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觀濤：中國兩次啟蒙運動與社會現代轉型的探索和未竟使命｜雙體實驗室

大家好，我是船長。

中國近現代思想轉型中，“啟蒙” 始終與 “反傳統”“西化” 緊密綁定。那么，兩次啟蒙運動的核心真的是拋棄傳統、照搬西方，其未竟的根源又是否僅在于外部環境的干擾？長久以來，五四新文化運動被簡單標簽化為 “全盤反傳統”，1980年代啟蒙則被視為對五四的單純復刻，而 “救亡壓倒啟蒙” 的論斷更成為解讀其中斷的主流認知。

但史實恰恰揭示了深層邏輯：五四并非全盤西化，前期核心是強調現代價值的普世性，批判的是中西二分的二元論意識形態，后期卻因回歸傳統一元論思維，重構了西方現代價值；1980年代啟蒙也絕非簡單回歸，而是傳統思維模式對現代價值的盲目重構，力圖通過全盤反思傳統超越五四的激進。兩次啟蒙的共同困境，不在于反傳統的程度，而在于對傳統思維模式的反思不徹底：五四打破了傳統道德內容，卻恢復了一元論結構；1980年代試圖解構這種重構，卻未能完成深耕。

由此可厘清啟蒙未竟的核心根源：中國的啟蒙從來不是 “反傳統” 與 “守傳統” 的二元對立，而是現代普世價值與中國傳統思維模式的復雜博弈。只有將傳統思維模式及現代價值的重構過程，置于理性的審視之下，才能真正突破 “未完成” 的循環，這正是兩次啟蒙留給我們的關鍵啟示，也是中國現代轉型的核心命題。

圖：豐子愷 《小松植平原，他日自參天 》

中國歷史上的兩次啟蒙運動

文/金觀濤

這是我第三次來到新加坡。第一次是1988年來參加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舉辦的儒學國際會議。第二次是十五年前去馬來西亞路過順訪。這一次最值得回味，因為正值五四運動九十周年之際，應南洋理工大學邀請，我能在《聯合早報》等機構舉辦的紀念活動上作有關新文化運動的回顧和反思。

令人感慨的是，在使用中文的地區，新加坡舉辦了如此大型的有公眾參與的“五四運動當代回想”的討論會。近二十年來，我和青峰一直在從事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的研究，其中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題目。非常高興今天有機會跟諸位匯報我們研究的一些成果，分享我們思考的一點心得。

一、何為啟蒙：九十年后的反思

雖然胡適之先生早就把新文化運動稱為中國的文藝復興，但將其定位為啟蒙運動卻相當晚。實際上，這是1980年代的事。當時，中國剛剛從文革的災難中驚醒，認識到高舉五四的科學和民主的旗幟仍是當代中國的使命。

換言之，中國知識分子終于意識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意義和18世紀法國啟蒙運動一樣，是中國社會和文化從傳統走向現代的分水嶺，于是把五四新文化運動定位為中國的啟蒙運動，并認為它是被救亡壓倒的。

今天，1980年代亦已成為了歷史。我們在中國經濟起飛而文化建設面臨普遍迷惘之際，迎來了五四運動九十周年。我想，九十年已是足夠長的時間，使我們可以對五四和新文化運動作出今日之反思。

第一個要思索的問題是：把五四新文化運動定位為啟蒙是否準確？“啟蒙”這個詞在中文里的原意是擺脫蒙昧，儒學常把一個人識字認識道德倫理的意義稱為啟蒙。后用“啟蒙”譯enlightenment，意識到它和現代性傳播的關系。在此意義上講，1980年代中國人把五四新文化運動定位于啟蒙是頗不尋常的。這是第一次從社會現代轉型而不是從道德意識形態意義來看新文化運動。

那么，什么是社會現代轉型意義上的啟蒙呢？1784年康德在《柏林月刊》上談啟蒙時曾給出一個的定義：“啟蒙就是人類擺脫自我招致的不成熟。不成熟就是不經過別人引導就不能運用自己的理智。如果不成熟的原因不是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經別人的引導就缺乏運用理智的決心與勇氣，那么這種不成熟就是自我招致的”。

請注意，康德對啟蒙的定義不僅僅是人擺脫童年的蒙昧能應用自己的理性，而且還強調人意識到自己的思想必須是獨立自主的，即有能力和勇氣不受社會和他人（歷史和現實世界的權威）意見的支配，由個人作出判斷。

這里蘊含著兩種全新的價值，一是理智（我們稱之為“科學理性”）必須是可以超越信仰和道德的，二是個人獨立。理性古已有之，但在現代性產生之前的傳統社會，理智不能獨立于信仰和道德作為判斷是非和價值的最終根據。我們把獨立于信仰和道德之理性稱為工具理性。故啟蒙首先意味著工具理性成為社會制度和行動正當性最終標準。第二點更為重要，該理智的運用不必經別人的引導，它完全是由個人獨立自主的決定，即每一個個人必須是獨立、理性而自由的。它相應著個人權利和工具理性成為社會制度和行動正當性最終根據。

圖：德拉克羅瓦《自由引導人民》

我認為，工具理性、個人權利和民族認同是現代性的三大基本價值。因此，所謂啟蒙，就是指意識到必須確立現代基本價值，或者說用現代價值反思和重新塑造人的社會生活。也就是說，社會制度必須以現代價值為根據，如果傳統價值與其不合，則應通過反思傳統確立現代價值，以建立一個全新的社會。在此意義上把新文化運動定位于啟蒙是妥切的。

