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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朋友都吐槽過一個社會現象:一家公司開始走下坡路時,管理層突然對考勤制度,表現出異乎尋常的嚴格。
其實這并非管理層沒事找事,它背后隱藏著復雜的組織心理和管理邏輯,是企業在面臨危機時,一種本能反應。
從管理心理學的角度看,嚴格考勤是管理層在失去業務方向后,尋求安全感的替代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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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業績好時,管理層通過明確的業務目標、順暢的運營流程,就能維持掌控感。
員工也清楚自己的職責所在,整個公司組織是一種自洽的狀態。
公司業績下滑,說明原有管理手段開始失效,管理層會陷入一種“掌控力缺失”的焦慮中。
就像遭遇暴風雨的船長,有時明知調整船上設備與航行方向無關,卻仍會瘋狂調試各種儀器,只為找回一絲控制感。
考勤這種最容易量化,且實施成本最低的管理工具,就成了他們眼中的“救命稻草”。
通過監控員工的上下班時間、壓縮午休時長、嚴查遲到早退,管理層會得到一種虛幻的控制感。
仿佛只要員工按時出現在工位上,公司就能重回正軌。
這種心理機制,在行為經濟學中被稱為“可觀測偏差”。
即人們傾向于關注那些容易測量的指標(如考勤),而忽視難以量化的因素(如創新效率或市場競爭力)。
如果站在企業角度,會發現嚴格考勤有意義,是收入減少時用“時間套利”提升效率的一種辦法。
一家公司如果面臨營收壓力,解決路徑無非兩條:要么降本,要么增效。
降本就是裁員或者降工資、降福利,突出一個省錢。
增效就復雜了,要么改進技術,要么增加有效工作時間。
改進技術需要資金投入和技術積累,而增加時間幾乎零成本。
通過嚴控考勤,企業試圖擠出員工日常工作中的“水分時間”。
早到崗、晚離崗的松散時段約1小時,變相延長的午休時間又占1小時,合計可“回收”每日工作時間的25%
對于擁有大量員工的企業而言,這種“時間套利”,能在賬面上創造可觀的工作量。
問題是,這種計算存在根本謬誤:它混淆了“物理時間”與“價值創造”的關系。
知識型工作尤其如此,員工的創造性產出,往往不取決于工位停留時長,而取決于思維狀態和資源支持。
將工業時代的“工時=產出”邏輯,套用在現代企業運營上,無異于刻舟求劍。
可惜,人一旦到了管理層,都容易陷入這種思維陷阱,畢竟干活的不是他。
說到底,嚴抓考勤這件事,本質是企業管理重心的嚴重錯位。
一個健康發展的企業,應該關注市場需求、產品創新和客戶體驗等外部因素;
而那些陷入困境又無能為力的企業,才會把注意力轉向內部管控。
這種現象在組織行為學中,被稱為“內卷化陷阱”:當外部拓展受阻時,組織會不自覺地陷入內部規則的無限細化。
管理層選擇考勤作為抓手,還因為考勤指標操作簡單、立竿見影,能夠快速生成“積極作為”的表面證據。
無法用業績交代時,至少可以用考勤報表。證明自己的管理態度。
用現在流行的話來說,就是“用戰術上的勤奮,掩蓋戰略上的懶惰”。
草臺班子的管理層,往往會搞壓力傳導:
高層將業績壓力轉嫁給中層管理者,后者通過強化考勤等硬性指標,來證明自己的管理力度。
從更宏觀的視角看,企業陷入“考勤陷阱”的現象,也折射出當代管理教育的一些缺失。
許多管理者在順境中習慣了“業績治百病”的思維模式,將企業成功簡單歸因于個人能力;
當環境惡化時,他們缺乏系統性的危機應對工具,只能退回到最原始的管理手段。
可見企業管理培訓,不僅要教授增長期的戰略擴張,更需要強化逆境中的領導力建設。
優秀的管理者,應該具備區分“癥狀”與“病因”的洞察力。
最后說點和打工人利益相關的,突然嚴格的考勤政策,也能讓企業進行低成本篩選。
通過嚴格執行各種規章制度,篩選出不愿或不能適應新要求的員工,實現人員優化而不必支付賠償金。
對于打工人而言,考勤突然嚴格化是一個值得警惕的信號。
它可能預示著,更劇烈的組織變革即將來臨。
理性的做法是既不過度反應,也不消極應對:保持職業敏感度評估公司真實狀況,同時更新個人技能,以備不時之需。
一家企業走下坡路的時候,總有人要在油門上踩一腳。
作為車上的普通乘客,想想想怎么利益最大化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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