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隱蔽戰線“活化石”，建立中共首個反間諜關系，從未出現閃失

他參與過中央特科的創建，是中共情報保衛系統的“活化石”，一生戰斗在情報戰線，先后在武漢、上海、天津、重慶、成都、西安等地從事過情報工作，從未出現過任何閃失，被稱為隱蔽戰線上的“福將”。

他就是中共隱蔽戰線的開拓者之一、紅色特工陳養山。

陳養山

• 崇拜惲代英，由此他走上革命道路

陳養山，原名程仰山，在隱蔽戰線工作時，先后用過化名陳英舟、陳德清、陳仲英、陳鳴鈞、高君實等。

1906年陳養山出生在浙江上虞百官前江村一個書香門第。其父程步青，晚清秀才，兼事中醫。陳養山在本村小學讀書期間，因家境貧寒，未畢業即被迫退學。

1919年6月，13歲的陳養山不得不背井離鄉，隨親戚來到武漢一家錢莊做學徒。

由于武漢是當時的革命中心之一，時代的浪潮也裹挾著滿腔熱血、一心報國的他勇立濤頭，由此改變了他的人生。

當時，正值“五四”運動爆發，陳養山也萌生了“科學救國”的思想，他大量地閱讀進步書籍，尤其是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機關刊物《中國青年》雜志對他影響最大。為了傳播進步思想，他在店員中成立了讀書會，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

1923年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他的思想再次受到震動，他認識到只有革命，中國才有出路，人民才能翻身解放。

1924年4月，他按捺不住激動的心情，寫信給自己的崇拜者、《中國青年》雜志主編惲代英，匯報了他成立讀書會、進行社會調查的情況，字里行間充滿了愛國激情，也激蕩著對國家和民族前途的深深憂患，這引起了惲代英的興趣和重視，他隨即熱情地給他回信勉勵。同年7月，惲代英專門約陳養山到家里，單獨談話長達6個多小時，這對陳養山來說是一次思想洗禮。

惲代英

這之后，他們不斷交往，陳養山從惲代英身上，看到了共產黨人對理想信念的堅守，他們的人格魅力也深深地感染了他，使他堅定了革命意志和斗爭決心，奠定了終身革命的思想基礎。

惲代英犧牲后，陳養山為紀念他，還寫就了《惲代英是我走向革命的引路人》，文中在寫到那次懇談中，這樣說道：

“我記憶最深的是，他說中國革命必須推翻帝國主義和軍閥統治，要建立蘇聯式的政府，人民才能得到解放”。

所以，陳養山一直視惲代英為良師益友和自己走向革命道路的引路人。

1924年10月，陳養山被吸收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此后，他們的讀書小組迅速擴展，改稱“漢口青年勵志社”，成為團結店員的活動中心。

1925年1月，陳養山由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員轉為中共黨員。不久，他擔任青年團武昌地區特別支部特派員，他所在的錢莊也被中共武漢地委確定為交通站。

由此，開啟了他長期的隱蔽戰線的生涯。

孟子說得好，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自從走上隱蔽戰線后，他就經歷了多崗位的艱苦歷練。

由于來同他聯系的人很多，引起錢莊老板注意。同年5月，武漢團書記林育南安排陳養山到上海團中央送密信，考慮到他的安全，惲代英便安排他到團中央從事交通工作。

1925年5月，他在團中央書記任弼時領導下，隨任弼時參加了“五卅”運動的組織和示威活動。在斗爭中，陳養山迅速成長成熟，7月，團中央又給他壓擔子，派他回武漢擔任團地委代理書記。

當時，正值國共合作時期，9月，黨組織又派遣他化名陳英舟，以國民黨員的名義籌建國民黨武漢市黨部，并任常委兼組織部長。

可好景不長，因他在漢口熟人較多，此時的國民黨在租界活動也是秘密的，他做秘密工作極不方便，在此情形下，黨又將他調回上海團中央工作。

恰好，此時惲代英正籌建國民黨中央交通局（在上海租界內秘密運行），就分配他到交通局工作，擔任發行科長。

正是在在這個崗位上，他積累了豐富的人脈，為他從事隱蔽戰線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礎，這其中就包括結識楊登瀛。