正是在新文化運動中，中國出現重新審視一切價值的潮流。科學和人權（個人獨立）成為反傳統的利器，亦是檢查一切觀念和制度是否正當的標準。以往多把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旗幟定為科學與民主，我更愿意用科學與人權。因為民主之所以正當，是因為它來自于人權，即政府的權力來自于每一個個人權利的讓渡。

在五四科學與個人獨立的旗幟中，科學即科學理性，個人獨立即為康德所說擺脫自我招致的不成熟，也就是個人自由（人權）作為正當性最終標準的確立。在此以前，科學和人權（個人獨立）在中國從未成為正當性最終標準，也沒有用它們來重新檢討一切價值。

此外，正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中國出現了民族認同的新形態，中華民族觀念開始形成。當時，維護國家主權、民族獨立和爭取自由與反思傳統、重新審視一切價值并行不悖，這些觀念突破知識分子小圈子，成為動員民眾的思想潮流，掀起改造中國的社會運動。

五四新文化運動還開啟了白話文取代文言文的運動，使得白話文成為華文的主流。從此，白話文為文學、報紙在20世紀發展開辟出更廣闊的前景。從中國社會和文化的現代轉型上看，五四新文化運動確實是一次偉大的啟蒙。

二、“五四”的多面性：啟蒙和道德意識形態的重構

今天，第二個必須思索的問題是：作為啟蒙的新文化運動是否達到了它預定的目標？這涉及到如何看待1990年代至今人們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再評價。

文革結束以后，特別是近十幾年來，中國知識界在反思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時候，除了肯定其啟蒙的口號和價值外，很多學者對五四提出了嚴厲的批評，認為它開啟了激進主義思潮，令不斷革命主宰了20世紀中國。這些批評雖然和西方反思啟蒙有關，但主要的著眼點是從中國社會現代轉型的當代問題出發的，這不得不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第一個批評是五四的全盤反傳統主義。在傳統社會的現代轉型中，傳統文化雖不再是政治社會制度的正當性根據，但它往往是民族認同的基礎，在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和道德生活中仍起重要作用。

很多人認為，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全盤反傳統主義拋棄了中國傳統，以致中國文化出現傳承的斷裂。傳統道德蕩然無存，使得當今中國文化和認同出現真空，新文化運動的激進主義應對此負責。另外一個批評則是，它導致意識形態的統治和極權主義體制。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前，中國人以立憲和共和作為現代化目標，而在五四以后，革命烏托邦和黨國體制出現，憲政改革對中國大陸至今仍可望而不可及。在某種意義上講，今日中國仍陷于政治改革的困境之中，這也與五四新文化運動所帶來的問題有關系。

圖：林風眠《天晚漁舟》（局部）

針對以上批評意見，我們認為，可以用1919年為界把新文化運動分為前期和后期，需要分階段去看。其實，提倡科學和人權，主要發生在新文化運動的前期。1919年前后，隨著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反思引起的社會思潮轉向，左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壓到了自由主義。這一思想潮流勢必影響到中國。又由于巴黎和會對中國的不公，學生發起強大的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政治運動。在這種形勢下，新文化運動前期的啟蒙思潮也發生了轉向，主要是反思西方現代價值的合理性。

從思想史角度來看，1919年以后，中國知識分子開始重新審視新文化運動前期提倡的個性解放和個人自由人權、民主、科學等價值，其結果就是對這些價值實行重構，形成了中國式的現代觀念，最后由這些中國式的現代觀念整合成壓倒個人獨立的革命意識形態。

我們都知道，中國傳統社會是儒家意識形態統治，它隨著清王朝的崩潰而退出了中國政治中心，不再起到整合社會的作用。那么，1919年以后整合中國社會的意識形態又是什么呢？

我和青峰提出一個觀點，1919年后，也即在新文化運動后半期，中國完成了意識形態更替，產生了馬列主義或三民主義兩種新信仰，由這兩種信仰組建了列寧主義式的共產黨和國民黨。1920年代以后，國民革命發生，中國出現了用革命意識形態來整合社會和新道德意識形態統治、國共兩黨黨國體制的形成。今日中國社會很多問題都和這一歷史有關，因此，追溯歷史、反思五四新文化運動是完全必要的。

今天我們做五四的當代回想，就是要從以下兩個層面反思：第一、從現代性的普世價值反思五四新文化運動，這屬于哲學和應然層面；第二、要檢討五四新文化運動是否完成了啟蒙任務，這是從實然層面考察五四新文化運動，回答它為何具有令人困惑的多面性。為什么偉大啟蒙運動啟動了中國社會的整合與發展過程，同時又帶來中國社會進一步發展的困境？這兩個層面的思考都需要我們綜合哲學和歷史，把五四新文化運動放到社會現代轉型大歷史中去。

所以，我今天討論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起因、它的展開、后果以及歷史定位時，不僅把它放到中國傳統社會現代轉型的歷史中去看，而且還從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模式來檢討。唯有以這樣的反思意識和歷史眼光，才能看清楚今日中國的問題。

