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3月26日,任弼時從蘇聯回到延安。此時,系統總結經驗教訓,統一思想和認識,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成為亟待解決的事情。
大會的籌備和組織是一項非常艱巨的任務,毛澤東考慮到任弼時在9年前就負責組織過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那次大會召開的非常成功。按照中央原來的計劃,籌備召開七大時間緊迫,任務繁重,需要一位像任弼時這樣精明能干而且任勞任怨的組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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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毛澤東沒有讓任弼時回到八路軍政治部主任的崗位上,而是把他留在延安,參加中央書記處工作,協助毛澤東總攬全局,參與中共中央的重要決策,籌備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
七大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準備時間最長的一次會議,從1931年六屆四中全會算起,準備時間長達14年之久。從1940年5月正式籌備算起,也有5年之久,為了七大的順利召開,任弼時整整為此籌備了5年。
1945年4月23日,大會在延安楊家嶺大禮堂開幕。楊家嶺大禮堂是在任弼時指導下修建的,長36米、寬34米、高11米的中央大禮堂。任弼時擔任大會秘書長,主持開幕式。
在這次大會上,選舉產生了新的中央委員會和中央領導機構。其中,中央委員44人,中央候補委員33人。
6月11日,歷時50天之久的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閉幕。這是歷次會議中會期最長的一次。
七大閉幕8天后,毛澤東在延安楊家嶺主持召開了七屆一中全會第一次會議。會議選舉產生了黨中央領導機構。選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陳云、康生、高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張聞天、彭德懷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選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為中央書記處書記;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主席。選舉任弼時為中央秘書長,李富春為副秘書長。這是一個具有很高威信的、能夠團結全黨的堅強的領導集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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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大書記中,毛澤東處于核心領導地位,朱德主抓軍事,劉少奇則負責地方工作,周恩來和任弼時一個負責外交,一個負責組織,可謂是分工明確。
抗戰勝利后,蔣介石三次邀請毛澤東赴重慶談判。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擴大會議,分析國內外形勢,商討對策和下一步行動方針。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長篇發言。他說:“這次談判應該去,不能拖,而且估計也不會有什么危險。只要我們站穩腳跟,保持清醒的頭腦,就不怕一切大風大浪。” 會議展開了激烈的爭論。主要是圍繞毛澤東究竟去不去重慶的中心議題。多數意見是:周恩來先去重慶,毛澤東隨后再去。
會議結束前,毛澤東再次發言說:“先派恩來同志出去。我出去,決定由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職務,書記處另推陳云、彭真同志為候補書記,以便我和恩來同志出去以后,書記處還有五人開會。”他的建議得到了參會者的一致同意。從此,彭真、陳云進入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
毛澤東在赴重慶之前,與劉少奇徹夜長談,面授機宜,估計了可能產生的各種情況,研究對策。
毛澤東在重慶談判期間,曾克林從沈陽飛到延安,劉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臨時會議,聽取曾克林關于東北情況的匯報。窯洞里坐著朱德、任弼時、彭真、陳云、康生、高崗、李富春、博古、葉劍英、楊尚昆等中央領導人。劉少奇原來就打算建立中共中央東北局,聽了他的匯報,更加讓他下定決心。
為了體現對東北的重視程度,在選擇東北局領導人時,劉少奇決定讓2位候補書記去東北主持工作,由彭真擔任東北局書記,陳云等人為委員。同時,為了便于東北局開展工作,方便和蘇軍溝通,中央軍委授予彭真、陳云中將軍銜。東北局全權代表中央指導東北一切黨的組織及黨員活動,東北一切黨的組織和黨員必須接受其領導。
