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經濟學對“需求”定義的局限性（二）：對公共需求認識不足

（學之智經濟原創）

西方主流經濟學對

“需求”的核心定義：在特定時期內，對應于商品或服務的給定價格水平，消費者愿意且能夠購買的數量。這是經濟學教科書里的經典定義，是所有經濟類大學生的基礎性必修課內容。然而，這樣的“需求”無法描繪經濟社會的全貌，分析范圍的狹窄性和基本假設的不現實性，使其在應對現代經濟問題時顯得力不從心。

本文為該系列的第二篇文章，重點講講對公共需求的忽視，導致缺失了關鍵主體，這是最核心的局限。更準確地說，西方主流經濟學不是簡單地“忽視”了公共需求，而是從其理論根基上就排除了公共需求被納入核心分析框架的可能性。從對的“需求”定義而言，它的整個體系是為分析市場交易和個人選擇而構建的，對于分析公共需求則解釋力不足。

西方經濟學對“需求”的定義天然地將公共需求排除在外。

從定義來看，消費者“能夠”購買意味著“有支付能力”，這就把大量公共需求排除了。公共需求（如社會治安、國防安全、基礎保障等需求）無法通過個人支付行為來表達，因此在傳統需求框架下是“無效”的。一個貧困家庭對食物和藥品有迫切“需要”，但因缺乏支付能力，在經濟學模型中不被視為“需求”。

在表達機制上，西方經濟學的需求理論依靠價格信號來表達，市場價格決定了個人需求規模，這就形成了需求曲線。公共品和公共服務無法形成有效的市場價格，這就被排除在需求理論之外。例如，個人購買衣服，可以通過市場價格來表達需求量；但對社會治安的需求，通常難以市場化標價來提供，類似的公共需求在價格機制下將失效。

在決策目標上，西方經濟學認為個人追求效用最大、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從而決定了需求和供給。但公共需求的決策目標不是追求個人的效用最大化或者企業利潤最大化，而是強調社會福利最大化、社會公平、國家安全或長期戰略利益。公共需求的決策過程是一個集團選擇的結果，通常依賴于意識形態和政治決策，需要經過調研、論證、談判、投票等過程，相對較為復雜。

傳統主流經濟學對需求認識的盲區，使得需求理論將公共需求及相關活動視為市場失靈后的例外和補充，而非經濟體系中有機、核心的組成部分。這導致其理論無法正面解釋公共部門的經濟活動的合理性與必要性。這種理論天然地導向對小政府和市場化的推崇，超出“彌補市場失靈”范圍的政府干預，都很容易被貼上“低效”、“扭曲市場”的標簽。

在實踐中，這套理論難以解釋現代經濟中公共部門日益擴大的現實，更無法理解像中國這樣依靠戰略性公共需求來驅動發展的模式。它試圖用市場需求的尺子去丈量公共需求的世界，得出不合理或者錯誤的結論，已經不符合現代經濟發展狀況。

在現代經濟實踐中，公共需求日益擴大是非常容易觀察的現象。

一方面，公共財政支出規模持續擴大，表明公共需求日益擴大。從全球主要經濟體實踐來看，不但財政支出規模趨于擴大，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也呈長期上升趨勢。即使在主張“小政府”的國家，其絕對規模也擴大。這直接反映了公共部門經濟活動比例的提升。

2024年，美國的財政支出6.75萬億元，自1960年代以來增長了60多倍，近10年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在20%以上。2024年，日本公共需求規模為156.82萬億日元，自1960年代以來增長了100多倍，近10年公共需求占GDP的比重在25%左右。2024年，中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28.55萬億元，自2003年以來增長了12倍，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在20%以上，與美國相當。一般公共預算不包括政府性基金收支，如果將政府性基金預算加起來，中國廣義的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將更高。

另一方面，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公共支出涵蓋的范圍趨于擴大，表明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和服務存在邊界外移現象。在當今社會，公共需求早已超越了傳統的國防、治安、市政服務“老三樣”，已經擴展到更多領域。例如以下五方面。