三、19世紀的全球化和中國第一次現代化高潮

用大歷史眼光來看，也就是從中國社會長程發展和人類傳統社會的現代轉型來看五四新文化運動，首先要糾正的是1980年代提出的“救亡壓倒啟蒙”說。1980年代知識分子把五四新文化運動稱為啟蒙之時，是因為意識到個人解放被集體主義壓倒，以及革命意識形態建立黨國所帶來的問題，這固然是很有意義的；但將此簡單地歸為啟蒙被救亡壓倒，即救亡的凸顯使得啟蒙價值在中國沒能實現，這一說法是不準確的。

1920年代中國亡國的危險并不比在這之前大。況且，何為救亡？它的本意是民族獨立，也即是建立現代民族國家。嚴格說來，五四新文化運動發生在中華民國建立之后。中華民國的建立，已意味著中國由傳統的帝國轉化為現代民族國家。實際上，新文化運動面臨的最主要問題，在當時已不再是外國勢力瓜分中國的救亡，而是中國內部的社會整合危機。而這一社會危機的產生，恰恰是由于五四前二十年社會急驟現代化造成的。

我們都知道，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中國傳統社會就開始了全球化沖擊下的現代轉型。宏觀地審視長達150年的中國現代化過程時，晚清社會的保守、腐敗以及政治改革步履維艱，給我們留下難忘的印象。

從洋務運動到戊戌變法，中國社會之所以拒絕進行社會和政治改革，這是因為從儒家政治倫理來看，西方現代經濟與政治制度是不道德的。但是，在1895年甲午戰敗，特別是1900年庚子事變后，在戰敗的巨大創痛、屈辱和亡國危機面前，清廷和廣大士大夫終于意識到不改革不行了，1901年清廷開始推行號稱新政的全面改革。

圖：薩托里奧《瘧疾》

儒學本是一種全面統合家庭、家族、社會與國家的意識形態，這時如果不作出重大調整，新政改革就沒有合法性可言。當時作法，是把儒家道德倫理限定在家族內部即私領域有效，而在公共領域大量引進西方現代價值和制度。我們將其稱為中西二分的二元論意識形態。

在這種意識形態中，儒家倫理的家國同構發生了斷裂，一方面儒家倫理作為家族制度的基礎，繼續為清廷和紳士提供統治正當性，同時作為民族認同符號；另一方面，在公共領域引進的現代價值成為制度改革的基礎，中國開始了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為目標的改革。

在人類歷史上，任何傳統社會的現代轉型，其關鍵都是圍繞著建立現代民族國家。在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過程中，通常是傳統文化或宗教退出政治領域，不再充當政治和社會制度正當性基礎，僅僅作為民族認同符號。如果這一步能順利完成，確立或學習現代價值（用它們來確立現代政治、經濟制度）并不需要反傳統。這時，反傳統的啟蒙運動不一定是社會現代轉型的前提。英國的光榮革命和日本明治維新是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而在中國，這一過程的真正發動是在五四前的二十年。在短短一二十年間，中國這樣一個龐大國家發生了巨變，結束了兩千年帝制，政治和經濟制度發生了迅速而急劇的變革，經濟也快速發展。

一百年來，中國歷史上有過兩次經濟高速成長的時期，一次是1980年代到今天，另一次就是自1900年后中西二分二元論意識形態確立到1920年代初。我們如果去看史料，會感到五四前的二十年與中國今天的狀況很相似。那也是一個迅速與世界接軌的時代，是中國GDP以雙位數增長的時期。當時沒有統計數據，無法估計GDP年增長率，但是我可以講幾個相關的事實供諸位參考。

洋務運動時期，中國的現代企業發展很緩慢，大概每年平均創辦一兩家而已；但是從1895年特別是1900年以后，這個數字以二十倍速度增長，中國當年平均每年創辦的新企業達到300家。

我們知道，GDP增長的速度和城市化成比例，其高速增長之際往往是現代城市取代傳統城市之時。中國通商口岸取代郡縣城市就是1900年以后，20世紀50、60年代中國城市的面貌，基本都是在20世紀的前二三十年奠定的。上海在1895年前只有50多萬人口，到1920年代達到300多萬人。不單是上海，北京也如此，幾乎所有現代城市都是在這二三十年間成長起來的。

當時中國各方面的進步都很迅速。19世紀末20世紀初，飛機剛發明之際，中國知識分子和工程師也在造飛機，進行試飛。1908年，中國自行設計的鐵路開通了，詹天佑就是其中著名的例子。當時因為上海的電話迅速普及，中國政府不得不建立全國性電話的章程，就像我們今天的手機普及情況一樣。更有意思的是，無線電廣播在西方是1902年以后才開始的，1908年上海就引進了，清廷不得不考慮無線電廣播應由哪個機構管轄的問題。

與經濟現代化同時展開的，是政治現代化。1905年日俄戰爭以后，清朝就以西方為現代化的榜樣，宣布預備立憲。清廷派遣大臣到西方考察，引進憲政。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華民國是亞洲的第一個共和國，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共和國。民國初年的民主共和嘗試，更是轟轟烈烈。當時有三百多個小黨、兩個大黨，都積極參政。在政治體制改革期間，曾四次修訂憲法。

但是，中國的第一次經濟高速增長和政治改革維持了不過二三十年。為什么會停下來呢？關鍵是社會高速轉型帶來了很多問題。首先是軍閥混戰、政治無序。經濟上，沿海地區高速現代化，但內地還是停留在19世紀或者更早時候的狀態，東西差距增大。經濟現代化不僅導致貧富差距懸殊，而且因資金和精英大量涌入城市，使得農村教育和社會組織空虛，基層社會紛紛解體。