１９２６年春，組織上交代陳養山運送幾枚炸彈到武漢中央軍委。陳養山通過認識的海員，搭乘英國貨輪，完成了任務。這給周恩來留下了深刻印象，也為他以后進入中央特科埋下伏筆。

1926年冬，陳養山被調往浙江，在寧波國民黨省黨部做統戰工作，1927年3月，又調到杭州組建黨的組織機構。

不久，“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爆發，杭州不能落腳，黨調他回上海任法南區委宣傳部長。由于陳養山工作能力出眾，在武漢有群眾基礎，旋即組織上又調他前往武漢做店員工作。可是，這次仍因當地熟人太多，容易暴露而又調回上海。

1927年11月，南昌起義后，賀龍秘密來到上海，周恩來提議由陳養山承擔掩護賀龍的任務。陳養山將賀龍、周逸群安排在一個秘密住所里，次年１月，又秘密安排送賀龍等人奔赴湘西。可這次回來后，他一時找不到組織，無處安身，只得暫回浙江家鄉。

1928年1月，陳養山和幾位黨的同情者在海門縣計劃搞些槍支發動農民暴動，被人告密，只得逃往上海。

• 參與創建中央特科，建立中共第一個反間諜關系

陳養山回到上海，住在楊登瀛家里，并在一家報館謀生，不久，他接上了組織關系。

1928年3、4月間，楊登瀛進入中統，他將此事告訴了住在家里的陳養山。

楊登瀛

陳養山感到此事非同小可，連夜報告了組織，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議。令他沒有想到的是，這一建議不僅讓他成為特科成員，而且也成為他對特科做出的最大貢獻。

筆者曾在2024年8月寫的《他黑白通吃，作為中統特務，中共卻為他配私人保鏢，這是為何？》一文中，詳細介紹過楊登瀛。在此對他的情況只做簡單的介紹：

楊登瀛，原名鮑君甫，1893年出生于香山縣一個商人家庭。16歲時，赴東瀛留學，尋求真理。大學期間，他深受日本馬克思主義者河上肇的影響，并以優異的成績從早稻田大學畢業。

1919年回國后，他來到了春潮涌動的上海，參加了“五四”運動，并結識了在上海大學執教的瞿秋白，這為他以后的人生埋下了伏筆。

由于楊登瀛是個日本通，留學時又與日本的輿論界、文化界建立起了緊密的聯系，回國后，很快在一家日商洋行擔任高級職員，同時以嫻熟的日文為日本的一些通訊社撰稿，聲名鵲起，在上海灘嶄露頭角。

1924年，他加入了改組后的國民黨，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很快成為國民黨內十分著名的左派人士。

值得一提的是，在“五卅”運動中，他結識了青幫中人、洋務工會負責人楊劍虹，因同鄉、同黨關系而成為莫逆。后來楊劍虹去廣東投靠陳立夫，成了陳的親信助手，楊登瀛也就此與陳立夫等相識，并在陳立夫的支持下加入中統。

陳立夫

1928年春，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增設采訪股，組織部負責人陳果夫、陳立夫有意拉攏青幫力量，即指派時任調查科主任的張道藩動員楊劍虹擔任采訪股總干事（股長）。

楊劍虹是江湖中人，很講義氣，上任后便拉楊登瀛進入調查科。此時楊登瀛在上海灘剛剛得心應手，準備大干一場，卻苦于沒有名頭，這時，他便提出不去南京，在上海幫助楊劍虹打出一片新天地。