由于任弼時曾經兩次被捕入獄,受過國民黨反動派的酷刑,加上長期艱苦的革命斗爭生活,他的身體一直不好。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任弼時長期擔負著各地恢復地下黨組織的危險工作。1928年,他作為中央巡視員到安徽接頭時被捕,國民黨反動派沒有搞清他的身份。在押解途中,他巧妙地把被捕消息和預定的假口供托人帶給在上海的妻子陳瓊英,以便配合組織營救。審訊時,他受到頭頂窯塊、膝跪鐵鏈和“老虎凳”等酷刑,卻咬定編出來的假身份。敵特按他所說到上海查對,因組織上已有安排,沒有暴露破綻,三個月后獲釋。
1929年,任弼時在上海主持江蘇省委工作時,又被租界當局逮捕。他乘巡捕不注意,吞掉了身上的文件,只被搜出一張月票,而票面上寫的使用人住處已是火災中燒掉的房子,無從查對。外國警探懷疑有假,便使用電刑,竟在他背上烙出兩個拳頭大的窟窿。任弼肘蘇醒后仍堅不吐實,這種頑強態度使捕房更感到他像共產黨,繼續關押拷打。幸虧周恩來領導的特科通過關系營救,才使他獲釋。
此后多年,任弼時經常感到頭暈和身體虛弱,加上日夜勞累、血壓高,看東西時常眼花。長征時,他領導紅二方面軍,年僅三十出頭,可是干部戰士們從外貌看多以為他已有五十歲。任弼時也經常向身邊的人表示,自己活不長,所以抓緊時間工作。
由于長期在艱苦的環境下戰斗,任弼時的身體也出現了嚴重的問題。1945年,任弼時當選為書記處書記時年僅四十一歲。然而,不幸的是,由于長期超負荷勞累,五位書記中年紀最輕的他卻健康每況愈下。當年11月,蘇聯醫生米爾尼科夫給中央主要干部體檢,發現任弼時不但患有高血壓、糖尿病,且動脈血管嚴重硬化,有破裂的可能,且腦血管供血不足可能影響視力,病情非常嚴重,隨時都可能發生危險。
1949年10月29日,應中共中央的要求,克里姆林宮醫院的內科主任瓦西林柯和神經科主任康諾瓦諾夫教授專程來北京為任弼時檢查病情。診斷結果為:嚴重的高血壓癥,腦血管有明顯硬化之征,心臟初期機能障礙,腎初期硬化,肝臟肥大可能起自新陳代謝障礙,并有糖尿病。兩位蘇聯醫生建議任弼時去莫斯科治療三個月。
毛澤東得知任弼時的病情后,多次致電斯大林,聯系為他治療問題。經反復溝通,11月底,中共中央決定任弼時赴蘇聯治病。 1949年12月,毛澤東在蘇聯訪問期間,親自到克里姆林宮醫院看望任弼時,這是任弼時第四次踏上赴蘇聯的征途。
任弼時為了節約國家的開支,他主動提出兩條原則:一是隨行人員宜少;二是添置服裝力求節省。事實上,此次赴蘇治病,任弼時一個家屬也沒有隨行,只有醫生劉佳武、翻譯朱子奇和一名在華的蘇聯大夫,因為工作需要而一同前往。
經過一個階段的治療,任弼時的高血壓慢慢開始好轉,他就迫不及待的致電向中央,自覺身體堅實了許多,想要早日回國恢復工作。1950年5月17日,任弼時乘列車返回祖國,順利抵達北京站。
由于任弼時病情不適應高強度的工作,1950年6月6日至9日召開的中共七屆三中全會決議,由陳云出任中共中央書記處代理書記。
任弼時身患嚴重的高血壓癥等多種疾病,黨中央一再要他注意休息,但他工作起來,常常忘記了自己的病情,長期抱病堅持繁重的工作。1950年6月26日,任弼時致信毛澤東及中共中央書記處,要求恢復部分工作 朝鮮戰爭爆發后,任弼時非常關心戰局的發展,急切地想要全身心投入工作中。他寫信給毛澤東和中央書記處,要求每天工作4個小時。任弼時在信中寫道:“我回抵北京后已近一月,血壓尚繼續下降中(160左右),身體也覺得堅實一些。”
毛澤東6月27日批示:“同意弼時意見,試做工作,每日不超過四小時,主管組織部和青委。” 任弼時把指導青年團的工作,放在自己的工作日程上,詳細了解了一年多以來的工作發展和當前的安排。這年8月底,任弼時還滿懷信心地說,自己已經病好了。
10月24日晚上,他繼續在燈下查看地圖,妻子勸他早些休息,他說:“明天有明天的事啊!” 這一天清晨,任弼時病情嚴重惡化,突患腦溢血,右半身癱瘓,失語,血壓230,脈搏每分鐘100。雖經醫生全力搶救,但仍挽留不住他的生命。10月27日12時36分,任弼時溘然長逝,英年四十六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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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時逝世后,陳云正式出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
1956年9月28日,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毛澤東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當選為副主席,鄧小平當選為總書記。他們六人組成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是七大形成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繼續。
八大之前,陳云已是中共中央的五大書記之一。八大后,陳云是中共中央四位副主席、六位常委之一。但是,陳云始終要求有關部門在待遇上、宣傳上不要把他同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并列。蘇聯政府贈送中共中央五大書記一人一輛汽車,陳云堅持把給他的那輛汽車退給有關部門。實行工資制,有關部門給五大書記定為一級,陳云把自己改為二級。
1956年,毛澤東叮囑秘書:有一個人,除我上廁所外,可以隨時來見
1950年,毛澤東對彭德懷說:我問過傅連暲,林彪病有一點,但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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