中國本來是帝國，從中央政府到郡縣、再到基層鄉村社會本來是整合在一起的，紳士的城市化和城鄉差距不斷擴大，其結果是農村的解體，原有的社會整合被攔腰切斷。到1920年代，中國發生了嚴重的社會整合危機、社會的無序，導致了生產力的大幅下降，最后淪為饑餓之邦和動亂的溫床。

四、啟蒙的歷史前提：對中國式道路和社會整合危機的思考

毛澤東有一著名論斷，說中國是“一窮二白”。這個說法不完全正確，因為中國在19世紀并不窮。貧窮是第一次現代化高潮導致社會整合解體造成的。為了解決社會整合問題，國民革命和共產革命興起，以新的意識形態來實現整合社會。一直到1980年代革命意識形態衰落以后，中國經濟才開始第二次起飛。

我之所以要講這個歷史大背景，是要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作一個準確的定位。五四新文化運動并不是中國第一次引進西方現代價值。其實，在五四前二十年，現代性三大基本要素都已引進中國，無非它們被放置在中國特殊論，即中西二分的二元論意識形態框架中。

新文化運動的直接起因，是袁世凱、張勛相繼上演的復辟帝制鬧劇，這一點過去談了很多。以前忽略的是，中國在一二十年間急速的現代化并與全球化接軌后，內部造成了社會結構的斷裂，由此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問題，這時才引發了啟蒙運動。為什么這一前提如此重要呢？因為，當時經濟發展、政治改革都難以為繼，中國知識分子終于走出中國特殊論，意識到現代價值的普世性，即必須以現代普世價值再造中國。

圖：瓦普爾斯《1830年九月天》

現代社會是一個基于個人權利的契約社會，社會組織基本單元是個人而非家族。而五四前二十年，個人權利的引進和倡導只是為了捍衛國家主權的需要，它只在家族以外的公共領域有效。個人在社會上是國民，但在家族組織中仍是倫常關系的載體，是家長的奴隸。我們把這種有限度的公共空間稱為紳士公共空間，只有少數精英（家長和紳士）才有參政特權。

中國力圖建立以“家”為“私”本位的現代社會，這種社會雖然實行市場經濟和共和制度，但它們都不是以個人為主體的。這種以家為主體的現代社會構想，只有在實行儒家家庭倫理的中國才會產生，故亦可稱為中國特有的現代社會。同樣，“公理”的盛行雖意味著工具理性的引進，由于公理和私德互不相干，儒家倫理如孝道并沒有成為反思的對象，理性沒有成為重估一切價值的前提。即使是建立民族國家的文化民族主義，對其他文化的態度亦不夠開放。

五四前一二十年，中國人嘗試用這種中西二分的二元論意識形態（也可以稱其為儒學創造性轉化的一種形態），把現代價值納入中國式框架內，直到出現嚴重的社會整合危機，才大夢初醒，意識到中國特殊論必須為社會整合危機負責，從而引發更深層的思考。

長期以來，人們把新文化運動早期的反傳統、個性解放和世界主義稱為全盤西化，實際上這只是表象。更準確地說，新文化運動前期是強調現代價值的普世性，主張用它來塑造一個全新的社會，批判矛頭直指中西二分的二元論意識形態。從這個意義上說，它是一場啟蒙運動，也是對前一二十年的現代化經驗進行批判和總結。中國人終于認識到，人權和科學精神亦不應只限于公領域，現代社會的私領域也是不可以施行家長制的。

當時，胡適之批評中國沒有獨立的個人，人在社會上稱國民，但在人格和經濟上都依賴于家，是家庭倫理附屬物。陳獨秀提出吾人最后的覺悟是倫理的覺悟，主張用科學理性檢討傳統道德。這種把一切價值統統放到科學理性陽光下檢驗，正是啟蒙的基本精神，否則即使繼承傳統亦是盲目的。

新文化運動提出了科學和個人獨立這兩種基本價值，這是中國人第一次把個人權利作為社會制度正當性最終標準，也是第一次把儒家倫理放在經科學洗禮的現代常識之下檢討，讓中國人從家庭倫理約束中解放出來。在中國現代化史上，新文化運動功不可沒。

新文化運動的另一個重要貢獻，是追求民主價值的全面落實。20世紀的前一二十年，是以紳士公共空間為框架來推行共和與憲政，也即由舊紳士這類文化和社會精英充當變革主體，其后果是袁世凱的帝制復辟和社會混亂。新知識分子認識到，中國的現代化再也不能由士大夫作為變革社會的主體，主張民眾參與。

民主是少數精英壟斷和任何形式專制的對立物，提倡民主，就是要反對由儒家倫常等級所規定的家長制的不平等，反對紳士家長對政治、經濟和文化權力的壟斷，同時也必須反對作為他們文化符號的文言文。白話文被稱為文學的德謨克拉西（democracy），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另一個象征。白話文取代文言文，意味著現代價值越出士大夫精英群體向基層民眾普及，展現出新文化運動作為全民啟蒙的基本風貌。

必須充分注意，新文化運動的興起是在20世紀中國第一次現代化高潮帶來了社會整合的解體之際，它作為一場思想文化運動，必然會否定第一次現代化高潮的思想基礎，這就是反對以中西二分的二元論作為推動中國社會現代轉型的意識形態。從思想變遷的內在邏輯上講，反對二元論會導致重返一元論，而一元論恰恰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層結構。

