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淵為什么要再搞均田制以及創立租庸調制，該如何理解李唐時期的稅收機制？-細品《資治通鑒》之隋唐風云

公元624年，隨著李唐政權逐步統一了大江南北，李淵的重要目標也就會從打江山逐步轉移到如何坐江山上。讀這個時間點的《資治通鑒》就會發現記載了大量的李唐政權的新的規章制度的確立和推動的記載。而制度建設對一個政權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要解決什么問題，采用什么制度都是需要大量的工作和決斷的。而所有的制度中，解決國家的財政稅收問題又是重中之重。我們看到這個階段李淵在北朝和隋的政策基礎上，推出了均田制和租庸調的稅收機制。我們今天就來讀一讀《資治通鑒》里面的相關記載。來從我的角度來幫助大家解讀一下李淵為什么會這么做，這么做的好處在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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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治通鑒》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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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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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獲與反思

打江山易，坐江山難，這是古人告訴我們的一個深刻的道理。

為什么說坐江山難呢？因為打江山，只要你有充沛的武力，只要打敗競爭對手，就可能奪得天下。但是坐江山就面臨著內部各種復雜的矛盾和利益沖突，就要去協調和化解。同時你要想執政，就面臨著要大量的花錢，對外防御作戰要花錢，興修農田水利要花錢，賑災要花錢，豢養龐大的官僚體系還是要花錢。都面臨著錢從哪里來的問題。

政府實際上是沒錢的，所有的錢都來源于稅收。所以稅收制度怎么定就是很重要的。如果稅收太輕，政府收不到足夠的稅，那么在軍事，賑災，發工資等方面都會不足，最終裁撤驛站導致亡國的事例還不僅一個。可以講歷史上很多朝代的滅亡都跟財政收不上來稅是相關的。

而政府如果收稅太重，老百姓負擔不起那就造反，你稅收收不到，平叛又需要大量的錢，這樣的政權倒閉得更快。

所以一個政府建立起來，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該如何確立稅收來源作為政權支撐的問題。

而當時李淵政權采取的就是均田制和租庸調的稅收機制。

均田制其實不是李淵首創，而是來源于北魏。而租庸調制的根基就是均田制。

我們知道在當時國家沒有什么工業，手工業也不發達，也沒有現代的商業。所以國家的財政主要來源于農業，也就是要向農民收稅。

但是要向農民收稅的基礎就是農民得有收入才能交稅，農民怎么才能有收入呢？那就是要給農民配生產資料進行生產，而當時的生產資料就是土地。

所以邏輯就變成國家給農民土地，農民種一年地，產出一部分交給國家作為使用土地的租金成本，這其實就是中國沿襲了上千年的地租或者叫田賦或者說農業稅。

但是要收農民的稅的前提就是得給農民土地種，如果你不給農民土地就收稅就是耍流氓，也不可能收得上來。

所以這里一個核心的問題就是土地得是國家所有，所以國家才能分配給農民，才能向農民收稅，如果土地不在國家手上，國家無法把土地給農民耕種，你就無法向農民收稅。

所以很多王朝的后期，如果土地逐步壟斷到地主手里，他們又有各種方法逃避稅收，國家無法向農民收稅，就面臨國家的財源枯竭的問題，而要維持國家運轉，就只能向能收到稅的人加稅，這才導致了王朝的崩塌。

而作為李唐政權，經歷了隋末的戰亂，天下又是十室九空，很多百姓逃難，最終出現了大批荒蕪的土地，而且上一個政權的王公貴族的土地也收歸了國有進行再分配，所以國家手里才有了土地，這才有了均田制的基礎。

而北魏當年實行均田制就取得了生產力的大發展，使得生產和人口都得以快速恢復。在北魏和隋朝成功的基礎上，李淵拿來就用其實是最簡單的。

我們可以看一下李淵實行的均田制的內容：

每位成年丁男及十六歲以上二十以下的中男，給一頃田，有嚴重疾病者減去十分之六，寡妻、寡妾減去十分之七，所有授田均以其中十分之二為世業田，十分之八為口分田。每一成年男子每年交納的租是二石粟。調按照當地物產情況，分別交納綾、絹、絁、布。每年勞役二十日，不服勞役則收取，每天三尺；有事增加勞役者，加十五日勞役，免除應交之調；加三十日勞役，應交納的租、調均予免除。如遇水、旱、蟲、霜等自然災害，收成損失十分之四以上，免除租；損失十分之六以上，免除調；損失在十分之七以上，免去全部應交納的租調及應服勞役。

