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黨爭的狗血真相

長慶元年（821年）三月，由大唐禮部主持的科舉考試照常開考。這是唐穆宗李恒即位以來的第一場科考，因此朝野矚目。

但這場意義重大的考試并不順利，很快便朝向黨爭的方向發展。

一切源于一個狗血的開端。

正式開考前，宰相段文昌和翰林學士李紳找到了當科“知貢舉”的錢徽，希望后者為他們推薦的人選，開個“綠色通道”。

錢徽是“大歷十才子”之冠錢起的兒子，在朝中向來以潔身自好、嫉惡如仇著稱。但面對兩位重臣的請托，夾在中間的他也不好多做任何表示，遂以默認的方式應承了下來。

段文昌、李紳二人皆受了他人重金請托，看到錢徽一點就通，遂欣喜而去。

不料，待放榜之日，段文昌、李紳推薦的舉子皆不上榜，搞得這兩個收了厚禮的重臣，臉上十分掛不住。

為了發泄不滿，段文昌徑直跑到唐穆宗面前舉報，稱此次科舉有貓膩。段文昌說，此次上榜的士子鄭朗、蘇巢、楊殷士等14人皆為士門子弟，平時連書都不讀，居然能考上，簡直沒天理。

段文昌檢舉之事，基本屬實。中舉的鄭朗是當時的給事中、后來的宰相鄭覃的弟弟，出身滎陽鄭氏。蘇巢是唐德宗年間的狀元、后來的宰相李宗閔的女婿。楊殷士的來頭也不小，他的哥哥楊汝士是這次科考的“副主考”。

▲唐朝宰相鄭覃畫像。圖源：網絡

針對段文昌的舉報，唐穆宗找來了李德裕、李紳和元稹，詢問三人的看法。

李紳的心情與段文昌類似，自然不會替錢徽說好話。而元稹和李德裕向來對科考請托之事深惡痛絕，油然而生的正義感，也促使他們一致性傾向段文昌。

結合三人的表態，唐穆宗下令，讓14名中榜舉子復試，一辨真偽。

為防止考題泄露，復試的題目由唐穆宗親自擬定，以一詩一賦為主。

復試的結果令人大跌眼鏡。14名考生中，除了3人勉強按規定答完試卷外，其余11人就如此次復試考官之一的白居易所言，答卷“辭律鄙淺，蕪累甚多”。

事情真相已經出爐。錢徽是整起科考舞弊案的主犯，朝廷對他的懲罰自然也是最重的，唐穆宗將其貶為江州刺史，以儆效尤。李宗閔也身涉其中，受牽連貶至劍州刺史，外放出朝。

由于李宗閔在中晚唐的“牛李黨爭”中始終身居“牛黨”領袖，故他一落馬，“牛黨”的力量大受打擊。而主張嚴懲舞弊的李德裕，則為另一派“李黨”的領袖。李宗閔的下臺，反過來給了李德裕發揮政治抱負的空間。

史學界將這起科考舞弊案視作“牛李黨爭”的導火索，有道是“至此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

長慶復考案不過是牛李兩派斗爭的一個縮影，而他們的結怨，則要從案發的十二年前說起。

元和三年（808年），又是一場考試。

這一年，“牛黨”的領袖李宗閔和牛僧孺還是兩名剛踏入仕途的小年輕。

唐憲宗為了選拔出德才兼優的士子，在正常制科考試外，特設“賢良方正科”，尤其青睞那些敢于直言進諫的良才。

▲唐憲宗畫像。圖源：網絡

在眾多考生中，伊闕尉牛僧孺、前進士李宗閔以及陸渾尉皇甫湜等在對策中秉筆直書，“指切時政”，“無所回避”。他們的對策，很受考策官韋貫之的認可。經過評比，韋貫之將牛僧孺的對策定為本次“賢良方正科”的頭名，并呈交唐憲宗審核。

唐憲宗專門找來了翰林學士裴垍和王涯覆策，核實本次考試結果。在韋貫之、裴垍和王涯三人的復核下，唐憲宗已經認可了這三位才子的考試結果。

可這時，有傳聞稱宰相李吉甫暴跳如雷。

李吉甫跑到唐憲宗面前，一把鼻涕一把淚地控訴著此次考試的不公，認為此次恩科存在貓膩。他的理由是，這三大才子的對策，通篇都在指斥當權者，宣泄不滿。而且，三人中，皇甫湜是翰林學士王涯的外甥，而王涯又參加了此次恩科的對策復核，指不定背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由此，被稱作“元和制舉案”的科考“丑聞”浮出水面。