這里，我們看到中國第一次啟蒙運動內在的自我矛盾：一方面訴諸于現代價值的普世性，但另一方面又回到道德價值一元論的思維模式。這一矛盾的產生并不以啟蒙者的主觀愿望而轉移。

在新文化運動后期，由于新知識分子不由自主地回到了中國傳統思維的一元論思想模式中，因此，自覺或不自覺地用這種思維模式對以前引進的西方現代普世價值進行改造，使它們變成中國式的現代觀念。正是由于五四新化文運動具有這一內在矛盾，也就決定了這一文化運動具有多面性，帶來了我們在第二節所講的種種問題。

五、怎樣看待全盤反傳統主義

1990年代起，中國知識界對新文化運動的反思，首先是其全盤反傳統主義。什么是全盤反傳統主義？全盤反傳統主義是一種主張必須整體性地、徹底拋棄傳統的激進思潮。它的進一步發展，會以儒家倫常的逆反價值，如革命烏托邦為新道德，直指建立革命意識形態。

為什么會有全盤反傳統主義？如前所說，新文化運動前二十年期間，中國并沒有全盤反傳統主義，其原因正是紳士階層信奉在公領域引進西方制度、私領域保留儒家倫理的中西二分的二元論，二元論的盛行使得甲午后一度勃興的革命烏托邦受到遏制。否定二元論立即引發全盤反傳統主義。

如果僅僅就思想方式來看中西二分的二元論，它是相當現代的，似乎沒有問題。舉一個例子：梁啟超的思想是中西二分二元論的代表，今天我們讀他的《新民說》，仍覺得很新鮮。在這篇名著中，梁啟超主張將公德和私德分開，即儒家倫理是好的，應該保留在私領域；但是在公共領域應推行中國人不熟悉的國民公德，應該引進西方的人權、競爭等現代價值。

圖：梁啟超雕像

梁啟超之所以可以理直氣壯地主張引進西方現代價值同時又不必反傳統，關鍵在于他放棄了中國傳統的道德價值一元論的思維模式，即儒學不再被視為一個能統攝個人道德、家庭倫理乃至于國家政治的最終合理性標準的唯一思想體系，這就是典型的中西二分二元論思想。如果撇開家族制度和家長制的內容，該思想很現代，甚至是中國當下缺乏的。那么，新文化運動批判中西二分二元論思想是不是一種退步呢？

當然不是！要知道，中西二分二元論的“私”，不是指今日私領域中的個人選擇，而是一整套家族制度。中西二分二元論在結構上雖和西方現代思想類似，但它主張在私領域保留儒家倫常，就是要在家族內部繼續維護家長制統治和紳士特權。即中西二分二元論本質上是論證家族制度和家長制正當性的觀念系統，把個人束縛在家族內部，它與個人解放和人權是背道而馳的。

正因為如此，全盤反傳統主義在當時有其必要性，否則科學和人權這些核心價值就不能突破家族的屏障落實到個人。只有在家族內部反掉了傳統家長制和倫常對人的束縛，個人才能獲得真正的解放。

但是，另一方面，從思維模式來看，中西二分二元論的形式又是現代的，否定現代思維模式，就會不由自主地回歸傳統道德一元論思維模式。梁啟超那一代人確實不簡單，為了建立現代民族國家，他們打破了中國傳統的一元論思維模式，最早把現代價值（個人權利、工具理性和文化民族主義）包容在中西二分的二元論之中，這實際上是儒學結構的現代轉型。

新文化運動的興起，正是因為新一代知識群體看到了梁啟超所代表的這種中西二分二元論支配下的少數精英推行的共和嘗試的破產，認識到不打破這種二元論，就不可能使現代價值進入家庭內部，個人也不能得到解放。這樣，在思維模式上向傳統退卻就成為不可避免的了。

和傳統思想內容不同，傳統思維模式的恢復不易從文本和口號中看出，這也是至今很少有人從這一層面來考察新文化運動的原因。為此，我和青峰通過對中國政治術語歷史語義的演變，來探討五四前后思維模式的變化。

眾所周知，儒學用“天理”代表道德秩序，“天理”是將公共領域和私領域打通的理。“公理”是中西普遍之理，而在中國中西二分二元論中，是用“公理”來論證現代社會制度正當性的，它是公共領域之理。而傳統儒學是不用“公理”一詞的。正是在新文化運動后期，“真理”取代了“公理”。而“真理”又是將私領域和公領域打通的理，其結構和“天理”相同。我們的研究證明，新文化運動后期，社會占統治地位的思維模式確實又回到傳統一元論。

正因為全盤反傳統主義具有傳統道德一元論的結構，它雖然在內容上拋棄了儒家倫理，但同時又用這種一元論思維模式把儒家的逆反價值——革命烏托邦作為新道德理想，成為中國接受西方批判現代價值的觀念系統——馬列主義的內在力量。這一切導致五四后期社會思潮的巨變，中國以俄為師，力圖建立一個超越現代社會的理想國。

因此，簡單地把全盤反傳統主義視為導致中國文化的斷裂是不準確的，因為在拋棄傳統道德內容的同時又恢復了其結構。而且把現代價值統統都納入中國傳統思想的結構，其后果是對西方現代價值的重構，變成中國式的現代思想。