楊劍虹欣然同意，就這樣他打著調查科的旗號，開始周旋于上海的警察局、警備司令部、市黨部、市法院及租界巡捕房、日領館和青幫等各種勢力之間。

1930年，調查科擴大活動范圍，為廣集情報，先后向上海、武漢和開封派出特派員，并配有隨員和電臺。此時楊劍虹因青幫內斗自殺身亡，又因楊登瀛在上海有廣泛的人脈關系，遂被徐恩曾任命為調查科駐上海特派員。有了名頭的楊登瀛在上海灘更是如魚得水，游刃有余，逐漸成為上海灘上擺得平、玩得轉的名人。

楊登瀛不僅很會做人，也非常注重形象建設，不斷打造自己的人設。自楊劍虹自殺后，痛失“師長”的他，遂將原名鮑君甫改為楊登瀛，一來紀念這位有知遇之恩的“師長”，樹立自身重感情、講義氣的形象；二來突出他的留日標簽，抬高自身的品位。

當然，楊登瀛不但與國內各方搞好了關系，還注重交好租界權貴人物。租界的警務處督察長蘭普遜甚至公開宣稱“國民黨方面，我只認楊登瀛說話”。

1925年陳養山在國民黨上海交通局任發行科科長時，因為工作需要，就主動接近楊登瀛。

1926年的一天，楊登瀛的一位朋友登門拜訪，說有一個人久慕他的大名和才華，希望跟他學習日語，楊登瀛慨然允諾。這位“學生”就是陳養山。

這之后，陳養山也就順理成章地經常將一些進步書報送給楊登瀛，由其譯成日文，對外發行。楊登瀛所獲頗豐。

有了利益聯結后，兩人經常在一起杯酒論時局，吟詩抒抱負，逐漸成為情投意合的密友。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的黨組織幾乎陷于崩潰狀態，知彼知己方可百戰不殆，這就迫切需要一把尖刀插入敵人的心臟。

此時身處中統的楊登瀛則成為中共物色的首要人選。因為他早年接受過馬克思主義熏陶，思想較為進步，對共產黨有同情心和同理心，同時，他對中統與國府推行的以暴制暴的手段十分反感，尤其是1927年曾參加過左派，還曾被蔣介石逮捕過，這使楊登瀛耿耿于懷，有可能為我所用，更主要的是他與上海各界人士乃至國外人士都有著良好的關系，有廣泛的情報來源，做這項工作非他莫屬。

1928年3、4月間，楊登瀛進入中統調查科后，將自己的身份和專門對付共產黨的任務毫無保留地告訴了陳養山。

陳養山便連夜將情況寫成材料，經過中共閘北區委向黨中央報告，建議同楊登瀛建立工作關系。

此建議立即獲得周恩來批準同意。

在陳養山策反的基礎上，中央特科二科負責人陳賡又再次出面與楊登瀛敲定細節。

1928年5月，一個細雨綿綿的晚上，陳賡與楊登瀛在霞飛路的一家咖啡館中秘密會晤了。

楊登瀛對陳賡的傳奇特工經歷早有耳聞，非常仰慕，兩人心心相惜，相見恨晚，楊登瀛答應除為調查科工作以外，他還要盡快加入淞滬警備司令部與租界情報機構，以為中共提供重要情報。中共也答應給他配汽車和私人保鏢，方便其工作。

就這樣，在十分嚴峻的白色恐怖氛圍之下，中共成功在敵人的心臟插入了一把尖刀，楊登瀛也成為中共在敵人偵探機關建立的第一個反間諜關系，更是第一位黨外地下工作者。

楊登瀛的單線聯系人先是陳養山。當時特科初創不久，急需人手參與創建，半個月后，因策反楊登瀛有功，陳養山被調中央特科情報科工作，就改由連德生單線聯系。

有了這一關系后，中共獲得了敵人許多極其重要的情報，掌握了敵人行動規律，使黨組織及許多黨員免遭破壞與逮捕，并利用楊所提供的情報，有力地懲罰了叛徒。如在營救早期領導人彭湃（后因故沒有成功）、鎮壓出賣彭湃的叛徒白鑫、營救任弼時等事件中的重要情報，都是由楊登瀛通過陳養山向黨組織提供和幫助化險的。

