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罵人從不浪費刀子，每一刀都卡在歷史的關節 | 二湘空間

魯迅寫雜文，最絕的不是“罵”，而是“怎么罵、罵誰、什么時候罵”。世人常說魯迅毒辣，可若真去翻開《熱風》《華蓋集》《偽自由書》《南腔北調集》，你會發現他極少正面對當權者橫沖直撞，幾乎沒有文章是點名罵某個在位軍閥、某個高高在上的掌權者。他懂得刀子該放哪兒，懂得什么叫“能落刀、能見血，卻又避過兵刃交鋒的直接殺戮”。

這是魯迅最厲害的地方：罵的不是人，而是制度的泥沼；罵的不是統治者的姓名，而是統治者賴以生存的文化土壤。于是，他罵麻木的百姓、罵吃人的禮教、罵虛偽的士大夫、罵瞞和騙的知識分子。刀刀見肉，卻不至于被立即腰斬。

魯迅像 圖源網絡

《記念劉和珍君》里，他寫“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這一句看似罵國人冷漠，實則是繞開政府警察，直擊麻木本性；《狂人日記》里他寫“吃人的禮教”，罵的不是某位官員，而是整個制度賴以立身的思想根基；《阿Q正傳》里諷刺的是“精神勝利法”，一個人人皆有的自我安慰，卻恰恰是國人被奴役、被玩弄的心理基礎。罵人而不指名，罵制度卻借人性，魯迅的刀法精準到能刺痛讀者，卻讓當權者難以立刻封口。

這種技巧，還在于他對時局的精準把握。魯迅的罵，從來與權力興衰同步。

清政府在時，他罵的不是清廷，而是百姓的愚昧與麻木。因為此時清廷還在，直接罵只會喪命，于是他繞道罵“國民性”，借《吶喊》《熱風》來撕開麻木的皮。等到辛亥成功，清廷轟然倒塌，他才開始毫不客氣揭滿清的尸體腐爛，說那是“二十世紀的笑柄”。

北洋軍閥當道時，他罵軍閥嗎？少。他罵的是“革命黨人的墮落”，罵“官僚士紳的油滑”，罵“國人沉醉在酒樓茶肆里討論救國”。等北洋的墻搖柱斷，魯迅的筆尖就戳過去，說“軍閥割據，不過是土豪劣紳的翻版”。

國民政府北伐成功，他立刻把矛頭轉到軍閥和北洋余孽身上，把“舊軍閥”寫成“腐爛的尸水”。可當南京政府逐漸坐穩，他的筆又悄悄收回，不點名蔣介石，而是罵“革命者的墮落”“知識分子的犬儒”“拿自由主義當幌子的偽君子”。這并不是他不敢罵，而是他深知直接碰硬就是死路一條。真正的聰明，是“罵得長久”。

魯迅版畫 圖源網絡

日軍入侵，他轉向罵國民政府嗎？不。他罵的依舊是文化與人心——罵知識分子的搖擺，罵“拿亡國當新生活的趣味”，罵“無恥的媚外”。《死》里，他冷冷寫下“倘若我還有力氣，就要大罵”，可這罵從不點名，而是直刺那種可以被殖民者收買的靈魂。因為他知道，當外敵在場時，罵自己政權會被曲解為“通敵”，所以他罵的依然是國人文化的軟肋。

這就是魯迅的刀法：

——不和刀俎正面拼刺刀，而是剜你心里的膿。

——不罵當下最硬的權力，而是罵權力賴以存在的習慣、文化、人性。

——不在權力最盛時硬碰，而是等它氣數將盡，才冷冷下刀，補上一句“笑柄”。

魯迅懂得“時間差”的力量。北洋未倒，罵北洋就是找死；北洋一倒，再罵，既能博得正義之名，又能立刻形成共鳴。清廷未亡時罵清廷，哪怕是“咸豐年間的余孽”，都可能讓人封口；可清廷一亡，罵得越狠越暢快，還能顯得自己站在時代前沿。這不是投機，而是活下去、寫下去的方式。

這種刀法也讓魯迅的文字穿透時間。你看今天讀他的雜文，依舊能感覺到那種直抵肺腑的涼意。他罵的“麻木”“瞞和騙”“精神勝利法”，并沒有隨某個朝代、某個政權消失，反倒像寄生蟲，換個皮囊繼續活著。正因如此，他才是真正的清醒者。

魯迅 圖源網絡

而這種寫作策略，放在更大的歷史背景中看，就更有意味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口號是“德先生”和“賽先生”，可是當德先生未落地、賽先生被邊緣化時，魯迅不再喊口號，而是用雜文一篇篇把“中國人心里的奴性、麻木、媚強”剖開。他寫《燈下漫筆》說：“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所以只能眼睜睜地看人家成功。”這話看似是罵民眾，實際上在罵制度——一個制造失敗、扼殺自信的制度。可他不點明，這才是聰明。

魯迅有一句很少被人提起的話：“我所寫的，都是不平的呼喊。”這句比任何溢美之辭更能解釋他的雜文。呼喊就意味著不是冷靜的學術批評，而是有血有淚的吼叫；不平則意味著針對的不是個人恩怨，而是整個社會結構的不正。

所以，魯迅的“罵”，是一種策略：

它既是文學的罵，也是政治的罵；

既能存活于當下，又能留存于后世；

既能讓當局防不勝防，又能讓讀者心驚肉跳。

他從不浪費刀子。每一刀，都卡在歷史的關節。

作者：靉靆寂遯，閑散之人，半生已過，喜讀書，愛閑行，于文字間自省自樂。若有閑心，可隨緣造訪拙頁，與我共話浮生。服務號：靜觀澤-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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