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43歲大學教師去世：高校對教師的態度是給了錢、就要命

北方民族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丁海濤同志的猝然離世，如同一面殘酷的鏡子，再次映照出中國高校青年教師群體的生存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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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歲，本是學術創造力勃發的黃金年齡，卻在這個秋日午后戛然而止。

這并非孤例，近年來高校青年教師“接二連三去世”的新聞已不再令人震驚，反而成為一種令人痛心的常態。在這些冰冷數字背后，是一個個被“非升即走”量化機制碾碎的生命理想，是一顆顆在過度壓力下停止跳動的學術之心。大學這座理應追求真理、滋養心靈的象牙塔，何時異化為吞噬青年才俊的精神墳場？
高校教師這一職業，表面上被光環籠罩——社會地位尊崇，工作環境優雅，假期充裕自由。然而這層光鮮外衣下，隱藏的是觸目驚心的現實困境。“非升即走”的量化考核機制，猶如達摩克利斯之劍懸在每位青年教師頭頂，迫使他們在有限聘期內瘋狂追逐論文數量、項目經費、教學課時。這種機制將復雜的學術創造簡化為冰冷的數字游戲，將活生生的人異化為學術生產線上可替換的零件。康德二百多年前振聾發聵地提出“人是目的，不是工具”的道德律令，在當下高校管理中卻遭到徹底顛覆——教師不再是承載智慧與創造力的主體，而是實現學校排名提升的工具。高校管理者的邏輯簡單而殘酷：給的是錢，要的是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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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考核的本質是將學者推向永無止境的精神焦慮狀態。青年教師甫入職場，便要面對科研、教學、服務三座大山：必須在頂級期刊發表足夠論文，申請到國家基金項目，承擔超額課時，還要參與各種行政事務。這種全方位壓榨使得他們不得不將每一天切割成碎片，超負荷運轉。更深層的悲劇在于，這種機制扭曲了學術研究的本質——本應是好奇心驅動的知識探索，淪為功利計算的生存策略；本應需要沉潛與耐心的思想創造，被異化為急功近利的文字生產。當學者不再為真理而研究，只為考核而寫作，學術的靈魂已然死亡。高校變成了福柯筆下的“圓形監獄”，教師時刻感受到無形的凝視，進行自我規訓與壓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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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海濤的英年早逝是一記警鐘，敲響了對高校教師評價體系徹底反思的緊迫性。真正尊重學者作為“目的”的存在，必須打破“唯論文、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的桎梏，建立多元、開放、人性的評價體系。學術價值不應簡化為影響因子和項目金額，教學貢獻難以用課時數量衡量，思想影響力更無法被簡單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