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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圖書館爆出一宗震驚學術界的盜竊案件,嫌疑人不僅成功盜取多部珍貴的中國古籍,更通過冒用日本名字的方式巧妙避開了館方的嚴格審查。這一事件引發了中日美三國輿論的廣泛關注。
案情概覽:2025年8月,美國加州弗里蒙特市(Fremont)38歲男子應杰弗里(Jeffrey Ying)因涉嫌盜竊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圖書館系統中價值約21.6萬美元的中國古籍而被聯邦起訴。檢方指控他在2024年12月至2025年7月期間,利用多個化名借閱珍貴手稿,并以仿制品替換原件,涉嫌犯有“盜竊重大藝術品”罪,最高可判處10年聯邦監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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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警方報道,杰弗里·應的作案手法巧妙且隱蔽。過去八個月里,他多次利用假身份從UCLA的特藏室借走珍貴的中國古籍,換成仿制品歸還,一招“偷天換日”完成了。
作為慣犯,他摸索出一套流程:提前預約館藏——將真品帶回酒店——制作高仿贗品——數日后歸還假書,成功以假換真。這些偽造書籍的紙張、裝幀、甚至資產標簽都完美還原,難以一眼辨別,再加上圖書館人員疏于核驗,讓他有了可乘之機,一次次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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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甚至在他酒店房間里,找到了一整套“古籍工坊”——空白古紙、標簽模板、裝訂工具、一臺便攜式掃描儀,以及多部仿制古籍成品。
而館方回收的“被歸還”古籍外觀看似無礙,實則貼著錯誤標簽、內容被調包,“貍貓換太子”就這么發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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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起訴書,應某慣用的三個化名分別是“Jason Wang”,“Austin Chen”,“Alan Fujimori”。更耐人尋味的是,“Alan Fujimori”譯為“藤森”是典型的日本姓氏——在美國的東亞學術圈里,容易讓人聯想到日裔學者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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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日本媒體指出,這種化名很可能是有意選擇,利用身份偽裝的心理策略來降低館方警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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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LA丟失的書,不是普通的收藏品,而是幾代學者傳閱、批注、整理過的歷史“原件”,總價值超過21.6萬美元,這也讓本案件迅速成為焦點——UCLA丟失的古籍不僅是歷史的見證,更承載著無法估量的學術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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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詩品匯》(1393年刊):中國首部按“初盛中晚”分期唐詩的選本,估值69,677美元。
《集古印譜》(1575年刊):收錄秦漢至明代印章500余方,是金石學研究的重要文獻,價值62,709美元。
還有《御制古文淵鑒》《十竹齋書畫譜》《涉園墨萃》等稀世版本,其中《涉園墨萃》單冊估值就超過4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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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書籍并非普通收藏,而是典籍的“活化石”,承載著無數學術研究和歷史見證。然而,杰弗里·應用精湛的偽造技藝,不僅改變了它們的歸屬,還破壞了它們的完整性和學術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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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東亞部的一位館員在整理《唐詩品匯》時,發現內頁的朱砂印章與館藏記錄不符。順藤摸瓜,借閱記錄鎖定了“Alan Fujimori”。
進一步比對,“Fujimori”的選書范圍、預約時間,與“Jason Wang”和“Austin Chen”高度重合。館方與校警決定設局——8月初,這位用“Chen”名義預約的男子準時出現,被警員在現場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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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行李里,還有前一天剛從伯克利圖書館借出的兩本古籍——同樣被換成了假書。檢方稱,這可能是一條持續多年的盜竊鏈。
深入調查后,警方發現在過去一年多的時間里,應某幾乎每次作案后,都迅速離開美國,前往香港、上海或首爾等地。
由于存在潛逃風險,檢方已要求將應某羈押至審判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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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中國藝術品市場的崛起,海外的珍貴文獻成為了熱銷商品,尤其是在黑市和拍賣行中,價格屢創新高。高精度掃描、印刷技術和裝幀工藝,制作出幾乎一模一樣的仿制品,如此熟稔的流程很難不懷疑這起案件背后暗含的交易鏈條。這些被盜古籍,極有可能已經流入了私人藏家或非法市場,謀取了巨額利益。
這宗案件不僅揭露了學術界在古籍保護方面的漏洞,也暴露了現代文物交易中的灰色地帶。盡管“文化回歸”一直是中國近年來的重要話題,但這并不意味著可以通過非法手段“追回”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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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一經曝光,引發了多家國際媒體的關注。以贗品調包真品,文物造假,文物交易鏈,文物管理安全漏洞等議題又一次進入公眾視野。
FBI洛杉磯外勤辦公室助理主任阿基爾·戴維斯說:“這些文物具有重要的教育和文化意義,是無可替代的,我們將不遺余力地讓它們回到合法的保管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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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上輿論也迅速分化。一部分人認為,應某的行為屬于典型的跨國盜竊,毫無疑問應依法嚴懲;然而也有部分人認為這些文物原本就是“外國人”通過戰爭或其他方式掠奪走的,現在“回歸”有何不可,卻忽略了法制的重要性。
對很多人來說,百年前的文物流失是歷史傷口。但法治社會里,“奪回”文物的方式同樣重要。用盜竊替代追索,不僅破壞了學術信任,也可能讓未來的文物返還變得更困難。文物的保護不僅是對歷史的尊重,更是對未來的負責。我們應當通過合法、透明的渠道,推動文物的回歸,而不是讓它們成為市場交易的工具。
這起案件無疑再次給所有學術機構敲響了警鐘:加強古籍和文物的保護,建立更為嚴密的身份驗證與監控機制。
真正的文化回歸,應該發生在法院和談判桌上,而不是在酒店房間里的一臺掃描儀上。我們每個人都應該成為文化遺產的守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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