一元論傳統思維模式對啟蒙價值重構的最大后果，是革命道德意識形態的形成。我和青峰專門研究過五四馬列主義和三民主義的道德論證模式，發現他們分別是程朱理學式和陸王心學式的，而毛澤東思想具有類似宋明理學第三系的隱結構。

五四后發生國民革命和共產革命，建立了黨國體制，其背后正是新道德意識形態統治。中國傳統社會是用儒家意識形態來整合的，實行儒家倫理統治。五四新文化運動把儒學反掉了，實現了意識形態更替，采用革命意識形態來整合社會。革命道德在內容上雖和儒家相反，但結構的類似使得傳統思維和行為模式會在革命和理想主義名義下泛濫，文革期間“封建帝王式專制”大復辟就是著名的例子。

相對于共和與憲政，黨國和意識形態統治是一大退步，這反映出中國現代國家的建立并沒有打破傳統超穩定結構的模式。所有這一切的背后，都是傳統思維模式在那里起作用，亦可以說是傳統一元論思維模式恢復的結果。

故我把回到傳統一元論思維模式稱之為“退一步，進兩步”。當時，退是必要的，因為不退的話，就不可能進；家長制無法顛覆，啟蒙價值不能進入家族私領域使每個人得到解放。但是，這個退同時否定掉一些可貴的價值，引發了新的問題，使得沒有經過反思的傳統思維模式成為中國當代文化的基因，這也意味著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次未完成的啟蒙。

六、“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史定位：未完成的啟蒙

為了說明啟蒙尚未完成，有必要簡單討論一下中國傳統思維模式對普世價值的重構。事實上，五四運動后期現代性三大核心價值—個人權利、工具理性和民族認同，都被重新鑄造了，其影響一直持續到今天。

個人權利作為現代社會制度正當性最終標準，意味著把個人看作組成社會的基本單位。這里必須強調的是，個人是擁有權利的“自我代表的個人”，社會則是個人之間契約的產物。

這些觀念在五四以前已經引進中國（當然只局限在公共領域），但經過道德價值一元論的重構，擁有權利的個人變成常識的個人。人權觀念的核心也發生了改變，五四后強調人必須盡義務才享有權利，而且更注重群體的權利，馬列主義甚至認為一切權利都是階級的權利。在這種條件下，社會雖然仍被視為由獨立個人組成，但組織原則主要不是通過契約和法制、而是由關系和道德意識形態來維系，個人成了建構關系（接受或拒絕道德意識形態）的個人。

這種對個人與社會的界定，投射到政治制度的正當性根據之上，特別是對民主制度想象之上，就會導致政治文化的巨變。當個人權利是社會制度正當性最終基礎時，國家主權來自國民授權，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必須首先確立國民如何組成政治共同體的大原則，這就是制訂憲法。

在民族國家中，因民族認同符號不同，可以由君主作為民族代表，亦可以由文化或國民全體作為民族象征，它們分別對應君主立憲政體和共和政體。無論是什么形式，任何建立在個人權利之上的政治制度都離不開憲政。事實亦如此，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前，追求立憲和共和是政治的核心問題。我們稱之為共和主義。

由于五四前個人權利只在公共領域有效，這種基于中西二分二元論的中國式共和主義有嚴重的缺陷。它與西方現代共和主義不同。清末民初的選舉，無論是咨議局還是國會，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基本上都是紳士。清廷在預備立憲時，是根據科舉功名和財產來制定各級選舉名額的。有政治特權的紳士在公共領域實踐代議制的同時，又維持父權制家族制度，在家族內部并無公民權和個人自由可言。

圖：吳冠中《冬日》

在此意義上，新文化運動認為家族制度妨礙健康的中國國民性之形成，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否定中西二分二元論、回到傳統一元論，個人權利被重構后，取代共和主義的新政治理念就更加遠地偏離了共和和憲政的軌道了。

從詞語上看，1919年以后，“共和”這個詞不太用了，它只保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的英譯之中，用詞上出現了“民主”取代“共和”。本來，“共和”與“民主”在現代政治中是互相補充的，“共和”強調制度建設，注重憲法和權力制衡，主張參政者的道德，而“民主”則主要立足于大眾參與和普選，兩者共同構成現代社會的憲政政治構架，缺一不可。五四以后，忽略了共和主義的注重憲法、權力制衡等意義，甚至連代議制都否定了。正因為如此，今日中國對民主的推崇，主要是大眾參與和一人一票的普選，導致中國當代民主觀念的不完備性和片面性。

事實上，個人權利一旦不是政治制度正當性最終基礎，對民主的理解必定不斷異化。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后期，民主先被等同于經濟平等和反特權，接著接受了列寧主義和“民主專政”，一直走到“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除了毛澤東絕對權威之外，反對一切權威和秩序，肆意踐踏人權，終于走向絕境。

當然，五四后中國政治實踐的主要問題，不能簡單地歸為思想觀念，但是正因為對普世人權之重構形成了中國式個人觀和權利觀念，才會出現那種數億人在忠于領袖名義下陷入對人的生命和尊嚴肆意踐踏達十年之久的文革大災難。這不得不引起深思。

與人權觀念類似，現代普世價值的另外兩個核心亦被道德一元論重鑄。五四前，“科學”取代“格致”，標志理性和終極關懷互相分離，工具理性形成。新文化運動前期，科學理性成為個人反思一切價值的基礎。但隨著中國傳統一元論思維模式對科學的重構，科學理性變成科學主義。科學和現代常識成為建構新道德意識形態的基礎。五四以后，無論是馬列主義還是三民主義，甚至自由主義，都認同科學主義。