第一，社會保障與福利。人口老齡化直接催生了龐大的養老、醫療護理等公共需求。第二，教育與人力資源。各國對基礎教育、職業培訓和高等教育的公共投入被視為提升國家競爭力的關鍵，這部分公共支出持續提升。第三，醫療衛生。現代社會普遍需要建立強大公共衛生體系，這部分是重要的公共需求擴張領域。第四，科技創新。基礎科學研究、前沿技術攻關投資巨大、風險極高，政府通常會制定相應的戰略規劃，加大財政支持。第五，生態環保。為了改善生活環境、應對氣候變化以及對生物多樣性保護等，這帶來全球性和區域性公共需求擴張。

公共需求的日益擴大，不僅是全球經濟實踐中的一個顯著趨勢，更是社會發展進入更高階段的必然結果。這一現象背后有深刻的驅動因素，并對西方經濟學傳統經濟理論提出了現實挑戰。

總需求理論將“公共需求”排除在外帶來嚴重的后果問題。

主流經濟學無法在核心框架內解釋政府經濟活動的很大一部分，只能將公共需求相關的活動歸類為“市場失靈”后的例外補救措施，而非經濟體系中有機、核心的組成部分。這種狹隘的定義帶來了嚴重的問題。

第一，難以解釋中國等發展模式。中國模式的核心特征是政府通過前瞻性的公共投資和產業政策，主動創造和引導市場，為市場投資開辟道路、降低不確定性。這是一種 “供給創造需求”與“需求引導供給”相結合的動態過程。在傳統需求理論框架下，中國的做法很容易被簡單歸類為“凱恩斯主義刺激”或“低效投資”，甚至被貼上“國家資本主義扭曲”的標簽。它無法理解這種投資背后的戰略邏輯：不是為了填補當期的需求缺口，而是為了重塑未來的比較優勢、降低全社會的交易成本、培育新興產業。

第二，難以適應西方發達國家公共需求持續擴張的顯示。即便在西方，公共需求的擴張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這其主流經濟理論之間存在深刻且日益加重的矛盾。無論是歐洲的福利國家制度，還是美國在危機后的大規模財政干預，公共部門在經濟中的比重和角色都在持續擴大。這源于社會對社會保障、醫療衛生、教育公平、氣候變化應對、前沿科技研發等領域的巨大需求，這些需求屬于公共需求，難以在傳統需求理論框架內合理描繪。主流經濟學教科書仍將公共部門活動主要定義為“糾正市場失靈”，這無法涵蓋現代政府所承擔的大量積極職能，這是較大的缺陷。

第三，提供了諸多政策誤導。基于狹隘需求理論的政策處方，在實踐中已造成嚴重危害。由于對“小政府”的迷信，盲目推崇私有化、放松管制和緊縮財政，削弱了政府提供公共品、進行長期投資和維護社會公平的能力，使得南美、非洲等經濟基礎薄弱的國家和地區，在推行西方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現經濟危機和社會動蕩。對西方發達經濟體而言，將任何形式的政府產業引導都視為對市場的“扭曲”，忽視了后發國家通過戰略性產業政策實現追趕的歷史事實，就束縛了發達國家自身進行產業升級的手腳，一些領域不得不被后發國家彎道超車。

第四，難以應對市場需求萎縮及經濟危機。傳統需求理論假設，經濟有一種內在的、強大的趨勢能回歸到充分就業的均衡。但歷史事實證明，市場經濟往往是不穩定的，當私人部門因債務過高、預期悲觀而持續需求不足時，就會出現泡沫、蕭條或者危機。傳統理論指望市場依靠自身力量自我修復，實際上就是將政府部門置于“不作為”狀態。如果拋開傳統主流經濟理論的束縛，政府部門主動作為依靠調整公共需求的方式應對市場需求的波動，有不少經濟危機是可以避免的。

實際上，在人類社會發展長河中，市場需求充足僅僅是工業革命以來很短的一段時間。大部分時間里市場需求表現為不足：工業化時代之前的漫長歷史中，經濟在低水平徘徊；工業化后，則不斷被生產過剩的危機所困擾；2008年金融危機后全球面臨的“長期停滯”風險，再次印證了這一點。這就使得主流經濟學狹隘的需求理論只能使用于市場需求充足的較少的時間段，在其他時間里可能束手無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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