• 與陳賡攜手作戰，鎮壓叛徒營救同志

1931年4月，原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被捕叛變。作為參與中央特科創建的元老，陳賡與陳養山從情報科成立開始，就在中央特科與顧順章一起工作過，已經暴露，于是，周恩來決定他倆轉移到天津開展地下工作。

當時中央特科在天津的秘密情報關系是北洋軍閥時期的國會議員胡鄂公，還有其助手楊獻珍。

陳賡

當時，天津地方黨組織由于叛徒的出賣，遭到嚴重破壞，安子文、周仲英、劉亞雄、陳原道等一批黨的負責人均遭被捕，一片白色恐怖，黨的地下工作者活動舉步維艱，幾乎停滯。黨中央指示他們三大任務：

一是營救被捕的同志；二是組建天津特科；三是清查叛徒情況。

4月16日，陳賡帶著妻兒，與陳養山化裝成商人到達天津。

誰知，首戰即出師不利，險象環生。正當他們在與地下黨楊獻珍接上關系并準備開展有關營救事宜時，不料楊獻珍也遭敵逮捕，營救工作被迫擱淺。

于是，他們將主要精力放在清查叛徒工作上。可還沒開始行動，叛徒卻自己浮出水面，并與他們不期而遇。

那是他們來天津不久的一天，陳賡和陳養山來到勸業場，那里人山人海，異常熱鬧。陳養山唯恐出事，陳賡卻毫不在意地說，天津不會有人認識他。話音未落，只見迎面走過來一個面色黝黑，身段較高，穿著舊布大褂的人，此人趾高氣揚，身邊隱約跟著一些人。

陳賡認識此人，多年來的地下工作直覺告訴他，此人可能有問題，他急忙朝超此人一努嘴，輕聲對陳養山說“這人有問題，快跑！”于是，兩人拔腿就跑，那個人也帶著幾個人緊追不舍。

跑了一段路后，他們決定分開跑，追的人也分成了兩撥人，咬著不放。

陳賡和陳養山他們對天津的路也不熟，就胡亂跑，跑了兩個多小時，終于等到天黑，幸好，天津不少小街道沒有路燈，才甩掉了尾巴。后來得知那個人就是大叛徒張克云（張開運）。

他們決定先把這個叛徒除掉。因為叛徒認識陳賡，查清他的情況和活動規律的任務就落在了陳養山身上。

功夫不負苦心人，終于有一天，陳養山又在法國公園看到了張克云。盯梢了四五天，發現他住在華界的一個小旅社，并且經常在華界和法租界的幾個旅社出入，頻繁地跟叛徒、特務接頭，活動異常猖獗。順著這條線索，

經過幾個月的努力，陳養山和陳賡又挖出了一批叛徒，摸清了他們的姓名、特征、住處、來往關系、活動規律。于是，陳賡決定讓陳養山立即回上海向黨中央匯報，建議派“打狗隊”鎮壓叛徒（當時我黨地下工作分工很細，“打狗隊”是專門負責執行鎮壓叛徒任務的）。

半個月后，陳養山同中央派遣的代號為“王老頭”的同志再赴天津。８月，天津最大的叛徒張克云被擊斃。

這次天津之行，陳賡和陳養山在胡鄂公的協助下，基本完成了組織交給任務。因天津黨組織遭破壞的情況非常嚴重，不具備建立特科的條件，陳賡和陳養山又難以立足開展工作，加之敵特中認識陳賡的人又很多，行動非常不便，隨時都有遭被捕的危險，于是，陳賡與陳養山化裝成傷員，經山東青島回到上海向陳云匯報了天津之行的工作情況。

• 在四川辦“通訊社”，開展情報和統戰工作

1935年9月，中央特科完成歷史使命而自行撤銷，由于陳養山在中央特科的資深經歷和曾以新聞記者進行情報搜集活動的身份，又被黨在上海的“中央臨時局”派到重慶開辟情報工作。