民族認同難道不也是如此嗎？五四以前，中國文化是民族認同符號，主導著中國由帝國轉化為現代民族國家的是文化民族主義。而在新文化運動全盤反傳統主義的追求中，任何傳統文化都不再能充當民族認同符號了，關系認同取代了以儒家倫理為核心的文化認同，中華民族觀念形成。

在此，我不能詳細展開中國傳統思維模式對普世的現代價值重鑄、形成中國當代觀念過程的討論。簡單地說，就現代性引進中國，并與中國傳統文化以及思維模式融合形成中國式現代觀念而言，這本身無可非議。它是任何一個傳統社會在學習起源于西方的現代價值過程中都會發生的，也是多元現代性的體現。

但是，對于具有不同文化傳統國家在向現代轉化而言，任何一種與傳統融合形成的現代價值，都不應違背現代價值的普世性，更不能與普世價值相矛盾，而且它們必須處于理性的反思之下。

新文化運動后期特別是五四后，中國傳統一元論思維模式對現代普世價值的重構的問題在于這一過程是盲目的，這一切都沒有經過深刻的反思，亦沒有通過理性的檢討。這種盲目性恰恰是與啟蒙精神背道而馳的。

今天我們在談五四批判中西二分二元論意識形態（包括共和主義）帶來的問題時，并不是否定五四，更不是主張回到當時共和主義中去（這既不可能，又十分淺薄），而是指出，新文化運動作為中國第一次啟蒙運動，尚沒有完成自己的任務。啟蒙不僅要用理性反思傳統思想的內容，而且要把傳統思維模式以及它融合外來文明的方式，統統放到理性之光照耀下看個清楚，新文化運動只做到了第一點，至于第二層面，到今天為止，仍然是中國文化的盲點。

七、1980年代的第二次啟蒙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國民黨退守臺灣。這一年正好是五四運動三十周年。在新建立的道德意識形態中，馬列主義是強勢革命意識形態，三民主義為弱勢革命意識形態。

五四運動的三十年后，強勢意識形態控制大陸，弱勢革命意識形態在臺灣實行統治，意味著中國完成了用新意識形態來整合社會。第一次現代化高潮所導致的社會整合危機終于被克服了。但是，正因為是用道德意識形態進行統治，現代化必定是從屬于意識形態道德目標的。

我在前面講過，20世紀有兩次現代化高潮，而從1920年代后期至1980年代之前這五十年間，中國大陸經濟增長相對緩慢。這是因為帝制崩潰之后，中國要首先完成社會的整合，才可能有經濟的超增長。

1949年中國完成了社會整合，但由于實現社會整合是依靠具有革命意識形態的政黨，只要社會整合一完成，黨就必定會把去實現意識形態規定的道德目標放在首位，不斷革命、不斷擴大社會動員的規模；只有到發現烏托邦的虛幻、革命意識形態解構，社會現代轉型和現代化的目標才會再次凸顯出來。

我不知道各位是否有去中國的經驗。上個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我在中國旅行的時候所看到的鄉村、城市面貌基本是不變的。就以我的故鄉杭州為例，我出生的時候，杭州大概是六十萬人口，到了1980年代初，杭州還是六七十萬人口，基本沒有改變。當時城市格局包括街道、人口規模，都是在20世紀初期的第一次現代化高潮期奠定的。五十年間，雖然經濟發展緩慢，革命和意識形態的展開卻驚心動魄。

圖：梵高《第一步（臨摹米勒）》

就中國大陸而言，1949年至1978年的歷史，實為毛澤東思想的展開，它可以用革命意識形態和社會的互動來概括，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思想解構。隨著文革災難的結束，中國人才再一次回到未完成的現代化事業中來。文革災難也使知識分子意識到啟蒙沒有完成，所以1980年代從反思文革痛苦經驗開始，中國出現了第二次啟蒙運動。

今天，對1980年代中國思潮的研究指出，有體制內的思想解放運動和民間知識團體的啟蒙運動。我們認為，不論是怎樣劃分，有一點是很明確的，正是在那一時期，不分官民，全社會都認識到啟蒙、也即現代普世價值對社會現代轉型的重要性。在這一背景下，五四新文化運動被正式定位為中國的啟蒙運動。

正因為1980年代知識分子和五四青年一樣，高舉科學、民主的旗幟，反對現代迷信，反思傳統，這使得有的人認為1980年代只是回到五四，并沒有超越五四，即仍具有五四科學主義和全盤反傳統主義的弊病。這種看法是不對的，完全誤解了第二次啟蒙。

如前所說，第二次啟蒙運動的任務，應該是進一步完成第一次啟蒙未竟的事業，特別是對五四的盲點，即中國傳統思維模式對普世的現代價值的重構進行反思。事實上，在這一方面，1980年代的第二次啟蒙是相當自覺的。

知識分子開始思索：為什么作為五四全盤反傳統結果的當代文化，居然仍具有傳統的結構？它要回答的恰恰是第一次啟蒙的盲點：追問意識形態更替的原因，以及一元論思維模式對普世現代價值重構造成的問題。

把1980年代的反傳統等同于全盤反傳統主義顯然是錯誤的，道理很簡單，五四的全盤反傳統主義指向革命烏托邦和新道德意識形態，而1980年代的反傳統卻批判革命烏托邦，并解構道德意識形態。