我們再來比較一下北魏時期的均田制的內容：

1、凡15歲以上的男子，每人授給種植谷物的露田40畝，女子20畝。露田都是無主荒地，因考慮休耕輪作，故授田時—般按休耕周期加一或兩倍，也稱“倍田”。擁有奴婢和耕牛的人，可以額外獲得土地，奴婢同普通農民一樣受田，人數不限，土地歸主人；丁牛（4歲以上）每頭受露田30畝，一戶限4頭。所受之田不準買賣，年老身死，還田給官府。

2、初受田者，男子每人另授桑田20畝，限3年內種上規定的桑、棗、榆等樹。桑田可作為世業田，終身不還，可以世襲，但限制買賣。在不宜種桑的地區，男子每人另授麻田10畝，女子5畝，奴婢同樣受田，按露田法還受。新定居的民戶還可分到少量的宅田，每3口一畝，奴婢5口一畝，宅田也屬世業。

3、桑田按現有丁口計算。桑田為世業，允許買賣其一部分。原有桑田已超過應授田數，“無受無還”；達到應授額的，不準再受；超過應授額部分，可以出賣；不足應授額，可以買足。

4、若全家都是老小殘疾的，11歲以上及殘廢者各受丁男一半之田，年過70的不還所受，寡婦守志，雖免課亦授婦田。

5、地狹的地方，居民可以向空荒地區遷徙受田；地廣的地方，居民不許無故遷徙，可隨力所及向官府申請借種受田以外的土地。因犯罪流徙或戶編無人守業的土地，收歸國家所有，作均田授受之用。

6、各級地方官吏按照官職高低授給不同數額的公田（職分田），離職時移交后任官。地方官吏各隨在職地區給予公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各八頃，縣令、郡丞六頃。新舊任相交接，不許出賣。

首先就是授田上的差別，李唐政權當時是每個成年男子（也稱丁）會授給100畝的田地。其中二十畝是世業田，也就是終身給你耕種不回收了。而另外八十畝就是口分田，也就是會回收。

所以從這點來看，李唐政權的均田要比北魏時候的均田要簡單，不再區分桑田，麻田，而是統一都是一百畝。田地的數量和是否回收差別其實是不太大的。

北魏的均田里面有官吏公田的說法，李唐的政策里面也有：

有爵位的貴族從親王到公侯伯子男，受永業田一百頃遞降至五頃。職事官從一品到八、九品，受永業田六十頃遞降至二頃。散官五品以上受永業田同職事官。勛官從上柱國到云騎、武騎尉，受永業田三十頃遞降至六十畝。此外，各級官僚和官府，還分別領有多少不等的職分田和公廨田，職分田的地租作為官僚俸祿的補充，公廨田的地租作官署的費用。這兩種土地的所有權歸國家。

其實官吏的公田的策略就是作為俸祿和費用的補充。也就是國家公務員按照職級，國家給公田（這里面也分永業田和 職分田和公廨田 的區別）， 職分田相當于給公務員工資雖然低一點，但是還給你配土地的福利，你在任就可以耕種，耕種就有收入就是你的福利。當然離任就要交回去。而當時地方政府的財政也不好，國家沒有多余的財政撥款，就也配給地方政府土地，這個土地的地租相當于就是地方政府的補充費用。從產權角度來講，永業田是給個人的，但 職分田和公廨田 產權是國家的。

所以我們不要被很多小說和影視所誤導，古代士族官吏最重要的收入來源是土地的資本收入，只要有土地就有地租，要遠比俸祿靠譜。所以古人才有不為五斗米折腰事權貴的所謂清高，因為他們根本不靠俸祿生活。就跟現代人給你分幾千萬茅臺股票，每年拿分紅，你還看得上那點工資收入？

正是因為土地資本有這樣的特點，所以這些官僚和士族才會瘋狂的吞并土地，畢竟你吞并了十倍的土地，你的每年的收入就能增加十倍，自己一大家子人不斷的繁衍，如果單靠以前的土地確實也很難生存下去，就如同《紅樓夢》里面描寫賈府是一樣的，必須要擴展財源。但是這些人兼并的土地多了，土地是一定的，就有更多的農民會失去土地，最終均田制也就搞不下去了，國家稅收也就枯竭了，最終國家一定走向滅亡。