他化名陳仲英，以新聞記者身份與陳昌、陳克寒3人一起來到了重慶，可如何打開工作局面，他們犯了難。

就在他們一籌莫展時，聽說時任四川省財政廳兼省銀行總經理劉航琛所創辦的“新四川通訊社”因為無利可圖，準備停辦。

他們當即拜訪劉航琛，以優先轉發他的新聞稿為條件，說服劉航琛讓他們免費接辦。因為有利可圖，劉航琛又動用關系，讓他們與國民黨重慶行轅政訓處（情報處）建立了情報聯系。通訊社為政訓處提供情報，政訓處為通訊社解決辦社經費（每月100元）。就這樣，通訊社既找到了“靠山”，解決了經費和情報來源，又取得“合法”身份，便于打著政訓處的招牌大膽開展情報工作。

經過數月努力，獲得了大量秘密的和公開的、非法和合法的軍事、政治、經濟方面的重要情報，如國民黨中央和地方軍閥的黨政軍動向、軍力配備及相互沖突、國民黨軍部黨部與地方派系之間的爭權奪利、重慶經濟界與各地資本家的矛盾等，既準確又及時，價值極高。同時，陳養山廣泛聯絡各方社會人士，進行統一戰線工作，秘密領導與參加了重慶、成都等地的有關抗日救亡活動。

１９３６年７月，陳養山回上海向黨組織匯報重要軍政情報，在準備返回四川之際，中共中央決定陳養山到陜北學習。

９月，陳養山抵達西安，中央又決定陳養山在西安情報站從事參與聯絡西北軍的工作。

陳養山再次服從組織決定，他化名陳鳴鈞，以《西北文化日報社》記者身份，從事黨在西安的抗日宣傳和統戰工作，并協助左翼作家吳奚如編輯出版由張學良出資創辦的《文化周刊》，開展參與聯絡西北軍的統戰工作，在西北軍中宣傳中共反對內戰，團結抗日主張。

西安事變后，為保持與延安的聯系，陳養山奉周恩來之命籌建“紅中通訊社西安分社”，專門負責向西安的各家報社及社會團體印發西安紅軍辦事處抄收的《紅中通訊社》的新聞和中共發布的抗日文告、宣言等。“紅中通訊社西安分社”建成后，陳養山被調入黨中央西安情報站，專門從事情報工作。為推動西北地區的抗日救亡和促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進行了大量艱苦的工作，搜集了社會各方面的重要價值情報，做出了顯著成績。

１９４０年６月，陳養山回到延安，結束了１６年的敵占區情報生涯。其間，他輾轉于武漢、上海、天津、重慶、成都、西安等地，從未被逮捕過。

在延安，他先后擔任中央社會部地方工作科科長、情報干部培訓班主任、中央黨校第七支部書記及干部科科長等職。

1944年底，經賀龍向中央提議，陳養山又調晉綏邊區工作，先后擔任中共晉綏分局調查局局長、晉綏邊區公安總局局長、中共西北局社會部部長、西安市軍管會保衛處長、西安市公安局局長等職，為肅匪反特、保衛邊區、建立和鞏固革命政權等做出了顯著成績，受到彭德懷、劉少奇、賀龍等中央領導人的贊揚。

１９４９年３月，陳養山調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社會部長，領導西北地區的情報工作，為西安解放發揮了重大作用。

新中國成立后，陳養山繼續在情報保衛戰線上戰斗，先后擔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長，南京市委常委、政法委副主任、南京市公安局局長兼南京市檢察署檢察長，改革開放后，又擔任過司法部副部長和最高檢副檢察長。

這位終身為黨的情報保衛工作嘔心瀝血的隱蔽戰線的“活化石”，也留有遺憾。

1986年他在自傳《我的一生》中寫道：

“為完成陳賡、李克農同志生前囑我為黨史提供中央特科資料的囑托，我當抓緊時間撰寫情報斗爭歷史的回憶錄，給黨留一份遺產。”

其后，他已擬定了一份共有36個題目的提綱，準備撰寫回憶錄。

合家福

遺憾的是，他接連身患胃癌、肺癌，不幸于1991年2月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