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蘭華：我的公公陳伯達，他去世那天，吃著飯，人就突然沒了

引言

1989年9月22號，中午時分，獨自在飯廳吃著飯食的陳伯達，突然頭一歪，撞在墻上，失去了知覺。

85歲的他，就這么毫無預兆的悄然走了。

本文主要參考資料來源：《陳伯達傳》.葉永烈.著.

正文

陳伯達有過三次婚姻，有三個兒子和一個女兒，他和第二任妻子余文菲有一個兒子，取名“陳小農”，這個名字還是田家英給取的。

等陳小農長大之后，被人叫“小農”，聽著有些不舒服。于是，就趁著1981年遷居北京的時候，把戶口上的名字改成了“陳曉農”。

陳曉農打小就和父親生活在一起，1965年，他在北京念完了高中。他的成績挺不錯，完全可以考進大學。他原本是想讀文科的，但父親不建議他念文科，就在他糾結的時候，興起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陳曉農就決定跟著上山下鄉。

這時候的上山下鄉還是完全聽憑自愿的，后期才帶有強制性。

這時候的陳曉農能放棄讀大學去上山下鄉，可見覺悟還是蠻高的。尤其是他作為高干子弟，更是不容易。

內蒙古有關單位得知了他的這個想法之后，就指名要陳曉農過去。

于是乎，他就去了內蒙古臨河縣狼山公社，也就是現在的內蒙古巴彥淖爾市臨河區狼山鎮。

因為他是陳伯達的兒子，這個消息也成了當時媒體關注的重點。那一年（1965年）的8月10號，《北京日報》的第二版就報道了陳曉農的事跡，也成了一時的熱點新聞。

陳曉農去內蒙古務農，也受到了當地的重視，再加上他本身也挺努力的。因此在一年之后，他就被當地推薦，回到北京給應屆高中畢業生們作報告。主要是講述自己在內蒙古下鄉務農的體會。

在內蒙古待了兩年，陳曉農回到了北京。

他之所以離開也是迫不得已的，因為到了六十年代中期，老有人想拿他來做文章，這讓陳曉農意識到，內蒙古這地兒是待不下去了。

回到北京后，他都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了。

陳伯達倒是希望兒子去工廠當一名普通工人，正好他以前曾經分管過天津的工作，和天津市的關系還不錯。在老友的安排下，陳曉農就去了天津的工廠做了一名普通客人。

哪曉得，他才到了天津兩天，就遇到江青點名批評了陳伯達在天津的好友，這讓陳曉農在天津也沒法待了。

剛好那時候，陳伯達的老友李雪峰在河北主持工作，托了李雪峰才在石家莊給曉農找了份工作。

見到李雪峰的時候，陳伯達特意囑咐：

“絕對不要讓他當干部，讓他當工人，從學徒做起。”
——來源：《陳伯達傳》.葉永烈.著.

就這樣，陳曉農就在石家莊制藥廠當了一名普通的學徒工。

為了避嫌，不想讓人知道他是誰的兒子，陳曉農還特意改名成“林巖”。

也正是這個決定，在石家莊低調的生活，讓陳曉農避開了不小的影響。

1970年的十月份，陳曉農順利出師，由一名學徒工轉為了正式的工人。這時候，他想回北京看望父親，但是，父親的秘書回信說，陳伯達最近沒有在北京，讓他這段時間不要回來。

陳曉農哪里曉得，那時候，他的父親正被軟禁在北京的家里呢。

又過了一些日子，陳曉農又給父親寫了信。

等收到回信，信封上署名的不是父親秘書的名字，而是“8341”部隊的名字。回信里面明確的告訴他：不許回北京。

不久之后，曉農終于知道，北京的父親出事了。

有關部門也通知陳曉農，只能留在石家莊，哪里也不許去，也不要和其他親屬通信。

自從父親下臺之后，他就一直在石家莊制藥廠待著了。

在廠里，陳曉農和同廠的女工張蘭華相識、相戀，1979年這一年，倆人結為伉儷。婚后，夫妻倆生下了一個兒子。

母親余文菲呢，也在那時候從武漢搬來了石家莊，就住在老干部休養所。

1981年的8月下旬，秦城監獄里面的陳伯達獲得了保外就醫的資格，就安排住在北京東郊的一處民宅。

陳伯達也是上了年紀，他出獄后的晚年生活，該由誰來照顧呢？

他的長子陳小達早在1960年就臥軌自殺了，小兒子陳小弟年幼的時候，精神受到了刺激，導致長大后的自理能力很糟糕，唯一的女兒陳嶺梅遠嫁到了南京；就只有在石家莊的陳曉農，距離北京比較近。于是，就選中了陳曉農回北京照料陳伯達的晚年生活。