以往，中國人對民族的愛只能用贊美之詞來表達，而用批判和反思來表達的愛才是現代的態度。只有具備了真正的啟蒙精神，中國知識分子才可以做到這一點。

1980年代是了不起的。我把這第二次啟蒙在中國的出現，以及在中華文化圈取得的廣泛的影響，看成是中國文化正在超越五四的標志。這也可以進一步說明1980年第二次啟蒙和第一次啟蒙的關系，即1980年代的反傳統是力圖超越五四的全盤反傳統主義，可以稱為全盤反思傳統。

八、中國人肩上的文化重任

最后，我想用啟蒙運動和經濟發展的關系來作為總結。今日中國經濟的起飛使所有社會學家感到困惑。人們難以想象一個像中國這樣的大國，其持續三十年雙位數增長的動力從哪里來。然而，凡是對中國有實感的人都知道，經濟起飛和數億農民從舊體制中解放出來有關，也與1980年代啟蒙有某種關系。

今天，推動中國經濟及各種事業的骨干力量，都是反思文革、經過1980年代啟蒙洗禮的一代。如果沒有對文革進行反思，沒有1980年代的啟蒙運動，我們不可能想象今天中國經濟這種引起全人類關注的高速增長。

而我則想把這一觀察推到宏觀的歷史視野。在近代史上，經濟起飛的前提，從來都與傳統社會的現代轉型相關聯，中國也不例外。從1900年開始，中國從帝國轉化為現代民族國家的社會現代轉型，就是和現代經濟高速增長同步發生的。但是，隨著第一次現代化高潮導致社會整合危機，經濟發展必定趨于遲緩。

第一次啟蒙運動全面引進普世的現代價值，并將其貫徹到一切領域，而批判并拋棄了中國式的現代意識——中西二分的二元論意識形態，為中國社會進一步發展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礎。但是，正因為五四后是用革命意識形態來進行社會整合的，只有到社會整合完成、特別是革命烏托邦解構后，那些有利于推動經濟起飛的各種新價值才能顯現出意義，故第二次經濟高速增長被推后了五十年。

難道我們可以想象，如果中國人還被束縛在家族制度中、只是倫常關系的載體，經濟會有今天的成就嗎？中國高素質的工程技術人員、工人，以及普遍的技術發明（甚至最偏遠地區的農民都知道科學種田），不正是科學深入人心的結果嗎？

毫無疑問，正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確立的常識個人主義，才是推動今日市場經濟的內在動力。而作為各級干部指導思想的唯生產力論，恰恰是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解構的產物。也就是說，革命意識形態的解構，終于使得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形成的中國式現代觀念從革命烏托邦的道德引力場中擺脫出來，成為推動經濟起飛的力量。

圖：莫奈《日出》

同樣，在經濟取得高速增長的同時，中國人苦于政治改革步履維艱，這不也正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重鑄而成的中國式現代觀念帶來的嗎？大多數中國人仍不知道民主的基礎是人權，把現代社會理解為關系共同體而不是法制下的契約社會。

思想史研究則表明，這恰恰是中國傳統思維模式對普世人權重塑造成的一個結果。而對民主認識和實踐的局限，亦與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共和主義的否定以及對民主的重構有關。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形成的中華民族認同，至今在相當多的部分仍是盲目的。例如：該認同對應的民族國家應是何種形態？它是不是與傳統大一統帝國同構的意識形態主宰的國家？這一切都沒有認真地反思過。

我們必須意識到，中國式現代觀念是經過中國傳統思維模式重塑的，它們雖然有多元現代性的成分，但也隱含著中國傳統社會超穩定系統的基因。過去三十年經濟的發展，主要是依靠革命意識形態解構后對生產力的逐步解放，并沒有作出理性的反思，這是很危險的。

因為，不確立新的觀念，新的政治體制就不能建立；這樣不可遏制的腐敗正在侵蝕基于黨國體制的社會整合構架，舊的大廈總有一天要倒塌。人們可能會再一次感受到超穩定系統治亂循環的陰影。

在此意義上，歷史向中國文明提出的第二次啟蒙的任務是不可逾越的，它至今仍是中國文化建設的核心工作。也就是說，中國社會的現代化，中國文化的現代轉型，還是一個需要啟蒙運動來激發、推動的過程。150年來曾有那么多人用生命和畢生精力推動的中國社會和文化的現代轉型，仍是新一代人必須前仆后繼的事業。

1980年代的啟蒙運動，實際上不到十年，五四新文化運動也是十年左右。可見兩次啟蒙運動在中華民族思想成熟的歷程中時間之短暫。今天，在這一物欲橫流、思想已變得可有可無的時代，再談啟蒙似乎是可笑而不識時務。但我仍然強調，思想者應去做孤獨的探索和堅持，這也是在思想寒風吹襲時代的知識分子對自己責任的自覺。

謝謝大家！

本文系2009年5月2日在南洋理工大學中華語言文化中心、南洋大學畢業生協會、新加坡《聯合早報》與新加坡怡和軒俱樂部聯合舉辦的“五四運動的當代回想”專題演講暨研討會上的主題發言稿。為便于閱讀，部分段落做了拆分和刪減，推文標題為編者所擬，學術討論請以原文為準。文中部分配圖來源于網絡，如有侵權請聯系公眾號后臺刪除。

內容編校：舒婷

編發 審定：船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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