其實，要搞清楚牛僧孺等三人到底有沒有問題，關鍵還得看他們在對策里說了什么。但因為史料散佚和失傳，我們今天僅能看到皇甫湜和牛僧孺答卷上的部分內容，唯有據此進行辨析。

在對策中，皇甫湜答道：“陛下寤寐思理，宰相憂勤奉職。”還請求皇帝可以“日延宰相與論義理”。隨后，他指出，如今朝政最大的問題在于：“夫裔夷虧殘之微，褊險之徒，皂隸之職，豈可使之掌王命，握兵柄，內膺腹心之寄，外當耳目之任乎？此壯夫義士所以寒心銷志，泣憤而不能已也。”換言之，皇甫湜不滿的是宦官當政，而非李吉甫本人。可為什么最后卻引起了李吉甫的極度不滿？

問題出在了牛僧孺身上。

牛僧孺言：“夫富于春秋，誡在黷武；果于英斷，誡在尚刑；深居無事，誡在好逸游；宇內清平，誡在侵邊鄙。戒之不倦，政之不違，乃至于陰陽交和，父不哭子，帝王之功，臻是而至矣。”很顯然，牛僧孺罵的正是唐憲宗用兵削除藩鎮的政策。

唐憲宗是中唐以來最想有作為的君主。自安史之亂以來形成的藩鎮割據問題，已尾大不掉，唐憲宗在位期間不僅想平定一般的藩鎮，還對收復河朔三鎮有著使命般的執著。

所謂“河朔三鎮”，即幽州、魏博、成德三軍，此乃當年安祿山造反時的大本營。安史之亂平定后，這三鎮的大小事務依然輪番由過去安祿山、史思明的部下掌控。鑒于大唐王朝盛極而衰、態勢疲軟，這些藩鎮在處理政務時，一概聽調不聽宣，財政、軍政大權始終獨立自主。因此，終憲宗一朝，所用的宰相李吉甫、武元衡、裴度等人都是削藩的強硬派。牛僧孺在對策中居然直言削藩不利于大唐內政發展，定然與這些持收復論的當權者背道而馳。

▲裴度畫像。圖源：網絡

于是，李吉甫這場“哭鬧”，直接導致唐憲宗宣布對牛僧孺、李宗閔、皇甫湜等三人“永不敘用”。

然而，針對唐憲宗的最終判決，朝中許多大臣皆認為，這里邊帶有李吉甫的挾私報復。為平衡朝野關系，唐憲宗又下令將李吉甫貶為淮南節度使。

至此，以牛僧孺、李宗閔為首的“牛黨”，和以李吉甫為首的“李黨”，正式形成。

李德裕正是李吉甫的兒子。自父親去世后，李德裕便憑著父蔭入朝漸得高位。而多年來被打壓的牛僧孺、李宗閔等人也隨著“仇人”的謝幕，重返朝堂，大展宏圖。

除了政見對立外，牛李兩黨主要成員的不同出身，也影響著他們的站位。

作為趙郡李氏贊皇房傳人，李德裕家族是中國歷史上典型的高門富戶，自北朝時代起，就是天下第一等士族。若是放在過去，他們家僅需保持名士之節，即可獲得朝廷高官厚祿，好生奉養。即便到了科舉制盛行的唐朝，李德裕出身的趙郡李氏依舊長盛不衰。李德裕除了有位做宰相的父親李吉甫外，其祖父李棲筠在唐代宗時期就是朝廷的御史大夫，位列三公。所以，憑借祖上功勞，他無需參加科舉，即可入仕，并以真才實學獲得高位。

反觀之下，家境普通的牛僧孺、李宗閔等庶族士子，就沒有這樣的好運氣了。

他們在唐朝進入仕途的必經之路就是科舉考試。但因科舉選士不分貴庶，錄取率極低，“千人得第者百一二”，很多人終其一生，都無法鯉躍龍門。不少赴京應試的舉子，均選擇在開考前先到某大臣府上投稿，謂之“行卷”，以此換得這些高官的認可，增加日后中舉的概率。

