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中國大學“弦歌不絕”，反而“逆襲”巨大發展

抗戰期間，全國高校損失慘重，因為高校集中于東南沿海，“我國易受敵人攻擊之區，多為學校文化中心”。

北京大學紅樓一度成為日寇憲兵隊隊部，南開大學校園幾乎被夷為平地，據國民政府教育部1938年8月底調查統計，由于日軍入侵，全國108所高校中，被破壞者達91所，占大學總數84%，有14所大學全部被破壞，15所高校勉力維持，25所高校破壞嚴重被迫停辦，南開大學更是被炸得“雞犬不留”。

抗戰前，全國各大學共有教師7560人，職工4290人，在校生41900余人。抗戰爆發后，受戰亂影響的教職工約2000多人，學生多達2萬余人，戰火造成的損失包括校舍、圖書儀器、教學設備等達3360多萬元。

抗日戰爭爆發后，全國財政狀況極為窘迫，一些人極力倡導實施戰時非常教育，主張中斷一切正規教育，停辦高中及大專院校，師生員工應征入伍共赴國難。

對此，蔣提出了“戰時教育需作平時看”的觀點，“我們切不可忘記戰時應作平時看，切勿為應急之故而丟卻了基本。我們這一戰，一方面是爭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時期改造我們的民族，復興我們的國家，所以我們教育上的著眼點，不僅在戰時，還應該看到戰后。”

國民黨要員陳誠更是強調，“教育是立國的根本，尤其當國家臨到存亡斷續的關頭，成為絕對的需要，這是一個國家最強韌、最可靠的生存力量”。

國民政府一方面盡力將知識分子西遷，高薪保障日常生活，還免掉大中專學生學費、食宿、雜費。

當時的教育部部長陳立夫以個人名義借貸建立了貸金制度，凡經濟來源斷絕的學生，可直接向學校貸款以維持生活，并免費住宿。由于通貨膨脹等因素，這些貸金實際上后來并未償還，這相當于政府向學生無償提供了學費和生活費，后來貸金制干脆改成了公費制。

學者候楊方指出，抗戰期間，由中學到大學畢業，完全依賴國家貸金或公費的學生，共達128000余人，這其中就包括了“兩彈一星”元勛錢驥、姚桐斌、鄧稼先、程開甲、屠守鍔、陳芳允、任新民、朱光亞、王希季等9人，還有李政道、楊振寧這兩位未來的諾貝爾獎獲得者。

8年抗戰期間，全國專科以上高校增加了33所（31%），教員增加了3623人（48%），學生增加了41575人（99%）。

中小學教育也全部免費，學齡前的兒童入學率從戰前的43.4%上升到了勝利前的76%，初等學校學生數量幾乎是戰爭爆發后的2倍。

在職業教育方面進步更加明顯，在校學生人數由戰前的7000人增長到了25000余人。在教育規模擴大的同時，國民政府也重視大學的科學研究。教育部于1938年特地撥經費給國立大學，令其恢復因戰爭而停辦的研究所，恢復招收研究生，并酌情增設新的研究所。

1938年到1944年，經濟部共獲準專利423項，是從民國初年到戰前專利總數的182%。時任駐華參贊的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認為：‘這七年間的科學進步與貢獻，比起過去30年來，在質在量皆有增無減。’”

1935年教育經費占國家總預算4.8%；抗戰時期的教育經費在國民政府財政支出中位居第二，僅次于軍費；抗戰結束后的1946年，《中華民國憲法》規定：教育科學文化經費，在中央不得少于預算總額的15%；在省不得少于預算總額的25%；在市縣不得少于預算總額的35%。這些經費和重視保證了教育的薪火不絕，也保障了“教育立國”。

在抗戰艱苦條件下，很多大學也繼續發展。如中央大學不僅沒有停滯，反而進一步充實與發展，弦歌不絕，聲譽日隆，達到了歷史上的鼎盛時期，終于成為了全國最高學府。西南聯大更是成了中國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瑪峰。

據《大學史話》一書統計計算，1936年與1928年相比，大學生數增加66.4%，教育經費增加119%，學校增加46%，教師數增加45%；而1945年與1936年相比，學生增加一番，院校增加30.5%，教師數增加48%，在校女大學生數增加149%。

總體上，抗戰期間，中國高等教育不但沒有中斷，反而得以巨大發展。這是高校師生們不甘屈服艱苦奮斗的結果。

如1947年時任教育部長朱家驊在《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鑒》序言中感慨道：“抗戰八年間，我全國教育文化于不墜，發揚民族意識，推進內地文化，憑戰時僅有之貧乏物資，而自覺自力以適應教育之需要，其艱苦卓絕之精神，非僅可歌可泣為后人景仰，且亦足以動國際之視聽，供盟邦之借鏡。”

（本文選自拙作《先生歸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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