其實現在社會雖然土地不是唯一資本了，但是資本的壟斷其實是一個道理。資本集中導致財富越來越集中，國家的稅收就會枯竭，要么是加稅普通百姓日子過不下去了，要么就是財政枯竭國家滅亡了。資本是沒有國界的，你的國家滅亡跟我有什么關系？

其實這就是后來李唐政權到了中期衰落的根源所在，也是歷史上所有朝代開國時朝氣蓬勃，但沒過幾十年就開始走不下去的根源。其實直到現在也沒有太好的辦法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即使從美國來看，各種稅收明目繁多，但實際上對于資本的擴張和平衡依然很難。

當然均田的目的是為了收稅，我們看到在李淵執政期，也是將以前的租調制，改成為租庸調制。

所謂租庸調制，就是將農民的稅負分為租庸調三類，租指田租，每年納粟二石；庸指勞役，每年替朝廷服勞役二十日；調是戶調，即按戶征收一定數量的如麻布、絲、絹等農產品。

那么李淵所采取的租庸調制和以前的朝代的區別在哪呢?

首先就是稅負的高低的問題。我們講田租從古就有，秦漢時期是按照畝產的收入征稅的，最開始是一畝地征收十分之一的收入。如果按照北方一畝地一石產出來計算的話，一石在先秦的時候大概是120斤，在漢代大概是30公斤，也就是60斤。

按照漢代的 一畝地征收十分之一的收入 來計算的話，租金一畝地就是要上交6斤糧食，一百畝地就是600斤糧食作為田租。（漢景帝時減稅到了三十分之一，也就是一百畝地只需要交200斤）

北魏的田租是一夫一婦一年田租粟2石，相當于兩個人一年120斤田租（但北魏男人是40畝田，女人20畝田，加起來是60畝田）。

而李淵推行的租庸調制，把按田征收換成了按丁征收，就是一個男丁，授田是一百畝，那么交糧食就是2石，也就是120斤。

從這里來看，李淵推行的租庸調制實際稅負要比以前漢代和北魏都要低。這一點是有利于百姓的。

租是田租，實際上是建立在政府給你田種，就要交田租的邏輯上。而調是按戶征收的，實際上也是稅收的一種。李淵推行的租庸調中的調大概是每一戶 交納絹二丈、綿三兩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

李淵的調其實也比北魏時期正調：絹二匹、綿二斤（戶調）附加稅：包含運輸費（二匹調外費）和官吏俸祿（三匹百官俸）要低了很多，而且更為靈活。（一匹等于十丈）

而李淵的租庸調制中的庸實際上就是可以用錢來折算勞役。

我們知道古人除了交田租和戶調外，還要服勞役。

比如南北朝時期，南朝規定男丁每年的役期至多為四十五日；北齊規定二十歲男子充兵，六十歲免除力役；北周則規定男丁年齡在十八歲至五十九歲之間，豐年役期為三旬，中年為二旬，下年為一旬。

到了隋朝規定十八歲以上為丁，六十歲免役，每年需服徭役三十日。開皇三年（583年），又進一步調整為二十一歲始役，五十歲免役，每年役期縮短至二十日。

但是徭役對于農時影響還是很大的。所以李淵將徭役政策變得更為靈活，變成每年勞役二十日，不服勞役則收取，每天三尺；有事增加勞役者，加十五日勞役，免除應交之調；加三十日勞役，應交納的租、調均予免除。

這就是所謂的庸。也就是你不服徭役可以用繳納布匹來替代服徭役。這就讓農民有了更多選擇，不至于影響農時。

當然李淵所推行的租庸調制是一體的，都是基于國家的均田制的基礎上，也就是國家給農民田地用于耕種，那么作為代價，農民就要繳納田租，繳納戶調以及服徭役。如果不服徭役可以用布匹來頂替。其實這也是所有農業國家的根本政策，我們國家建國之后農業經濟主導的時候也是如此。