牛僧孺在成名之前，就曾無奈地給時任監察御史的詩人劉禹錫遞過行卷。劉禹錫當時是宰相杜佑的親信，在朝中官運亨通。面對牛僧孺的到來，這位詩人的內心并沒有泛起多少波瀾。據說，牛僧孺去見劉禹錫那天，劉禹錫正在府中宴客，對牛僧孺恭恭敬敬遞上來的行卷，他看了兩眼，便丟到了一邊。

好在，當時宴會上還有另一位詩壇大佬韓愈。

▲韓愈畫像。圖源：網絡

當韓愈看到牛僧孺卷首《說樂》的行文時，大喜過望，認為這人有大志向，才學不俗。之后他攜自己的學生皇甫湜，上門拜訪牛僧孺。牛僧孺自此聲名大噪，在之后的進士科考試中“大殺四方”，順利入朝。

牛僧孺的遭遇，在同時代的白居易身上也發生過。白居易成名后，曾寫過一首《奉和令公綠野堂種花》的詩，用于感謝當年宰相裴度的賞識與提拔。詩中有一句“令公桃李滿天下，何用堂前更種花”，即是成語“桃李滿天下”的出處。裴度終其一生都沒有擔任過教職，卻憑著權勢與地位，給朝廷推薦了一大批可造之材。因此，白居易等一群人均以裴度為座主，自稱門生。

而牛僧孺經韓愈指路入仕后，與李宗閔、楊嗣復等“牛黨”骨干同拜唐憲宗朝宰相權德輿門下，互稱師兄弟。如此一來，座師與門生的集合，便形成了一個榮辱與共的政治同盟。正如他們的前輩柳宗元所言：“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

盡管科舉制在唐朝初期確實起到了為寒門庶族開辟仕途的作用，但到了中、晚唐時期，隨著官位的飽和，再加上座師、門生、同年的政治同盟形成，實際上已經將底層士人的晉升空間徹底堵死。

正如史料所稱：“貢舉猥濫，勢門子弟，交相酬酢，寒門俊造，十棄六七。”

以座師、門生互稱的“牛黨”，無疑就是當時的“勢門”。這也就不難解釋在長慶復試案中，首次中榜的14名進士中，有李宗閔的女婿蘇巢。

據史料記載，在“牛李黨爭”斗得最激烈之時，科舉取士成了“牛黨”增加勝算的砝碼。在長慶復試案中幫弟弟拿高分的副主考楊汝士，還曾與兄弟楊虞卿、楊漢公把控科舉，士人如欲科舉中式，必須重金賄賂楊氏，否則就會被無情落榜。通過這種方式，楊虞卿前后替“牛黨”招募了四十多名新人。

面對這樣的公然索賄，李宗閔居然對楊氏兄弟深為器重，待之“如骨肉，以能朋比唱和，故時號黨魁”。

因此，與其說李德裕、元稹等人借長慶復試案彈劾李宗閔，罷黜“牛黨”，倒不如說是因為“牛黨”大肆利用科舉制的漏洞，鉆了結黨營私的空子，實乃咎由自取。

待唐穆宗、唐敬宗相繼駕崩，唐文宗即位后，時任禮部尚書的李德裕立即上書唐文宗，罷停“曲江宴”，并嚴禁考生在進入仕途后“報恩”座主，結黨營私。

唐朝的進士科考試內容以帖經、詩賦、試策為主。所謂“帖經”，類似于今天的古文聽寫，主考官從諸子經書中選取一行，然后把其中的三個字蓋住，讓考生讀出被貼的字是哪幾個。詩賦環節，則要求考生在規定時間內作出一詩一賦，考察士子們的寫作水平和文章構思能力。

可以說，除了最后一項“試策”外，進士科的考試內容更傾向于考察士子的文化水平。

為了防止朝廷最后遴選出來的備選官員，皆是一群只擅寫浮華辭藻之輩，李德裕提出“進士試議論，不試詩賦”的建議，請求唐文宗變換科舉進士科的考核方式，錄取務實人才。

但唐文宗并未采納李德裕的進言。

拋卻皇帝身份，唐文宗本身就是一個詩人，《全唐詩》中仍記錄了他留下的6首詩。王讜在《唐語林》中評價唐文宗說:“文宗好五言詩，品格與肅、代、憲宗同，而古調尤清峻。”故而，唐文宗認為才子們的“輕薄敦厚，色色有之”，問題并不一定出在科舉上，應該多從外界找找原因，不要緊盯著科舉做文章。

