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萬物》爭議：歷史劇創作如何平衡真實與溫度？?

易筆直言/文

電視劇《生萬物》的熱播，在觀眾群體中引發了罕見的兩極化討論。一方認為其以細膩筆觸還原了農村生活的煙火氣，打破了歷史人物的 “標簽化” 塑造；另一方則痛斥其模糊歷史本質，存在 “美化地主”“歪曲史實” 的問題。這場爭議并非簡單的 “好劇” 與 “爛劇” 之爭，而是折射出歷史劇創作中 “真實性” 與 “藝術性”、“歷史本質” 與 “人性復雜” 之間的深層博弈，值得從更客觀的視角拆解與審視。

從支持方的視角來看，《生萬物》的價值在于對歷史人物 “去臉譜化” 的嘗試。在傳統認知中，地主形象多被固化為 “青面獠牙的剝削者”，而該劇卻展現了更為立體的面向：倪大紅飾演的地主寧學祥，既有與佃戶算細賬的吝嗇，也有寒冬給長工遞熱粥的溫情；費左氏一邊給佃戶送南瓜示好，一邊在賬本上悄悄增加利息。這種刻畫得到部分觀眾認可，核心在于其貼近 “人性本復雜” 的現實邏輯 —— 正如不少人從長輩口中聽聞的 “某地主雖摳門，災年卻未讓佃戶餓死”“某地主家子女偷偷教佃戶孩子識字”，歷史中的地主群體本就不是鐵板一塊的 “惡人集團”。支持方認為，承認地主身上的 “人性微光”，并非替剝削制度辯護，而是拒絕將歷史簡化為 “非黑即白” 的二元敘事，敢于正視歷史的 “全貌”。

而反對方的批評，也并非毫無依據的 “苛責”。他們指出的問題，直指歷史劇創作不可逾越的 “歷史底線”：劇中對地主寧學祥的塑造，過度放大其 “勤勞”“幽默” 的特質，甚至將原本屬于農民反抗范疇的 “開倉放糧” 情節，扭曲為地主的 “受害者” 敘事；宣傳中強調的 “苦難女性” 銀子，其被迫嫁入地主家的苦楚僅一筆帶過，鏡頭更多聚焦于地主家的優渥生活，易讓觀眾產生 “封建時代地主生活更優” 的誤解；更值得商榷的是角色邏輯與歷史語境的脫節 —— 寧繡繡作為本應具有反抗意識的女性，卻與地主展開 “平等愛情” 線，忽視了封建制度下階級差異的殘酷性；漢奸家人被正面刻畫、農民反抗戲份被大幅刪減等情節，也被質疑 “模糊善惡邊界”“弱化歷史矛盾”。反對方的核心訴求很明確：歷史劇可以創新，但不能脫離 “地主剝削農民是封建農村核心矛盾” 的歷史本質，更不能為了追求戲劇沖突而顛倒歷史是非。

事實上，雙方的爭議焦點，本質上是對 “歷史劇該如何講述歷史” 的不同理解。支持方擔心的是 “標簽化敘事” 對歷史真實的傷害 —— 若將所有地主都塑造成毫無人性的魔鬼，年輕觀眾反而會因 “情節失真” 難以理解剝削制度的真實危害；反對方警惕的是 “人性敘事” 對歷史本質的消解 —— 若為了展現 “人性復雜”，而弱化農民的苦難、邊緣化階級矛盾，歷史劇便失去了 “以史為鑒” 的核心價值。這兩種擔憂都有其合理性，而優秀的歷史劇，恰恰需要在二者之間找到平衡。

回顧《覺醒年代》《山海情》等成功案例，它們的共同特質的是：既尊重歷史本質 ——《覺醒年代》不回避新文化運動中的思想分歧，《山海情》直面脫貧攻堅的艱辛；又不忽視人性溫度 —— 魯迅的悲憫、李大釗的熱忱，西海固農民的堅韌與樂觀，都通過細膩的刻畫打動觀眾。這些作品證明，歷史劇的 “真實”，從來不是 “復刻歷史細節”，而是 “守住歷史本質”；歷史劇的 “溫度”，也不是 “美化歷史人物”，而是 “還原人性的多面”。

回到《生萬物》本身，它的爭議或許能為歷史劇創作提供一次重要反思：在展現 “人性復雜” 時，不能模糊歷史矛盾的核心；在追求 “藝術創新” 時，不能背離歷史的基本邏輯。觀眾對這部劇的褒貶，本質上都是對 “好的歷史劇” 的期待 —— 期待它既能讓我們看見歷史人物的 “煙火氣”，也能讓我們銘記歷史的 “沉重感”；既能讓我們理解人性的 “多面性”，也能讓我們明晰歷史的 “是非觀”。

歷史從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也不是非黑即白的簡單畫卷。未來的歷史劇創作，唯有以 “敬畏歷史” 為底色，以 “尊重人性” 為筆觸，才能真正拍出兼具 “真實質感” 與 “思想深度” 的作品，才能在引發討論的同時，實現 “以史育人” 的文化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