從李淵所推行的均田制和租庸調制來看，相比較之前的王朝，對于農民的負擔是減輕了的，而且繳納更為靈活。所以是一種進步。、

李淵的此舉其實也是要收獲光大農民的支持，天下動亂已久，需要讓農民安居樂業，發展生產，這樣國家財政才會逐步好轉。其實這也是歷朝歷代開國都在做的事情。資產的重新分配，總會帶來一個生產力的大發展和人口的大發展。

所以現在很多人談到中國的人口問題，其實核心問題也是如此，老百姓沒有資產的分配，生下來的孩子國家不分配資本，純純就是百姓的負擔的時候，確實老百姓就不愿意生孩子。即使國家發一點錢效果也不會太大。而古代為什么亂世之后人口都會爆發式增長呢？因為一個男丁國家給你一百畝地，還有什么比這個更刺激生育的呢？一百畝地一年在北方就是一百石的產出，大概就是6000斤糧食，在南方產出要加倍，交了租金也會剩余很多，所以男丁就變成財富。所以古人才會拼命的生。

所以人口這個事情本身就是動態的，現在我們沒有別的資本，土地依然是最重要的資本，現在人多地少，即使生了孩子基本上也分不到什么地。但是孩子又解決不了工作還沒有收入，大家當然更不愿意生。但是如果人少地多的時候，生了孩子就能分一百畝地，那么人口也會是爆發式的再增長的。所以從歷史上來看，人口這個事情沒必要這么焦慮。人多了沒工作需要國家養才是要焦慮的。

在今天的文章中，除了李淵推出來租庸調制，還提到了李淵又設立了大中正，這讓人懷疑李淵這不是倒退嗎？要從隋朝的科舉再退回到九品中正制嗎？

在我看來，李淵的此舉其實是在收買士族的心。

李淵奪隋朝天下是靠著關隴士族。而在這個過程中，又是大量的批發官職，同時還要犒賞軍功。在打天下時當然是沒問題的，大家都有上升的通道。

但是當天下已經打下來，要坐天下的時候，就不得不考慮怎么治理天下了。我們知道古代皇權不下鄉，其實這也是基于現實的妥協，政府確實在財政上也不支持能雇傭這么多官吏管理這么細。所以在地方治理上還是要靠地方上的士族。所以李淵這個時候就要拉攏地方士族。那么拉攏地方士族就是要給他們名分和機會，那么設立大中正的意義就在于梳理地方士族，給他們名分。（其實當年北魏推行齊整人倫，分明姓族也是一樣的道理），從而希望獲取當時士族的支持和認可，從而鞏固自己的統治。其實這是李淵的現實選擇，也是在奪得天下之后的權宜之計罷了。

同時歷史記載李淵將教育設到鄉，同時推舉通曉經書的知識分子，其實道理是一樣的。

在今天的文中還記載，李淵也進行了官制改革，其中除了沿用了隋朝的尚書、門下、中書、秘書、殿中、內侍六個省，從而進一步奠定了三省六部制基礎外，還推動了散官和勛官的品階。

我們知道古代讓你當官就要有職務，就要做事，但是并不是每個人都適合做管理的，比如一個擅長打仗的人你讓他去做基層管理，很容易草菅人命。但是對于有功者又需要封賞，對于有些勢力又需要拉攏，所以李唐政權就將實職和官階給分開了，有功勛的就授予勛官，而且還分成了十二個級別，這樣每個級別的待遇都不同。而需要拉攏的勢力就封散官，從開府儀同三司到將仕郎，共二十八階，為文散官；驃騎大將軍至陪戎副尉，共三十一階，為武散官。這樣有功就賞的時候賞的是虛職和待遇，而不是實際讓他去做管理。

其實這種管理模式是值得很多企業學習的。很多企業在初創期大家一起打拼，在企業壯大之后，初創期的元老都因為有功就要封賞。但過去很多企業都是按職位給薪水和待遇，但職位又是實崗，需要做具體管理工作。而很多人離做管理還是有差距的，讓他去做管理反而很可能會適得其反。這也是很多民營企業存在的問題。

所以對于有功之臣，不一定要把他一定放到管理崗才能體現收入和待遇，如果企業內部有職級，那么同樣可以體現不同崗位的收入和待遇的差別，而股份的兌現就是另外一種方式。現在有些大型企業已經采用這種模式來體現不同貢獻員工的收入和待遇的兌現了。

所以管理一個國家和管理一個企業本質上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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