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古代草原民族，鐘愛從大同入寇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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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游牧民族與農耕民族的相互較量，持續兩三千年之久，為了對抗草原部落的侵襲，中原歷代王朝或投入重兵，或整修長城，不遺余力地完善北方防線。大致說來，農耕民族在農牧分界線上共設置有三個防御支點，分別是幽州、大同與河套，其中幽州亦即今之北京為核心的區域，依托燕山山脈作為阻擊屏障；河套主要指前套和后套，憑依橫亙東西的陰山山脈；而大同盆地介于兩者之間，是三個支點中缺少地理防護的一個。

古代能夠作為防御支點的地區，起碼要具備兩個條件，一是擁有高大的山體作為地理屏障，二是擁有寬闊的縱深滿足后勤供應。幽州緊貼燕山南麓，游牧民族從正北方向直擊幽州就必須跨越這道天險，廣闊的河北平原又能夠為駐守幽州的軍隊提供源源不斷的糧草，這也是元明清三代敢于將首都設置于此的原因之一。

至于河套的情況也大致與此相同，黃河“幾字灣”最靠北的部分形成兩處彎曲，河水在這里放緩，這片處在大西北的地區不用擔心水源的問題。東西走向的陰山山脈為河套提供天然防護的同時，陰山與鄂爾多斯高原之間的寬闊谷地也能夠產出足夠的糧食以供大軍食用。戰國時期，趙國設置為云中郡，而李牧近對抗匈奴第一線就在這里。

對比之下，大同的優勢顯然不如幽州和河套，大同以西是陰山山脈的東緣，以東是燕山山脈的西緣，兩條大山脈恰恰在大同這里沒有完成合攏。大同多數情況下要直面游牧騎兵的攻擊，古代中原王朝往往在大同以南設置第二道保險，也就是雁門關。從地圖上看，大同以南的恒山山脈勉強可以作為庇護山西腹地的又一道防線，盡管恒山較之燕山和陰山要低矮許多，但聊勝于無，而雁門關正好騎跨在恒山山脈西南側的一個山口上。

從陰山、燕山和恒山的包夾來看，大同可以視為一個半開放式的盆地，倘使沒有草原騎兵的侵擾，農耕民族大可在這里占據主流。游牧部落不大可能會放棄這片“打草谷”的對象，大同盆地多數時期都是耕牧混合的生產方式。戰國時期這里屬于“代地”，經過“胡服騎射”后的趙國騎兵正是依托大同盆地，與來去如風的匈奴騎兵一決雌雄。趙國被秦所滅之后，公子嘉帶領殘存的趙國宗室到代地稱王，這一時期“半農耕半游牧”的特點在代國表現得尤為突出。

由于大同盆地既沒有高大的山體防護，又沒有出色的供給能力，草原民族習慣將這一方向選定為突破點也就不足為奇了。事實上，相比于幽州和河套，中原王朝對大同的戰略定位，更像是為雁門關爭取反應時間的前沿基地，所以大同的城防工事遠非一般城池可比。

以明朝為例，北伐大元帥徐達奪取大同之后，為防備北元卷土重來，下令對大同城防進行重新營造，城高14米，城墻最寬處達16米，規格甚至高于都城南京。

朱元璋對大同丟失是有切膚之痛的，后晉石敬瑭將幽云十六州割予契丹，直接導致北宋百余年無險可守，而大同正是十六州中的云州。《天龍八部》中阿朱常對喬峰說的“雁門關外，牧馬放羊”，指的正是這一時期被契丹占據的大同盆地。此后，遼、金及元初三代將大同改為西京，從這里出發的北方騎兵向東可以通過燕山與太行山的結合部直插河北；向西可以沿陰山南麓奪取河套；向南可以跨雁門關深入山西腹地，進而威脅長安洛陽。

有明一代，大同始終為九邊重鎮之一，直到明朝滅亡，大同城也不曾被正面攻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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