跟上去。

南京不是偶然爆發的。侵華日軍是為暴力而生的機器。

學校、家庭、軍隊、媒體把服從、蔑視弱者、切斷同情心一步步植入。每個齒輪都被打磨得剛好卡進另一顆齒輪，整個結構只需一聲令下就能高速運轉。

惡不是臨時起意，而是系統功能，不惡反而完不成任務。

城墻、江邊、街巷記下了那些血、火、喊聲，還有冷漠的眼睛。

幾十年過去，親歷者大多已不在，那種由制度制造的冷酷，卻是歷史最難清除的沉渣。

殺人不內疚，不是天生冷血，而是被訓練成只向上負責、不向下憐憫的工具。

至于這套機器，會不會在別的地方再次啟動，要看誰還在訓練下一批不必為自己行為負責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