唐文宗的偏好和武斷，卻使李德裕錯失了一次改革科舉、挽救大唐的機會。

與前面幾任皇帝類似，唐文宗也是在宦官集團的扶持下登基的。所以，皇權一直把持在宦官集團手中。對此，唐文宗心有不甘。他重用李訓、鄭注等帶有宦官集團背景的大臣，意圖從太監手中奪權。

對于這兩個平日里以取悅宦官為業的大臣，李德裕打從心底里瞧不起。他上書唐文宗，指斥李訓、鄭注為小人，反遭李訓、鄭注所惡，被貶出朝。

直到太和九年（835年），唐文宗意在誅殺太監奪權的“甘露之變”因事前準備不充分，政變曇花一現，鄭注、李訓人頭落地，李德裕才得以還朝為相。

鑒于唐文宗太能折騰，宦官集團重新掌權后，便將他永遠圈禁在后宮。

由于李德裕之前曾與唐文宗討論過削弱宦官勢力的策略，因此，他此次任相時間不長，便被“牛黨”骨干楊嗣復取代。

不久后，唐文宗在抑郁中駕崩。即位的唐武宗李炎是唐文宗的弟弟，此人雖喜吃丹藥，迷信道教，卻也知道“天地則瘡痍，朝廷多正臣”，因此，對于一向與宦官集團對著干、且富有改革精神的李德裕頗為賞識。從登基到駕崩，唐武宗從未想過裁撤李德裕的宰相權力。

有了唐武宗的支持，李德裕終于開始著手改革科舉考試內容華而不實之弊。

▲李德裕。圖源：影視劇照

唐武宗遵照李德裕的意思，下令凡“修明經、進士業者，并隸名太學，每一季一度據名籍分番于國子監試帖。三度帖經全通者，即是經藝已熟，向后更不用帖經”。這樣一來，無論以何種方式參加科舉入仕，被選拔出來的才子們，都必須研讀經典，修習治國之策，極大抑制了當時經由進士科入仕的寒門庶士崇尚浮華、難以務實的淺薄風氣。

然而，這對于擁有龐大行政系統的大唐帝國而言，不過是改革的萬里長征第一步。在此基礎上，李德裕又奏請唐武宗同意，在進士初合格時，必須先到地方州府縣實習，待頂崗實操合格后，方可獲得正式官職。

同時，鑒于“牛黨”多年崇尚的行卷之風，李德裕也以身作則，建議剝奪宰相權臣主導科舉結果的權力，盡力保障寒門庶士的晉升空間。

在李德裕的改革下，從前大批為“牛黨”所擠壓的庶士們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釋放，大唐國政也在唐武宗和李德裕的配合下，迎來了“會昌中興”。

但這一切，都在會昌六年（846年）戛然而止。這一年，長期服食丹藥的唐武宗崩于長安大明宮，英年早逝。宦官首領馬元贄認為唐憲宗幼子李怡比較好控制，遂將其立為皇太叔，以繼承唐武宗的皇位，是為唐宣宗。

▲唐宣宗。圖源：影視劇照

唐宣宗表面上裝瘋賣傻，實際上大智若愚。上位以后，立馬換了副面孔，決斷事務，分寸得當。但這位被后人稱為“小太宗”的皇帝，一向不滿于李德裕在武宗朝的專權，隨著唐宣宗把控實權，出身“牛黨”的白敏中便繼任了李德裕的相位，盡廢會昌時代唐武宗與李德裕的改革成果。

李德裕也在白敏中的誣陷下，一貶再貶，最終在大中三年十二月（850年1月）死于崖州（今海南）住所。

在唐宣宗的支持下，科舉放榜后，杏園宴集座師、門生成了國朝定制，有司不得禁絕。如此，曾圍繞黨爭而做出變革的科舉制度，又重回原樣。

沒有人會想到，這場科舉改革的功虧一簣，竟直接斷送了大唐王朝最后的氣運——因屢試不第，山東人黃巢走上了起義的道路，雖然最終沒能一舉推翻唐朝的統治，但他的小弟朱溫卻替大哥完成了心愿。

黃巢起義時，距離李德裕之死不過25年；朱溫滅唐時，距離李德裕之死也不過50多年。歷史便是如此吊詭而殘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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