陳曉農的母親余文菲也是年老體弱，他在石家莊還能照料著母親，要是去了北京，母親可怎么辦。

余文菲雖然早在1948年就和陳伯達離了婚，但她倒也是通情達理，說自己住在老干部休養所有人照顧著，不礙事。

盡管母親這樣說，陳曉農還是托朋友照料母親。1981年，陳曉農就帶著妻子和兒子，一起遷居到了北京。趁著戶口的遷移，他申請了改名，把“小農”改成了“曉農”。

到了北京后，每個月他也會抽出幾天的時間，坐著火車回石家莊看望母親。

1989年九月初，北京的天氣還十分的炎熱，空氣中都彌漫著炙熱的味道。

哪曉得到了17號這天傍晚時分，烏壓壓的云層就壓了過來，在云層之中響起陣陣悶雷。不消一會，雨水就像倒扣的水盆傾斜而下，嘩啦啦的，雨水覆蓋了天地。

這一場雨，下了整整一晚上。

直到清晨的時候，這雨水才稍微小了一些。

隨著降雨，天氣也從炎熱來到了初冬，人們紛紛掏出過冬的衣服披在身上。

20號，早上九點多，陳曉農這天一大早就要去石家莊看望母親余文菲。

臨出門的時候，他去父親的臥室，看父親睡得很熟，他不忍心吵醒父親。就給父親加了一床毛毯，還把毛褲放在了床前的椅子上，父親睡醒之后，伸手就能夠到毛褲。

陳伯達醒來的時候，呼喊著曉農的名字。

張蘭華進來，說曉農九點多就出門了，他看你睡得熟，不忍心吵醒你，就沒有和你打招呼了。

陳伯達聽完后，嘴里嘟囔了一句“好冷”，就沒有再說什么了。

中午，到了飯點，張蘭華呼喚公公來吃飯。

陳伯達就去了飯廳獨自吃飯，張蘭華帶著兩歲的兒子，在客廳一邊看電視，一邊吃著飯。

“咚！”

飯廳傳出一聲悶響。

張蘭華趕緊放下碗筷，來到飯廳，看到公公頭一歪，碰到了墻上，嘴里的食物兀自往外流著。

她趕緊跑去對門。

對門住著的是公安老蕭，因為陳伯達是保外就醫，特意在陳家對門安排了老蕭住著。

老蕭來了之后，趕緊讓張蘭華去自己屋里找速效救心丸，他自己馬上給醫院打去電話。

不到20分鐘，醫生就來到了陳家。

陳伯達的心臟停止了跳動，醫生翻看了他的瞳孔，搖了搖頭，說沒救了。

經診斷，他是因為天氣的驟然變化，引起的心肌梗塞。

隨后不久，陳家又來了不少人，他們商量著應該怎么處理陳伯達的后事。那時候，陳曉農還在去往石家莊的綠皮火車上。陳家只有一個兒媳張蘭華，還有一個上二年級的小孩，眾人商議之后，決定通知陳曉農，等他回來后再一起商議。

至于陳伯達的遺體，只能先拉去醫院存放著。

陳伯達出獄后，每年都有體檢，就在他去世的前幾年，醫院查出他患有老年性冠心病。但是，他的心電圖一向良好，又從來沒有過明顯的心絞痛。倒是超聲檢查的時候，檢查出冠脈硬化，不過問題也不是很嚴重。

誰也沒想到，天氣的驟然變化，讓上了年紀的老人最是受不了，也成了一道鬼門關。老人的血管很脆，經受不起氣溫的突然變化，很容易引起心肌梗塞。

9月28號，在陳伯達去世后的第八天，他的遺體告別會，于10:20分在八寶山第一告別室舉行。

告別室里掛著他的遺像。

在生前，陳伯達一直躲避著照相機的鏡頭，以至于需要遺像的時候，在家里翻箱倒柜都找不出來一張照片。還好陳曉農記得，在去年冬天的時候，父親的一個朋友給他拍過一張相片，就趕緊找到了當時那個拍照的攝影師，幸好底片還在。把底片放大之后，這才算有了一張遺像。

他的遺體告別儀式上，使用的名字是“陳建相”，這是他的本名。而“伯達”這個名字，只是他的筆名。他年輕時候去莫斯科留學，看了斯巴達勇士之后，崇敬斯巴達，就給自己取了個“巴達”的筆名。

他覺得“巴達”這個名字不太中國化，看起來怪怪的，就改成了“伯達”。

或許，他自己也沒想到，“陳伯達”這個筆名，會成為他的一個人生符號。

由于一般人都不曉得“陳建相”這個名字，故而他的遺體告別儀式在當時也沒有引起過多人的關注。再加上這場儀式沒有對外宣傳，只是在親朋故友之間小范圍進行，以至于當時好些人都不曉得，這個鼎鼎大名的人物已經過世了。

有意思的是，最早披露陳伯達去世這個消息的是“美國之音”和英國的“BBC”電臺。陳伯達的遺體告別儀式是9月28號上午進行的，而國外的這兩個媒體，在次日就播出了他去世的消息。同時，也簡單的介紹了一下他的生平和履歷。

不過，這些海外媒體不了解“八寶山第一告別室”的情況，根據“第一告別室”這個名字，在聯想到他生前顯赫的地位，也就做出了誤導的報道消息。宣稱陳伯達去世后，還享受了高級官員的待遇。

八寶山有兩個部分，一個是革命公墓，這個才是領導干部治喪的地方；而另外一個部分是八寶山殯儀館，這是普通老百姓和一般干部治喪的場所。這兩個地方有一墻之隔，兩者的骨灰安放地也完全不一樣。

革命公墓火化出來的骨灰，是安放在革命公墓；另外一個地方火化出來的骨灰，是放在老山骨灰堂。

至于這“第一告別室”，屬于八寶山殯儀館的一部分，“第一”不過是個編號罷了。要說有什么不同之處，無非就是這間告別室的面積是比較大的一間。

陳伯達的骨灰就安放在老山骨灰堂。

1991年，這一年的2月份，陳曉農和妻子張蘭華帶著父親的骨灰回到了老家，那個叫做嶺頭村的小山村。這個小村子坐落在福建的惠安縣，是一處安靜的所在。

陳伯達的骨灰，就放置在當年他出生的那間老屋子里。

85個春秋，兜兜轉轉一圈之后，他又回到了出生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